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越南共产党“六大”的召开，标志着越南进入全面革新开放新时期。三十多年来，越南经济社会发生深刻变革，从苏联模式的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转向社会主义方向市场经济体制。伴随革新开放的发展，越南史学也逐渐走向发展繁荣。当代越南史学的发展变化，既是越共理论思维革新引领的结果，也受到国际史学思潮的影响。当代越南史学在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对教条主义、非历史主义等弊病进行清算，史学观念与思维模式、史学研究对象、史学内容和史学方法等都呈现出新的面貌和发展的生机活力。

一、革新开放与对越南史学进行变革的认识和呼声

越南民主共和国（1976年南北统一后改名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于1945年成立后，因忙于争取民族独立的抗法、抗美斗争，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展缓慢。1953年，越南史学研究机构史地文研究委员会成立（1954年更名为文史地研究委员会），出版《史地文》杂志（后改名为《文史地》，1959年再改名为《历史研究》并沿用至今），当代越南史学开始起步。1976年南北统一前后，越南完全照搬苏联模式，追求“纯粹的”社会主义，很快使越南的建设事业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此时期的越南史学也深受苏联史学范式和学术风气的影响，突出为争取民族独立的解放斗争唯一主题，强调“建国”“卫国”理念，主观教条、空洞说教、方法单调的研究成果在史学界随处可见。

1986年，越共“六大”本着“勇于正视事实、正确评价事实、如实说明事实”的精神1，深刻总结过去的经验与教训，指出：“过去很多年里，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很多错误的地方……因此必须进行革新，而且首先要对理论思维进行革新。”1在越共“六大”后，革新开放全面开启，从农村到城市，从单一经济成分到多种经济成分，从商品流通到国营企业再到国有企业，从计划经济到市场机制再到市场经济，越南经历了波澜壮阔的社会革新与开放的变革。

与此同时，越共“六大”也对社会科学提出了革新的要求，指出社会科学要“勇于批判阻碍社会革新的消极因素”2，要“成为革新认识、革新思维方法中的一把锋利的工具，培养社会主义的社会意识形态”2。1991年，越共“七大”对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进一步的指示，要求“社会科学要为思维革新做出应有的贡献，为越南的社会主义道路提供科学论据”3。

越南有着悠久的史学传统，史学也具有较高地位，很受重视。1994年春，越南召开第三次全国史学大会，越共中央总书记杜梅发表讲话。在回顾和总结越南史学传统的基础上，杜梅代表越共中央提出：“史学界必须不断自我革新，既保持民族风骨，又接受世界上先进的方法和理论知识。史学家要有心胸开阔的自我修养，秉笔直书，见解独到。史学家的本领是以历史科学作为锐利的武器，为民族独立、人民幸福和社会进步事业而斗争。”4

革新开放的社会变革，越共中央的期望和要求，促使越南史学界主动进行深刻和全面的反思与总结。1991年，越南史学权威期刊《历史研究》登载编辑部文章“现今我国历史研究工作中的革新问题”，阐述史学改革的目的、内容、步骤与要求，认为“历史科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部分，有义务为思维革新做出贡献，为党和国家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论据”。而“为了能有效地为党和国家的革新事业服务，社会科学包括历史科学，应先进行自身的改革”5。为了引导越南史学界对革新的探讨，《历史研究》编辑部与越南部分高校历史学系合作，推出了以“史学与改革”为主题的特刊，引发了史学界的思考和对革新的讨论，发出了史学革新的强烈呼声。

第一，在史学理论和思想认识方面，对种种错误观念和不良学风予以批判、剖析。越南著名史学家潘辉黎认为，越南史学界主要有三方面的错误需要纠正：“首先是运用马列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过程中产生的教条主义、公式主义，其表现为以公式套史料的做法；其次是把历史政治化，用历史学来解释政治的现象；再次是将历史加以现代化解释，用现在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去衡量过去，不尊重每个历史时期的特征，不尊重历史的进程。”潘辉黎认为，之所以出现这些弊病，主要原因在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资产阶级史学即西方史学予以区分和对立……从而导致了主观、自满”，还有“是对史学与政治二者关系的错误认识，把史学与政治混为一谈”6。在潘辉黎的影响下，不少学者提出要对史学进行革新，主张在反思的基础上，对原有史学进行革新和超越，清除错误的思想观念，改变不良学风。

