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1日，日本从“平成”时代进入“令和”时代，开启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从1989年到2019年，所谓的平成时代经过了三十年的时光。一般认为，这是一个和平的年代。明仁天皇在2018年12月23日，即其85岁生日之际，总结说：“平成作为一个没有战争的时代，令人心安。”[1]不过，和平的表象之下，实际上暗流涌动。

平成虽然只是天皇的年号，但巧合的是，作为一个历史阶段，它也是日本经济、社会、政治等发生深刻变动的时代，是重塑战后日本秩序的时代。有的学者主张将近代以来的日本历史分为三个时期，即1872-1945年，为帝国时期；1945年到1980年代，为战后时期；1990年代以后，为当代时期[2]718。这说明，平成时期不仅仅是天皇换了人，而且在更重要的方面有所不同，呈现出一些重要的趋势和动向。

政治自然是重要的一个方面。昭和时代的谢幕、平成时代的开启，伴随着国际上的重大变动，例如柏林墙倒塌，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其结果就是国际共运遭受巨大挫折，西方意识形态一时风光无两。在国际变局的影响下，日本国内左翼意识形态衰落，建立在冷战基础之上的“五五年体制”垮塌，战后政治结构瓦解。在所谓“政治改革”口号下，日本政界开始重新洗牌，局面混沌；但方向性十分清晰，这就是右倾化。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右翼势力主动、积极地参与到政治重构的进程中，在改变日本政治生态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如果说，战后的昭和时代，左翼进步势力塑造了日本社会的主要特征，那么，平成时代，则似乎是右翼势力牵引着日本社会的方向。在某种意义上，这也可以说是对于昭和时代的“反动”。从这样的认识出发，可以发现，平成时期日本右翼势力凸显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动向和特点。其一，隐性右翼向显性右翼的转化。其二，网络右翼的出现和活跃。其三，右翼势力进入权力中枢，右翼思想政策化。应该说，这是认识平成时代的锁钥，也是把握日本未来发展的关键。鉴于国内学界尚没有相关的系统性阐述，本文拟就这个问题进行一些粗浅的梳理和分析。

一、隐性右翼走向显性右翼

平成时期日本右翼势力的第一个重大动向，就是一批原来的隐性右翼撕下伪装，粉墨登台，堂而皇之地宣传右翼观点和主张。

有学者认为，日本的右翼阵营由以下三个部分组成。其一，占据多数的右翼压力团体；其二，小规模的右翼行动团体；其三，在大众传媒上进行宣传的右翼知识分子[3]200。第一类和第二类右翼团体，乃是战后日本社会长期存在的现象，具有历史的连续性，在此不论。关于第三类右翼，仅仅限定为右翼知识分子似乎不太准确，或者说，不够全面。严格来说，这类右翼处于社会的上层，既包括右翼知识分子，还包括右翼政治家，乃至一些右翼经济界人士。在一定程度上，他们似乎是平成时代的“产物”。

为什么这么说呢？在昭和时代，这些上层右翼，虽然具有右翼意识，但因为各种社会条件的限制，他们的右翼身份是不公开的，或者是半公开的，他们的言行是低调的。这里，姑且称之为“隐性右翼”。不过，平成时代之后，确切地说，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这些右翼分子开始组织化，公开化，不再避讳自己的身份，开始宣传、炫耀自己的思想观点。如是，“隐性右翼”逐步转化为“显性右翼”。

首先，右翼政治家公开宣传右翼观点，高调对抗中间势力和左翼势力。

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重要的过渡期，处于这种历史变动期的前夜。有学者认为，日本的右倾化始于中曾根当政时期，其时“日本政治逐步右倾化，作为一种可以客观观察到的事实，在某种程度上是众所周知的吧”[4]7。但实际上，中曾根在认识到参拜靖国神社的严重后果之后，便改弦更张，不再参拜。并且，在中曾根之后，日本官方的历史认识，依然持续地得到了程度不同的改善。例如，作为正式的官方态度，1993年的河野谈话、1995年的村山谈话等都显示出日本政府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正确态度和良好倾向。

同时，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前期，一些右翼政治家在历史问题上大放厥词———舆论称之为“失言”或者“暴言”———而被迫辞职。例如中曾根时期的藤尾正行，竹下登时期的奥野诚亮，羽田孜时期的永野茂门，村山富市时期的樱井新和江藤隆美等等。这一方面说明，右翼政治家已经蠢蠢欲动，准备摧毁战后的历史认识框架；但另一方面也说明，右翼价值观尚不为当时的日本社会所容许。

比较清晰而明确的变化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这个时候，右翼政治家结成各种团体，公开地在历史问题上发难，开始形成一种所谓的“历史修正主义”思潮。“随着战后五十周年亦即1995年的临近，更加组织化的历史修正主义动向出现了。”[4]107例如，一些自民党议员成立了“历史研究委员会”（众议院76人，参议院29人），并挑衅性地于1995年8月15日出版《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大肆鼓吹“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和“自存自卫战争论”，在日本社会造成了很大的骚动。

1997年1月，右翼学者西尾干二和藤冈信胜成立“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在同年3月举办所谓的研讨会，主题是“超越‘自虐史观’”，其中有多名政治家参加。同年2月，以中川昭一为代表、安倍晋三为事务局长的“思考日本前途与历史教育年轻议员之会”（教科书议员联盟）成立。同年5月，右翼团体“守卫日本国民会议”和“守卫日本之会”合并，成立“日本会议”，同时成立了“日本会议国会议员恳谈会”。

