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5世纪末梅毒在欧洲首次暴发后,其起源问题一直为欧洲学界津津乐道,当时主要有两种观点,美洲起源说与旧大陆起源说。这场逾五百年的马拉松式争论,至今亦是难解之结。[1,2]

与之大相径庭的是,中国传统医籍中关于此疾由来的描述寥寥数字,主要集中在《续医说》(1522)和《本草纲目》(1578),前者载有“弘治末年,民间患恶疮自广东人始。吴人不识,呼为广疮;又以其形似,呼之杨梅疮。”[3]后者言“杨梅疮古方不载,亦无病者。近时起于岭南,传于四方。”[4]大抵认为此源于弘治末年,始于卑湿淫猥的岭南之地,并据此称之为“广疮”,它更常被称为“杨梅疮”,因疮形似南方的水果杨梅而得名。这一问题直至近代才得到部分中国学者的关注,最早是医史学家王吉民在1918年的《博医会报》上发表的《中国梅毒之起源》,提出“汉唐时期中国已有梅毒”。[5]但其时的主流观点认为中国梅毒应源于15世纪末16世纪初,由葡萄牙人带入。[6,7,8,9,10]此观点至今仍占据上风,但它并非无懈可击:疑点一,于早期中国医家而言,岭南无疑已是疾病的最终源头,其行文未涉及任何异域色彩,无法直接得出上述结论;疑点二,葡萄牙人正式登陆中国须至1515年,但据《续医说》的记载,梅毒始于弘治末年,故此疾不可能直接由葡萄牙人传入。对此,台湾学者陈胜昆[11]已作过详细的梳理,并进一步指出或应由旅居南洋、印度的经商华侨传入。此外,目前尚有“秦汉说”,[12]但同样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13]综其所述,尚未有可靠的证据表明中国梅毒自古有之,唯较为肯定的是在15世纪末之前,中国并没有明确的相关记载,杨梅疮/梅毒应是一种外来的新疾,但不是由葡萄牙人直接传入。

有趣的是,相较于传统医籍的寥寥数字,欧洲医学界却早在18世纪时,就已开始关注中国梅毒的起源问题。早期颇具代表的当属法国御医阿斯特吕克(J.Astruc,1684-1766),其著作《性病论》中所附录的《论中国性病的起源、名称、性质与治疗》,[14]首次向欧洲提供了较为完整的中国传统医学中的杨梅疮知识,其中大篇幅的论述了中国梅毒的起源。在欧洲,关于中国梅毒起源的讨论一直延续至20世纪中期,但此段历史至今鲜为人知。

韩琦的《中国科学技术的西传及其影响》[15]和董少新的《形神之间:早期西洋医学入华史稿》[16]涉及部分早期中国梅毒知识西传,但未有详细深入的阐述。德罗布尼克(J.Drobnik)[17]则对《性病论》中的中国本草知识有过介绍,但未提及起源问题。尽管有关中国梅毒起源的问题似已是陈词滥调,然以往研究旨趣大多是寻求中国梅毒的源头,较少关注历史上关于中国梅毒起源的种种论述,以及背后蕴含的各种力量的角逐。

有鉴于此,本文拟以阿斯特吕克的著作《性病论》为主线,一方面,追索医学知识如何在欧洲与中国间传播与流通?作为中国梅毒信息接受者的欧洲医学界,又是如何塑造中国梅毒的形象?另一方面,将此问题放置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探寻早期欧洲医学界为何尤为关注中国梅毒的起源。梅毒在欧洲流行之初即引发了一场经年累月的起源之争,那末,欧洲本土的梅毒起源的争论、探索是否会影响他们理解中国梅毒的由来?东西方这场关于疾病起源的探寻历程又是如何交织、碰撞?为人熟知、但在时间上存在明显漏洞“葡萄牙带来说”究竟由何人、何时提出,又为何能引起诸多认可?

