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200年前后,迈锡尼文明、赫梯文明、叙利亚诸城市国家和古埃及文明为代表的晚期青铜王宫文明先后灭亡或衰落。这一系列事件标志着近东地区延续近2000年的青铜时代的终结。晚期青铜文明崩溃之后,近东地区的社会生产、贸易、文化等方面出现某种程度的倒退,进入所谓“黑暗时代”。但另一方面,王宫制度的崩溃改变了近东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古希腊文明、腓尼基文明、犹太文明等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文明形态在新的社会环境与条件中发展形成。从“黑暗时代”走出的地中海文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1](P136)。

近东地区晚期青铜文明崩溃的原因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国内学界主要秉持海上民族入侵导致诸文明灭亡的观点[2](P99,72)[3](P25,30)。郭丹彤[4](P148-152)、袁指挥[5](P92-95)分别以海上民族为视角探讨其武装入侵的动因及其对近东文明发展进程的影响。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海上民族入侵也是国外学界解释晚期青铜文明灭亡集中消亡现象的主流范式[6](P1-2)[11](P17-18)。而随着新的文献和考古证据的不断发现,马里奥·利维拉尼[7](P67)和詹姆斯·穆利[8](P12)提出了“晚期青铜危机”的概念,并指出这一时期的文明崩溃现象不能简单归因于海上民族。罗伯特·德鲁兹[9]和南希·桑达斯[10]的研究虽仍以海上民族为切入点,但同样关注自然灾害、内乱、武器等因素的影响。埃里克·克莱因和[11]伯纳德·科纳普[12]新近出版的专著,罗列梳理了晚期青铜文明崩溃的相关文献和考古资料,指出晚期青铜文明的崩溃具有复杂的特征。而关于文明崩溃现象的具体影响,相关论述集中在近东古代通史类著作中[13](P202-206)[1](P136-148),缺乏专门系统研究。

叙利亚地区1是人类最古老的文明中心之一,是重要的“文明交往十字路口”[14](P6)。一方面,在阿马尔那时代,叙利亚是地中海世界诸文明交融和碰撞的核心地区;在近东文明体系性崩溃的过程中,该地区受到的冲击尤为明显,并留下大量文献和考古证据。另一方面,崩溃之后,叙利亚成为最早从“黑暗时代”中走出的地区,腓尼基人、阿拉米人和犹太人成为青铜王宫文明体系崩溃的受益者并在此后的时代扮演了重要角色。本文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以叙利亚这一“文明交往十字路口”为案例,探讨晚期青铜文明崩溃现象在该地区发生的背景及原因,并分析“崩溃”之后政治格局、社会经济形态等方面的变化对之后时代古叙利亚文明重构的影响。

一、危机年代:叙利亚地区晚期青铜文明崩溃的背景与过程

(一)阿马尔那时代后期叙利亚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与特点

近东地区青铜文明崩溃之前的时期一般被称为阿马尔那时代(前1550—前1200)。这一时期,地中海东部各文明交往密切并形成了区域性的国际体系——“阿马尔那体系”[15](P119)。公元前13世纪,埃及和赫梯成为阿马尔那体系的两大主导力量,叙利亚位于两大强权国家之间,成为埃及和赫梯争霸的焦点以及两国政治、军事博弈的缓冲地带。这一时期叙利亚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具有如下特征:

首先,政治结构上呈现碎片化和二元统治的特点。在青铜时代晚期,叙利亚存在着大大小小数以百计的政治实体。这些小国以王宫为中心实行专制集权统治,国王对内统治相对独立。对外则以附属国(vassalstate)的形式分别依附于埃及和赫梯,依附关系通过宣誓效忠和签署条约的方式确立。从阿马尔那档案文献反映的情况来看,小王(smallking)和大王(greatking)之间多以主仆相称,小王通过贡赋缴纳、承担一定的军事义务为代价换取大王的军事保护和经济援助[16](P111-115)。

