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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良渚文化原始民主制度崩溃原因
摘要：良渚文化是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文化类型，其政治制度带有原始民主特征。这种原始民主制度，存在着先天不足，精神上过度依赖神权，制度上走向“极端民主化”，加之高度发达的文明成就依赖自然资源的消耗，走上一条非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三种缺陷的叠加，尤其是“极端民主化”，削弱了良渚文化政权的执行能力和行政效率，最终被生态危机带来的灾害压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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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经撰文，利用良渚文化瑶山和反山墓地和部分遗址资料，分析提出良渚文化商业国家政治制度的原始民主特征。具体来说，就是良渚文化统治集团内部不同分工职能的成员以及不同社会控制集团之间的轮流执政或联合执政。而社会控制集团的社会中坚支持力量是“中产阶级”，社会控制集团内部成员的来源也是“中产阶级”[1]。毋庸置疑，良渚文化具有商业文明性质的原始民主制度，曾经长期给良渚文化社会带来了活力、动力与财富，在良渚文化中期，将良渚文明成就全方位地推上了顶峰，在距今5000—4500年间，在东亚乃至世界都处于领先水平。但是，上古时期的原始民主制度，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存在着社会统治上的先天不足，这很可能成为最终导致良渚文明崩溃的根本原因。本文试进行一些分析，抛砖引玉，以求教于方家。
一、原始民主社会政治的缺陷
基于市场化的商品经济所具备的平等、民主、自由的本性，决定了上古时期原始的民主体制存在以下三大缺陷。
（一）社会思想的统一过度依赖宗教信仰
市场经济以企业或行会为市场的主体，而社会管理公权的强制性不足。白伦特便认为古希腊社会缺乏强制政治机构（coerciveapparatus），因而是文明化了的非国家社会（stateless)[2]。一方面，史前时期尚未形成成熟的法律体系，所以对这些企业或行会社会组织维系缺乏有效的手段，于是宗教系统的等级制度（hierarchy）成为维系社会组织的利器；另一方面，商品经济本质决定的平等、民主、自由思想，不利于领导者或统治者完全控制社会心理基础和社会意识形式，于是商品经济社会要更多地依赖宗教来统一全社会的思想，以防止自由思潮引发思想领域的混乱进而导致经济基础的混乱与崩溃。所以商品经济模式的政体中，神权格外重要。这就是李伯谦先生提出的神权为主的国家模式与道路[3]。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距今6500年的一些商业贸易网点上的城市如埃利都（Eridu）成为宗教祭祀中心[2014]440。距今5600—5000年，美索不达米亚的乌鲁克城市既是宗教中心又是商贸中心，乌鲁克城的统治者也是神庙的主持称为“恩”（en），是乌鲁克城的世俗与宗教领袖。“恩”的意愿与政令，通过他的祭司以及由官僚、大地主、商人组成的教阶体系来贯彻。掮客和工匠构成社会下层，而在他们之下的社会广大底层由成千上万的渔民、农民、水手、奴隶构成[2014]447。乌鲁克的社会政体结构与东山村、凌家滩、良渚有诸多相似之处。可见，商品经济文明化模式与社会政体的神权模式和民主特质有着天然和必然的联系。
市场化商品经济基础上政体民主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官僚体制的充分发育，以致国际学术界部分学者认为雅典国家和罗马共和国不是国家[2]。格里宁则坚持认为雅典国家和罗马共和国是不成熟的民主（democratic）模式的早期国家，而另一种模式为君主制（monarchic）或官僚体制[5]。他认为民主趋势显然由于工商业的发展而得到增强，毫无疑问，市场化商品经济基础上政体民主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官僚体制的充分发育，才导致国际学术界部分学者对雅典国家和罗马共和国的上述认证。公元前6世纪雅典的市场经济、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导致公民（demos）政治权力的增长[5]428。
由于民主政治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君主和官僚体制的完善，从社会组织的维系到思想意识的统一都过度依赖宗教手段，所以神权的作用被过度放大，加之富足的社会物质基础，宗教狂热不可避免，这样便带来三个严重的潜在危机：第一是宗教狂热会在人力、物力、资源和财富方面造成巨大的浪费，比如红山、凌家滩、良渚等建造诸多大规模的祭坛，制造大量的宗教玉礼器[2016]；接着就会触发第二个问题，退出商品流通领域的玉质宗教法器比重越来越大；第三个问题就是整个社会的维系过于依赖宗教信仰，社会的行政管理体制建设跟不上，对于生态危机引发的自然灾害达到难以人为抵御的程度，宗教信仰不能提供任何有效的摆脱困境及灾难的实际方法与手段，脆弱的宗教信仰体系便急速崩溃，社会与政权土崩瓦解。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文明社会的崩溃，便和洪水自然灾害最终导致信仰危机有着密切的关系，社会组织也随之急速分崩离析，随后当地的宗教信仰发生了很大的改变[7]。
（二）原始民主政治极端化
格里宁指出，雅典和罗马民主共和国政治模式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建立在工商经济基础上的社会，其民主政治时常会出现“群众超越法律”而导致政治危机和国家崩溃，比如发生在雅典的情况，由于不能对民主自由加上一点限制，于是将不稳定的国家组织引入一个最危险的动荡时期[5]429。这是极端民主自由化所带来的恶果。
