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悲剧艺术进行新的认识，已经成了诗学与哲学的时代思想任务。不过，亚里士多德的规定依然具有影响力，“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摹仿方式是借助人物的行动，而不是叙述，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疏泄”。[1](P63)摹仿、行动、怜悯、恐惧、疏泄，这五个关键词显示了悲剧的特质。此后，莱辛修正了亚里士多德的看法，强调“最好的悲剧是最有力的激起情感者，而不是适于净化情感者。”[2](P7)尼采虽然没有给悲剧下定义，但是，他直接把悲剧与生存意志联系在一起。卢卡契认为，“悲剧是人的具体的本质特征的实现”，“悲剧中的一切事物都有价值，一切事物几乎势均力敌。”[3](PP54-60)从这些论述可见，只要把悲剧与它的功能联系在一起，就可以见证“悲剧作为生存表达”的认识论意义。

为此，我们先要纠正关于悲剧的错误认识。常见的错误，表现在不少理论教科书中，人们习惯性地将悲剧和喜剧与正剧看作戏剧的三种文体形式。这就造成了我们对悲剧的严重错解，不少人以为“悲剧艺术属于一种文体类型”。从文体形式意义上说，悲剧、喜剧与正剧，都是以戏剧人物对话或歌队和演员对白的形式进行，但是，我们根本不可能从形式上看出彼此之间的内在差别。只有深入剧本的内部或戏剧表演的生存主题，并且从总体上评价戏剧的效果和戏剧的剧情，才能做出悲剧、喜剧或正剧的判断。这个显著的问题长期被耽搁，不少人还是习惯从文体形式和约定俗成的意义上讨论悲剧与喜剧。

严格说来，悲剧和喜剧并不是文体形式，而是人类生存的演绎方式，是生存的情感冲突与意志冲突在戏剧中形成的功能价值形态。我们承认，悲剧作为一种艺术类型，它的功能就是直接表现生命存在者的痛苦生存。这种艺术类型的概括，主要基于戏剧艺术的思想内质或认识观念，而不是基于戏剧的文体形式或表演形式。这就是说，“悲剧艺术”必须涉及艺术的思想主题而不能根据艺术的形式进行判断。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就需要探讨悲剧的生存意志表达以及悲剧表达的认识论转向。

我们之所以说“悲剧是人类生存的演绎方式”，是因为“戏剧”作为剧本建构与舞台表演相互关联的人生观照方式，在创作初始时期就有着自己的思想定向与价值规定，它必须为了戏剧的不同目的和效果而设置艺术表达方式与形象建构方式。这是对生存事实的正视，也是生存困境的直接面对，更是直面生命存在的悲惨现实与苦难境遇。悲剧通过正视这种事实自身，形成了自己的生存性认识。即通过悲剧性事件与悲剧性境遇的展现，让观众在悲剧观看中得到启示，从而形成生命认知的自我警醒或情感震荡。

必须承认，悲剧的本质设定，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最初，关于悲剧起源的设定，在尼采考察希腊的悲剧起源时，就有一个说明。这就是：古希腊酒神剧或萨提尔戏剧，是对人类的自然生存与历史生存的悲剧性发现或生存演绎。在尼采那里，希腊人正视悲剧生存，有两种基本的方式：一是梦的形态，通过理想与现实的碰撞，通过德性的坚守，显示英雄的意志在自我肯定中的悲壮景象，这是荷马式英雄的悲剧；二是醉的形态，通过忘情的放纵与陶醉，显示生命本性的回归，通过忘却一切恐惧并与现实世界对抗，显示慷慨赴死的泰然与勇敢，这是索福克勒斯式的王族悲剧。尼采的悲剧认识并不容易理解，[4](S10)因为梦想与沉醉不可能直接与悲剧相关联，但是，从生存意义上说，极端理想与自然的态度，都可能造成巨大的现实悲剧。

最初的悲剧生存设定，是人类恐惧地面对巨大的自然世界和神秘莫测的跨越时空的命定的毁灭力量。这种恐惧与恐怖，与生命死亡和德性震惊有关。人类必须面对死亡，而且，在直面死亡时，经常处于完全无助的状态。无论是在自然中还是在社会历史生活中，这种恐惧，始终折磨着人的生存意志。它有时是突然降临的，有时是持续作用的，问题在于，我们无法摆脱这种恐惧，更无法坦然面对苦难、灾难与死亡。我们生命意志中本有的图存与自救的意识，与这种死亡的必然性形成了无法和解的巨大冲突。