二、《性病论》与中国梅毒的由来

1.阿斯特吕克与《性病论》

阿斯特吕克,1684年3月19日出生于法国朗格多克城(Languedoc)的一个小镇。[18]16岁、19岁时就已获得当时欧洲最为著名、权威的医学院——蒙彼利埃大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19]1707-1709年,因其导师皮埃尔·希拉克(P.Chirac)被征召入伍,在他推荐下,阿斯特吕克暂代其教职的位置。此后,他又被任命为图卢兹大学解剖学主任。期间阅读了大量的医学书籍,得以为将来撰写的临床著作打下基础。1728年,阿斯特吕克希望在性病学领域内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遂前往巴黎工作。50岁时,被公认为法国最优秀的医生,1729年被任命为波兰王室的私人医生,次年成为法国路易十五的内科医生。[20]

1736年,阿斯特吕克的第一本医学论著——《性病论》在巴黎出版,[21]这也是欧洲医学史上首部有关梅毒/性病学的专著,([22],pp.v-vi)一经出版,广受好评,更被誉为欧洲梅毒学史上的“里程碑”。([23],pp.41-42)书中首次根据临床观察结果完整的、有条理的列出梅毒的症状。([22],pp.v-vi)最为人所称道的是,全书近一半的篇幅收录了自1495年(梅毒第一次在欧洲爆发)至1735年期间,欧洲医学界关于此病的论述,并附以个人解读。[24]该书曾多次再版,除外拉丁文版,另有法文版、英文版、德国版以及西班牙版。[25]20世纪初,当西方医学界开始回溯早期梅毒学的知识源流时,无一例外均会提及此书,它是西方梅毒史上所无法被忽视的一部重要著作。后世论及梅毒史大多都曾提及此书。如杰西·福特(J.Foot,1746-1826)[26]的《关于性病起源、理论与治疗,以及尿道梗阻的完整论述》;米尔顿[27]的《梅毒历史》;比雷[28,29]的《古今梅毒史》;朗瑟罗[30]的《论梅毒历史与临床实践》等。他本人因此被称为“梅毒学领域内最为博学的著者”。[31]

值得注意的是,《性病论》分六卷本和九卷本,前者于1736在巴黎刊行,次年由威廉·巴罗比(W.Barrowby,1682-1758)译为ATreatise of the Venereal Disease in Six Books在伦敦出版。卷一为起源与传播;卷二为传染方式、性质与治疗;卷三至四阐述了不同阶段梅毒的诊断,预后及详细治疗,卷五至六罗列、分析了从1495年至1735年,与梅毒相关的文献。[24]九卷本刊行于1740年,各卷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补充,自卷五起,将原卷五至六所罗列的书目,依时间又细分为五卷(卷五至九),并进一步补充了1736至1740年的文献。更重要的是,九卷本附录了一篇文章——《论中国性病的起源、名称、性质与治疗》,首次向西方医学界呈现了较为完整的中国杨梅疮知识。直到20世纪,它都是欧洲了解中国梅毒的重要材料之一。九卷本《性病论》曾被耶稣会传教士带至中国,现藏于北堂(教堂的图书馆)。[32]

2.中国梅毒之“葡萄牙由来说”

18世纪,法国在中国搜集文献的人群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生活在广州的法国人;另一类是在北京的传教士,得益于其在皇宫中的地位,他们或是在当地,或在陪皇帝出巡时搜集,或集中那些定居在各省的教友们的研究成果,以获得情报。[33]而当时耶稣会在书信传递消息的需求上,无人能及。书信不仅成为该修会在欧洲维持形象的一种宣传工具,同时也是一种传递科学知识的媒介。[34]其时欧洲医学界的中国梅毒知识即源自这些在华的耶稣会士。

据阿斯特吕克称,他在完成六卷本《性病论》后才由一个从北京回来的耶稣会士处获知,梅毒在中国亦是常见病。于是,他迫切希望得到一些相关信息,或能从中获取一些医学上的启发与帮助。([14],p.280)1737年底,阿斯特吕克致信给当时在北京的耶稣会士吴君(P.Foureau,1700-1749),希望他能在中国医生和另一位耶稣会士巴多明(D.Parrenin,1665-1741)的帮助下得到一些关于中国梅毒的信息。回信须至三年后才收悉,而当时九卷本业已完稿,故阿斯特吕克只得在书后单独附录一文,介绍中国梅毒知识。([14],p.280)

全文共分为六个部分:1.作者向北京耶稣会提交的问题;2.回信;3.药物、方剂;4.中国医学中的梅毒理论;5.中医治疗梅毒的方法说明;6.中西医学的疗效对比。([14],p.282)因该文主要是在阿斯特吕克的提问与耶稣会方面的回信上展开,为便于论述,笔者现将所有问题罗列如下:

(1)在中国,梅毒(venerealpox)1或这一类的疾病常见吗?