其次社会结构呈现“中心-外围”的特征。社会生产活动围绕王宫为中心开展,军事贵族是维持王宫制度运转的重要保证,手工业生产者和商人生活在城市并为国王和贵族阶级的利益服务。农民居住在城市外围的村镇从事农业生产。以乌加里特(Ugarit)为例,有学者估算其城市居民约为6000人,而城市周边村镇的人口约为25000人[17](P103)。农民依附于王宫并受到国王的保护,而作为代价农民需向王宫上交剩余农产品。

最后,叙利亚诸王国以王宫为中心的统治基础相对较为脆弱。从社会结构来看,依附于王宫的自由农民是王宫制度的根基,承担着为国王、军事贵族以及城市手工业者提供剩余农产品的巨大压力。在青铜时代晚期农民不堪高额贡赋逃离王宫控制并反抗国王统治的情况频繁出现,近东古代文献用哈皮鲁人(Habiru)来特指这些不受王宫控制的逃难者。这一现象严重削弱了王宫的经济基础并造成社会动荡。受国家规模的限制,小国国王难以维持强大的军事实力,其统治的维持依赖于赫梯和埃及等外部强权的军事保护,如赫梯国王穆尔西里二世(MurshiliⅡ)就多次保护其属国卡赫美什(Carchemish)免于亚述人的入侵[16](P122)。叙利亚诸王国和埃及、赫梯主导的阿马尔那体系的关系呈现“二律背反”定律:一方面,埃及和赫梯提供的军事保护和经济援助是小王们抵御外部威胁和巩固对内统治的重要支撑;另一方面,两大强权力量出于自身利益坚决杜绝叙利亚地区内王国出现国家兼并形成强国的情况,小国缺乏发展壮大的外部环境。典型案例是埃及对阿姆鲁(Amurru)几次扩张行为的坚决镇压(EA101;170)2[18](P174,257)。在阿马尔那时代后期,埃及、赫梯以及叙利亚诸王国之间似乎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均势”状态:除埃及和赫梯在公元前13世纪上半叶的争霸战争外,地区形势基本呈现较为稳定的状态,政治版图也基本得以维持。然而,在公元前1200年之后,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二)叙利亚地区诸城市国家的灭亡

青铜时代地中海东岸重要贸易中心乌加里特可能是叙利亚地区在危机中最早灭亡的国家。根据一封埃及官员寄给乌加里特末代国王阿穆拉匹(Ammurapi)的信件,乌加里特被毁的时间基本被确定在公元前1190年至公元前1185年之间[11](P160)。档案文献和遗址破坏层的证据基本可以确定乌加里特是被武力摧毁的:遗址破坏层上的残垣断壁和灰烬、散落的箭头表明这里曾经历过惨烈的战斗[19](P114)。首都附近的几座小城巴塞特角(RasBassit)、伊便汉尼角(RasIbnHani)[20](P163,178)和泰勒特温尼(TellTweini)[21](P32-33)也在公元前1200年前后被毁,在破坏层同样发现了箭头、倒塌的墙壁和焚烧灰烬等冲突痕迹。乌加里特的一些档案文献可能描述了城市被毁的一些情况:乌加里特国王寄给塞浦路斯国王的信写道:“父王,看啊,敌船已至(这里),我的城市被焚毁,(敌人)在我的国家肆虐……我的国家可能将就此被遗弃,希望我的父王能知道。”[22](P255)卡赫美什的总督写信提醒乌加里特国王警戒海上的敌人,提醒他应该集结部队,痛击敌人[23](P27)。另一封信似乎是描述城市陷落惨状的:“希望您知道,军队已被击溃,城市已经陷落,粮食正在燃烧。”[24](P726)

位于乌加里特南部40公里的西娅奴王国(Siyanu),其境内的两座城市泰勒苏卡斯(TellSukas)及泰勒伊里斯(TellIris)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被毁,破坏层的灰烬表明这里的破坏是人为造成的的[25](P776-777)。位于西娅奴南部的地区强国阿姆鲁在公元前1200年之后从文献记录中消失,很有可能也在这一时期灭亡。泰勒卡泽尔(TellKazel)遗址被认为是阿姆鲁王国都城苏姆(Summur)的所在地[16](P162),Ⅴ层的破坏层表明城市在公元前13世纪末遭到毁坏和焚烧[26](P73),另一阿姆鲁重要城市泰勒阿卡(TellArqa),这一时期并未发现破坏痕迹,但城市规模在公元前13世纪呈不断缩小态势,最终衰落成为小型村镇[27](P100)。

