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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英国对中国台湾地区的贸易保护主义研究分析
摘要：在英台贸易中,英国针对国内外形势,采取了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的贸易保护政策。其中,20世纪60年代英国对台实行的配额制度和进口许可证管制是英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典型表现。配额制和进口许可证制通过限制中国台湾棉纺织品的自由进口,极大程度上保护了英国自身的经济利益。本文在研究20世纪60年代英国配额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英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历史背景、具体体现以及其特点,以期深化对英国贸易保护主义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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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保护主义是指在对外贸易中实行限制进口以保护本国商品在国内市场免受外来商品竞争,并向本国商品提供各种优惠以增强其国际竞争力的主张和政策。它具有以下三个特点:其一,主要保护手段由关税转到灵活、隐蔽、限制性强的非关税措施。其二,保护政策对产品的针对性越来越强。其三,贸易保护政策所适用的国家或地区也更具区分性。
20世纪60年代英国对中国台湾棉纺织品的贸易保护主义恰好体现了以上三点:在贸易保护手段上,英国主要采取以配额制和进口许可证管制为主的非关税措施;在产品的针对性上,英国在对台贸易中只对棉纺织业实行了贸易保护的政策,而在化工产品、农业品等方面均放宽了贸易管制;从适用的国家和地区来看,英国政府破费思量,一方面对中国台湾地区的贸易政策不能太过苛刻,因为会引起中国台湾当局背后的支持者美国政府以及英国商人不满,也不利于双方之间的进出口贸易;如果放宽这一贸易政策,又担心会让中国政府不满。
因此,在权衡多方面利弊的情况下,英国最终决定对中国台湾地区的棉纺织品贸易实行贸易保护,而适当放宽对其他方面贸易管制,这是英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之下为实现其贸易利益最大化而采取的措施。因此,通过分析20世纪60年代英国对中国台湾地区的棉纺织品贸易政策,有利于进一步理解现代贸易保护主义的特点。
目前,关于英国贸易政策的主要研究成果涉及宏观的贸易政策研究,也有微观领域的贸易政策,如飞机贸易、棉纺织品贸易等[1,2,3,4]。但从贸易保护视角进行分析的论著仍少之又少。下文将利用英国部分解密档案,以20世纪60年代英台棉纺织品中的贸易保护为切入点,追溯英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历史背景,分析英国贸易政策的多面性,希望在为学术界英台贸易的研究略尽绵力的同时,为我国的外交政策提供借鉴。
一、英国贸易保护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
英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在13世纪开始逐渐发展起来。英国经济发展较早、中世纪晚期的深重危机和英国商人阶层的崛起均成为贸易保护主义产生的驱动力。这一时期,英国主要还是原材料的提供者和制成品或奢侈品的进口国,体现出早期自由贸易的特征。然而14世纪中期,英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英国商品经济加速发展,供应政策得到较好落实,生活和生产资料短缺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国内出现了新的经济形势,这为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产生提供了根本条件。
在14世纪和15世纪,欧洲经济停滞不前、基督教的兴起严重阻碍了文化的发展、战争不断,导致人民生活困顿;同时,黑死病席卷整个欧洲大陆,英国人口的死亡率甚至达到了50%。在这样深重的社会危机之下,英国各个利益集团纷纷寻求来自政府的庇佑。英法百年战争的巨大消耗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政府的对外政策,促使英国的对外贸易政策由自由贸易转向了贸易保护。