因此，最早的悲剧生存演绎可以看作是“命运悲剧”。这就是说，我们必须从命运意义上审视这种生存事实与生存困境。“命运”是指人的生命存在或人的祸福悲喜，它往往由外在的未知力量或神秘因素所预先决定。人类无法察知这种生命事件的过程，更无法摆脱这种必然性安排，只能顺从生命的历史演绎与现实演绎。在命运悲剧中，福与祸都不受主体自身所控制，结果，我们只能以德性实践与信仰坚守去消解这种恐惧与悲惨。只要我们把生命视作整体，就会发现，生命自身有着独立的生存演绎法则，主体成了这种法则的支配物，并且，生命主体完全无法改变这种生存事件的结果性演绎。即使我们以自己的智慧阻止了生存事件向恶的方面演进，暂时中断了生存演绎的旅程，但是，按照命运悲剧的普遍必然和不可阻挡的力量，我们最终依然只能接受各种无法预测的现实生存事件的祸福结果。自然，幸福让我们欢悦庆幸，灾祸让我们痛苦承受，所以，我们不得不在苦难与恐惧中直面生存的各种现实悲剧演绎。

在命运悲剧中的主人公，无所谓王公贵族或平民百姓，不过，在古典悲剧的生存演绎中，王公贵族或英雄豪杰更容易成为“悲剧主人公”。或者说，相比平民悲剧的生存演绎，王公贵族或英雄豪杰的生存悲剧性演绎更具警示意义，更具悲惨沉痛的人生警示效果。从命运悲剧的演绎中可以看出，谁也无法避免生存悲剧性事件，甚至可以说，生命主体性的悲剧性演绎或喜剧性演绎，完全取决于“命运”。[5](S340)我们只是相信：必须以良好的德性应对生活的各种悲剧惩罚，并且相信德性高尚最终能战胜悲剧的命运折磨。事实未必如此，但是，德性修为与信仰自身，在精神慰藉中保证了我们在悲剧来临时心灵泰然或坦然。

在命运悲剧的生存演绎中，生命主体在命运面前必须形成自身的正确价值判断。命运是未知的偶然性生命事件，也是可知的必然性生命事件。作为生命主体，我们除了戒慎警惕，不主动犯罪，不主动堕入命运的巨大网罗以外，只能静待“命运的安排”或“命运的操纵”。事实上，我们的许多生存行为，并不是必然的理性自由认识活动，而是意志驱动的生命实践活动。当然，我们可以祈祷神灵，期待拯救，避免悲剧性生存演绎。但是，“命定论的一切”并非主观意愿所可改变，这是因为强大的自然力量、外在力量和神秘力量对人的生存构成巨大的约束和压迫。作为个体的人，我们在生存世界中，不得不与无限的自然力量与现实的生存力量关联在一起。生存力量之间的对抗与竞争，必然导致生命的祸福悲喜。世界不可能预定分配完全的幸福与完全的悲祸，因此，即使命运悲剧意识早已形成，我们仍然相信祸福相依与悲喜交集，这为德性与信仰提供了可能的依据。

命运论的解释，其实，就是为了强化自然、神秘与未知的力量对于人类生存的决定性作用，并由此探讨人类生存的“根本性恐惧”。这种悲剧性生存认识的结果，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看，很容易被引入“神圣信仰论”。这就是说，我们无法改变命运，我们无法决定生存，但是，我们可以自由地眺望神圣。我们在诸神或上帝的信仰中，找到超越生命现实的办法，或者寻求生命宁静的方法。我们虽然可能受制于命运，但是，在神圣的信仰中可以超越生存。我们在纯粹的信仰中可以期待天国，可以想象灵魂的永恒安宁，由此，“信仰”便成了人类超越命运并拯救生存的根据。人类在信仰中可以获得生命的自由，这实质上是超越命运悲剧的信仰化演绎。在一定程度上，关于诸神的信仰，或者说，关于基督上帝的信仰，可以超越“命运的约束”。这种以信仰律对抗必然律的拯救策略，宣告了命运悲剧的终结，开启了信仰时代的自由期待，并开启了信仰可以超越命运的认知模式。