(2)它们的病名分别是什么?是源于中文还是外语?

(3)中国人如何治疗梅毒,他们采用本地的草药,还是汞剂?

(4)若是前者,如何使用?

(5)若是后者,如何使用,有无疗效?

(6)中国医生认为梅毒古已有之,在各时期均有所记载?或认为起自近代,源于异域的新疾?

(7)如果是古已有之的疾病,或早期时期已有所认识,它们的中文病名是什么,代表什么,是源于某些主要的特征?

(8)反之,何时,经由何人将这新疾带入中华帝国?对中国人而言,病情是更严重还是轻浅呢?

(9)梅毒只能通过传染传播吗?譬如在欧洲主要通过性行为传播,它是否会不经传染而自发产生?

(10)梅毒在中国有多少种,最严重的症状如何?每一个病名或者每一症状分别代表了什么?

(11)与中国的北方对比,梅毒在南方是否更常见、更古老?([14],pp.282-283)

上述问题可归纳为4个方面,即如何命名、病名涵义、流行程度及如何治疗。而其中有5个问题(分别是2、6、7、8、10)都指向同一方面,即病名,并由此引申出中国梅毒由何而来。尽管其他问题关注的是药物治疗,尤其是对汞剂的应用,但在论述过程中仍或多或少涉及梅毒起源。

吴君的回信针对上述问题一一给出了详细的答案。信中称,梅毒在中国同样很常见。中国医家常称此为“杨梅疮”、“天疱疮”、“棉花疮”、“广东疮”、“时疮”,但只有前两个最常用。尽管吴君等人在回信中一再强调中国梅毒“由来无法从病名中判断”,([14],pp.283-289)但同时,在对于“天疱疮”、“时疮”的解释上,却又表现出认为这一疾病应该古已有之,而非外来的新疾:

天疱疮:“疮”此前已有解释(通常表示伤口或溃疡)。“天疱”在中文中指气泡,或称为大气泡(abubbleofheaven),“天(heaven)”表示“巨大(largeness)”,用以形容大的溃疡或脓疱。不过,巴多明神父还认为“天疱疮”应解释为来自上天的报复。

“时疮:‘时’即时间,中国人之所以如此命名,或许因为梅毒流行于这个帝国的任一时期,又或许因为它一年四季,不管夏、冬均可发作。2这些病名源于中文词汇,并无其他来源。”([14],pp.284-285)

此外,回信中还提到,在中国,凡是疾病的名称通常都被冠以“疒”的标记,所有的梅毒病名都被冠以“疮”字,表示溃疡或伤口,而“疒”这一古老的疾病指向性词汇,似乎表明梅毒在中国并不是一个新疾。回信中更直言中国人否认梅毒源自外国,“它被认为是起源于中国某个地方的疾病”:([14],p.296)

“中国医生认为梅毒在各个朝代都曾出现过。事实上,在一些很古老的医籍中就已提及梅毒,但未记载它首次出现的时间。因此,人们不知道梅毒是否由其他国家传入也是情理之中。”([14],p.289)

值得玩味的是,这些想法并未左右阿斯特吕克,他认为中国的梅毒应是一种全新的疾病。譬如它与欧洲一样,都曾拥有诸多杂乱的病名,“当梅毒被欧洲首次认识时,每个人都可以对其命名,如果这一疾病是古已有之的,应该有一个合适的专有名词来形容它,故应为新疾。”([14],p.4)又如中医称“时疮”,或也可解释为“现今发生的疮(theulcerofthepresenttime)”。([14],p.286)

他提出中国的梅毒或许应由南传播至北。一来,因为“杨梅疮”一名中的“杨梅”指代一种南方的水果,该病名被北方医生接纳意味着他们同时也接受了梅毒是由南传至北的事实。二来,称之为“广疮”更直接点明这是源自中国南部的疾病。三来,在治疗药物上,中国医家使用的是经过加工的汞剂——轻粉(kinfen/tsinfin),而全国唯一会此工艺的省份仅在江南(kiangnan),3表明这一技术才刚刚兴起,故所知的人并不多。([14],pp.296-297)