进入新世纪之后，上述趋势愈演愈烈。小泉纯一郎当选日本首相之后，非常执拗地参拜靖国神社，分别于2001年8月13日、2002年4月21日、2003年1月14日、2004年1月1日、2005年10月17日、2006年8月15日六次参拜，公然挑衅中韩等国人民，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其后，安倍晋三、麻生太郎都是以强硬的右翼言论获得支持，当选首相。这个时候，已经可以观察到下述变化：尽管首相的言行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但右翼言论不仅不会成为从政的障碍，反而会成为从政的资本。这并非不可理解，因为从历史认识问题来看，已经“不能无视这样的事实：历史修正主义的政治家如今已经是自民党的主流，在其他政党中也为数不少。”[4]2可以说，随着日本政坛的分化组合，右翼政治家逐渐占据主流，获得优势。

其次，右翼知识分子日趋活跃，更加狭隘、偏激，更具攻击性。

右翼知识分子20世纪80年代之前，表现得较为低调和克制。但是，进入90年代之后，他们以右翼报纸、刊物为据点，右翼观点激进、露骨。

以右翼学者渡部升一为例，其变化就十分明显。1982年，他在《诸君！》10月号上发表文章，题目是《万犬吠空的教科书问题》。这虽然是攻击左翼力量的文章，但对于日本侵略的事实，基本上还是承认的。他在文中说：“日本确实侵略了亚洲大陆和一些岛屿”，“日本在大陆上进行侵略、征服，这没有丝毫的疑问。”[5]33这是他通过认真研究得出的结论，还是口是心非地迎合当时的舆论，不得而知。

不过，其观点中的某些客观性还是显而易见的。可是，他的观点后来发生了变化，而且是颠覆性的变化。2008年，他和田母神俊雄合写了一本书，题目是《日本不是“侵略国家”！》[6]，公开地否认了自己之前的观点和认识。在2010年的一本书中，他几乎置所有的历史事实于不顾，罗列了大量的右翼观点：关东军在“满洲事变”中出兵是为了保护居留民；“满洲”建国是文明的解决办法；南京大屠杀是“虚假的”；日美开战是丘吉尔的阴谋等等[7]，不止于此。渡部还对一些言论界的领袖进行攻击，称他们为“可笑的人”，是“左翼”，而这些人不过是持有渡部原来的观点而已。在渡部看来，只要认为亚洲太平洋战争是侵略战争的人，就是左翼。

再以右翼刊物为例，同样的变化不难发现。《诸君》（后改为《诸君！》）1969年创刊，《正论》1973年创刊。这两种杂志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虽然也是为了对抗左翼，但其作者有各种倾向，而观点也多种多样，较为稳重，不太偏激。例如，猪木正道1976年在《正论》发表文章，曾经说：“不能理解、尊重外国人爱国心的爱国心，无疑是赝品。日本人的爱国心，如果不能理解、尊重韩民族的爱国心、中国人的爱国心，我行我素，就堕落为错误的爱国心。”[8]55这样的说法，比较理智、冷静，具有一定的说服力。

但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之后，《诸君！》《正论》“将北朝鲜、中国、‘东京裁判史观’视为真正的敌人，把方向盘往‘右’打，往‘更右’打。”相应地，两种杂志“抛弃了宽容、节制、谦虚、谨慎、中庸的美德，变为排斥‘敌人’的狭隘的右派。”[9]360在靖国神社问题上，其态度的变化引人注目。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引发舆论的广泛批评。即便是《诸君！》《正论》这样的杂志，也发表了很多批评意见。可以说，80年代后半期，围绕着靖国神社问题，《诸君！》《正论》两份杂志上存在着多样性的言论。

但是，这种多样性逐渐遭到侵蚀。2001年，小泉纯一郎当选日本首相，并在当年参拜靖国神社。这个时候，《诸君！》《正论》清一色都是如下的主张：“东京裁判”是错误的；A级战犯是“殉难者”；先前的战争不是侵略战争，而是“自存自卫”的战争。而不同的意见几乎没有。2005年，小泉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在8月15日参拜靖国神社。对此，朝日新闻发表评论称：“通过将强烈反感的中韩树为新的敌人，以获得国民支持，乃是一种危险的手法。”[10]但是，在中、韩的反对声浪中，日本右翼力挺小泉，《诸君！》《正论》等杂志成为右翼支持小泉参拜的主要阵地。

当月，两份杂志各发表了5篇文章，一致赞成小泉参拜，呼吁小泉不要“屈服于中国，大胆参拜靖国神社！”。这表明，右翼杂志完全堕入狂热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之中。简单统计一下两种刊物的内容，可以发现，标题中包含“反日”的文章，从1980年到1989年，只有1篇；从1990年到1999年，迅速增加到32篇；从2000年到2009年，则猛增为76篇。何为反日？这两种杂志贴上“反日”标签的，是把亚洲太平洋战争视为侵略战争的人，是中国人、韩国人，以及《朝日新闻》等左翼媒体。这样，一个自然而然的结局就是：在2000年代后期，一些右翼学者完全主宰了两份杂志。他们是：渡部升一、屋山太郎、中西辉政、西尾干二、樱井良子、小堀桂一郎、藤冈信胜、小林善纪、八木秀次、长谷川三千子、金美龄、远藤浩一、潮匡人、西冈力、吴善花、黄文雄等人。

右翼知识分子一方面以自己的形象和地位影响舆论，引导舆论，另一方面也向右翼政治家、压力团体、右翼活动分子提供资料和观点，以对抗日本左翼，或者以批判中国和韩国[3]202。例如，他们可以想到日本殖民者的“一点功绩”，从而论证日本殖民者的“善良”。“欧美列强绝对不会在殖民地建立能够匹敌牛津大学和哈佛大学一流的大学。他们和日本不一样，不愿意殖民地的发展和近代化，也完全不考虑与殖民地共生、成为一个国家的国民。”[11]52或者，他们道听途说一些靠不住的材料，就散布舆论，胡说什么“很多慰安妇在很短的时间里挣了很多钱，或者遇到不错的军人结了婚。”[12]82实在理屈词穷了，他们就诉诸于亲情。小林善纪曾经向左翼人士喊话，声称：“我特别理解不了的是，你们这些人到底为什么要如此穷追不舍地将自己的祖父辈定为罪犯呢？”[13]108可以说，从20世纪90年代之后，右翼知识分子成了日本右翼势力的智囊团，日本右翼思想的阐发者，以及歪理邪说的制造者。

