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禁欲主义盛行,而原本被教会排斥抵触、夹缝中生存的戏剧在这一时期保留了不少带有世俗狂欢色彩的“另类”因素,并与农时历法节日融合,成为中世纪带有“叛逆”特征的文化符号,实现了世俗狂欢与禁欲主义的妥协式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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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欧洲中世纪,人们往往会将之与“黑暗”“停滞”“教会压制”“宗教禁欲”等词语联系起来。在这一时期,基督教会欲通过一切手段控制民众的精神和思想,使其将全身心奉献给至高无上的上帝,而戏剧,亦成为教会手中颇为有力的控制工具之一。
在当时基督教的主宰下,中世纪戏剧企图与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戏剧彻底决裂,以抵制异教,但其未能也不可能实现。一方面,戏剧本身具有通过实现强烈感官刺激而直击人心的特点;另一方面,自公元前6世纪第一部雅典戏剧的诞生,至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戏剧就不再被官方认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戏剧与农时更替、祭祀活动、节日庆典、市井日常生活及生产活动渗透融通,教会一时难以将其从民众生活中彻底除去。这些因素促使教会将戏剧与基督教宗教祭祀相结合,将之转变为手中强有力的工具,从而感化与控制人民。于是,这一特殊形式的“戏剧”得以在中世纪保留下来,其中不少带有世俗狂欢色彩的文化符号亦得以发展。
沿袭自异教文化的狂人节是中世纪基督教宗教戏剧仪式冬春过渡时期的一个重要节日,主要在教堂中举行,由癫狂的希律王将手中的权杖扔向人群而将活动推向高潮(这种权杖顶部系有因充水而鼓胀的囊泡,常作为诙谐、荒蛮、放纵的象征,出现在中世纪戏剧中)。
狂人节活动的另一部分内容在年纪小的神职人员当中举行,他们平时地位极低,在每年的12月28日这天,却可以成为“孩童主教”,唱歌跳舞、嬉闹作怪,以肆意取笑神职人员为乐,并将驴子作为赞美歌颂的对象。
还有一个便是充满戏剧性的狂欢节。现代社会的人们更愿意将西方狂欢节理解为民间欢庆节日,如今在欧洲举办狂欢节的城市更是能借此机会招揽游客、吸引资本,却不知狂欢节与古代农时更替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它更被学者们当成一种特殊的戏剧形式。在中世纪,狂欢节于主显节至四旬斋之间举行,在此期间,人们打破平日各种繁琐严厉的约束,抛弃等级地位差异,尽情欢乐,投入自然与文化的和谐交融之中,享受禁欲生活主导下的短暂的快乐。佩戴的面具与身着的奇装异服,帮助人们暂时抛弃世俗身份,寻找超出现实的真实自我。
意大利北部小镇伊夫雷亚狂欢节中的“重头戏”是“橙子战”,即用橙子作为“攻击武器”,扔向正在游行的队伍,狂欢的人们享受着整座城市被橙子“攻陷”的乐趣——没有其他目的,参与者身心越投入,身上的橙汁越多,节日的意义就越得到凸显与珍视。当时的一些文献曾这样记载狂欢节对于民众的意义:“狂热是我们人类与生俱来的第二本性,我们至少可以一年一次尽情地享受自由。”
凭借自身鲜明的人物个性和所贡献的直观的艺术形式,吟游诗人成为中世纪艺术中又一具有强烈张力的形象。他们中的一部分或靠踩高跷、倒立、空翻等表演,或通过展现身体上的残疾来吸引人们的眼球,赚取营生。他们不仅不可能在已有的社会等级中寻求到自己的地位,还会被教会以进行下流、亵渎神圣的表演为名驱逐。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吟游诗人成为了当时紧张压抑气氛下独特的戏剧艺术活力。
通过以上例子,我们可以将这些“世俗狂欢”因素背后体现的共同特征总结如下。
第一,物质载体的使用与发展。艺术与情感追求往往可以通过带有一定象征意义的物质载体实现。自13世纪末期开始,顶部绑着囊泡的权杖成为吟游诗人进入欧洲宫廷的标志饰件之一;作为狂欢节不可或缺的面具也逐渐发展为假面文化。随着时代的更替,这些被赋予了精神内涵的物质符号,依然在艺术的历史中展现生命力。
第二,鲜活的戏剧张力与表现力。中世纪的戏剧强调表演者与参与者的身体力行,因此人们的身体在一定程度上被赋予了极大的意义。“孩童主教”对神职人员随心所欲、滑稽怪诞的模仿,狂欢节全情投入的民众,以展现身体技巧为生的吟游诗人,无一不为中世纪戏剧形式注入了更多活力。
第三,有限的精神颠覆与艺术自由。尽管这些因素在中世纪教会控制下的禁欲主义时期形成了“颠覆的世界”,但这个世界无疑是狭小有限且转瞬即逝的,受到了来自时间和空间上的双重限制。人们渴望打破陈旧约束,在农时更替时期重新审视生与死的话题,并期盼上天保佑来年农事顺利,却不得不面对狂欢放纵之后从未改变的社会现实,正如盛大的狂欢节之后便是实行禁忌与忏悔的四旬斋。纵乐与恐惧交织,希冀与现实对立,但两者在基督教、异教元素和市井文化的有限融合中形成了畸形而又稳定的平衡。
“世俗狂欢”与“宗教禁欲”看似矛盾,却在以农业为基础的中世纪,在并不情愿的阶级融合中实现了平衡与共存,我们不得不说这是一种妥协,由戏剧艺术形式发起,延展至市井文化精神与信仰之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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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国家留学基金资助,留金欧[2019]20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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