由此,阿斯特吕克做了一个大胆的推论——或许中国的梅毒是由别国传至南部省份,这个国家正是葡萄牙。首先,由于中国的梅毒始于著名的贸易市场——广州,众所周知首个到达广州的欧洲人即葡萄牙人;其次,1517年,当葡萄牙人费尔南·安德拉德(F.P.deAndrade,1458-1552)率船队到达广州时,梅毒已在欧洲各国蔓延,故而阿斯特吕克认为是一贯行为放荡的水手将梅毒传染给中国妇女,进而扩散至邻近省份;最后,虽然中国与欧洲相距甚远,人文风俗与生活习惯亦截然不同,但中国人对梅毒的理解却与欧洲极为类似,譬如认识到梅毒可通过性传播,在治疗上都使用汞剂,这些知识或许正是从葡萄牙人处得悉。([14],pp.297-299)

尽管吴君在回信中明确表示中文文献中未见将葡萄牙与梅毒相联系,中国也从未将它命名为“葡萄牙疮”。但在阿斯特吕克看来,之所以未有“葡萄牙疮”之名是由于当时中国对待葡萄牙人的态度所致:

“西芒·德·安德拉德(S.deAndrade)4和那些追随他而来的葡萄牙人表现的极为傲慢自负、残暴淫荡,中国人将他们视为劫匪,即刻处死或制服,也无意深究他们身上所携带的特殊疾病,一如对他们的名字或来自于哪个国家都表现的漠不关心,尽管当时他们已将梅毒传染给了一些中国妇女。葡萄牙人在中国广州的时间短暂,以至于这个庞大的帝国几乎无法记住它的存在。所以我认为当这一全新的疾病在中国流行之初,在中国人创制新病名时,才未曾将它与葡萄牙人的贸易联想到一起,而径直认为是由其他原因导致。”([14],p.299)

至此,若单独分析《性病论》中关于中国梅毒的这段内容,似乎已然解答了此前所提出的关于中国梅毒“葡萄牙由来说”的源头疑问——它最早由阿斯特吕克提出。或许还可得到这样一个结论:无须我们主动澄清中国梅毒的由来,早在18世纪欧洲学者就已认为中国梅毒源自葡萄牙。但若纵览《性病论》全书,并将其放诸于当时欧洲社会对于自身梅毒起源讨论的大环境中,或许又有另一番解读。事实上,这场在西方医学界兴起的中国梅毒起源的探讨,从一开始就与欧洲自身梅毒起源的探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三、18世纪欧洲梅毒起源论争

18世纪欧洲医学界探讨梅毒起源问题的主要有三位代表医生,除阿斯特吕克外,尚有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外科医生贝克特(W.Beckett,1684-1738)和效力于俄国军队和宫廷的葡萄牙医生桑切斯(A.N.R.Sanchez,1699-1782)。([26],pp.8-9)除阿斯特吕克秉持“哥伦布美洲带回说”外,其余两位都坚持“旧大陆起源说”。

1718年-1724年,贝克特在与詹姆斯·道格拉斯(J.Douglass)医生的书信往来中详细阐述了自身观点,即梅毒早在西印度群岛(北美洲东南部的岛屿)发现前就已存在于欧洲大陆。这些书信分别被刊登于第30、31、33卷的皇家学会《哲学会刊》(PhilosophicalTransactions,1683-1775)。

一方面,贝克特通过从早期英国古文物中收集的著作来予以佐证,主要是一份由14世纪英国著名外科医生艾登(J.Arden)撰写于1380年的手稿,其中以英文标注为“Brenning”、“Burning”的疾病,表现为“一定程度的内热和尿道口的表皮脱落”。贝克特认为这与后来称为“Clap”(性病,尤指淋病)的疾病应属于同一种病症。由此,他将艾登手稿中的这些病例解释为早期英格兰医生就已熟知各类性病(包括梅毒)的症状。另一方面,他又分析了早期阿拉伯医学中记载的麻风病,因为麻风病临床症状多样,他认为这些病例存在两种情况,一是真正的麻风病,二是被错认为麻风病的梅毒。[35,36,37]