叙利亚北部与赫梯接壤的国家和城市命运似乎各不相同。位于幼发拉底河曲处的贸易枢纽城市埃马尔(Emar)被摧毁,城市内发现的一块泥板文献提到了摧毁城市的罪魁祸首是“游牧者”(hordes),而毁灭日期是巴比伦国王美里什帕克(Melik-shipak)在位的第二年,即公元前1185年[28](P129)。泰勒阿菲斯(TellAfis)是叙利亚北部的重要城市之一,该遗址晚期青铜时代的ⅤB层,有破坏痕迹[29](P247)。而埃及文献中提到被海上民族摧毁的卡赫美什在这一时期并未遭到破坏,在赫梯灭亡之后,原本是赫梯属国的卡赫美什国王使用了赫梯国王的称号[16](P124)。除卡赫美什外,腓尼基沿海各城市似乎也在这场危机中幸存。推罗(Tyre)指向青铜时代末期的ⅩⅤ地层未发现破坏层,在萨雷普塔(Sarepta)晚期青铜时代F地层到铁器时代的E地层,未见破坏层且物质文化特征呈现高度一致性[30](P25)。

迦南地区的城市国家在晚些时候灭亡。哈佐尔(Hazor)、阿卡(Akko)、贝特谢安(BethShean)、美吉多(Megiddo)、拉吉(Lachish)、埃克龙(Ekron)、阿什多德(Ashdod)、阿什克伦(Ashkelon)、代尔阿拉(Deir‘Alla)等城市在公元前12世纪均遭到毁坏。美吉多ⅦA地层上的宫殿和神庙遭到严重破坏,而其他地区似乎未见破坏痕迹,发掘者根据废墟内的埃及物品,将毁灭时间确定在公元前1130年[11](P168)。拉吉遗址Ⅶ地层的城市因大火而毁灭,后来重建的Ⅵ地层上的城市遭到了暴力摧毁,发掘者认为Ⅶ地层之上城市毁灭时间为公元前13世纪后半叶,Ⅵ地层毁灭时间为公元前1150年至公元1130年[31](P764)。埃克龙遗址ⅧB地层和Ⅶ地层上的城市遭到了破坏,时间在公元前1150年前后[32](P225)。

上述文献和考古资料表明,在公元前1200年之后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除北部卡赫美什等新赫梯城邦以及腓尼基地区城市国家得以幸存之外,叙利亚诸王国先后灭亡。从时间上来看,北部诸王国在公元前1190年前后全部灭亡,迦南地区诸城市国家毁灭的时间则集中在公元前1150年之后的一段时间。为何国家灭亡的现象会大规模集中爆发?海上民族入侵是否为最合理的解释?

