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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西方人赴台动机和在台生活状况探究分析

  2020-08-31    325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近代赴台西方人虽将台湾形象呈现给西方,但其自身在台生活情况却较为艰辛。他们除需克服在台衣食住行方面的诸多不便外,还需面对恶劣的天气环境及迥然不同的文化环境。然而,长期的思想观念差异及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使西方人将赴台调查作为一种非理智化的使命,并获得当时西方教育体系的加持。此外,台湾独特的战略地位也成为推进这一趋势的重要力量。

  • 关键词:
  • 世界史
  • 中西文化观
  • 台湾形象
  • 生活状况
  • 西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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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台西方人作为文化学视阈下的“他者”,对于19世纪的台湾风物、城镇村庄、人种族群等充满着好奇,他们在接受大量且烦杂的身体感受信息时,将这些感受以特定秩序分类罗列,并加以诠释。这一“他者”所映射的晚清台湾文化景观固然使特殊时期台湾的近代化历程更为全面生动,但赴台西方人自身的生活状态却常被忽略。一方面,西方人常着眼于对台湾各层面的描述,而对自身的生存状况或境遇有所忽略。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受信仰教育的灌输,西方人往往因其特殊的赴台动机而将自身的生存需求降至最低。即便如此,但不可否认的是,当近代西方人以一种几近陌生的方式与台湾进行互动交流时,其本身的自我感受也应是其所构建的“台湾印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所包含的好奇、鄙夷、困苦、惆怅等真实感受,也自成19世纪台湾风貌的侧面展现。通过历史文献学的考察,勉力呈现近代西方人在台生活的真实状况,并进一步对其赴台动机进行微观与宏观层面的审视和考察,以期对近代赴台西方人有更深刻的体认。


一、近代西方人的赴台动机


19世纪中叶以降,随着《中法条约》等一系列条约的签订,西方人赴台难度较先前有所降低。同时,“东方热”在西方的不断升温,也为西方人赴台提供了较充盈的物质条件。虽然西方人在台真实生活状况较为艰苦,但“赴台热”依旧不减。这一方面与台湾的特殊情形不无关系,另一方面也与西方人的群体性特征及当时西方的整体环境有关。归纳来看,大致有以下四点:

第一,台湾特殊的战略地位。我国台湾地区东濒太平洋,南临巴士海峡,西隔台湾海峡,是南亚与东北亚交通的结点。尤其是澎湖列岛之分布,犹如一个向西南张开的马蹄,中有马公港,为对外海上交通的大门,因此多受觊觎。19世纪后,随着全球经济贸易体系的建立与完善,西方国家对台湾虎视眈眈,不断觊觎这座东方宝岛。如佩里便希望美国政府尽快着手将其霸占,并建设成美国在远东的海军基地。[1](P177)

同时,台湾矿产资源丰富,必麒麟曾记录“琅峤、打狗、台湾府等地发现金矿,石英,铅、银矿等在其他地方也不少。北部的煤、硫磺和石油很多,内地高山里,泥板岩和石板是主要的特产。”他还提及硫磺,称“整座岛上有无数的硫磺泉”[2]](P62),并对经济作物樟脑进行介绍,“樟脑是从樟树提炼出来的,并有买卖活动,以中国国内的生意最为活络。”[2](P64)佩里也鼓吹“岛上丰富的自然资源,例如米、糖、樟脑、硫磺、硬木等,可成为美国商业与贸易的潜在来源。”[1](P177)

台湾特殊的地理环境、丰富的自然矿产资源,使其成为西方势力在远东的良好据点和全面的资源补给站。因此,台湾的客观条件便成为西方人来台考察甚至常驻的最直接因素。

第二,19世纪西方人所持思想观念。众所周知,不同的文化背景会影响整体社会的价值观,而整体社会的价值观又会影响社会中个体的观念,个体的观念反过来也会影响其所在社会的文化背景,三者形成一个循环,互相影响,互相牵制。