隐性右翼向显性右翼转化，并非孤立的现象，而是与日本社会下述几个方面的变化互相影响，相辅相成。

第一，日本社会的历史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

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社会的历史认识出现了逆转的迹象。右翼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的历史教科书，虽然采用的学校不是太多，但是其发动的全国性的运动却成功地迫使其他出版社，在一些关键的历史记述上出现倒退，不再敢坚持原则。2017年，该会的发起人、右翼学者藤冈信胜声言，其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使人们认识到教科书存在的问题。其他出版社的教科书，几乎全部清理了恶毒的关于（日军）凶残行为的记述。”[14]如果教科书不批判、不揭露日军的暴行，那么日本整个社会、尤其是年青一代的历史认识，必然是不健全的、残缺的，甚至是错误的。如此一来，就没有人、或者很少有人坚持正确的历史观。2015年《朝日新闻》的问卷调查表明，右翼历史观正在不断地扩大影响力。

例如，对于遭遇战争和殖民统治的受害国人民，有高达57%的受访者认为，日本进行了足够的谢罪和赔偿。而认为不充分的，只有24%。关于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56%赞成，26%反对，而2006年的同样调查，赞同的为50%，反对的为31%；关于中韩等国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反对，认为政府应该接受的为31%，认为不应该接受的为55%；而2006年同样的调查，认为应该接受的为41%，而认为不应该接受的，为51%[15]。其中所显示的趋势令人忧心，其最终结果，就是“随着以摆脱战后体制为目标的安倍政权长期执政，对‘不断重复加害历史并反省、谢罪’感到不满的心理也扎下根来。”[16]

第二，日本社会的民族主义情绪抬头。

平成时代日本的民族自豪感，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建立在“重构历史”的基础之上的。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日本文化论等为代表的民族自豪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产物。经济上的成功带来了心理上的优越感，成为日本国民骄傲自豪的资本。但是，进入90年代之后，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失落和郁闷的气氛在社会上蔓延，经济成功的“自豪感”让位于经济失败带来的“挫折感”。于是，作为一种需求，或者说作为“挫折感”的一种反动，另一种替代的“自豪感”开始出现。

这种“自豪感”不是建立在经济的基础之上的，而主要是建立在历史、传统的基础之上的。针对周边国家要求日本正视侵略历史的动向，针对日本国内的反省侵略历史的进步势力，在右翼的鼓动下，日本社会逐渐兴起了与之相反———即美化历史———的意识形态。这也意味着“历史修正主义者”（所谓历史修正主义者，是指“对历史的态度不诚实，只关注符合自己心意的史实的一派人”）在日本社会大行其道。“不知在什么时候，历史修正主义者在日本社会形成了很大的势力。”[17]22

如果以“日本人的骄傲”为关键词检索众参两院的国会议事录，自1945年以来，总共有121个结果（截至2019年5月5日）。其中，1995年之后有98个，占到总数的81%。这说明，最近二十多年来，不仅仅是日本社会大量谈论“日本人的骄傲”，而且“对于为政者来说，其作为一个有着巨大需求的概念，愈来愈加明显。”[18]195安倍晋三在他的书中，声称：“不要从日本的缺点中寻求生存的价值”，“作为日本人，难道不是应该放弃自卑，骄傲地为了开拓未来而奋斗吗？”[19]230作为右翼的代表人物之一，原航空幕僚长田母神俊雄曾有过这样的发言：“现在有关日本邪恶的论调太多了。重新审视历史，不是也可以认识到日本是一个良善的国家吗？”[20]62于是，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一大批扭曲历史的书籍堂而皇之地摆上了畅销书的书架。例如，《感谢日本为我们而战———亚洲盛赞日本和那场战争》、《日本为何被亚洲各国爱戴》等等。所谓的“大东亚解放战争论”，构成了“厉害了日本”的重要部分。

可以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安倍提出了所谓的“复兴日本”的口号。“缺乏理论体系的这些林林总总的现代日本意识形态，可以说，全部汇总在自民党安倍政权提出的陈腐口号‘复兴日本’之中。”[20]295-296那么，他要复兴的是哪个日本？这里其实有两种选择。其一是战前的日本，其二是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日本。“日本为了恢复世界中的存在感，提高经济上的魅力才是正道。”[21]64但是，安倍“‘复兴日本’一词，所指的只能是在经济、军事上和欧美列强并列的战前日本。”[21]63他的想法是，“如果日本拥有强大的军队，能够以实力封锁中国，重新成为世界上的主要玩家。这样的日本才是真正的独立国。”[21]64将战前的日本作为奋斗目标，不能不说是十分荒谬的想法。显而易见，日本的民族主义情绪走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

第三，日本社会的意识形态整体右移。

可以看到以下的几种表现。首先，日本政界出现了整体的右倾化。自民党在1993年下野之后，就开始急剧右倾化。同时，左翼政党的力量不断削弱，在日本政坛上的存在感直线下降。1998年成立的民主党，虽然一些主张比较温和，但从野田佳彦执政开始，其也“自民党化”了。至于新成立的一些政党，例如日本维新会之类，则可以看作自民党“极右的卫星政党”。日本学者指出，所谓“新右派联合”（指新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联合）“几乎全面控制了包括自民党，以及官僚制、媒体和财界的政治体制。”[4]212