二、天灾与人祸:叙利亚地区晚期青铜文明崩溃的原因

(一)海上民族入侵解释范式的疑点

由于近东地区大部分官方文献记录随着诸文明的灭亡而中断。同时代的埃及文献成为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依据。最著名的文献当属美迪奈特·哈布(MedinetHabu)神庙铭文。其中有一段文字叙述:“各国疆土在战斗中被毁灭,在(异邦人)的武器面前,无一领土幸免,赫梯(Khatte)至廓德(Qode)、卡赫美什、阿尔扎瓦(Arzawa)和阿拉西亚(Alashiya)被切断。异邦在阿姆鲁一地扎营,居民惨遭屠戮,此地彷佛从未存在,异邦人包括佩雷散特人(Peleset)、闸卡尔人(Tjekker)、舍利克斯人(Shekelesh)、达奴那人(Danuna)和万舍克斯人(Weshesh)组成的联军。”[33](P262)文献出自拉米西斯三世(RamsesⅢ)统治的第八年,年代学研究基本将这一时间确定在公元前1181年到公元前1175年之间3。文献描述了“异邦联军”先后灭亡小亚细亚、塞浦路斯、叙利亚地区国家并在拉米西斯三世统治时期同埃及交战的情况。19世纪的埃及学家加斯东·马斯佩罗(GastonMaspero)将文献所载“异邦”统称为“海上民族”[34](P12),这一说法一直沿用至今。另外一份提到海上民族的文献是编号为RS34.129的乌加里特档案,在一封赫梯国王寄给乌加里特总督的信件中,赫梯国王要求了解更多关于希基拉人(Šikila)的信息,而希基拉人被认为是埃及文献中的舍利克斯人[24](P718)。上文提到的乌加里特末日来临之前频繁出现的“敌船”“来自海上的敌人”等信息,似乎也印证了拉米西斯三世铭文关于这些“异邦联军”摧毁赫梯、塞浦路斯和叙利亚诸邦的描述。文献证据倾向于海上民族入侵是导致近东诸青铜文明灭亡的罪魁祸首,此观点也更多地被早期学者采纳。然而,这一解释范式存在着诸多疑点:

首先,虽研究海上民族的学者极尽全力,但埃及文献中所提及各“异邦”的来源目前仍然停留在假设和猜测阶段,缺乏文献和考古证据的佐证。海上民族在叙利亚北部地区活动的证据也较为缺乏,虽乌加里特南部的伊便汉尼角、泰勒特温尼等城市在破坏层上出现了陶器和生活用品文化特征的改变,并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海上民族入侵的重要证据[20](P170-173)[21](P35-37),但是这些变化从物品交换和技术交流的角度解释似乎更为合理[35](P304-305)。更多的城市在被毁后并未出现外来人口定居而导致文化特征改变的现象,乌加里特等城市遭毁后更是被彻底遗弃。如果公元前1190年前后摧毁赫梯首都哈图萨(Hattusa)、乌加里特、阿姆鲁等城市的武装力量和十几年之后入侵埃及的海上民族属同一族群,他们显然应该在小亚细亚和叙利亚北部地区留下更明显的痕迹。

其次,作为海上民族武力入侵说核心证据文献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存疑。埃及王室铭文惯用夸张的修辞手法,宣扬统治者功绩的目的往往优先于描述史实。有学者就认为,拉米西斯三世为了宣扬自己的胜绩,刻意将一系列小规模侵扰夸张成一次大规模的军事入侵[36](P360-362)。事实上,在拉米西斯三世和海上民族爆发战争的30年之前,法老美楞普塔(Merneptah)就已经和这些“异邦”人有过交手并大获全胜[37](P247-249)。而同样被视为海上民族入侵重要证据的乌加里特档案文献,描述入侵者所使用“敌船”“海上的敌人”等词汇并未指明入侵者的身份,除个别信件外,大多数反映入侵、战乱文献指向的年代也不够明晰[12](P119)。

最后,海上民族几个族群中唯一有据可循的佩雷散特人,在公元前1150年之后在迦南地区的阿什克伦等城市定居并被《旧约》称为腓利斯丁人(Philistine)[32](P230)。这一时间要比拉米西斯三世铭文记载海上民族大规模入侵的时间晚了近30年,而最近的研究表明,腓利斯丁人进入迦南地区的过程更有可能是在城市遭到破坏之后的和平移民,包括阿什克伦在内的一些城市甚至没有出现破坏痕迹[38](P195),迦南地区城市的被毁似乎也无法简单归因于海上民族的军事征服。随着考古证据的进一步发掘以及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海上民族入侵的解释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一些长期研究海上民族的学者也逐渐认为埃及文献所述的海上民族入侵并非狂风暴雨般的军事征服,更像是一次持续数十年的大规模人口迁徙,这一事件是晚期青铜时代诸文明灭亡的后果和催化剂,而非原因[6](P16)。