按照悲剧的发展历程与演绎方式，人类并没有在信仰中得到“永恒的安宁”。通过信仰拯救生命的悲剧，只是一种宗教安慰方式，人们很快在这种宗教安慰中清醒，因为信仰无法让我们摆脱生存的现实悲剧体验。我们依然受制于悲剧性生存的缠绕，甚至生活在悲剧的现实威胁之中，似乎根本无法避免自身的悲剧，于是，戏剧艺术家在悲剧的生存演绎中，从“命运悲剧意识”回到了人自身的“人格悲剧意识”。人文主义的戏剧家突然发现：生命存在的悲剧，或者说，悲剧的生存演绎，与命运并无直接关系，或者说，“命运”是人类无法避免的神秘生命事件，我们用不着关注这种悲剧性生存的后果。既然无法决定，那么，只能顺天而行。按照人类生存悲剧的自我反省，人们发现，真正的悲剧的恐惧在于：人类自身的愚昧、偏执、顽固和缺陷造成的“现实生活悲剧”。

这种悲剧的生存演绎，显示出性格悲剧或人格悲剧，显示出人自身的缺陷或人自身的愚昧。其实，这种人格悲剧，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只要我们具备理性和道德，只要我们公正和廉洁，只要我们宽容和博爱，只要我们富有同情心，就可以避免这种性格导致的生命悲剧。在这种人格化生存演绎中，喜剧化的演绎在于：生命主体认知到了自身的错误，并最终克服了自己的错误，导致笑的效果和欢乐团圆的结局。悲剧性的演绎在于：生命主体始终坚持固有的错误，或者始终坚守正义的理想，不肯向现实力量屈服，并最终导致生命的灾难和生命的毁灭。这其中隐含着“肯定性人格悲剧”与“否定性人格悲剧”。错误而不自知，构成否定性人格悲剧；坚守理想而不屈服，构成肯定性人格悲剧。由此，人格悲剧变成了生命价值的理性抉择。

“无人有意犯错”，这是苏格拉底从理性主义自由意义上进行的立论。实际上，人总因意志犯错或主观偏好犯错。因为主观意愿和主观意志犯错，是人类最常见的偏见和错误的根源。人无法做到真正的谦恭与理性。当人处于一定的社会地位，拥有特定的文化社会权威与权力时，人格上的自我尊严维护，必然导致人的“自以为是”。在这种自以为是的条件下，人的主观意志很容易违背公平、正义和理性，导致生存性错误的发生。这种悲剧，并非像命运悲剧那么让人恐惧，但是，它也足以造成生命存在的灾难或生命存在的死亡。生存的灾难、困境、困厄和死亡，都是人类生存中尽力避免的事件。在人类生命存在中，人本能地追求幸福、快乐和自由，并力图远离困厄与灾难乃至死亡。因此，人格的悲剧或性格的悲剧，虽然并不足以造成深渊般的灾难和苦痛的悲剧，但是，人格悲剧，割裂亲情，牺牲幸福，丧失自由，损害快乐，让人生承受不堪忍受之重负，背离了生命的理性目标与道德幸福的准则，也是悲剧的生存显现。不过，在理想与正义法则支配下，永不屈服，永不妥协，这种人格正是高尚的见证，它显示出崇高的生命价值。

性格悲剧或人格悲剧，是人类可以克服的悲剧现实。人格悲剧，往往根源于理性的匮乏与意志的果敢，因此，我们只要约束意志并遵从理性，就可以拯救人格悲剧或性格悲剧。当然，为了理想与信念，我们必须赞美正义与勇敢的英雄。这是以人为中心的生存性悲剧演绎，超越日常人格悲剧的策略在于：我们要自觉地实践德性修为或德性教化。我们可以从莎士比亚的悲剧中，看到大量的性格悲剧或人格悲剧。这种性格悲剧或人格悲剧，完全不同于古希腊的“命运悲剧”。虽然命运悲剧与人格悲剧并非截然分离的生存性事件，但是，人格悲剧与命运悲剧依然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人格悲剧”重在人的主观错误的考察或人的生存价值信念的考察，“命运悲剧”则重在人的被动失误或无法左右的生存事实的考察。

因此，在命运悲剧中，人格的缺陷与失误，只是诱发事件而不是决定性因素。相反，在人格悲剧中，人格的缺陷是无法原谅的根本错误，当然，自由的信念与坚定的理想，永远需要难得的人格品质。虽然人格悲剧可以从理性中得到恢复，可以从道德警示中得到拯救，但是，悲剧艺术家依然发现：我们即使摆脱了人格悲剧，还是不可回避地要接受无奈性的现实生存悲剧的考验。