首先是当时西方的信仰体系为当时部分西方人提供了必要的精神动力。毋庸讳言,西方文明的主要支撑是以基督教为主的主要神学体系。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重建了西方宗教秩序,“因信称义”、“君权神授”等思想被广泛接受,人的活动得以脱离神学,从而蓬勃地展开。而后新教教会制度的建立一方面使西方国家从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摆脱罗马教廷的控制,为近代民族国家的发展开拓了道路;另一方面也为19世纪东西形象构建的互动提供了基本范式,即西方社会通过在物质上支持西方人前往东方的方式,获得其所建构的“东方印象”,并利用信息的不对称性攫取利益。鉴于此,西方信仰体系在历经变革后,已然成为西方人走向世界的重要物质保障和推动力量。尤其是台湾作为远东重地,往往被西方社会赋予经济之外的其他复杂属性,更是成为西方人优先关注的目标。

另一方面,唯物主义思潮的泛滥也从方法论的角度为西方人赴台提供支撑。康德的唯物主义被誉为“从哥白尼以来天文学取得的最大进步”,[3](P54)但这为当时的西方世界提供了一套对外殖民扩张的理论依据,即:既然聪明是先天的,人的知识和才能是有巨大差异的,那么“先进的”西方人有足够的理由来协助“落后的”东方人来治理。

应该说,藉由16世纪开始基督教文化的持续变革,西方信仰体系从一种内敛的、模式化的宗教体系向外向的、积极扩张的体系转变。“上帝人马”的本能、先验论的实践及东方的强力诱惑,都使西方人摒弃对陌生环境的恐惧,积极前往台湾。在台衣食住行上的不便及恶劣的自然条件,都被他们视为考验而积极克服。

第三,19世纪西方人所持文化观。不可否认的是,在19世纪“西强东弱”的大格局下,地理环境的优越会逐渐促成文化上的优越感,欧洲中心主义便籍此诞生,并对赴台西方人的具体行动产生了极大影响。欧洲中心主义是黑格尔在康德的哲学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其一方面对西方有着极高的评价,称德意志人可“让思维自由地在内部进行活动”,称希腊、意大利为“世界历史的舞台”,将地中海称为“世界历史的中心”。[4](P257)另一方面,其对东方进行无情的贬低,将中华民族刻画为全然缺乏自由理想意识的民族。这与主观上的民族偏见与形而上的世界观有关,也与客观上当时西方所存中国研究资料匮乏不无干系。

同时,19世纪欧洲中心主义的泛滥,又反过来给予了“西强东弱”、“西优东劣”足够的理论支撑。赴台西方人们理所应当地将台湾当作其理论转向实践的实验场所,并将台湾的落后画面不断通过文字向西方传达,维持这一循环的有效进行。

第四,19世纪西方人所受教育体系。由于赴台任务艰巨,当时的赴台西方人需要一定的知识储备。完善的教育体系也西方人赴台提供了有利条件。这一教育体系主要有两种,其不仅对西方人“台湾印象”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且决定了西方势力在台湾的发展模式。

首先是西方长期的信仰教育。这种教育鼓励学生“在苏格拉底伦理的起点上,完成他未能完成的任务。”[5](P107)同时也提供基本的通识教育,包括基础医疗知识、语言文学等。虽然这是为完成任务之手段,但却在客观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如在台西方人马雅各、马偕等均深谙医疗传教之功用。马雅各是一名医疗传教士,马偕则以替人拔牙解除痛苦而闻名当地。在1865年至1940年间,有34位英国长老教会宣教士赴台宣教,其中大多在台从事医疗和教育工作。[6](P31-P32)这也反映出西方信仰教育中的务实成分对西方人赴台的重要作用。

其次是西方近代化的大学教育。中世纪的大学一部分由主教大学脱胎而成,另一部分则由学生自治行会发展而来,并逐渐形成以独立为核心的“大学思维”,为自然科学的盛行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大学虽然存在的时间超过了任何形式的政府,任何传统、法律的变革和科学思想,但却大多能秉持务实观念与时俱进。因此,在受过大学体系教育的赴台西方人眼中,“人”成了更为核心的关键因素。同时,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功利主义、实证主义等政治观念也为在台西方人提供诸多保护。如1868年樟脑战争爆发后,英国商人必麒麟因为协助母国对华发动战争,因此受到当地政府的追捕。面对此况,必麒麟充分运用其政治学思维来“保护”自己,试图逃脱应有制裁。在面见知县的过程中,他一方面以相关条约内容来劝说当地政府停止对其的抓捕行动,一方面又试图贿赂官员,意图以私情逃脱。当地知县甚至提醒他“我也不想伤害你,你自己多加小心。”[2](P64)