综其所述,大抵通过一些古文献中所记载的与梅毒表现相似的病例予以佐证。但鉴于梅毒号称是“最伟大的模仿者”,临床表现多变,仅通过零碎、只言片语的症状描述判断,恐怕有失偏驳。因此贝克特的此番论证在不久后即遭到了阿斯特吕克的质疑,他几近嘲讽道:

“贝克特对于他个人观点如此坚持,以至于除梅毒外,无视其他疾病……他通过呈现一些模棱两可的文献来佐证其观点,而其中大部分显然是与温热病相关……若真正的裁判官认为这些论据有意义的话,我将通过类似的方法来证明古人早在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前就已熟知并到达过西印度群岛,即世界已知的第四部分。”([26],p.69)

而针对贝克特所指出的将麻风与梅毒混淆的情况,阿斯特吕克则表示不存在这一可能性。他认为麻风、梅毒无论是在疾病性质、病因,还是治疗上,均有所不同,前者是不治之症,通常被认为是由不洁饮食导致,而不是传染,但后者主要致病因是传染,并存在治愈的可能性。([24],pp.15-21)

阿斯特吕克认为梅毒应是在1494-1496年才第一次在欧洲出现,早期犹太人、希腊人、拉丁人和阿拉伯人对此一无所知。他在六卷本《性病论》中将梅毒的历史分为初期、成熟期及变化期,并将其源头追溯至被称为安的列斯群岛、加勒比群岛地区,尤其是海地岛/伊斯帕尼奥拉岛。他提出梅毒与两大历史事件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是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二是1494-1495年发生在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之间的那不勒斯战争。其传播途径应为:1492/1493年,在哥伦布的带领下,到达美洲的西班牙人与当地妇女在有过性行为后传染了此病,随着这些船员归程,1494年又传至那不勒斯,再经由战争迅速传至整个欧洲,后蔓延至亚非地区。([14],pp.71-121)在他看来,主要通过接触传染的梅毒,由于贸易往来、战争等增加人员流动性,继而致使它迅速在世界范围内传播。

有趣的是,此后不久,桑切斯又对阿斯特吕克的观点提出异议。1774年,他在里斯本以法语发表了一篇关于欧洲梅毒史的论文,1790年该文英译为《对欧洲首次出现梅毒的历史调查,兼谈该病的特殊性质》在伦敦出版。[38]正如阿斯特吕克置疑贝克特所采用的手稿是否具有足够的真实性、可靠性,桑切斯同样对阿斯特吕克所提供的论据表示异议。首先,他指出在第一批到达过美洲的航海家的日记、交往记录中,并没有提及他们曾在印第安人中发现过这种疾病;其次,“尽管美洲、非洲和东印度群岛的港口一直是欧洲人时常出入的地方,但在这些国家流行的其他地方性疾病迄今尚未传染给我们。”([38],pp.83-84)据此,桑切斯认为梅毒应是源于欧洲大陆的流行性温热病。

18世纪关于欧洲梅毒起源的争论,无论是“哥伦布美洲带回说”或“旧大陆起源说”,双方都无法提供无懈可击的论据来证实其正确性,这似乎是一场无尽的博弈赛。尽管20世纪初“哥伦布美洲带回说”得到普遍认可,[39]但在18世纪中期的欧洲,这一观点似乎并未占据绝对优势,对此阿斯特吕克曾感叹:“现在绝大多数人都更为倾向另一种观点(旧大陆起源说),并且人数日益增加。”([26],p.69)鉴于此,当我们将《论中国梅毒的起源、名称、性质与治疗》一文置于18世纪欧洲学界关于梅毒起源的论争场景中,或许能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作者所提出的“中国梅毒源自葡萄牙”。