其次，自民党的支持者更加多元，更加广泛。一方面，“自民党还获得了中间到稍稍偏左的民众支持，相较于其他政党，其在更加广泛的意识形态立场上赢得支持。”[22]179这可以看做是日本社会整体右移带来的后果之一。另一方面，很多底层民众开始支持自民党。新世纪之后，日本社会的贫富分化加剧，中产阶级出现分化，出现了数目庞大的贫困阶层。如此，“要求缩小贫富差距和排外主义，只是在社会底层，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贫困者一方面要求收入再分配、缩小贫富差距，一方面警惕外国人的流入，对于追究战争责任的中国人和韩国人十分反感。”[23]242正是排外主义，将他们和自民党联系在一起。

再次，选民更趋于保守。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民众的意识形态倾向，如果以“革新”和“保守”来描述日本的意识形态光谱的话，可以发现，1993年自民党一党优位体制崩溃，选民从“革新的”到“中间的”分布减少，保守化进一步发展。进入21世纪，譬如在2005年的所谓“邮政选举”，以及2009年民主党政权诞生的时候，“‘中间’部分超过四成，选民的中道化比较明显。‘革新的’‘比较革新的’约占两成，‘保守的’‘比较保守的’约占四成，虽然是凸状分布，但倾向于保守的一方。”[22]144不难看出，选民意识已经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日本社会完全走向‘向右转’的方向，这样的政治倾向更加露骨。”[24]264

总之，在国际国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的背景下，日本上层右翼以历史认识为突破口，对战后日本的发展道路、意识形态、经济社会政治结构等发动了猛烈的攻击。其挑动的舆论场上的斗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右翼势力主导了舆论场，控制了话语权之后，日本的内政外交等国家政策就不能不发生相应的调整和变化了。

二、网络右翼的出现和活跃

平成时期日本右翼出现的第二个重要的变化，是网络右翼的出现和活跃。

战后日本右翼的发展轨迹，伴随着国际国内大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战后初期，国际上形成了东西方对立的冷战格局。战后初期的右翼团体，大致来说，也就是“反共团体”。他们一改战前反美的极端民族主义主张，高举“亲美反共”的口号，与左翼力量对峙。从本质上而言，他们不过是保守政权的打手和爪牙。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民族主义开始抬头。为了对抗当时的左翼学生运动，出现了所谓的“新右翼”，即“民族派学生运动”。他们声称要回归右翼本来的面貌，即提倡“真正”的民族主义，反对美国，反对日美安保体制，反对战后体制即所谓的“雅尔塔·波茨坦”体制。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社会思潮的新变化。不过，在当时的条件下，反美只能是一种情绪的表露，其在日本社会缺乏牢靠的根基。随着左翼学生运动的退潮，日美关系的持续强化，新右翼并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后来也逐渐归于沉寂。平成时代之后，如上文所述，日本政界右翼、知识界右翼纷纷粉墨登场，在日本掀起了一股逆流。

新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的使用和普及，人们的生活样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信息传输、人际交流方面更是呈现了革命性的变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网络右翼应运而生。可以说，网络右翼是平成时代的产物，是日本右翼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出现的新变种，标志着战后右翼的又一次阶段性变化。

何谓“网络右翼”？日本社会的相关理解并不十分精确，大致可以说是对“在互联网上以过激的言辞宣扬排外主义等”[25]的人的称呼，或者说，是“利用网络，并对现在的大型媒体抱有强烈不满，有时甚至是憎恶、愤怒的人的集团。”[26]186-187如果稍微夸大一点其力量和影响力的话，“可以称为言论右翼或者言论恐怖分子”[27]156。笔者以为，网络右翼，简而言之，就是以网络为工具的右翼分子。

新世纪以来，一些人以网上博客、论坛为据点，发表极端言论，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网络舆论。其中，最为知名的是所谓的“第二频道”论坛。此外，比较有名的还有：2001年起步的“二阶堂网站”，该网站2004年改名为“nikaido.com”;2005年开通的“极右评论”（http://blog.livedoor.jp/the＿radical＿right/），2007年改名为濑户弘幸的博客“日本向何处去”；2008年开设的《新闻速报》《新闻速报+》《朝鲜文》《远东新闻》等，主要是与韩国相关的网站，发布以嫌韩为基调的内容。当然，大部分网络右翼是“散兵游勇”，但也有一部分在线下被组织起来，其中比较出名的，就是“在特会”。

“在特会”全称是“反对在日特权市民之会”，成立于2007年。他们之所以能够聚拢在一起，主要依靠网络上的互动，例如在网上搜集支离破碎的各种信息，或者在网上阅读反对韩国人、散布仇恨的漫画。其以骚扰、辱骂等手段对付在日朝鲜人，冠之以反对所谓的“在日朝鲜人的‘特权’”之名。为了扩大影响，该组织也进行游行示威，主要针对中、韩等国。例如，2020年2月29日，在头目樱井诚的带领下，该组织以新型冠状肺炎为口实，进行排斥中国人的游行示威[28]。2011年，日本警方将该组织定性为“所谓的右派市民团体”，归类于“右翼、行动右翼、右翼团体”。

相较于传统右翼，网络右翼更多地与“网络”相关。

其一，网络右翼是“以网络为中心进行活跃的右翼的、民族派的言论活动，不属于既成的右翼、民族派团体和组织。”[26]195这就是说，网络右翼的活动场所，主要是新技术条件下的虚拟网络空间，并以这个空间的活动为依据，进一步向社会现实辐射。当然，传统右翼也使用网络，但是其更多的是单向的运用，“对于现在的民族右派团体而言，网络并非与大众进行双向交流的工具，只是组织方单向地发布信息，仅仅发挥了‘非纸版的机关报’的作用。”[26]192

其二，作为一种新生事物，日本网络的监管很不充分，因而相关言论的法律责任并不清晰。网上发言可以是匿名的，也可以是实名的，但更多的是匿名的。匿名摆脱了一些人在现实生活中可能面临的束缚，可以更真实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但同时，这种表达也可能偏向于无所顾忌地攻击他人，或者毫无根据地捕风捉影，甚至是发泄一些阴暗的心理诉求，助长了网民的随意性、乃至于肆无忌惮。遗憾的是，日本对于“语言暴力”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鉴于日本没有颁布任何反歧视的法律，以及禁止或惩罚仇恨言论、具有仇恨动机的攻击行为，在特会等团体的行为是合法的。”[2]722