(二)天灾、内忧和外患:叙利亚地区晚期青铜文明崩溃的多元因素

虽然文献和考古证据表明,这一时期外族入侵的情况确有存在,但是将诸王国灭亡全盘归咎于海上民族似乎有失偏颇。对这一问题的合理解释,还应对当时各王国内部情况以及外部国际环境加以考察,近年来古气候学家的相关研究数据也为我们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角度。

首先,如前文所述,晚期青铜时代叙利亚诸王国的王宫制度具有不稳定性和脆弱性特征。主要体现在社会阶层中占多数比例的自由农民处在社会分配结构的边缘。随着贡赋压力的不断增加,农民不得不通过大量举债维持生计。债务无法偿还时,农民只能变卖土地和人身自由成为奴隶,大量农民选择逃难成为脱离王宫控制的哈皮鲁人。这一问题在公元前14世纪之后尤为明显,有学者统计,阿马尔那档案380多份文献中,提到哈皮鲁人的超过50份[39](P39)。这些逃难农民成为影响王宫统治的一大不稳定因素。比布鲁斯国王里不·哈达(Rib-Hadda)就多次给埃及法老写信,抱怨哈皮鲁人煽动混乱并袭击其领土(EA74;77;130)[18](P143,147,212);另一封信中,他向法老报告,哈皮鲁人杀死了伊尔卡塔(Irqata)和阿米亚(Ammiya)的国王,并担心自己也遭此厄运(EA75)[18](P145);推罗国王写信给法老举报,哈佐尔的国王对哈皮鲁人投降并加入叛军;一位来自贝卡谷地的国王则向法老报告他同哈皮鲁人战斗以及邻国国王投靠哈皮鲁人的情况(EA148;185)[18](P235,265)。根据学者利维拉尼的观察,王宫对自由农民的压迫在公元前13世纪愈发变本加厉。这表现在周期性的债务取消以及债务奴隶释放的文献在这一时期消失;乡村地区的手工业生产不断衰退而宫廷的奢侈品消费逐渐增多[7](P68),这一趋势导致农民和王宫的矛盾更加尖锐。由于各王国小国寡民的特征,国王们无法掌控强大的军队而有效控制这些叛逃农民。叛逃农民在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同时,王宫制度的经济基础也不断被削弱。文献中多次出现叛逃农民推翻国王统治甚至杀死国王的情况,说明在公元前13世纪王宫制度内部的危机已经非常严重。

其次,进一步激化社会危机并引起各王国体系性崩溃的事件是地中海东部地区因气候变化而引发的饥荒。公元前13世纪中后期,4份赫梯文献、10份乌加里特文献和32份埃玛尔的文献提到了饥荒[40](P101-102)。拉米西斯二世和美楞普塔统治时期,赫梯就多次向埃及求援,要求获得粮食援助[24](P771-772)。一封赫梯宫廷寄给乌加里特国王的信件要求乌加里特国王承担450吨粮食的运输任务,并强调“这关乎生死”[41](P331-332)。而乌加里特自身似乎也为饥荒所困,乌加里特国王写信请求法老运送粮食以缓解乌加里特的饥荒[24](P700)。另外一封信件则记录了埃及在迦南地区官员组织船只向乌加里特运输粮食的情况[42](P3-4)。古气候学研究的结果表明,这一时期的饥荒是由气候环境发生变化而导致的。大卫·卡涅夫斯基(DavidKaniewski)、布兰登·德拉克(BrandonDrake)、达芙娜·郎古特(DafnaLanggut)的团队分别研究了地中海地区、叙利亚北部、迦南地区在这一时期的气候变化情况并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晚期青铜时代,小亚细亚以及叙利亚地区经历了明显的干旱期,气温也相对较低,森林覆盖率下降明显,这一趋势导致了粮食的大幅度减产[43](P210)[44](P1865)[45](P169-170)。在各王国深陷政治经济危机的同时,饥荒无疑会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导致越来越多的人站到王宫统治的对立面。一些城市只有宫殿和粮食存储区域被破坏,反映了饥民叛乱并抢掠王宫物品和粮食的情况[46](P255)。而爱琴海、小亚细亚等地区的饥荒也导致大量外部人口涌入叙利亚沿海平原地区[6](P12-14),和本地的饥民一同成为压垮处于危机的王宫统治的最后一根稻草。

