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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中国成立后至80年代小说创作为例

  2021-08-26    258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始至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中曾出现两次转向。第一次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一体化"重组时期;第二次发生在"文革"结束后的"新时期"文学阶段。这两次文学转向皆是围绕着"现代性"及其凸显的问题展开的。通过对建国至20世纪80年代的小说创作分析,重回新中国成立以来小说中对现代化建设的想象,进而推及当下的现实背景,来思考文学介入社会时应当保持的姿态。

  • 关键词:
  • 中国当代文学
  • 全球化
  • 姿态
  • 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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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历史革命主题下的“十七年”小说创作


20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变革。社会的急剧变革势必会引起文学上的急剧转折,这主要体现为不同思潮、派别、力量地位的错动和关系的重组。

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标志着“当代文学”的开端和“社会主义文学时期”的开端4;同时,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当代文学”的建构提供了合法性证明,“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的成立以及《文艺报》《人民文学》的创刊都为文学“一体化”的转折提供了权威机构和机关刊物类的助力。

20世纪30年代初至40年代后期,左翼文学的领导者及作家们都清楚地认识到,文学方向的选择应当与社会政治的转折同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更为这种新的文艺方向确立了理论基础。

进入50年代,以延安文学为主要构成的左翼文学开始成为社会中唯一的文学事实;毛泽东的《讲话》也成了全国范围内的纲领性文件,《讲话》中所论述的文艺思想也成了纲领性的指导思想。

二十世纪初对于西方现代化的盲目追求和狂热迷恋,使得“现代性”背后隐藏的问题在“美梦”的柔纱下如一个幽灵在中国徘徊。西方的现代性并没有为“五四”提供一个强大的“中心”,也并没有提供一套完整的现代性知识的叙述;同时,西方的现代性背后蕴含的是西方国家对于东方国家殖民的意图。

在这样的背景下,新中国成立后文学“一元化”方向的确定为50—70年代的文学提供了最富活力也最具实力的指向。在此语境之下,十七年小说作家势必会沿着这一方向进行创作。十七年小说创作中突出的类型有农村题材小说、革命历史小说两类。

(一)农村题材小说

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是农村小说的当代形态,这类小说以农村生活为题材。其创作一方面表现对“现实斗争”的强调,即要求作家关注那些显示“中国社会”面貌“深刻的变化”的事件、运动;另一方面则表现在为了达到描写上的“深入核心”,作家在立场、观点、情感上,要与表现对象(农民)相一致。这类小说中,出色作家如赵树理、柳青、周立波等。

五六十年代表现“农业合作化”的三大长篇分别是赵树理的《三里湾》、柳青的《创业史》以及周立波的《山乡巨变》。

就柳青的《创业史》来说,这部小说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如何看待中国50年代以来的“农民现代化”实践。我们需要明确的是,对于50年代的中国来说,走现代化的道路是必然的,而且是正确的,因此农民、农村的现代化发展也是必然的,但这样现代化的制度安排是本身有其隐患的。

首先,50年代的中国想要追逐现代化的发展意味着农业的牺牲。在现代化的追求中,军、工、农业三者服务关系为:军事发展的地位最高,工业为军事服务,农业又为工业服务,即为工业解决温饱问题和经济支持的问题。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完成的是中国现代民主国家的政权建设,而此后新中国面临的两难处境是:一方面必须进行现代化和工业化建设,而另一方面则又要避免以广大农民为代表的小生产者,在大规模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运动中沦为弱势群体5。

在经济发展历程中,社会、人与人间的关系也在发展。经济发展、对于现代化的追逐势必会引起现代化式的分裂,这种分裂分为城乡分裂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分裂。故而,现代化的成果我们不容忽视,但由现代化所造成的不公平感、不幸福感也在依然存在。

进而,我们可以由此来思考当下的农村建设进程。首先,从社会状况来说,“新农村”建设一面在努力强调农业的独立发展和大力发展,但背后仍旧是为工业现代化、城市现代化发展提供丰富的物质资料。因此我们可以说,就目前的状况而言,仍旧不是农村需要城市,而是城市需要农村。