生存现实不断调整人类的悲剧生存认知，形成认知的转换。这种生存性悲剧演绎，是现代悲剧的重要特征，这是“异化的悲剧”或“荒诞性生存悲剧”。存在自身的时间与空间限制完全平面化，既缺乏自然的纵深，也缺乏历史的纵深，一切生存恢复成平庸平淡的日常生存事件。神退隐了，主体性自由退隐了，人的道德退隐了。生命中的一切，在生存时间与空间中变得极其漠然。这是人在现代化技术生存下的日常生存状况：天才与自由，伟大的生命意志，在技术世界面前突然变得微不足道。工具主义与技术主义，以异常强大的力量将人类限制在特定的时空之中。人表面上不断扩大生命的时空，但实质上被控制在更加牢固的技术时空之中。人不再是世界的主人，技术变成了世界的主宰。技术使人类的生存物质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技术使人际交往变得快捷，技术使主体性天才创造变得不再神秘。一切伟大的天才创造力，在技术面前突然变得不值一提。技术战胜了天才，技术主导了天才，人成了技术的奴隶，人不得不依赖技术，这是全新的工业技术化与工业时代来临的“新世界图景”。“孤独”变成了这种生存性悲剧的核心主题，“情感无助”变成了这种生存性悲剧的新生命处境。

与命运悲剧不同，“境遇悲剧”使命运问题变成了生存常态，一切无法控制无法预知的事件都可以称为命运悲剧，但是，人在境遇悲剧中根本无法操心“命运悲剧”。同样，人格悲剧的德性超越似乎也改变不了悲剧现实，人们也不愿在德性约束中避免“人格悲剧”。这样，我们对命运悲剧与人格悲剧完全失去了敬畏，我们就让自己陷入境遇悲剧中，甚至不知道反抗也不愿意反抗，我们就在境遇悲剧中沉沦。我们发现，人的认识不断给人类自身制造着新的悲剧，人完全无法避免悲剧生存。正是这种认识转向，决定了时代的悲剧的生存表达展现出全新的生命存在样式。

神从悲剧中消失，英雄从悲剧中消失，悲剧主人公变成了平凡的人，或者说，变成了无情感无意志无理性的技术人或异化人。人必须通过技术生存，人对一切神秘与理性和自由想象的远景或信念失去了信心。一切恢复到了生命的漠然状态，我们的情感隐匿了起来，我们的生存变成了物质技术的依赖。人类生命中的一切，越来越深刻地受到技术的操纵，这是全新的人类生命存在悲剧。从生存主义或存在主义入手，演绎现代人的生存悲剧，成了悲剧认识的“现代性转向”。

这样，随着悲剧认识的转向，随着我们对生存认识的不断异化，悲剧显现了的三种基本生存演绎方式，这就是“命运悲剧”“人格悲剧”与“境遇悲剧”。这三种悲剧表达方式，既是悲剧的生存演绎的历史结果，又是人类生命不得不承受的生存现实。我们认识悲剧，我们承受悲剧，我们超越悲剧，我们对悲剧生存完全漠然，这是人类的理性自由还是现实生存的无奈？我们似乎在悲剧认识的怪圈中并不能真正获得自由，只能不断地展现新的悲剧生存现实。我们似乎习惯了悲剧表达的无能，只把悲剧看作是艺术的游戏操作。

悲剧作为生存演绎方式，决定了命运悲剧、人格悲剧与境遇悲剧的创作性共存。我们可以更加具体而深入地认知命运悲剧、人格悲剧与境遇悲剧的认识转向。

先说命运悲剧的认识转向。“命运悲剧”的巨大震撼力，甚至让观剧者对自身的生存具有某种庆幸感，因为残酷的命运悲剧往往根源于巨大的荣耀与无上的权力之中。对于悲剧艺术家来说，天地间的一切充满了神秘感。人的生命存在自身并不取决于人自身，哲学家与悲剧艺术家将此命名为“命运”。所谓命运，就是生命存在本身取决于生命的神秘预定性，外在的力量或神秘的力量主宰了人类存在本身。这种外在的神秘的力量对存在者的主宰，决定了悲剧的展示方式，也决定了悲剧生存者的生存信念和价值选择。