值得注意的是，长江流域史前刻符陶碗集中出土在个别遗址，而且数量庞大。如双墩遗址出土刻符陶碗600余件，柳林溪出土71件，杨家湾出土200余件，足以说明选举的频繁[8]。格里宁指出，古希腊和后来的意大利，政治、组织机构的颠覆与革命成为常态化，据说佛罗伦萨的法律可保持一夜，维罗纳的法令可保持从早上至中午，佛罗伦萨任何职位的官员任期都是二至四个月，因而整个城市都生活在无尽的选举气氛之中[5]429。这是民主政治极端化的表象，是民主政治的又一大弱点，不仅使政府管理领导集体短命，政局不稳，而且频繁的选举势必造成社会公共资源如人力、物力、财力的过度浪费。双墩、柳林溪、杨家湾那些大量被打烂了的刻符陶碗，仅系频繁选举浪费资源的冰山一角。
（三）资源过度开发的非可持续发展
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文明和政体，另有一个重大的弱点，那就是这些文明和政体，主要依赖本地优势资源进行专业化和社会化生产，这些资源无非是生态资源和矿产资源。因为商品经济是为了生产商品而不是为了满足自身需要而生产，就必然会不断扩大生产规模，资源的消耗会随着商品生产的逐步扩大而加速消耗。矿产资源的枯竭直接导致产业的衰落。生态资源的破坏或枯竭，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进而由生态环境危机引发社会政治乃至宗教信仰危机，最终使整个社会走上非可持续发展的不归路而崩溃。笔者曾经分析过，长江中游地区石家河文化社会的崩溃与非可持续发展道路的选择有着密切的关系[2019,2019]。这一点虽不能算作民主政治自身的弱点，却无疑是商品经济在人地关系互动关系方面的一大陷阱。
二、良渚文化原始民主政治体制崩溃原因的蠡测
以往，学术界流行一种观点，认为良渚文化的衰落受大洪水影响。但是，新近的良渚文化年代学和古环境研究结果表明，良渚遗址被大洪水淹没彻底废弃的年代，应该在钱山漾阶段（公元前2300年—公元前2000年）之后，洪水与良渚遗址的废弃没有关系[10]363。既然不是大洪水毁灭了良渚都城，那么就得从良渚文化国家的政治体制上找原因。
前文已述，上古时期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原始民主政体，存在着三大缺陷，首先就是过度依赖神权。李伯谦先生曾经将良渚文化归能也走向了“极端民主”，社会行政管理的效率越来越低，制度和体制愈发僵化。表现为良渚文化晚期，良渚都城内外，河道淤塞无人清理，城墙上住满了人，垃圾乱倒，呈现出一派“群龙无首”的无政府状态，与此相应的是，良渚晚期都城附近仅有反山、汇观山、文家山有几座零星贵族墓葬，完全不能形成早期赵陵和中期瑶山与反山这样成规模的“统治集团”墓地。刘斌先生对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颇为困惑[13]301。笔者看来，这暗示良渚文化晚期的“极端民主化政治”，形成不了强有力的政治领导，甚至形成不了长期稳定的统治集团，以致瑶山和反山统治集团墓地风光不再，呈式微之势。社会精英将之为神权与王权和军权结合并以神权为主的神权国家[2016]。宗教狂热直接的后果之一就造成资源的巨大而无实效的浪费。如良渚文化大小贵族的玉敛葬[11]，非常热衷于消耗大量玉器，这些玉器由复杂劳动创造，占用了大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却无法实现其日常使用价值；由于流通有限，交换价值也不大，并且随葬之后，完全退出商品流通领域，这种畸形的玉器工业生产却在良渚文化的社会生产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种违反商品生产经济规律的作为日积月累，必然使良渚文化的整个社会正常的商品生产陷入困境[12]。良渚文化晚期玉器上，很难再见到中期玉器上那繁缛精致、细密极致的“微雕”装饰工艺了，其本身就足以说明浪费大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却几乎没有实用价值的“淫技滥巧”玉作工艺，已经无以为继了（图1、图2）。
图1良渚文化中期反山M12:98玉琮王
与此同时，良渚文化的原始民主政治很可大量精力投入到政治统治权力争夺与内耗上，沉迷于宗教祭祀，行政没有效率，统治者并不务实，不办实事，以致良渚都城内外垃圾壅塞，无人清理，都城市政基础管理都放弃了。更遑论良渚都城外围曾经傲视寰宇的大型水利工程的巨大而繁杂的维护工作了。良渚水坝年代学分析结果表明，在良渚文化晚期，水坝已经被废弃[10]363，以兹为证。
图2良渚文化晚期邱承墩M3玉琮
最后，良渚文化商品经济高度发达，人口繁盛，社会生活和宗教生活的水平高度繁荣，是依赖自然资源的消耗，包括木材、玉料、土地等，最终造成环境恶化，水土流失，各种资源枯竭，在良渚文化末期，非可持续发展道路走到尽头，引发一时难以修复的严重的生态危机[14]。其中一种可能，还来自海平面的不断上升，将良渚文化区域的河湖水向内顶托，加上良渚政权的低效导致大型水利工程调蓄功能的圮废，不仅使其防洪功能丧失，更使得其调蓄保护大面积稻田避免盐碱化的功能废弛，良渚文化晚期（距今4700年—4300年），良渚都城所在区域沼泽相沉积逐渐向河流泛滥相沉积过渡[15]，暗示河水被顶托的泛滥已成常态。如此环境条件下，原来的沃野稻田会被盐碱化或烂泥化，从根本上动摇了良渚文化集约化农业商品经济生产的土地根基[16]，这很可能才是良渚文化遇到的最大的生态环境灾害。
而面对这一系列的生态危机灾害，良渚文化晚期走进“极端民主”的政治体制，几乎没有效率，“群龙无首”。剩下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便是求助于宗教祭祀，最终“神”也抵御不了各种危机与灾害，到了《诗经·云汉》所谓“天降丧乱，饥馑荐臻；靡神不举，靡爱斯牲；圭璧既卒，宁莫我听”的地步，导致良渚文化宗教信仰体系的崩溃。良渚文明从政治体制到精神体系彻底崩溃，社会文化必然分崩离析，社会经济大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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