此外,英国商人阶层的崛起也对英国贸易保护主义的萌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催化作用。英国的商业贸易在12世纪前后形成一个新的社会阶层,这个阶层以经营商业作为独立的职业,对英国本土商业的发展乃至整个西欧的经济发展历程都起了重大作用。到14世纪时,英国商人在对外贸易中逐渐增长了对外国商人的敌意和反感,形成商人团体,有了全英国商人的观念,这也是英国贸易保护主义的产生条件之一[5]。
英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自13世纪产生起一直延续到19世纪,但从19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末,英国的贸易政策从贸易保护主义转向了自由贸易,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光荣革命奠定了英国议会制的基石,工业革命的发展使得工业资产阶级的力量壮大,1832年的第一次议会改革使工业资产阶级得以在政治上诉诸自己的经济要求;其次,“自由放任”的理论在这一时期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想;再次,《航海条例》和《谷物法》的先后实行严重影响英国的对外贸易。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急需扩张海外市场的英国打破旧贸易体制的束缚已迫在眉睫[5]。然而这一自由贸易政策在英国并未维持太长时间,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爆发,迫于维护本国在战争中利益的需要,英国开始反省实行了100多年的自由贸易政策,并最终在20世纪30年代正式放弃自由贸易原则,再次转向贸易保护,且这种贸易保护主义也在英台棉纺织品贸易中体现出来。
二、英国对中国台湾地区所实行的贸易保护主义
20世纪60年代,英国对中国台湾地区所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主要体现在对台采取进口许可证制和进口配额制两大非关税措施,以期限制中国台湾地区棉纺织品的自由进口。在具体实行的过程中,进口许可证管制和配额制相互配合,以实现贸易保护的最大化。
英国外交部在第63号电报中建议,英国驻台淡水领事馆于11月16日宣布对中国台湾地区制造的棉纺织品实行进口许可证管制[6],每年的配额为1256万平方码。第一个许可期将从1961年11月15日至1962年6月30日[6]。对于从中国台湾地区进口的经加工后再出口的坯布,将获发许可证且不受任何限制。可见,英国配额制和进口许可证管制的实行是英国贸易保护主义在英台贸易中的最直接体现。
英国驻台淡水领事馆指出,由于大量低成本来源(中国台湾地区)的进口,英国国内的棉花行业正处于严重的萧条和困难状态。英国从中国台湾地区的棉纺织品进口量从1959年的几乎为零,上升到了1961年前九个月的每年2900万平方码,因此对中国台湾地区的进口急需加以限制。中国台湾方面获悉这一消息后,表明他们从英国进口的货物远多于向其出口的货物,并附上统计数字(单位:平方码)[6]。
针对该电报,英联邦政府指出表格中的数据确实表明,在1958年～1960年期间,中国台湾地区从英国进口的货物多于出口到英国的货物,但在1961年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一年内中国台湾对英国的出口大幅度增长,严重危害了英国本国的棉花产业发展。因此,英国政府不得不对中国台湾地区采取贸易上的某些限制[7]。
对于英国政府的说词,中国台湾地区在回复英国外交部的信件中称其为“歧视性措施”,它将极大地影响中国台湾纺织工业的发展[8]。1959年6月6日,英国议会贸易委员会宣布,那些没有与英国有着棉纺织品贸易传统的地区,不应允许其在英国开拓市场。英国工业部门也指出,对一个他们不承认并且对其没有义务的地区,根本不应该有任何进口[9]。
针对英国所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中国台湾工业界向英国政府发出了抗议信。台方表明为了维持经济生活水平,必须像其他岛屿一样发展其自身的工业。而中国台湾地区的纺织业为劳动人民提供大量的工作岗位,这对社会有很大的帮助。台方指出,当时有1000人(主要是妇女)直接或间接依赖纺织品工业生活。台方对其1961年纺织品的总出口额进行估算后,认为从英国进口减少37500000平方码意味着年度数量将减少20%。如此大幅度的削减,必然会影响工业的发展和工人的生活,甚至会引发更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此外,中国台湾地区还希望英国政府可以恢复长期以来奉行的自由贸易精神,取消对中国台湾地区的进口限制。但英国的贸易政策向来以自身利益为驱动,也始终未曾放弃对台棉纺织品的配额,英国始终是获得利益最大的一方。