正是在以上四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近代西方人能够义无反顾地前往台湾。他们将台湾作为一把打开东方的钥匙,并沉迷其中。而他们在台真实生活状况,亦籍由文本记录呈现。


二、近代西方人在台生活状况


1. 衣食住行:生活差异的显现

虽然1860年《天津条约》签订后,西方人前往台湾考察旅行的压力不断减小,基本人身安全得到保障,但他们大多在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保障方面遭遇巨大挑战,这迫使他们做出改变、适应环境。万巴德(Dr.PatrickManson)曾抱怨道:“新上岸的人很晚就寝,吃、喝、吸烟一如在欧洲;老一辈的移民在适当的时候就上床,吃、喝、吸烟都很节制。渐渐地,新上岸的人得到一些严厉教训,对阳光、雨和风都很小心,穿衣以御寒,生活饮食有所节制,这是沼泽地区的一种教育。”[7](P102)他不断提醒赴台西方人要注意自身生理、心理上对岛屿环境的适应,因为“适应新环境以大的尺度来说意味着经验、教育,不仅仅是个人生理上的适应,也是他的习惯明智的适应。”[7](P103)

在穿着方面,西方人很快意识到当地中式服装与草鞋是在台出行跋涉的更优选择。史帝瑞(J.B.Steere)便发现“像苦力那样穿上草编的凉鞋是个好主意,而且我们还在凉鞋里穿上长袜,这样一来就不怕被凉鞋的草绳磨痛脚了。草鞋又轻又透气,行走在经常得涉过河流和小溪的山区,果然特别好用。我们也学汉人穿上宽松的中式上衣和裤子,虽然大部分在中国的欧洲人都把他们当作睡衣来使用,但它们更适合穿上跋山涉水。”[8](P49)这就说明,中式凉鞋与中式衣裤等概念及认知性上的“外物”,在经过西方人自身判断的内化后,成为“己物”,并同时建立起自身在台的生活经验。这一穿着方面的“在地化”,是西方人为了在台生存所必须经历的过程。

在食物方面,西方人不仅面临着饮食习惯的巨大改变,且常遭遇食物的卫生及短缺问题。史帝瑞在探访埔社以东先住民族群时,便目睹当地烹煮食物的过程:“他们起了火,把一个宽浅的铸铁平底锅放在火上,煮米饭与芋头给我们做晚餐。汉人仆人说,即使饥饿已战胜味觉,不奢望干净等精致的感受,但如果想吃的话,最好别看烹煮过程。在围站着等待那糊状物煮熟时,我们发现身上爬满跳蚤,是从狗身上和四周的旧干草来的……等待晚饭,他们把饭拿过来给我们。就用煮饭的铁锅盛饭和芋头,分量不少。尽管没有桌子,我们还是好好享用了一顿。”[9](P108)而在战争时期,食物短缺的情况更甚。另外,中西食物的口味亦有较大不同。如汤姆逊(JohnThomson)在与马雅各(JamesL.Maxwell)结伴在台旅行时,他“躺在一张篾子上休息,而且马上就睡着了,但后来却被一阵弥漫在屋内的臭气熏醒。”[10](P64)原来是当地平埔族人正在制作珍贵的腌萝卜所致,这令他十分不适。尽管是出于好意,但这种饮食文化上的差异却并不一定能带来善意,常被视为暂时的忍让与妥协,如汤姆逊坚持“在旅途中,我给自己定下一个规矩,要尽量靠当地最容易买到的食物来过活。”[10](P64)

西方人饮食的不便还体现在无法适应中式餐具上。史帝瑞在澎湖地区进行物种采集时,便因未带刀叉而难以使用筷子进食,这给他带来了很多困扰:“有好几天我都用一个小小的汤匙进食,因为我不会用筷子。全岛没有任何刀叉。幸好在我快饿死,吃法已快要变成‘野蛮人’的时候,一艘中国炮舰驶入港口,我向舰员借用了刀叉,这才能吃东西。”[9](P108)当然,史帝瑞的这番描述颇有一番文化优越论的影子。在面对新的环境时,史帝瑞并未试图通过在地化来加深对当地的了解,反而以刀叉代表的西方餐具文化为荣,并展现出“宁死不屈”的高姿态,宁做“野蛮人”也不接受以筷子为代表的中国餐具文化。