四、18世纪欧洲视野下的中国梅毒由来说

事实上,早在1736年,阿斯特吕克在论证欧洲梅毒源自“哥伦布美洲带回”时,就已将亚洲、非洲地区的梅毒都视为外来之疾。他认为梅毒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路径应“由西班牙人从伊斯帕尼奥拉岛传出,扩散至那不勒斯、法国和欧洲其它三个国家,以及亚非地区。”([24],p.84)尽管九卷本刊行于1740年,但其中关于中国梅毒起源的阐述,却早已设定了结论。因此尽管吴君在回信中一再表示梅毒在中国似是“古已有之”的疾病,但阿斯特吕克仍坚持认为中国梅毒应源自葡萄牙人。《论中国梅毒的起源、名称、性质与治疗》的刊发,除向欧洲医学界介绍中国梅毒的知识外,从侧面反映出作者希冀借由阐释中国梅毒的起源,来进一步佐证自己的观点——“哥伦布美洲带回说”。从某种意义上,中国梅毒“葡萄牙带来说”与此前他所提出欧洲梅毒“哥伦布带回说”在论证方式是类同的,将疾病的扩散归责为贸易往来、人员流动:

梅毒是在1517年由葡萄牙人传入广东,还是那个国家原有的疾病?若是前者,我主张的是中国和欧洲的情况必定类似。梅毒是由西班牙人从伊斯帕尼奥拉岛(Hispaniola)带回欧洲的,所以它必定也是由葡萄牙人从欧洲带至中国。但若是后者,那么可以将广州视为(欧洲)梅毒的新源头,这非但不与我的观点相悖,反而与之相吻合。因为我相信(欧洲)梅毒除源于著名的伊斯帕尼奥拉岛外,或许还来自于美洲的其他地区,非洲以及在印度洋上的一些亚洲岛屿,此外或许还有一些热带地区。因此我们有理由且应该承认,如果可能的话,同样位于热带地区的广州是(欧洲)梅毒的另一个新源头。([14],p.300)

以《性病论》在当时欧洲医学界的影响力而言,阿斯特吕克对于中国梅毒起源的探讨并非鲜为人知。而即便关于欧洲梅毒的起源存在有“旧大陆起源说”,但若具体到本国时却都矢口否认、避之若浼,譬如在对梅毒的命名上就极为显著的体现了这种唯恐避之不及的焦虑,当时欧洲各国都曾将这一声名狼藉的病灾归咎于邻国(特别是敌国),都认为是从别的国家/地区传染而来,他们不惮以最坏的恶意对邻国进行地图炮攻击,在意大利,它被称为“西班牙病”、“法国病”;在法国,它被命名为“意大利病”、“那不勒斯病”;在英国,它叫“法国病”、“法国痘”或“大痘;在俄国,又被称为“波兰病”,而波兰则称它为“德国病”。而鉴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声势和作为欧洲文化霸主的地位,“高卢病(拉丁文为MorbusGallicus,英译为Frenchdisease,即为“法国病”)”一度在诸多名称中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对此,法国医生就曾表示极为不满。([24],p.6)当葡萄牙人需要为亚洲梅毒起源担负一定责任时,亦是避之不及。桑切斯曾致信在华的耶稣会葡萄牙籍神父索智能(P.Souza,1697-1757),询问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前,中国古代的书籍中是否已记载了梅毒。索智能在1746年6年18日回信中这样写道:

“关于梅毒在中国流行的历史,我没有找到一个人能告诉我它的起始年代;我从它的一个名字——天报疮,即此病是上天的报应——推测其开始于远古时期。显然,如果是葡萄牙人带来的,我相信中国人会在他们的词汇中表现出这一点,就像他们对于其他从欧洲来的事物所做的那样。不仅如此,对于外国男人和其他过客而言,很难与中国妇女发生关系。”[40]

信中索智能果断的否认了“中国梅毒源自葡萄牙”的说法,他首先从疾病的名称上分析,认为中国人将梅毒称为“天报疮”,即意为上天的报应,故中国的梅毒应始于远古时期;其次又认为外国男人很难与中国妇女发生关系,也就不存在传播疾病的可能性。在此前的一封信里,索智能则明确表明中国早在远古时期就已知晓梅毒。[40]而作为阿斯特吕克“哥伦布美洲带回说”的追随者,英国外科医生福特却在1792年刊行的著作《关于梅毒起源、理论和治疗的论述》中则笃定的表示:“可以肯定的是,不仅是印度海岸、中华帝国,还有日本的第一例梅毒都是由葡萄牙人带来的。”([26],pp.106-107)

五、余论

这场数百年有关梅毒源起的争论,早已不是简单的医学问题,如美国学者约翰·伯纳姆所言,梅毒的历史是充满争议的地雷战。[41]