三、英国贸易保护主义的特点
在英国与中国台湾地区的贸易中,配额制仅仅在棉纺织品领域有所涉及,而在军用商品、化工领域、农业领域等并没有推行,甚至还放宽了信贷政策和管制政策。这体现了英国贸易政策的多面性,也展现了英国贸易保护政策的多变性和灵活性。
以军用商品为例,在1963年～1965年间,中国台湾自身的经济发展稳定,英国政府颁布了对台出口军用商品的三项原则,分别颁布了《访台主要部门的政策通知》《如何应对中国台湾当局外交人员的政策通知》《英国商人访台指南》三条政策。由禁止出口武器转变为允许出口防御性的军事商品,如自动跟踪雷达等。这是英国放宽对台贸易管制政策的鲜明体现。这也使得英国和中国台湾之间的进出口贸易大大增加,英国向中国台湾地区的进口额从1962年的1.63%增长到1963年的2.2%。有下表为例:(单位:英镑)[10]。
除了放宽对中国台湾地区的贸易管制政策,英国政府还放宽了信贷政策。在1958年,由于第二次台海危机刚刚结束,所以英国政府仍将信贷期限保持为4年,却将支付额度从50万英镑提高到75万英镑,这虽然没有明显地表现出英国对台信贷政策地放宽,但是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英国政府暗中放宽信贷政策的企图。在1960年,英国政府将信贷期限从4年延长至5年,同时支付额度也提高到了100万英镑。受信贷政策放宽的影响,双方之间的贸易得到了极大的促进,英国对中国台湾地区出口的金属及其制成品,车辆和零部件、涂料和燃料、塑料和工具器械等都大大增加。中国台湾地区对英国出口的茶叶、糖、纸张、金属等数量也大大增加。有数据记载,中国台湾地区的糖产量已经达到了94.2万吨的创世纪的数字。与此同时中国台湾糖业公司已经计划用5000公顷未使用的土地来进行糖的种植,投资约1.7亿资金[11]。这样大规模的糖业生产,也从侧面反映出中国台湾杜集区出口的大幅度提高。
综上所述,20世纪60年代,英国长期以来的贸易保护主义传统在与中国台湾地区的棉纺织品贸易中,以配额制和进口许可证制的形式体现出来。在宏观的经济政策上,英国仍旧采取信贷政策,但在棉纺织品上仍实行严格的配额制,这体现了英国贸易保护主义的灵活性和多变性特点。英国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富有外交经验,英国对台政策的决定始终以本国利益为驱动,而配额制是英国维护本国利益的最直接体现。由此可见,英国“实用主义”的外交本质没有变。在看到英国贸易政策的本质的同时,我们应当学习其贸易政策的灵活性和多面性,在与各国的贸易纠纷当中采取适当的贸易政策,使我国贸易得到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王铁军.政治策略与社会联盟——英国19世纪的自由贸易政策[J].国际政治科学,2014(01):24-45.
[2]赵绩竹.13-15世纪英国保护主义政策研究[D].山东大学,2012.
[3]李继高.英国对中国的飞机贸易及其政策演变(1954-1972)[D].华东师范大学,2017.
[4]宋良,宋楠.试论1960至1962年间英国与台湾地区的棉纺织品贸易[J].大连大学学报,2019(02):23-27.
[5]赵绩竹.13-15世纪英国保护主义政策研究[D].山东大学,2012.
[6]台湾回电英国外交部[A].英国外交部档案,1961-11-28:FO371/158471.37.
[7]英国外交部发往台湾的回电[A].英国外交部档案,1961-06-30:FO371/158468.
[8]台湾发往英国外交部的关于配额制的抗议信[A].英国外交部档案,1961-12-20:FO371/165119.5.
[9]英国外交部发往台湾的回电[A].英国外交部档案,1961-06-30:FO371/158468.
[10]台湾发往英国外交部的关于配额制的抗议信[A].英国外交部档案,1961-12-20:FO371/165119.5.
[11]英国外交部备忘录[A].英国外交部档案,1966-03-25:FO371/187058.4.
周思彤.浅论20世纪60年代英国对中国台湾地区的贸易保护主义[J].现代商业,2020(23):67-68.
基金: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201911258026),项目名称:20世纪60年代英国对台湾地区的棉纺织品贸易研究——以英国政府解密档案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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