其三，鉴于网络的便利性，更容易形成聚集性效应，所谓的“乌合之众”更易形成某种破坏性力量。对于某种心理诉求，或者某种政策取向，网民可以轻而易举地在网络上找到同道，形成一种网上群体，进而形成一种网上舆论。可以说，网络右翼正是在特定政治议题上，充分利用了网络的特点，以图达到自身的目的或者目标。

与此同时，在右翼的一些重要特征上，网络右翼与传统右翼一脉相承，甚至还能“推陈出新”，“青出于蓝”，这可以概况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网络右翼在思想主张上和传统右翼气味相投，在某些方面更加出格。20世纪90年代，日本右翼势力趋于活跃，尤其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寻衅滋事，攻击性极强，并逐渐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历史“潮流”——确切地说，就是历史逆流。大量的右翼书籍和文章，在言论界兴风作浪，尤其对日本年轻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网络右翼继承了传统右翼的基本思想倾向。日本学者说，“保守系、右翼系专业写手的言论，几乎确定地向网络右翼提供了思维的基本框架、敌人的认定办法、攻击性言论的用法等，并长时间地对他们进行熏陶。”[27]157可以看到，网络右翼大量地在网络上发表意见，大多数都是言之有据的，都是有“出典”的。它们“基本上来源于《正论》《WiLL》《历史通》等保守论坛杂志”[29]6-7。

大致说来，网络右翼在宪法问题上主张修改第九条，对护宪派进行批判；在自卫队问题上，主张自卫队入宪；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反对所谓的“自虐史观”、“东京裁判史观”；拥护、支持自民党的一系列政策主张；在对外关系方面，“嫌韩”、“反中”；对部分日本媒体充满了憎恨，因为“尽管大多数国民在感情上嫌韩，但媒体对此并不报道。”[26]184他们的想法、主张都是支离破碎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从网上搜罗大量的“符合心意”的情报，但却没有经过自己头脑的“再加工”，不能深入思考，进行批判性的分析和归纳。也就是说，他们只是囫囵吞枣似的找到许多支持自己观点的资料，然后再原样不动地散布出去。当然，也有一些网络右翼“超越”了传统右翼。“在特会”之所以引人注目，乃是由于“战后日本传统的激进右翼团体还没有提出过排外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计划。”[2]723

第二，网络右翼和传统右翼如出一辙，以语言或行动上的威胁、攻击开展活动，甚至更加恶劣。他们排斥理性和科学，而诉诸于情绪和本能。网络右翼的攻击性言论，大多数是威胁和咒骂。其中并没有什么高深或者高明的理论和思想，很多都是一些陈腐词语的同义反复。针对各种鱼龙混杂的信息，如果符合自己的意愿，就相信，就采用，就宣传；而如果不符合自己的意愿，就批驳、谩骂、攻击。在网络上，他们突破了日本社会的诸多“禁忌”，而这些“禁忌”，恰恰是战后日本进步的标志，也就是日本知识精英千辛万苦构筑的“脸面”。

例如，关于森友学园问题，网络右翼分子对安倍进行辩护，其逻辑荒诞不经，并胡乱“贴标签”“扣帽子”，以掩饰其证据的缺乏。有人声称：“森友学园的欺诈当属不假，但这与安倍政权没有任何关系。……偷换文件是理财局干的，不能扩大解释，也不能缩小解释。因此，森友问题与政府没有一点关系。”这完全是一副不讲理的架势，故意忽略政府部门的运作程序以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只是在语言上不断重复自己的论点。同时，为了进一步打击对手，这些人还找到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例子，进行联想和比附。譬如，“将森友问题转嫁到安倍昭惠身上，甚至延烧到安倍身上，这与纳粹没有什么两样。……很多人认为安倍夫妻脱不了干系，那就相当于接受了纳粹的洗脑。”[30]这就是说，如果谁反对安倍、质疑安倍，谁就是纳粹。这根本不是讨论问题，而是直接抡棒子打人。

传统右翼攻击、威胁的对象，一般是所谓的“当权者”，是某个群体或者势力，而网络右翼则经常将攻击的矛头指向弱势群体，或者个人。“在特会”经常以在日朝鲜人为攻击对象，或者以移民为对象。他们甚至针对一位13岁的中学生进行骚扰活动，令人不齿。

第三，网络右翼和传统右翼同样排外，但又有所不同。相较于传统右翼，网络右翼最突出的主张是反韩、嫌韩。在冷战时代，国际上是两个阵营对立，日本国内则表现为自民党和社会党的对立，即所谓的“五五年体制”。在这种结构性的制约下，当时日本右翼的最大旗帜就是反共。由于韩国处于以美国为首的阵营，日本右翼对于韩国的态度，和日本政府一样，主要是拉拢。不过，新世纪之后，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复杂纠葛，日本社会对于韩国的看法发生了变化，而网络右翼则成为反韩、嫌韩的急先锋。

当然，除了反韩、嫌韩，网络右翼对于中国、朝鲜也是极力排斥、肆意污蔑。近年来在网络空间上出现了令人关注的事态，即“发泄对于外国的仇视情绪，都是选择对手、限定范围的。也就是说，这样的发泄，针对的不是俄国、美国和欧洲各国，而是对特定国家的憎恶、轻蔑等消极情绪的爆发。”[27]35-36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俄国和日本存在着领土争端，其争执并没有成为网络舆论关注的对象。这些特定的国家，就是中国、朝鲜和韩国。