第二，在史学的研究方向与内容方面，强调扩大研究领域，充实研究内容。越南学者普遍认为，过去出于服务战争的需要，史学侧重于战争史与政治史的研究，忽略了经济史、文化史和思想史等的研究，随着革新开放的发展，应该改变和扩大史学的研究方向与领域。有学者提出，扩大史学的研究范围，首先应关注史学史学科，增强学科意识，加大研究力度，将其视为促进史学发展进程的一个重要环节7。有学者认为，史料学对史学的发展有重要作用，因而加强史料学的研究应成为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8。更多的学者认为，扩大史学的研究领域，必须加大对经济史和社会史的研究，尤其是要加强与越南革新开放密切相关的专题的历史研究，以全面认识历史的整体发展，服务革新开放事业。

第三，在史学方法论与具体的史学方法上，倡导丰富化和多样化。有学者指出，过去“由于战争的环境以及国家经济的困难，历史研究的物质基础、研究设备都非常的缺乏和落后，史学研究的技术和方法总体来说还比较简单落后。缺乏资料、信息和手工的研究方法等等，是导致大多数史学著作水平有限的直接原因”9。有学者提出，要运用多种方式方法搜集史料，丰富史料的来源10。也有学者提出，应革新史学研究中的方法论，处理好史学研究中的党性与客观性、政治性与学术性的关系问题。有学者则从国际的视角，提出应扩大史学的国际交流，让越南史学界有机会接触、借鉴现代国际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以实现越南史学研究方法与技术的现代化11。

在涉及一些具体的历史问题、历史人物的认识与评价上，越南史学界普遍认识到，为了适应革新开放时代的发展，必须改变过去普遍存在的简单化、绝对化，批判教条主义、唯心主义。有学者指出，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进行评价时，史学界“经常犯片面性的毛病”12。还有学者提出，应改变单一的思维模式，对历史作出“切合实际的评价，避免极端的、片面的观点，不能因眼前的政治目的或个人目的而丢掉史学的客观性与科学性”13。

越南史学界的反思和变革，对中学和高校的历史教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很多历史学者、史学教育工作者认为，学校的历史教学需要改革，调整充实教学内容。在世界史方面，有学者认为，大学和中学的历史教材很少关注邻国史，还没有摆脱欧洲中心论，因此应加强关于东方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以及东南亚区域史的历史教学14。在越南史方面，有学者认为，历史教程过于偏重政治史和军事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等没有受到重视，需要增加这些方面教学内容的比例。在历史评价方面，历史教科书中对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存在主观武断、不符合历史实际的现象，需要进行调整15。还有学者建议对历史教学方法进行改革，“摒弃强迫式的教学方法和被动的学习方法”16。

在倡导反思和革新的声浪中，也有学者理性地指出，改革势在必行，但“历史教学内容与课程的革新不能操之过急、随心所欲和胡拼乱凑”17，需要防止出现过度否定的现象，不能“因批判注重政治史、革命史的研究而出现轻视或反感政治史、革命史的现象”15。

二、越南史学在革新开放中的变化

越南的革新开放，提出了史学革新的时代要求，也为史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越南在各领域尤其是思想领域实施的思维革新政策，直接促使史学界进行反思和革新。越南在革新开放进程中实施的“融入国际”战略和多边化、多样化的外交政策，为史学更好地融入国际学术界、吸收借鉴世界史学发展的优秀成果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1. 介绍引进、借鉴采用国际史学的解释理论与研究方法