其次,从当下的文学发生情况来说,当下社会对于“新农村”建设的想象也有很多文本的出现,如《我和我的家乡》《一点就到家》等。电影《我和我的家乡》便是这类有关农村现代化发展题材的症候性文本,虽是主旋律电影,一路高唱支援农村教育、乡村发展以及鼓励青年回乡建设等主题,但其在叙述中仍有弊端。《我和我的家乡》以“他者化”的视角(即城市人的视角)叙述,其所展现的农村是很空洞的新农村。

(二)革命历史题材小说

从题材的角度看,十七年文学创作中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也是此一时期不容忽视的一环。在50-70年代,说到现代中国的“历史”,指的大致是“革命历史”;而“革命”,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6。

前文已说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中国社会政治发生急剧改革。“革命历史小说”的作者,大多都是“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他们一方面以“亲历者”的身份试图回忆这段光荣历史;另一方面,这一写作不仅是个体经验的表达,也是“革命”叙事在当代的“经典化”进程。同时,我们可以说,这种小说创作的目的是:通过“亲历者”一面叙述个体经验,一面也参与进“经典化”历程;并且,以对历史“本质”规范化的书写,为新的社会和政权作出真理性的证明。

不仅如此,革命历史小说的书写强调着继续保持革命的热情,强调着通过战斗式的革命热情推动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强调着构建为人民的社会理想的真理性。正因如此,才能有“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的歌词被齐声高唱。

五六十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创作成绩颇丰,代表作品有《红日》(吴强)、《红岩》(罗广斌、杨益言)、《红旗谱》(梁斌)、《青春之歌》(杨沫)、《保卫延安》(杜鹏程)、《林海雪原》(曲波)、《百合花》(茹志鹃)以及《党费》(王愿坚)等。

可以明确的一点是,“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兴盛是源于四五十年代之交的社会政治变革,但绝不仅是如此,此题材的兴盛也同传统审美机制相关。“革命历史题材”从广义上说是历史题材,而历史题材的书写在中国一直有着一套悠久的历史传统,即自古以来史传文学就是中国非常重要的文学传统,故而历史同文学间的界限是模糊的,《史记》《资治通鉴》等便是最好的例子。

应当明确,历史题材的书写必不可能是完完全全对于现实发生的再现。海登·怀特认为:“历史就是文学。”史书写作并不是为了传达真实,而是为了传达一种正确。即使材料真实,但如何传达、采用何种叙述方法、是否存在删减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史书写作必然会存在虚构性。另外,农村题材、革命历史题材皆契合当时语境,符合当时的需求,因此这两类题材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大地上形成并兴盛是自有其原因的。

最后,“史诗性”是当时诸多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作家的追求。这种“史诗性”的追求在当代的长篇小说中主要表现为揭示“历史本质”的目标,即在结构上的宏阔时空跨度与规模,重大历史事实对艺术虚构的加入,以及英雄“典型”的创造和英雄主义的基调7,故而五六十年代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仍是具有虚构性特征的。

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一般有三种类型,即宏大历史类、传奇类以及成长小说类。其中,宏大历史类及传奇类皆是历史题材小说的传统类型,其符合古典美学原则。而成长小说类作为一种现代小说类型,是历史题材小说中的“异军”。

前文已有陈述,现代小说的雏形是“流浪汉小说”,到18世纪末期,这类小说发生了彻底的变革成了“成长小说”。简单来说,“成长小说”一般以一个人的视角来书写,讲述主角自幼年至成年、自天真无知至成熟世故的历练过程,主人公通常只有经历一场精神危机后长大成人,才能明白自身在人世间所处的位置及发挥的作用。通过对历史题材小说的传统类型和现代类型比较,我们不难发现,成长类型小说同传统类型小说的一大区别便在于小说主人公是否具有成长性。在五六十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中,这种成长类型小说也不乏优秀之作,譬如《创业史》《青春之歌》等。

《青春之歌》的成功,首先源于它是一部成功的政治小说。小说主人公林道静从一个没落地主家的女儿,通过学习改造成长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小说尽力向我们书写了一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成长史。某种意义上,林道静的个人成长经验并非是个例化的,从更大的范围来说,《青春之歌》是将“知识分子”的个人成长同中共的成长及“革命”的光辉历史结合到一起,少女林道静的“成长”其实暗含的是“历史”的成长——更准确地说,是“现代中国历史”的成长寓于了知识分子的“成长”之中。