“网络右翼的本质，与其说是意识形态的，不如说是情感的。”[27]41近些年来，关于日本下层社会的书籍比比皆是，并且成为畅销书。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人开始认真地考虑社会福利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正如在特会所宣传的那样，“对福利诈骗的指控，尤其是针对外国人和少数族裔的类似指控，最近在大众传媒上成为一个热门话题。”[2]721所以，可以说，网络右翼的排外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社会的某种情绪，“网络右翼并没有被大众孤立，体现了大众的‘集体无意识’的正是网络右翼。”[31]42

第四，网络右翼对于社会舆论的恶化更加突出。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普及，网络在舆论形成中的作用日益突出。而网络右翼的最大作用，便是严重毒化了日本的社会舆论环境。

网络右翼在一些方面抑制了日本社会寻找历史真相的努力。例如，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侵略了中国等其他国家，这是常识。但不可否认，日本“也有人内心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他们知道，这“与自己的知识相矛盾，说不出口，但如果有人说出了自己愿意相信的事情，马上变得神清气爽。”保守、右翼的论坛杂志，发挥了这样的作用；而网络右翼，则进一步将这样的作用发挥到极致，使许多人从想说而不敢说的尴尬中解脱出来。但是，如果习以为常，不知不觉，“想相信的事情”就可能优先于“知道的事情”，从而将自己引向一条万劫不复的道路[32]。故此，网络右翼打击了日本社会理性讨论问题的氛围。在网络右翼的影响下，日本的社会舆论“缺乏理性思考，缺乏客观的、理论的根据，变得轻薄。”不得不说，“舆论确实堕落了。现在的舆论，很难表现出如下的包容性，即努力说服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使通过讨论加深思考变得可能，或者倾听少数人的意见并采纳其合理的部分。”[27]184

同时，网络右翼还对日本政治辩论产生了影响。在网络舆论的影响下，政治讨论不再理性。不仅保守的、右倾的政策频出，“而且相关说明极易流于情绪化。安倍政权的修宪讨论和修改教育基本法讨论，执政党中间喷涌而出的议论，都是情绪化地看待日本这个国家的问题。不是理想而是感情，不是理论而是情绪优先的论调在政治讨论的场合越来越多。”[27]184-185日本的许多政策，当然包括右倾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些舆论的反映，并非对国家利益、民众利益进行深思熟虑后作出的判断。

总之，网络右翼只是日本社会中的一小部分，但其充分利用了互联网这一新兴的交流工具，掀起了一股极端民族主义的新的浪潮。他们大多数“三四十岁，很多是白领或者个体营业者，其中大学毕业生超过六成，收入也比较高。”[23]210这样的现实，令人不安，也深刻反映了日本社会的变动。有人指出，“主体构成是日本社会中青年的‘网络右翼’，作为日本民族主义、保守主义势力的潜在‘后备军’，他们身上蕴藏的未来性和能量不能低估。”[33]81作为平成时代日本右翼的新动向之一，网络右翼对日本社会的影响值得关注。

三、日本的内外政策呈现右翼色彩

政策滞后于舆论。自平成时代以来，日本的内外政策也处于深度的调整之中。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右翼的色彩越来越浓厚。其中一个阶段性的标志是小泉纯一郎政权时代。其在靖国神社问题上所持立场具有浓厚的右翼色彩。这也不难理解，随着右翼势力的发展壮大，他们的思想和主张最终必然会反映到国家政策上。2012年12月，随着第二次安倍内阁的成立，其内外政策的右翼色彩表现得尤为突出，标志着日本政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一）安倍晋三与日本右翼

安倍晋三是以右翼政治家的身份起家的。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安倍就一直是自民党内右翼的代表人物。安倍是右翼组织“历史研究委员会”的委员。为了阻止村山富市1995年的国会决议，自民党议员成立了“终战五十周年国会议员联盟”，会长是奥野诚亮，事务局长是板垣正，安倍则是事务局次长。1996年，“终战五十周年国会议员联盟”改组为“‘光明日本’国会议员联盟”，安倍担任事务局长代理。2000年7月，安倍担任森喜朗内阁的官房副长官，并在2001年小泉纯一郎内阁时获得连任。这个时候，右翼学者西尾干二对于安倍评价很高，以赞许的口吻说：“安倍官房副长官不顾个人安危，是政府中在教科书问题上唯一支持我们（编撰会）的人。”[34]50

2004年5月份，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访问朝鲜。安倍当时强调施压而非对话，获得了受害者家属的信任，也以对朝强硬姿态赢得舆论支持。在民主党执政时期，安倍更是以右翼言论吸引支持者。针对钓鱼岛争端，安倍在2011年的一次右翼集会上声称：“长期以来，我国外交方针是，如果不刺激中国的话，日本的领土领海就没有问题。这样的态度中包含着反省的意思。但是，如此果真能够确保我们的国家利益吗？”[35]45-46在质疑日本外交姿态之后，他进一步明确提出，“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表明国家的意志。国家的意志是什么呢？就是表明坚决保卫这个岛屿的决心。”[35]46他渲染中国的“军事威胁”，并将中国在东海正当的油气开采活动诬为“侵略”，煽动民众的危机意识。

安倍第二次执政之后，延续了自己的右翼风格。在2013年的时候，他声称外交交涉解决不了领土争端：“尖阁（指我国钓鱼岛）海域所需要的，不是交涉，而是———如果不怕误解的话———物理意义上的力量。”[19]248他还声称，自民党政权绝不会允许俄国首脑登上北方领土，也不会允许韩国总统登上竹岛（韩国称独岛）。安倍强硬派的风格赢得了右翼势力的喝彩。