20世纪50—80年代，越南学界的史学理论范式主要是学习和模仿苏联的史学理论与研究实践。该时期的越南史学强调意识形态的区别，将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完全对立，因而呈现出单一化、与世界学术脱轨的现象。在革新开放的推动下，越南史学逐步改变自我封闭状态，许多国外史学理论和方法的著作被译介到越南，促进了越南史学理论的发展。

革新开放三十多年来，越南对外国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关注、吸收与借鉴，无论是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一些在国际史坛有较大影响的史学理论著作，如英国学者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爱德华·卡尔的《历史是什么》，法国学者鲍德（GuyBourde）和马丁（HerveMartin）的《史学流派》，波兰学者托布尔斯基（J.Topolski）的《历史学方法论》等，相继被翻译出版。关于国外史学理论研究的成果也有发表，如“E.H．卡尔《历史是什么》中的史学观点”18、“史学中的客观认识”19、“现代西方史学中的‘新史学’思潮”20、“朗格诺瓦、瑟诺博斯与研究历史的方法”21、“‘史学流派’与历史研究”22等。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同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又有关注和借鉴中国史学的悠久传统，中国学者史学理论的成果也备受越南史学界的青睐，有些被翻译为越南文，如李大钊的《史学研究》23、罗荣渠的《新历史发展观与东亚的现代化进程》24、于沛的《转型中的历史科学》25等；有些被吸收为高校史学理论课程的教学内容，如于沛主编的《史学理论》；还有些直接以原文的形式在越南流行，如傅斯年的《史学方法导论》，瞿林东的《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26等。

与此同时，全球史观、文明史观、现代化史观、社会史观等历史观以及各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也被介绍和引入，对越南史学产生较大影响。年鉴学派的“总体史”理论对越南学界影响最大。受年鉴学派“总体史观”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越南逐渐形成“从总体上对越南进行认识，把越南放在区域整体的总体发展背景下去研究”27的越南学综合学科，并已举办四届越南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研讨范围不仅涉及社会科学学科，还包括涉及自然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等主题的自然科学学科。统计方法、计量方法、历史人口学方法、跨学科研究方法等也受到推崇。其中，最具影响的是跨学科方法，越南学界所接受的这种史学方法，“从广义上来说，就是运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历史。从狭义上来说，主要是综合运用一些具体学科如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历史。跨学科研究可以具体表现为历史人口学、心理史学、形态史学、地理历史学、度量史学等等”28。越来越多的越南史学工作者运用跨学科方法从事历史研究，使跨学科研究至今仍兴盛于越南史坛。

2. 以开放的史学思维和评价标准，重新认识阮朝、胡朝和莫朝历史

1986年之后，越南史学唯政治、简单化、教条化的思维模式受到批判，取而代之的是把历史问题放到具体历史环境中去认识和评价，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看待历史问题，其突出表现是对阮朝、胡朝和莫朝的评价与重新认识。

阮朝（1802—1945）是越南历史上最后的封建王朝，也是越南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同时，阮朝后期又遭受法国殖民统治，其历史具有复杂性，对阮朝的评价也具有一定的敏感性。革新开放前，出于政治需要，越南党和国家领导人，如胡志明、黎笋等，都将阮朝视为越南亡国的历史罪人而予以完全否定29。20世纪50—80年代，越南史学界对阮朝乃至阮主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认为“阮朝是依靠外国侵略势力、通过反革命战争而建立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是一个最反动的王朝”30，“如果在19世纪上半叶不存在阮氏朝廷，那么法国殖民者就不可能那么容易侵略越南”31。

革新开放之后，开始有学者对阮朝提出不同看法。1987年，越南著名学者陈国旺率先发表文章，对阮主在开荒立邑、开疆扩土等方面的贡献予以肯定，认为“有了阮朝，我们才能拥有今天这样完整的越南”32。陈国旺被看作是“提出重新评价阮朝问题的第一人”33。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南史学界就阮朝历史展开讨论，举办了大约二十场有关阮主和阮朝的历史研讨会34。最具影响的当属2008年年底在清化省召开的“16—19世纪越南历史上的阮主与阮朝”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参与该研讨会的人员除越南学者外，还有中国学者于向东教授35和其他国家学者，原越共中央总书记黎可漂、原越南外长阮怡年和清化省负责人、阮福氏家族代表等。此次研讨会认为，对阮主和阮朝历史几乎全部否定“是不公平的，不客观的”；阮朝不仅开拓疆土，巩固国家统一，而且为越南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34。可以说，该研讨会形成了研究和讨论的新方向，即把对阮朝的研究放到越南整个历史乃至地区与世界历史环境中，用历史的、联系的、具体的研究方法去进行分析、评价。