其次,《青春之歌》的成功绝不仅限于其只是一部满足“政治正确”“方向正确”“模式正确”的革命历史回忆小说。这部作品之所以能在当时掀起潮流,还因为在文章中引人注目的“言情”书写。在这里需要简要说明的一点是,自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以延安文学为主体的“左翼文学”成为主流的文学形式,文学“一体化”进程的开展以及毛泽东文艺思想成为纲领性指导文件,使得在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创作一直在顺应着一种政治正确。那么在这样的语境之下,如“鸳鸯蝴蝶派”的那种“纯言情”题材不再流行,“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式的文学书写由此销声匿迹。“言情”一类通俗小说之所以能如此长久地存在,是因为其对于不同社会阶层的读者都具有可读性和可解释性,同时“言情小说”还满足了不同社会阶层的“窥探”的好奇心,故而“言情小说”能受到不同社会阶层读者的接受。《青春之歌》的故事主干是一个女人同三个男人的爱情故事,这个女人便是小说的女主人公林道静。但这部小说并不仅仅是单纯的言情书写,其实它既是政治小说又是爱情小说,既有革命理想的书写也有个人情欲的追逐。故而可以说,《青春之歌》的成功原因在于,它是一部用情爱小说的方式讲述的政治故事8。

(三)“样板”与“重构经典”

伴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一路高歌地展开,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学创作势必也要跟上,这样的一路伴随中,文学的发展走向了“文革”十年时期。

应当明确的是,“文革”采取的形式仍然是“群众路线”的形式,其仍然是试图把群众力量重新释放出来,以此对抗现代性的弊端。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文革”愈演愈烈,其状态是不符合社会主义状态所要求的,且其最后的结果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的。谈到“文革”文学,“样板”一词是我们无法忽略的。“文革”公开发表的小说同五六十年代小说比较,出现了重要变化,形成了其特定的文学属性,即一方面表现为政治的直接“美学化”;另一方面表现为对于政治意识形态要求的不容置疑态度。

“文革”小说按照当时的文学激进派所设定的“三突出”9原则,形成了所谓的“样板小说”,突出的作品有《欧阳海之歌》(金敬迈)、《虹南作战史》(上海县《虹南作战史》写作组),以及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儿女》。

“文革”时期,虽有样板小说的出现,但由于这种对于相对稳定且可依据的创作模式的要求,使得小说创作在这一时期很难出现“个性化”的表达,而这样的状态使得“文革”小说的审美体验随之会出现“疲乏”的问题。“文革”时期更加大放异彩的文学形式是“样板戏”的试验。我们固然可以说,对文学“经典”的大规模颠覆,导致在“文革”中,出现一个几乎是“无经典”的文学时期10。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文化激进派通过对于“样板”的建构,对于此前文学经典进行重新构造,同时也在塑造其自身需要的“经典”。因此,“经典”从来都不是自发形成的,就如同“传统”一样,“经典”也是被建构出来的。“样板”的含义同“典型”较为接近,但同“经典”仍有差异。“样板”的生产过程与政治、文化运作方式关联甚密,且“样板”的产生早已预设了不容置疑的性质。其次,“样板”近似“模板”意,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带有可复制的性质,因此“样板”所带来的创作原则、技法都被赋予合法性并被作为一种艺术门类的唯一依据。

“文革”时期“样板戏”出现的原因之一就是文化激进派企图通过文艺的方式进行全国复制演出,并通过这种将“艺术”同“大众”结合起来。最后,经典基本上是一种精英主义的选择,经典化实际上就是一个精英化的过程,即使文本当初带有大众流行的性质11。从这个意义上说,“样板”虽然不能等同于经典,但是“样板”在生产及传播过程中所构建起来的“等级意识”(如“三突出”原则)以及至高地位都类似于一种“经典化”的过程。

因此,我们可以说“样板戏”的创构过程是一个“重新构造‘经典’的过程”。


二、“现代化”发展主题下的八十年代小说创作


1977年8月,中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在京召开,大会宣布历时十年的“文革”结束,并且这次会议将“文革”结束后的中国社会称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期”,与社会政治关系甚密的文学界也随之将“文革”后的文学创作时期命名为“新时期文学”。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提出中共“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针。自此,六七十年代那种“左倾”激进的“阶级斗争”式的社会历史革命被现代化的发展主题所取代。这一时期,由于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作家在文本书写中不再讨论“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他们开始转向对于“现代化”“现代性”的迷恋和追逐,这一时期广泛对思想文化的“发掘”和对外国思潮的“引入”,一大批的思想瞬间涌入中国大地。