安倍还与右翼势力关系密切。

安倍和传统右翼，例如日本会议等组织，关系非同寻常。日本会议是安倍首相常年的政策智囊，“首相的反‘东京裁判史观’和教育、安全保障方面的主张，与日本会议的政策相同。”其关系之深，以至于日本会议的干部放言：“安倍首相就是以我们的活动为中心进行实践的一个人。”[36]也是因为如此，日本会议通过各种方式支持安倍，为其摇旗呐喊。其主要成员小川荣太郎耸人听闻地断定，如果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妥协，中国就会“将其变为军事据点，阻断日本的海上交通，从而使日本成为事实上的附属国家”。为了避免这样的局面，“最重要的，是保持安倍政权的强大，而强大的关键，是支持率。保守势力必须为提高安倍政权的支持率竭尽全力，思谋对策，宣传鼓动。”[35]49从另一方面来看，安倍也需要右翼的支持。“安倍为了成为军事大国，就必须全盘否定日本的‘战后’，必须肯定作为军事大国的战前日本。”这样的工作，这样的任务，并不是安倍个人或者自民党能够做到的。为了重塑日本的国民意识，改变战后的价值观念，他就不得不利用右翼团体。“安倍为了完成自己的‘事业’，就无法和这些力量切割。对于安倍来说，无论是‘日本会议’，还是‘制定新宪法国民会议’，以及为了对抗‘九条之会’而提出一千万署名目标的‘制定美丽日本宪法的国民之会’，都超越了朋友的范畴。”[37]176第三次安倍内阁（2014年12月）成员中，隶属于“日本会议国会议员恳谈会”的共有16名，占到全体内阁成员的84.2%[29]21。这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

安倍和网络右翼，也有非同一般的互动。

网络右翼分子视安倍晋三、麻生太郎等人为他们的领袖。例如，“自民党网上支持者俱乐部”就是一个“自民党公认的志愿支持者组织”[38]147。该组织成立于2010年6月麻生太郎当政时期。面对新闻媒体对麻生的讽刺挖苦，一些支持麻生的狂热网民声称“保护我们的麻生免受媒体的攻击”[26]48，组织各种活动，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安倍等人依靠网络获得政治能量，这正如网络右翼所言，“战后体制中，作为既得利益者，以大型媒体为首，或者说左翼和自由主义文化人隐然培养的体制的强大力量，就像怪兽一样存在于日本。而网络完全瓦解了它，而毫无疑问，立于先头的政治家就是麻生、安倍两人。”[26]251-252对此，一些正直的知识分子将安倍政权描述为“网络右翼政治家和御用文化人维持的政权”[31]29。

同时，安倍所代表的自民党即便不能代言网络右翼“所有的主义、主张，但一直不曾间断地或者表示理解其诉求，或者听取其呼声”[39]20。通过传达这种信号，安倍比较成功地争取到了网络右翼的支持，从而获得了网络舆论的声援。因而，在某种意义上，网络右翼逐渐演变为日本保守政党的一支别动队，起到了一种无法代替的作用。

（二）安倍晋三的内外政策特征

既然安倍晋三是在右翼势力的支持下上台的，其本人又有着极其顽固的右翼观念，其政策的走向是显而易见的。鉴于安倍在日本政坛几乎没有制约的力量，在2015年的时候，观察家们注意到，“安倍的政策选择似乎更少受到经常性的限制，而这种限制困扰了日本十余年。”[40]103他不仅在众议院大选中大获全胜，使执政联盟获得了三分之二以上的议席，而且在参议院选举中获得胜利，掌握了参议院的主导权。当此之时，有媒体哀叹，公明党似乎成了日本和平主义者唯一的希望之所在，因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日本政坛没有左翼力量了”[40]107。

在没有强大约束的前提下，安倍一步步推出了极富安倍色彩的政策方针。其基调是抛弃历史反思而走向“历史修正主义”，其特征则是从谦卑走向自信、霸气、彰显自我；从和平主义走向所谓的“积极的和平主义”；从非军事化走向“再军事化”；从协商、协调走向对抗甚至威胁、恐吓。

第一，强化与中国的对抗。

安倍执政时期的对华政策轨迹，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2006-2007年，为和解时期；2.2012-2014年，为对抗时期；3.2014年之后，为第二次和解时期[41]478。之所以有这样的变化，说明安倍依然需要根据不同的形势进行相应的政策调整。

但是，如果整体观察安倍的对华政策，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特征，这就是遏制、对抗的色彩前所未有地加强了。

2007年1月，安倍在施政演说中将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列为“共同价值观”的国家，提出所谓的“价值观外交”。其用意，就是以“价值观”为借口，联合其他国家，企图对中国形成包围之势。价值观只是一个幌子，即便是安倍卖力宣传的“日美共同价值观”，也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因为“日本并不认同自由、民主主义、人权、法的支配等价值的绝对普遍性”，而所谓以“价值观”而结成的日美同盟，在日本看来，不过是通过“主动配合美国、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而在美国看来，“只不过是在自己的世界战略中，即在反恐战争和与反美国家的争斗中，便于界定日本的位置而已”[42]204-205。

2012年12月，安倍提出“亚洲的民主安全菱形”的概念，包含了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夏威夷。他对中国在南海的活动指手画脚，强调四个国家应该“保卫从印度洋延伸到西太平洋的公海”[41]482。

2012年12月，安倍第二次内阁成立后，就提出了所谓的“积极的和平主义”路线。其真实目的，就是通过加强日美同盟，强化军事力量，来对抗中国。对此，《朝日新闻》发表社论，指出这是“面对中国的大国化，在对抗心理的驱使下，欲使日本安保政策的基础从专守防卫转向行使实力吧”，并且批评“稳定日中关系的外交战略好像已经被置之脑后”[43]。

2016年8月，安倍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其主要目的就是围堵中国，“应对中国崛起，针对中国的地缘战略竞争、对冲和制衡的色彩浓厚”[44]19。

与这一系列动作相呼应的，是安倍不断强化日美同盟。美国这一时期对华关系的主轴是打压中国，日本就扮演了积极配合的角色。这既包括安倍政权对美国遏华政策的配合和支持，也包括日本通过法律强化两国军队的关系，还包括日本从美国采购大量的先进武器来制衡中国。