最后,需要重点考虑的因素是外部环境剧变的影响。在阿马尔那时代,叙利亚诸王国对外部国际体系存在较强的依赖。一方面,小王们通过臣属、依附关系的确立获取外部强权的军事保护和经济援助,弥补其因国家规模过小抗击政治经济风险能力较差的先天不足。另一方面,以乌加里特、埃玛尔、美吉多为代表的城市和国家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成为贸易枢纽并积累大量财富。而公元前1200年之后,近东国际体系分崩离析,外部局势的变化对叙利亚地区王宫体制的冲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虽然本文认为海上民族入侵并非埃及文献描述的大规模军事入侵事件,作为单一原因也不足以导致叙利亚诸王国的灭亡,但是大量外来人口的进入显然会进一步造成资源的紧张,或许部分城市的被毁也是由这些外来移民直接造成的。第二,近东国际贸易体系的衰落对叙利亚地区的贸易枢纽城市造成了致命影响。掌控贸易往来的王宫因为贸易中断而导致重要收入来源被切断,军事贵族、商人和手工业生产者或因失去收入来源脱离王宫,这一变化导致王宫制度的上层结构也开始瓦解。第三,赫梯的灭亡以及埃及从迦南地区的退出,使叙利亚的小王国失去了来自外部的军事保护和经济援助,诸王国灭亡的先后时间关系从侧面反映了这一情况。赫梯在前12世纪之初衰亡[41](P328),北部地区从属于赫梯的诸王国在公元前1190年之后集中灭亡;埃及在前12世纪中期逐渐退出迦南地区[47](P21),迦南地区的诸城市国家灭亡也集中在公元前1150年后。虽然埃及和赫梯的衰落和灭亡本身就是地中海晚期青铜文明大崩溃的结果,但是对叙利亚诸小王而言,这意味着其政治统治外部保障的丧失,使其更加难以抵御内部动乱和外部威胁的冲击。

综上分析,笔者认为叙利亚晚期青铜时代诸王国灭亡的内部原因是王宫制度不平衡性和脆弱性导致的社会危机;气候变化引发的粮食减产和饥荒进一步激化了危机,成为引起诸王国体系性崩溃的导火索;国际格局的变化和外部族群的入侵构成了诸王国最终灭亡的外部因素。

三、毁灭与新生:王宫制度的崩溃与文明重构

公元前12世纪诸王国的灭亡,标志着叙利亚地区以王宫统治为基本特征青铜时代的终结。在大多数铁器时代I期的遗址中,宫殿等大型公共建筑不复存在,城市数量和规模大幅度缩减,取而代之的是大量出现在河谷、山地地区的小型村镇[48](P363)。原本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加入周边地区的游牧部落,经济生产方式出现半游牧半农业化趋势[49](P53)。这些现象表明王宫文明消亡之后,叙利亚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出现某种程度的倒退。但另一方面,王宫制度的解体改变了叙利亚地区内外政治环境、人口族群结构、社会生产方式以及贸易理念。犹太文明、腓尼基文明和阿拉米文明在新的社会条件与政治环境中获得有利的发展条件。

首先,叙利亚地区诸王国以及外部强权衰亡后留下的政治真空,成为阿拉米人和以色列人站稳脚跟并建立国家的有利条件。虽然以色列人的起源目前尚无定论,但埃及法老美楞普塔宣扬其征服事迹的铭文“以色列成为焦土,其种无存”[37](P264),表明以色列人在公元前1200年之前就已在迦南地区生活。在和腓利斯丁人的斗争过程中,以色列各部族逐渐融合并在公元前11世纪建立统一国家,成为迦南地区的主要政治力量;阿拉米游牧部族原本生活在喀布尔河到幼发拉底河之间的草原、荒漠地带,在公元前12世纪趁乱进入叙利亚北部地区逐步定居并建立大马士革等阿拉米国家[50](P18-21)。以色列、阿拉米游牧部族传统的亲属血缘关系以及共同祖先认同成为其国家建构的重要原则,阿拉米国家均以房子前缀加家族名称的方式命名,犹大国和以色列国“大卫的房子”“暗利的房子”的别称也体现了这一特点。和叙利亚晚期青铜时代诸王国呈现同质化文明特征不同,这些国家在文化、语言、宗教等方面出现明显差异,以色列王国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民族国家的最早雏形[51](P89)。在随后的发展与交往过程中,以色列人独特的宗教信仰和民族观念也逐步完善,最终创造出人类文明首个一神教信仰体系。