八十年代文学以1985年前后为界分为两个时期,前一时期出现的是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及改革文学,这一阶段的文学创作一方面是对过去经历的回忆或是对过去创伤的揭发、弥补;另一方面也是对“传统”的反叛、反思。

到了80年代中期,我国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85年也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1978-1984年所进行的农村改革和城市生活改组导致城乡二元对立的局面更加突出,同时,这一系列的改革实践也加强了城市内部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矛盾。

面对农村再次成为城市发展的牺牲品,社会实践促使科层化分工及腐败问题的出现,以及对于现代化的狂热追求,促使在80年代中期生成“寻根”这一重要的思想文化潮流,这一文化潮流的领军人物如韩少功、郑万隆、李杭育、李陀等人,他们认为“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12

我们普遍认为,80年代文学是向“内”转发生的,这一转向可从三个方面来进行概括。

首先是转向生活之“内”,这表现为文学对生活深层结构的反馈,它从正面反映了时代浪潮的外观,又从内面反映了时代大潮的涌动。

其次是转向人之“内”,即对人的本体、人性、人的文化意识和人的心理的书写,这一转向以寻根文学表现最为突出。

最后是转向文学之“内”,即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关注于文学的内在规律,既追寻着文学独立于政治之外的“文学性”的审美体验,同时也表现当代青年苦闷、迷茫的心理征候。

(一)寻根小说

寻根文学在中国八十年代文坛异军突起,其代表作品如阿城的“三王”系列小说,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王安忆的《小鲍庄》,张承志的《黑骏马》《北方的河》,贾平凹的《商州初录》等。虽然“寻根”以某种反现代的姿态出现,但我们也应当看到,其背后很有可能还是一种现代性的文学书写。

寻根文学的出现,是在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时期”的语境下出现的。

“新启蒙”思潮呼吁对“五四”启蒙的复归,喊出“重回五四”的口号,在这样的历史推动下,“新启蒙”思潮通过“反传统”与“反封建”,将“现代化”“现代意识”和启蒙本身神话化13。同时,“寻根文学”以“现代意识”来重新观照“传统”,以此寻找民族文化精神里的“根”,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只是对于民族传统文化及精神的挖掘,但其实这种为民族精神进行“修复”行为的背后是在为“现代化”的进程提供可靠根基。所以,我们可以说,“寻根文学”是一种现代行动,它表面上似乎在反对“现代化”,但其内里仍是通过寻找传统文化资源来解决当下现代化的问题,由此期望走向更好的现代化。

“寻根思潮”早期兴起是由于“现代化”逐渐展开后问题的暴露,其历史基础表现为一种情绪化的东西,只是这种情绪化的东西率先在美学领域中表现出来。尽管在“文革”之后,国家同知识分子一起都十分急切地呼唤着现代化。但由于当时的知识分子面对现代化知识结构的广泛引入并未有充足的思想准备,且由于此时的历史尚未完全展开,故而一直对于现代化的态度处于一种蒙眬的状态之中,可以说,以西方为规范的现代化想象支配了中国知识界的历史想象与文化实践。当时普遍流行一种唯现代化论,一种现代化主义从工业、农业、军事的现代化进入了文学领域,从而形成了“人的现代化”和“文艺的现代化”。直至80年代,随着社会历史发展的充分展开,知识分子对于这种“现代化”神话的感受日易清晰,在这样的社会政治历史条件下“寻根”才得以发生。

“寻根”一派在当时既批判传统,同时又认为传统内部的那些已被边缘化的传统又对于现代化的良好发展具有指导意义。他们认为,若能找到这个传统文化的“老根儿”便能解决当下面临的问题,以此来调试人们面对现代化发展过快展开带来的不适感。

出于对于边缘传统的发掘,“寻根”的主张表现为小说对于世俗日常生活及其相关风俗、地域文化的浓厚兴趣。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中国的人文地理版图几乎被作家们以各自的风格瓜分了。此一时期,既有贾平凹的商州大地下的秦汉文化,又有韩少功的湘西山地中的巫楚文化;既有张承志书写的草原与骏马,又有阿城在云南的山林中逡巡徘徊。