胡朝（1400—1407）建立的时间虽然短暂，但胡朝研究涉及胡季犛改革以及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的许多复杂历史问题，也备受越南史学界关注。20世纪60年代，越南学界曾对胡季犛改革进行讨论，形成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胡季犛改革虽然不彻底，但仍具有进步性，不仅土地和农奴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而且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另一种意见认为，胡季犛改革不具有进步性，因为大贵族土地占有制在根本上仍然保持原样，人民根本得不到什么利益36。革新开放以来，史学界对胡朝和胡季犛改革的认识仍有很大分歧，但认为“历史上各种改革的主张、活动……都是为了使国家向前发展，值得尊重”37，对胡季犛改革的评价也呈现出以积极正面为主的趋势，“多数人的总体态度是承认和尊重胡季犛改革的积极性以及胡季犛和胡朝的历史贡献，同时分析其局限性”38。

越南史学界对莫朝（1527—1592）和莫登庸的评价，主要集中于莫朝是否“僭位”“篡伪”，莫登庸是否卖国以及莫朝是否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等问题。关于这些问题，传统观点多给予否定，把莫朝视为伪朝，莫登庸被视为罪人。1971年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主编的《越南历史》认为：“莫氏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也只是一个军阀封建集团为了宗族利益而夺权篡位罢了。”39也有个别观点赞颂莫登庸是“在乱世中立身的英雄……是爱国爱民之人……是有外交才能之人”40。

革新开放后，越南史学界以开放的思维和态度看待莫朝，认为长久以来“对莫朝及莫氏的评价不全面、不公平”41，“应该消除对莫朝的成见与偏见，把莫朝跟其他朝代一视同仁，把莫朝的客观贡献还给莫朝”42。2011年，《古与今》杂志设立“莫朝与史学”讨论专栏。该专栏刊登的文章多以新视角评价莫朝和莫登庸。一些学者认为，旧史载莫登庸投降明朝不足为信，封建史家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抹黑莫朝的创始人罢了”43。许多学者认为莫登庸没有叛国44，其对外政策是“假装臣服，真正独立”。莫朝的建立不仅不是“伪朝”，而且顺应了历史潮流，对越南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虽然莫朝的君主集权制无法与黎初相比，但在16世纪的历史环境下，莫朝的君主集权制对越南社会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性”45。

除上述历史问题外，越南史学界还对诸如法国殖民主义对越南的影响、东西方的接触、各阶层在越南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地位与作用、世界史分期等问题进行了重新认识和评价，主张把这些历史问题放置到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认识和评价，以“客观的科学性、严肃的党性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说服性”37去看待问题，“让历史通过研究者来发声，而不是强加于历史，借历史研究来表达主观的观点”37。这些认识体现出越南史学思维已发生明显转变。

3. 以宏观历史视野和当今国家疆域范围来建构越南历史

越南传统史学界一般认为，越南史学就是以越族为主体的历史，古代史就是指红河流域古代文明的历史。历史研究主要是以北部古代文化即东山文化、“文郞”和“雄王时代”、“瓯雒国”和“安阳王”为主要内容。越南的很多通史，如1971年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主编的《越南历史》、张有炯等人1999年主编的《越南历史大纲》等，对古代史的叙述主要是交趾地区的越族文明和社会经济发展史。