以上都说明,当时赴台西方人在食物采集、烹调,餐具使用等方面均展现出较为明显的不适应性,这种不适应一方面表现在对当地食物的接受程度低,另一方面也体现在对西式餐饮文化的遵从与坚持上。

在居住环境上,西方人亦对当地住宿环境产生了强烈的不适。这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当地建筑功能分区的缺失。功能分区即指将空间按不同功能要求进行分类,以便建筑多样功能的实现,包括主与次、内与外、清与污等。但在当时的台湾,要实现这一分区却十分困难。汤姆逊在甲仙埔的住处狭小简陋,更令其难以忍受的是浓厚的烟直熏卧室:“这些平埔族人非常希望我们住的舒服些,便用芦苇生起一大团火供我们的仆人煮饭,然而从他们生火的位置,浓烟却源源不绝地向我们休息的地方扑来。毫无疑问的,他们一定从没想过这浓烟有多么恼人。”这一厨房与卧室的“连结”使得汤姆逊只能祈求“希望老鼠夜里能在这大箱子中找到合适的栖身之处,不要来打扰我们的睡眠。”[10](P65)

事实上,如此恶劣的居住条件是当时台湾地区疾病多发的重要因素,并以此形成每况愈下的恶性循环。因为“腐败物质和垃圾所散发出来的有害臭味是造成疾病产生的原因,接触或吸入这些气体就会罹病。”[11](P63)对当时的西方人而言,他们需要在住处时刻保持空气流通,并远离各类细菌传染源。对居住环境日常性的抱怨逐步转化为台湾的一个特有符号,因为“空间狭小隐含着有毒气体无法排除等概念,引发西方人的健康顾虑”[11](P70),由此带来的落后、肮脏感使得台湾在西方世界中的整体形象被贴上了不健康、不干净的标签。虽然在部分西方人看来,旅人在新的生活环境中需要改变惯有生活形态,并常进行自我安慰,但效果寥寥。

在出行方面,台湾的道路交通情况十分堪忧。如汤姆逊在匏仔寮村见到一座竹桥:“整座桥由两根竹竿组成,架在河两岸,桥身距离水面有十二英尺,河水深度足以溺死巨汉。”当地人如履平地,“土著们像走钢丝特技表演似的轻松穿过,只用抗的东西来保持身体平衡”,但对西方人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挑战,汤姆逊“先把草鞋弄湿以增加弹性,然后张开双臂,脚步呈现八字型,像杂技演员般的走过去。”[10](P56)通过汤姆逊的描述可知,在当时台湾广袤的平原山区交界,简陋的竹桥已成为当地住民可靠的往来联络设施,这也说明当时该地的道路情况十分落后。而西方人对这一状况的不适应尤为明显。当然,这种不适应除了现实的困难外,还带有明显的双重特点:其一,这是西方文明在遭遇台湾本土文明时,因必须淡化自我文明强度、服膺于先住民文明而产生的恐慌。其二,汤姆森颇为无奈地从竹桥的观察者向体验者转变,其记叙风格的变化生动反映出西方人在受困于现实环境时的真实心理状态。

当时西方人使用的交通工具亦极其简陋。台湾西部滩涂作为西方人登台的重要区域,沙厚地软,行走多有不便,同时沙泥淤积导致港口深度不足,轮船无法靠岸。因此当地人所使用的竹筏便成为解决这“最后一里路”的关键,只要有大船靠岸,场面便颇为壮观:“无数的小帆船从一片繁茂的树林中冒出来,立刻吸引了到达者的注意,这些轻舟愉快地驶向巨轮。”[7](P62)汤姆逊则详细记载了竹筏的结构,并对其进行夸赞:“穿越这些浅滩并不是件容易的差事,至少在海面汹涌时是如此……我们乘坐用大竹竿绑成的竹筏上岸,竹竿先用火烤成凹型,再用藤条将竹竿绑在一起。一块结实的木板固定在竹筏中央用以支撑桅杆,杆上则有一面大席帆。整个竹筏的设计没有用到任何钉子,而这竹筏最奇特的一点,就是乘客坐的地方不过是个大桶。”[10](P40)这虽然反映出当时台湾环境之恶劣,却真实反映了当地居民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勇气与智慧。