其次,王宫制度的崩溃导致商业贸易的组织方式和理念发生根本性变化。青铜时代晚期,商人从属于王宫,身份上更像是货物的运输人。贸易交往的主要内容是礼物交换和贡赋缴纳,价值导向是“互惠互利”和“慷慨大方”。在王宫的控制下,贸易交往的范围一般被控制在邻国和有臣属关系的国家之间[52](P163)。在王宫制度瓦解之后,商人摆脱了王宫的控制,活动空间不再被束缚,腓尼基城邦虽然保留了王权,但是国王和商人之间似乎更多呈现某种合作关系[30](P114-115)。利益开始成为贸易的核心理念,一些贸易术语的变化反映了这一趋势。如môtar一词在晚期青铜时代意为“过度(excess)”,但在铁器时代意为“利润(profit)”;词根kly,青铜时代意为“消耗(consume)”,铁器时代表示“花费(spend)”之意[7](P72)。贸易组织方式和价值导向的改变,大大激发了商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在利益的驱使下,腓尼基和阿拉米两大商业文明分别从海上和内陆不断探索新的市场和原材料产地,大大拓宽了古代人类文明交往的范围和空间。

最后,王宫制度的消亡客观上促进了字母文字书写体系的应用和传播。晚期青铜时代,阿卡德语是近东地区的通用语,其他的官方文字有埃及象形文字和赫梯语等。这些语言书写难度较高,只有接受长期专门训练的人员才能熟练掌握,文字书写体系被王宫所垄断并服务于王宫统治,多用于国王书信、法律文书、歌功颂德等方面。虽公元前15世纪出现的乌加里特语就已具备字母文字的特征,但并未被广泛使用。王宫灭亡之后,晦涩且难以掌握的书写体系失去了传承和应用的基础。公元前13世纪,腓尼基人借鉴了埃及象形文字的符号,使用截头表音法将象形符号进行简化,发明出22个字母[53](P78)。字母文字因具有简单易懂且易于掌握的优点而被腓尼基商人广泛使用。比腓尼基字母稍晚出现的是阿拉米字母,阿拉米字母可能同时借鉴了乌加里特字母和腓尼基字母的元素。跟随着腓尼基和阿拉米商人的足迹,字母迅速传播,公元前8世纪,希腊人借鉴腓尼基字母发明出希腊字母并在随后衍生出拉丁字母。而阿拉米字母不断向东传播,成为波斯帝国的通用语并衍生出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和亚美尼亚语。

四、结语

从现有文献、考古报告等资料反映的情况来看,晚期青铜时代叙利亚诸王国的体系性灭亡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王宫制度的不平衡和脆弱性特征决定了其走向覆亡具有必然性;气象条件改变引起的饥荒是偶发现象却成为诸王宫文明崩溃的导火索;外部文明的衰亡以及阿马尔那国际体系的解体使诸王国失去了外部保护屏障和经济支持;这一时期的大规模人口迁徙活动,在客观上加速了王宫文明的灭亡并直接造成了部分城市、国家的毁灭。以色列、腓尼基人和阿拉米人成为晚期青铜文明崩溃的受益者。字母文字体系、一神教信仰、对西地中海世界和北非大西洋地区的探索是古叙利亚文明对人类文明作出的重要贡献[14](P8),而这些伟大创造均在王宫文明解体后新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孕育发展而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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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等研究专项(2018VJX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