进入21世纪，越南史学界认为，越南历史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发生在当今越南领土上各个民族的历史，而不应该仅是越人为主的历史。有学者提出：“要认识到越南历史是发生在现今越南领土上的所有的历史，而不只是越人的历史……我们的南部曾经有一段时期是属于古高棉王朝，古高棉王朝的前面还有扶南王朝，更前面还有埃克艾熬文明。这样去认识历史，我们既能看到历史的完整性，又肯定了我们越人向南发展的过程是像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一样的自然发展过程。”46

这种认识已对越南历史尤其是越南通史的撰述产生重大影响，一些通史性著作开始强调越南历史的北部、中部和南部三个中心、三个文明、三条主线并进的叙事方式。2015年越南社会科学院史学院主编的15册《越南历史》，就是“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和编撰方法进行系统地、全面地、完整地研究”47越南历史的代表性著作。该书导言提出：“史学院把越南历史定义为曾经生活在现今的越南土地上，为越南文化文明的发展与国家的建设、保卫事业做出贡献的各个族群、各个民族的历史。”“书写越南的历史，应该要有多线性，应以三个古代文明即北部的东山文化-文郞瓯雒国、中部的沙黄文化-林邑国和南部的埃克艾熬文化-扶南国为出发点。”48

越南将历史研究的地域拓展到现今越南国土全境，将包括非越南族属的古代占婆文明和扶南文明纳入越南历史的研究范围，把越南历史视为一个有机体，从整体上去把握和看待越南历史进程，体现了越南对历史认识的转变。但是，越南在书写古代非越南族属族群的历史尤其是越人“南进”的历史时，有意忽略或否认征战杀戮的残酷性，将其视为一种“历史自然的发展”，掩盖了其扩张性质。

4. 以“整体史观”拓展研究层面、丰富研究领域

革新开放前越南史学偏重政治史、军事史的研究，导致“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是社会经济关系史、文化史、思想史都很少被关注，而且存在很多空白领域”49。革新开放后，随着“整体史观”的影响和出于为革新事业与经济建设发展服务的目的，越南史学的研究领域和层面得到扩展，研究内容更为丰富。

第一，除政治史、抵抗外来侵略史的研究外，愈来愈重视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的研究。出于服务国家经济建设、文化发展的需求和对历史学科认识的深化，越南史家更多注重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等社会生活领域的研究，改变了长期以革命史研究为主要内容的状况。

第二，受国外史学理论、史学流派的影响，越南史学界开始对一些过去所忽视的研究领域予以关注，如借鉴西方“新史学”“微观史学”，研究大众之外的小群体和个人的心理变化，“在注重研究社会经济史的同时，也关注小群体和个人的传统心理状态，因为两者都是社会存在，都对历史的主体———人的思想和行动产生影响”50。

第三，世界史研究对象与内容得到充实和拓展。如果说革新开放前越南史学界对世界史的研究“不是对世界史的全面描述，而只是世界革命运动史”51的话，那么革新开放后，越南史学界对世界史的研究走向丰富和多样化趋势就非常明显了，各种研究机构和交叉学科得以设立和发展。“东南亚研究院、中国研究中心、日本研究中心、西欧研究中心、北美研究中心以及东方学科、国际学科等等，都纷纷成立，因而对世界史的了解与认识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提高。”52

三、对革新开放以来越南史学发展的认识

越共“六大”以来，越南始终坚持革新开放路线，通过全面革新、深度开放，探索建立社会主义方向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建设民富国强，社会民主、公平、文明，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国家发展目标。越南正在革新开放中走向地区性崛起之路，日益融入国际社会，融入全球化的世界，在东南亚地区乃至世界上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越南实施的革新开放对社会生活各领域产生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存在的变革，必然推动社会意识的变化，也会通过社会意识反映出来。革新开放以来越南史学适应革新开放的变革和时代要求，也为国家革新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在深刻总结和反思、接受外来史学观念和史学方法的基础上，实现了自身的革新与发展。

当今的越南史学已经改变思维与认知方式，对历史认识的单向度、直观性和简单化，对历史研究对象和内容的教条化、实用化、片面化理解逐步减少。随着史学从理论思维到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的不断革新，旧的单向性的、直观的、静态的史学思维模式、研究范式越来越没有用武之地，取而代之的是力求用动态的、全面的、系统的思维模式和现代化、信息化的手段与方法去研究历史，把握复杂的历史进程。