第二，制裁和威胁韩国。

鉴于中国的强大，安倍内阁时期日本的对华政策还是有所节制的。不过，对于实力不太强大的国家，日本已经开始实施所谓的“实力外交”。

2019年7月1日，日本政府宣布对出口韩国的三种半导体材料加强审查与管控，以对抗韩国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半导体是韩国的支柱产业，其在这几种重要的原材料上严重依赖日本，因此日本的政策对韩国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日本国内对此也有不同意见，“将政治问题、历史问题与贸易管理关联起来，伤害了日本推进自由贸易的原则。”[43]但安倍不惜借助实力来推进自己的外交主张，这标志着日本外交风格的一个可怕的转变。

第三，强化军事力量，摆脱相关限制。

推行强硬路线，最终的依托是军事力量。在安倍内阁期间，不断推出摆脱各种制约、强化军事力量的政策，在军事方面动作频频。这些基本上都是右翼分子长期以来的夙愿。

2007年1月，在安倍的强力主导下，日本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这标志着，军队在日本国内政治中的地位上升，也为日本扩大军事力量打开了方便之门。

2014年4月，安倍政权废除了延续四十多年的“武器出口三原则”，制定了新的“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日本武器及其技术的出口从原则上禁止变为原则上放行，“这对期待成为‘军事大国’的右翼政客和军工产业界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突破。”[45]21

2014年7月1日，安倍内阁在临时内阁会议上决定行使集体自卫权；2015年9月，日本国会通过了所谓的“安保法制法案”。如此，安倍政权摆脱了战后日本军队的两个制约：不能在海外行使武力；不能参与其他国家的武力行动。这样，“从根本上改变战后自民党确立的路线”。与此同时，防卫省和自卫队的角色也与以前截然不同，“自卫队的特质将发生巨大变化。虽然和战前的‘军部不同’，但可能在日本政治体制中出现现代型的‘军部’。”[46]

在2006年第一次安倍内阁的时候，他就提出了“摆脱战后体制”的口号。所谓战后体制是什么呢？按照安倍的说法，就是战后“以宪法为顶点的行政体制、教育、经济、雇佣、国家和地方关系、外交、安全保障等的基本结构”[47]45。其核心，就是美国占领期间制定的教育基本法和宪法。安倍内阁在2006年12月，已经修改了教育基本法。在2006年11月，安倍流露出修改宪法的紧迫感。“自民党总裁的任期是三年，只能担任两期。希望在自己的任期中修改宪法。”[48]142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修宪的日程。他认为，只有这样，日本才能恢复“真正的独立”：“宪法的修改才是‘恢复独立’的象征，才是‘恢复独立’具体的手段。”[19]33实际上，日本通过“解释宪法”已经使战后和平宪法有名无实，而安倍的修宪则将完成对“战后体制”的最后一击。

安倍的各项政策，尤其是对外的强硬政策，得到右翼势力的吹捧。右翼学者中西辉政对安倍有着很高的评价，也有着很高的期待。他说：“安倍首相在集体自卫权问题上做出了历史性的决断，即便说他达成了可与吉田茂、岸信介相媲美的伟业，也不为过。今后，他将朝着政治家的终极目标，即修改宪法这一大课题迈进。”[49]331-332同时，对于安倍迫于形势的一些做法，右翼势力则表示了理解。例如，2006年10月3日，安倍表示继承河野谈话，但是“这一天的答辩，首相是以‘政府的立场’来发言的，关于个人的认识则避而不谈。”[48]85对此，右翼人士就表态称：“安倍是一个有信念的人，我想他会斟酌适当的时机，在内阁会议上改变‘河野谈话’与‘村山谈话’。”[50]31或者说：“（安倍的）思考基本上冻结了，但内心没有变化。他不是因理解错误而改变了主张。”[48]118这表明日本右翼势力对于安倍的充分信任，同时也可以看出安倍一些政治立场的策略性一面。

四、小结

日本学者有这样的判断：“现代日本的右倾化是政治主导（更确切地说是政治精英主导），并非社会主导。”[4]3有些中国学者也持有相同的看法。不过，正如上述论证中所看到的，实际情况是：上层右翼强力推动，日本社会有所呼应，而网络右翼则煽风点火，共同推进了日本社会的右翼化。也可以说，右翼（例如安倍晋三）的“思考、手法”有可能招致“国家主义、全体主义”那样的事态，但同时，日本国民中也“隐藏着期待国家出场的心理”[42]223。这样的局面似曾相识。日本哲学家户坂润描述了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意识形态狂热：“日本主义、东洋主义乃至亚洲主义、或者其他这样的势不可挡的某种感情，显而易见地支配了现在日本人的生活。这种感情所带来的社会行动，所到之处，令人无法容忍。”[51]115对照历史，反思现实，确实需要警惕。

平成时期，右翼势力壮大，并且越来越具有攻击性，而缺乏强有力的制约。与此同时，中间势力虽然人数众多，但缺乏一贯的理念，容易受到有意识的舆论操作的影响。如此，日本社会的右倾化潮流不断加强。应该注意的是，这个潮流“是在新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理论指导下，以所谓改革的名义逐渐推进的”[52]35，因而非常具有迷惑性。如果说，在平成时代之前，日本社会、日本政坛主要是左与右的对立和竞争，那么，在平成末期，上述对立和竞争不复存在，整体偏右的时代出现了。这是一种全新的场景。同时，以安倍第二次执政为标志，日本右翼势力借助各种有利条件，逐步实现了若干重大政策目标。显而易见，安倍的长期执政具有指标性意义，标志着日本右翼势力实现了从掌控舆论到掌控政策的跨越，预示着一个历史过程的阶段性终结。

因此，从右翼发展的历史轨迹来说，平成时代的实质，与其说是“和平的时代”，不如说是“摆脱和平”的时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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