若将这段历史放诸于其时欧洲探讨自身梅毒起源的大背景下,则会折射出一场关于“旧大陆起源说”与“美洲待会说”之间的波澜壮阔的博弈战。关于中国梅毒起源的探讨实则可以看作欧洲对于自身梅毒起源争论的另一个战场。无论是哪种学说,双方都未曾给出毫无破绽的证据,诚如桑切斯一文的译者约瑟夫·斯金纳(J.Skinner)所言:“在欧洲,尽管那些论争梅毒起源(美洲起源说)的证据看起来占据上风,但那都是模棱两可的……在这种争议中,只有无懈可击的证据才使某一方更占优势。”([38],p.v)而此时的中国便处于这场拉锯战中,无论是“葡萄牙带来说”,抑或“自古有之说”,实则都受到著者立场的影响,他们在引介中国梅毒知识的同时,亦希望能够借助中国这一“他者”,进一步佐证、巩固自身对欧洲梅毒由来的看法,这是一个如何借助外来文化的比照,探寻自身、证明其合理性的命题。

而若将此段历史视为认识世界梅毒起源的组成部分,那么它不仅是探讨中国梅毒起源的先声,更涉及整个亚洲地区对此问题的认识。欧洲无疑是这场话题的发起者,此时的中国更像是一个缺席的“主角”,尽管吴君、索智能等在华耶稣会士在获取某些医学信息时不免要求助中国医家,吴君在回信中就曾明确提及有一位热心且学识渊博的中国医生经常与他探讨这一问题,并赠送他一份医籍的手稿,([14],p.281)表明中国医家应知晓西方同样存在梅毒,但过程中却更多的是中国医学被动地向西方呈现自身。倘若阿斯特吕克、桑切斯等在论述中国梅毒起源的过程中夹杂的是个人意愿,将中国作为论述其观点的接力点,中国在他们眼中更像是一个“同盟者”。那末,当时间迈入19世纪,随着地方性梅毒(即非性病性梅毒)概念的兴起,医生们越来越倾向于相信梅毒在世界上无处不在,它在不同的时代、国家拥有不同的病名,并以不同的表现形式存在。[42]以历史悠久而著称的中国/亚洲开始被推上梅毒起源史的新舞台,此时的它则像是一个欧洲的“对立面”:主流观点认为尽管欧洲的梅毒是由美洲带回,[43]但中国/亚洲历史悠久,由此梅毒也必将是古已有之的疾病,([28],pp.33-61);([43],pp.4-5)或许更是世界梅毒的发源地。[44]由此,当欧洲医学界开始重新审视阿斯特吕克的著作时,受关注的不再是作者本人对中国梅毒起源的见解,而是文章中所附的耶稣会回信,以及信中所传达额“古已有之”的线索。([30],p.8)梅毒逐渐给近代中国/亚洲的形象笼上一层灰色,这场有关中国/亚洲梅毒起源的命题里,又夹杂了些许种族优越感,近代西方医学知识被用于矮化中国,且合理化其不平等的社会地位。

但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起,新兴的日本、美国医学开始在世界舞台上崭露头角,他们开始加入这场话题,欧洲不再是唯一的主导者。日本学者冈村竜彦(T.Okamura,1870-?)率先在德国的皮肤病学期刊中发声,指出亚洲梅毒(包括中国)都是源自葡萄牙,[45]目前学界流行的“中国梅毒葡萄牙说”实则最早是由日本人为反对亚洲梅毒“自古有之”而提出的。20世纪20年代,欧洲医生开始普遍接受亚洲梅毒源自欧洲的观点,而这一转变的原因并不是发现了新的文献依据,、或实物证据,而是源于医学话语权的更迭。譬如当时有不少美国医生提出“美洲带回说”是对“美洲的侮辱”,[46]这种说法完全是一种“谬误”。[47]

事实上,在长达数世纪的有关此项问题的探讨中,早已不再是简单的一个疾病由来的医学命题,东、西双方或是欧洲各国之间的社会制度、经济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这一时期中国,或是亚洲梅毒由来的叙述。那末,今天的我们在论述其他疾病,譬如艾滋病起源的背后,在声称基于科学检测的大前提下,又掺杂了多少额外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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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复旦大学博士生访学资助计划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