革新开放以来，越南史学在对一些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朝代的研究评价上，已在一定程度上走出过去唯政治标准的价值取向，从多维的角度去看待历史问题；研究越南历史的发展特征，除继续重视抵抗外来侵略的内容外，愈加认识到社会经济史和文化文明史的重要性；在丰富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同时，尝试从不同角度构建越南史学自身的理论体系。更为重要的是，随着越南社会主义方向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的逐步建立，越南史学逐渐摆脱了苏联史学模式的影响，正在探索符合民族特色的发展道路。

尽管革新开放以来越南史学取得显著成就，出现一些积极的转变，但面临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形势，背负历史传统的沉重包袱，越南史学的进一步发展，实现现代化、科学化、国际化，为越南的革新开放事业更好地发挥服务作用，仍面临一些困难，需要妥善应对各种挑战。

第一，越南史学的发展需要处理好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之间的关系。史学理论研究和史学学科建设在越南起步较晚，发展较为缓慢。古代越南史学重视道德评价，重视史书编修体例方法，史学理论较为薄弱。当代越南史学理论虽然逐渐受到重视，但如何在民族传统基础上与外来史学思想、理论观念和史学实践的探索相结合，建构起具有国际视野和越南特色的史学理论体系尚在探索过程中。越南学术界对国外史学理论的介绍与引入多停留在一般性的介绍与表层的移植层面，与自身史学深度结合、产生广泛影响的理论成果不多。这种状况与越南革新开放进程中“实践先行，理论滞后”的社会改革发展的现实有关，也与形象化、实用化思维比较发达，而抽象化、观念化思维相对较为薄弱的民族思维特征有关。

第二，越南史学发展需要处理好学术科学研究与服务政治需要之间的关系。古代越南史学已有深厚传统，早已认识到“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史”，但主要强调的是垂训鉴戒功能，认为史之所载，有为而作，如日月并明，如秋霜俱厉，可以使“善者知可以为法，恶者知可以为戒”53。当代越南史学界也非常关注史学的政治功能，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党性和科学性多有探讨，也曾对过去的“影射史学”有所反思，但如何做到党性与科学性、政治性与学术性的有机统一，这个问题尚未能很好地解决。史学研究为政治进行简单注解、机械地服务政治需要的现象仍时有可见。

第三，越南史学发展需要处理好传统史学与当代史学之间的传承创新关系。从《大越史记》到《大越史记全书》，从黎文休到吴士连，越南民族传统史学精华需要很好地继承和发展，既要重视史学传统功能，又要开发史学当代价值。尤其是，越南史学正在融入世界潮流，实现与国际史学接轨，加强与西方发达国家史学界的交流，在此背景下如何保障面对西方文化消极因素的冲击，使越南民族史学不至于迷失自身发展方向，显得日益重要。在全球化进程中，越南史学还需要妥善应对狭隘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影响。

第四，越南史学发展需要处理好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批判历史虚无主义之间的关系。作为越南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越南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在史学领域就表现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以历史唯物主义统领史学研究。随着革新开放的发展和越南史学的国际化，历史虚无主义在越南也有较多表现，影响越南史学的健康发展。一些人借重新评价历史之名，行历史虚无主义之实，否定越南革命的正当性、价值观和越共领导地位的合法性。这在中越关系史研究领域表现得尤其突出，有的学者仅将唯物史观标签化，坚持长期形成的错误历史认知和叙事模式。如果任凭历史虚无主义泛滥，不仅会影响越南史学的正确发展方向，影响越共执政党地位的巩固，而且也不利于中越睦邻友好关系的发展。

注释

1､越南共产党:《革新与融入时期越南共产党代表大会文件集(第六至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河内:国家政治出版社2013年版,第10､97页｡