这种民俗风格分化的书写在当时是有非常积极的作用,但随着历史的展开,如若长期坚持这种风格分化的书写且思维固化,则会导致后期的文学创作不过只是在对前期文学创作的一种复踏,进而便失去了活力和光彩。在这方面,贾平凹和莫言的小说创作相对而言是有其弊端的,而韩少功的小说创作却表现出与时俱进的勃勃生机感。

(二)先锋小说与新写实小说

进入80年代中后期,与“现代派”文学相关的先锋文学探索集中爆发并形成一股清流。

在此期间,文学同政治的关系已不似此前的那种黏着的状态,文学试图不再成为政治意图和观念载体的方式,意识形态的“整合”能力有所减弱。于是,“寻根小说”“现代派小说”“先锋小说”等出现。这一时期的小说代表作有如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马原的《拉萨河的女神》《冈底斯的诱惑》,洪峰的《奔丧》《极地之侧》,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格非的《迷舟》,孙甘露的《我是少年酒坛子》《访问梦境》等等。

“重视叙述”是“先锋小说”开始引人注目的共同点;他们关心的是故事的“形式”,把叙事本身看作审美对象14。作家在进行小说创作时有意对“虚构”和“现实”之间的界限模糊,先锋小说的创作强化了作家对个性化的感觉和体验的发掘,他们借鉴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拒绝政治,并讨论人类一般性的感情,而这一类小说的创作理论则来源于罗兰·巴特的观点,即文学是可写的文本,每一个读者都是作者,文学并非是可读的文本,巴特的《恋人絮语》便是此观点的最好呈现。

80年代之所以对纯文学抱有疯狂迷恋的原因就在于,纯文学可提供一种“自由”“自律”的想象。

在先锋小说出现的同时或是稍后,便出现了面向世俗的“新写实小说”。这一类小说不同于以往的现实主义小说创作,也不同于先锋文学的创作。这一类小说创作仍旧以写实为主,但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即还原至“那种毛茸茸的状态”,这一类小说的书写要求真诚地直面现实、直面人生。

“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家如《风景》(方方)、《狗日的粮食》(刘恒)、《一地鸡毛》(刘震云)、《烦恼人生》(池莉)等。“新写实小说”放弃了“典型化”的叙述,同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那种“宏大叙述”做出告别,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元叙述”的姿态,其提倡所谓“还原”生活的“零度叙述”的方式,支持不做主观预设地呈现生活的“原始”状态。

同时,“新写实小说”的出现消解了生活的诗意并对“乌托邦”提出了拒绝,它将灰色的、沉重的“日常生活”推到了时代的前面。

进入90年代,由于作家创作的变化,“先锋小说”与“新写实小说”作为一种创作倾向的描述用语,其有效性正在逐渐失去。90年代以后“新写实”作家中的一些人,不约而同地转向“历史”,这让敏锐的批评家很快便有了提出、使用“新历史小说”概念的机会15。

(三)新革命历史小说

20世纪80年代末尤其是90年代初,“文化经济”的形成和文化产业的运作方式,重组、拓展了社会文化空间。文学同政治、市场间的关系走向一种更加复杂的既抵御又同谋的关系。同时,进入90年代,意识形态权力经典的监管方式仍然在发挥其效用,提倡“主旋律”16的文学创作便是更富有弹性的对文学(文化)的干预方式之一。

同时,由于通俗、消费文化基本发展成型,文学(文化)也不可避免地走上一条产业发展的道路。所以,提倡“主旋律”既是一项反复强调的文化战略措施,但也允许,甚至推动一个消遣、流行文化场域的形成。

不仅如此,进入90年代,由于通俗、流行文化的勃兴,娱乐节目及电视连续剧成为此一时期主要的大众文化表现方式;而网络的迅猛发展和广阔普及也提供了大量的娱乐信息。

在此语境下,文学创作则更加表现为一种“猎奇”“消闲”“时尚”心理的满足,而这些所谓的“通俗”“消闲”“时尚”“消费”“猎奇”“流行”的标签,正是由于自80年代初以来对于现代化的无条件信奉,对于市场的充分信任和放手,从而带来的副作用的严重性。