西方人对在台衣食住行的描述,更为真实地反映了这一群体的生活状态。与原有生存环境所存在的巨大落差,使其被迫地进行积极的在地化尝试。这使得西方人不再是台湾的审视者,而是台湾真实生活的体验者。

2. 疾病横行:难以适应的当地环境

疾病同样使得赴台西方人苦不堪言。在十九世纪的台湾进行长途旅行,常常会受到诸如向导、路况、天气等的干扰与制约,并迫使旅途中断,而路途补给休息站的缺失等也会增加罹患疾病的概率。同样,狭小的空间也会使西方人在健康方面面临较大威胁。西方人最常见的疾病便是热病。如汤姆逊在与马雅各一同返回六龟里时曾抱怨“我感到极度疲劳,好想躺下来睡觉……但是我们完全没有时间,因为除了要花上一整天拍摄外,还须在天黑前赶二、三十英里路,所以一刻都没歇着。”[10](P76)果然,很快马雅各便病倒了:“马雅各医生感觉身体非常不舒服,不得不躺在灌木丛的树荫下。在这个地方,方圆数里内都取不到一滴干净的水。我给了他一剂奎宁和铁,一个小时后我们又可以再次上路。”[10](P78)

疟疾(赤痢)也是西方人易患的疾病之一。马偕将疟疾称为台湾“最恶毒,也是最普遍,人们最害怕的疾病。”[12](P300)英国外交官必麒麟在1866年考察先住民地区期间便罹患赤痢,险些殒命。当时当地雨和冰雹不断,气温直降,再加上潮湿衣服所带来的不适感,使得必麒麟患上赤痢。而后由于病的较重而不得不“赶到六龟里吃药治疗”[2](P219),最终才转危为安。马偕对此病进行过科学的解释,他认为此病的真正原因是由有机质的腐烂引起,而“病重程度则因病人的体质、气候及周遭环境而异”[12](P301)。他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法:“先服用足药草和蒲公英做的药丸,然后经常使用奎宁剂。接着,如果需要的话,再用过氯酸铁。我总是坚持要求病人吃流质食物、做运动,并呼吸新鲜空气。”[12](P302)可见,西方人对此病多无可奈何。

由上观之,近代西方人在台生活情况呈现较为艰苦、困顿。在衣食住行方面,他们除需克服中西生活方式的必然差异外,还需正视台湾较低的社会生产力。而台湾长期湿热多雨的天气以及随之而来的疾病等,更是西方人在台生活的巨大挑战。然而即便如此,自1860年始,越来越多的西方人依旧义无反顾地来到台湾,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二次西方人来华热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运用自身所受专业知识教育,克服在台生活的艰困状况,将19世纪台湾的真实情况呈现在西方社会面前。

综上可知,虽然1865年后西方人赴台客观环境有所改善,但在衣食住行上均难以适应,同时易饱受当地气候环境及疾病的困扰。然而,台湾自身特殊的战略位置、西方人的思想观念及文化观、西方人所受教育理念使19世纪西方人毅然决然地走向这座远东岛屿。虽然受当时西方中心主义思潮的影响,他们在岛内的活动动机多带有较浓的政治及宗教色彩,但客观而言,近代赴台西方人以文本、图片等为媒介,促进了当时“台湾印象”在西方的呈现与表达,也为台湾地区的近代化转型奠定了一定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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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田冠浩,袁立国.重建现代性的三次浪潮[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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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加]马偕.福尔摩沙纪事——马偕台湾回忆录[M].林晚生,译.郑仰恩,校注.台北:前卫出版社,2007.


卞梁,连晨曦.近代西方人赴台动机及在台生活状况研究[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07):24-27.

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晚清台湾近代化转型与社会变迁研究(19CZS037);福建省社科基地重大项目:妈祖文化与区域文化生态变迁研究(FJ2018JDZ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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