2､越南共产党:《革新与融入时期越南共产党代表大会文件集(第六至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第101､60页｡

3､越南共产党:《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文件集》(■),河内:事实出版社1991年版,第80页｡

4､杜梅著,于向东译:《史学的活动和成就要与社会相结合,使民族辉煌传统与自豪感植根每个越南人心中》,《东南亚研究会通讯》1995年第2~3期合刊,第36页｡

5､《历史研究》编辑部:“现今我国历史研究工作中的革新问题”(■),《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1991年9-10月),第1页｡

6､潘辉黎:“革新道路上的越南史学”(■),《周日人民》(■)1992年第2期(1992年1月),第12页｡

7､陈金鼎:“史学史与史学革新”(■),《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1991年9-10月),第45~47页｡

8､阮文深:“史料与历史认识”(■),《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1991年9-10月),第28~30页｡

9､冯有富:“革新十年后的越南史学”(■),范必融主编:《社会与人文科学:十年革新与发展》(■),河内: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53页｡

10､武金刚记录:“史学工作中的革新问题座谈会”(■),《历史研究》1991年第4期(1991年7-8月),第85页｡

11､武明江:“研究方法与技术的现代化---我国史学工作面临的紧迫任务”(■),《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1991年9-10月),第5~9页｡

12､何文晋:“历史､事实与史学”(■),《古与今》编辑部主编:《历史､事实与史学》(■),胡志明市:年轻人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页｡

13､丁春林､阮文庆:“史学与革新还是史学革新”(■),《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1991年9-10月),第14页｡

14､严廷维､郑廷松:“对革新当今高中历史教学内容的一些思考”(■),《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1991年9-10月),第59~60页｡

15､阮廷礼:“从改革历史研究到改革历史教学”(■),《历史研究》1993年第3期(1993年5-6月),第14､15页｡

16､阮德迎:“关于历史教学的几点思考”(■),《历史研究》1993年第3期(1993年5-6月),第10页｡

17､张有炯:“学校的史学与革新的要求”(■),《历史研究》1993年第3期(1993年5-6月),第8页｡

18､黄宏:“E.H.卡尔《历史是什么》中的史学观点”(■),《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2006年1月),第58~63页｡

19､黄宏:“史学中的客观认识”(■),河内国家大学､胡志明市国家大学:《融入国际与全球化背景下的越南史学》(■),河内:世界出版社2012年版,第79~86页｡

20､黄宏:“现代西方史学中的‘新史学’思潮”(■),《河内国家大学社会与人文科学大学期刊》(■)第4期(2002年,月份不详),第49~53页｡

21､段氏和:“朗格诺瓦､瑟诺博斯与研究历史的方法”(■),《历史研究》2008年第11~12期(2008年11-12月),第109~113页｡

22､潘玉连:“‘史学流派’与历史研究”(■),《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2003年9-10月),第80~84页｡

23､该文由越南学者达士译,刊登在2001年5月第92期《古与今》杂志｡

24､该文由越南学者黄玉艳翻译,收录在越南社会科学信息院1998年出版的《史学:革新时代的视角》一书｡

25､该文由越南学者黄玉艳翻译,收录在越南社会科学信息院1996年出版的《史学改革》一书｡

26､傅斯年的《史学方法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05年版)与瞿林东的《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均被越南国家图书馆收藏,供人借阅｡

27､)､阮文金:“第二届越南学国际研讨会综述:‘发展与融入中的越南:传统与现代’”(■),《历史研究》2004年第8期(2004年8月),第75页｡

28､于向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研究中的一些理论与方法问题”(■),《中国研究》(■)1995年第2期(1995年7月),第35页(此文是于向东1994年公派访学期间,应越南社科院中国研究所和河内综合大学历史学系邀请所作报告的基础上撰写并用越南文发表)｡