在此基础上,对于“西化”“资产阶级观念”的批判成为当务之急,对于意识形态作用的呼唤,对于确立原有社会主义遗产合法性的呼唤促使了“主旋律”文艺作品呼之欲出。

在这一时期“新历史小说”(或者称为“新革命历史小说”)表现极为突出。首先是“红色经典”的再流行,“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等一大批革命历史小说重版并成为畅销书;其次是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也再次成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传达的重要方式。此类创作被称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并以长篇小说改编为影视剧最为突出,如《开国大典》《长征》《新四军》等,一时间唐国强版的“毛泽东”形象红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再次是一系列的以虚构的革命英雄为主角的新革命历史小说的创作,这些小说在后来还被改编为影视剧,也获取了极大的成功。代表作品如《历史的天空》(徐贵祥)、《亮剑》(都梁)、《我是太阳》(邓一光)等,这一类新革命历史小说所塑造的革命英雄同“十七年”文学中所塑造的“革命英雄”是有所区别的,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契合了当代主流意识形态以及大众潜意识欲望,以当下流行文化的叙事法则重建了革命历史英雄的想象方式17。

不难看出,这三类的小说或影视改编创作都颇具史诗性的特征,而第三类作品则更接近于英雄传奇类作品。上述三类文学作品的创作,一方面都表现出了对于革命时期的文化的现实意义,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合法性证明,从而可以激发读者对于新秩序的认同,并且通过对英雄人物的书写询唤出不怕牺牲、甘于奉献的新中国儿女的想象;另一方面,尤其是第三类革命英雄传奇小说的创作,在某种意义上也“更好看了”,也更有了可消费性18。


三、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同“现代性”之间的关系


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一直同社会政治紧密相连,一方面,政治意识形态或显性或隐形地影响着文学创作;另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发展,或是市场作用的大小都会影响社会思潮的变化,而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中对于思潮变化最为敏感的群体,更会因为自身体悟而发生文学创作上的转向。

自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至八九十年代之交,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一直围绕着“现代性”这一主题进行着。

从延安文学延续至“十七年”文学的那种“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的表述,都是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话语合法化的建立,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想象。这种“现代性”的自反结构用一句话来总结便是,一方面需要现代化的发展来增强国家软实力和硬实力,另一方面则是通过社会主义社会的方式、计划经济的方式来试图避免“现代化”发展所随之带来的弊端。

1976年以后,中国开始迈向改革开放的步伐,我们不再讨论此前的“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随着对于现代化建设的需求,中国开始重新大力开放市场,也开始重新走向并接纳世界。

80年代前期由于历史尚未完全展开以及知识分子并未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以至于在这一时期社会思潮及文学创作一直处于一种“玫瑰色的现代化想象”之中,并表现出对于“现代化”的痴迷状态,甚至提出了“唯现代化论”。

及至80年代中期,随着历史的展开,这种“现代化”发展带来的弊端也渐渐显现。这一时期的社会思潮及文学创作虽表面上是对“现代化”的反思,但其内含仍旧是通过挖掘、建构主流之外的“非规范”文化来更好地进行现代化建设。

进入到80年代中后期,出于对市场自我监管权力的一再开放以及进一步的社会改组导致科层化管理下产生新的阶层问题,出现了如“新市民小说”“新都市小说”及“新写实小说”等的欲望化写作。此后,出于强调政治意识形态的引领作用,“新革命历史小说”焕发活力和光彩。


四、结语


当下的中国仍旧处在为“现代性”买单的道路上,同时在国际形势中,以中美关系为首的博弈也正在体现着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背后的剥削面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全球的发展态势及各国的处理应对方式也在向我们诉说着不同国家体制、社会文化所带来的结果的不同。

“全球化”是必然的态势,但是如何应对“全球化”背后西方发达国家的“内卷化”,这在后疫情时代更值得我们去思考。

如今,我们再次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至八九十年代之交的中国当代文学发生历程的意义可能就在于,通过对这一段历史的梳理和反思,来思考我们对于未来发展道路的文学想象应是如何。我们既不可以做庸俗化的书写,也不应当做教条化的书写;也许我们应该做到的是对历史性的书写和对人的书写的同时并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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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旷新年."寻根文学"的指向[J].文艺研究,2005,(06):15-22+158.

[7]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J].天涯,1997,(05);133-150.


文章来源:吴勤雯.当代文学发生中的现代性问题——以新中国成立后至80年代小说创作为例[J].今古文创,2021(33):3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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