29､1942年,胡志明在“我国历史”中写道:“我国之所以亡国,是因为阮朝皇帝将法人引狼入室,真是愚痴……千年锦绣山河,阮朝皇帝却投降法人｡”[胡志明:“我国历史”(■),黎贸瀚主编:《胡志明全集》(■)第3集,河内:国家政治出版社2000年版,第226页]｡1976年,黎笋曾表示:“越南人民之所以亡国于法殖民者,是由于阮朝封建者软弱,甘愿为了自己的私利而投降法国｡在历史面前,阮朝朝廷是民族的背叛者｡”[阮潘光:“19世纪上半叶的越南农民运动”(■),《历史研究》1986年第2期(1986年3-4月),第39页]

30､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编著,北京大学东语系越南语教研室译:《越南历史》第1集,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40~441页｡

31､阮潘光:“19世纪上半叶的越南农民运动”(■),《历史研究》1986年第2期(1986年3-4月),第40页｡

32､陈国旺:“对顺化及其历史地位的一些思考”(■), [发布日期不详]/2019-08-28｡

33､陈金鼎:“陈国旺---革新史学思维的第一人”(■),陈金鼎:《越南史学史的一些问题》(),河内:河内国家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93页｡

34､潘辉黎:“‘16-19世纪越南历史上的阮主与阮朝’研讨会总结”(■),《古与今》(■)第318期(2008年10月),第11页｡

35､于向东教授应邀出席了该次会议,并以《明命帝的海洋意识与阮朝海防》为题作会议发言｡

36､《历史研究》编辑部:“关于胡季犛和阮长祚两位历史人物讨论的初步总结”(■),《历史研究》1961年第12期(1961年12月),第8~16页｡

37､《历史研究》编辑部:“研究越南历史上的改革与革新”(■),《历史研究》1990年第6期(1990年11-12月),第2页｡

38､潘辉黎:“胡季犛改革与胡朝的失败”(■),《历史研究》1992年第5期(1992年9-10月),第6页｡

39､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越南历史》第1集,第339页｡

40､黎文槐:《历史教训:胡季犛-莫登庸》(■),河内:国学书社出版1952年版,第26~34页｡

41､陈氏荣:“过去四分之一世纪对莫朝的认识”(■),河内国家大学､胡志明市国家大学:《融入国际与全球化背景下的越南史学》,第655页｡

42､潘辉黎:“‘历史上的莫朝与莫氏’研讨会总结”(■),越南史学院､越南史学会､海防市历史委员会:《历史上的莫朝与莫氏》(■),河内:社会科学信息院印刷厂1996年版,第512~513页｡

43､惠天:“莫登庸是否向明朝‘纳地’”(■),《古与今》第385期(2011年8月),第33页｡

44､许多越南史学家,如吴登利､黎文岚､阮名阀､潘辉黎､杨忠国､潘文阁､黄黎､潘登日等,都认为莫朝确实没有投降,莫登庸没有叛国[陈氏青云､潘登顺:“革新时期对莫朝的研究”(■),《古与今》第385期(2011年8月),第57页]｡

45､陈氏荣:“莫朝的国家机构”(■),《历史研究》1991年第6期(1991年11-12月),第15页｡

46､杨忠国:“对高平的莫朝研讨会的总结”(■),《古与今》第385期(2011年8月),第59页｡

47､武维绵主编:《越南历史》(■)第1册,河内: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2页｡

48､陈德强:“《越南历史》前言”(■),武维绵主编:《越南历史》第1册,第16~17页｡

49､潘辉黎:“革新道路上的越南史学”,第12页｡

50､黎有福:“对越南史学‘革新时代的研究’的一些思考”(■),河内国家大学､胡志明市国家大学:《融入国际与全球化背景下的越南史学》,第160页｡

51､阮国雄:“世界史与‘我们愿与各国交好’”(■),《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1991年9-10月),第32页｡

52､潘辉黎:“越南当前的史学研究”(■),潘辉黎:《寻根》(■),河内:河内国家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79页｡

53､范公著:《大越史记续编书》,吴士连等纂修,陈荆和编校:《大越史记全书》,东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84年版,第59页｡

于向东,韦丽华.革新开放以来越南史学的发展[J].史学月刊,2020(07):116-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