从命运悲剧是什么这个问题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命运”构成了古希腊悲剧的核心基调。“命运问题”，是对神秘、未知和不确定的生存原因的正视，也是对生命存在的神秘预定性的规定。从生存意义上说，生命存在的悲喜祸福，并不取决于存在者自身，更不取决于主体自身的生存行为与生存抉择，而是根源于神秘的力量和神秘的安排。在此，“人只是命运的陀螺”。这种命运可能是双重性的，既可能是“幸福的命运”，由幸福到幸福，或由灾祸回归幸福，也可能是“悲惨的命运”，由幸福至悲惨，由不幸至大灾难，由灾难至世代悲剧绵延。它可能由一人之命运或前辈之命运，构成一个家族或世代的悲惨命运根源。[6](P59)由逆境转向更大的逆境，由顺境归向巨大的逆境，而且是不可逆转的生命困境，一切完全不取决于生存者的主体行为或主体伦理选择。

悲剧艺术家在命运悲剧的创作中，在人类生存的自我观照中，强烈地感受到了人类生命的有限性，人类生命力量的被动性。人无法主宰自己的生活或自然的生活，也无法独立于神秘的生命存在而存在。在人的各种生命能力完全取决于自然的条件下，在人类的知识和技术不足以克服自然力量的时候，这种悲剧性境遇，就是人类生活漫长而苦难的残酷历史现实。人在自然力量面前表现得实在过于渺小，人的意志必然呈现出巨大的思想偏差，人的德性生活与欲望表达，无不受制于自然生活与历史时空约束。在这种条件下，生存者不自由的命运选择与生存者强烈的命运信仰，就成了无法避免的事情。

悲剧艺术家在命运悲剧中提供给生存者的选择，不外乎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命运悲剧”追寻神圣者而获得了生存合法性。崇拜神圣者，通过神灵者信仰拯救生命自身。这是宗教的起源，也是命运悲剧强加给我们的生存信仰。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这种生存自身，只能形成至深的宗教虔诚，只能建立至深的宗教信仰。尼采所宣扬的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其实，就是生存者面对神圣者存在时可能的生命意志选择。这种生存信仰，可能是梦，也可能是醉，是生存者与神圣者之间的“认识屏障”，也是生存者与神圣者之间的“信仰关系”。

其二，“命运悲剧”警示存在者必须修德有为。在神秘的命运面前，在不可知和未知的生命命运面前，我们作为存在者只能保持自身的德性。当我们的理性不足以增添生命存在的巨大力量时，当我们的情感不足以感动神圣存在者时，我们唯有改变我们自身，这就是说，我们必须让自己成为“有德性的存在”。顺从诸神圣存在者，敬畏诸神圣存在者，落实到行动时，就是要保证德性的虔诚，品德的崇高，生存的坦荡，即向善而在，决不能向恶而生。恶必然导致无限的悲剧，这成了存在者最大的警示。德性之光，此时，便成了命运拯救的最好方式。

其三，“命运悲剧”要求我们直面死亡，保持尊严或泰然处之。人性的恶，可能导致生命的悲剧；社会的不公，可能加剧生命的悲剧。无人愿意接受悲剧的人生，但是，悲剧人生又是我们不能不承受的生命重负。我们的欲望意志，我们的理性愚昧，都可能将自身推入巨大的存在深渊之中。我们无法避免悲剧，我们无法改变自然力量，我们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虽然哲学家许诺了灵魂不朽与天堂永在，但是，我们必须直面的是肉身死亡与火湖在前。与灵魂不朽和天堂永在相比，肉身死亡、悲惨折磨、向死而生以及火湖在前，是我们更加现实和更加紧迫的生存焦虑与存在危机。因此，悲剧艺术家要求我们坦然地面对生死。

再看人格悲剧的认识转向。在人格认知中，悲剧艺术家超越了“命运悲剧”的思考方式，回归人性自身的悲剧探讨，形成了以人为中心的“悲剧生存建构”。在这种悲剧的生存演绎中，人格悲剧或人生悲剧获得了特殊的地位，它凸现了悲剧生存的现实形态或不同于命运悲剧的另一种形态。这就是说，生存的演进决定了悲剧认识的根本性转向。当人们对悲剧生存形成了新的认识方式时，悲剧艺术创作就开启了新的窗口，人类的生存悲剧就获得了新的理解与建构方式。在历史生活中，“人格悲剧”具体展示为“肯定性人格悲剧”与“否定性人格悲剧”，前者是有价值的悲剧生存方式，后者则是无价值的悲剧生存方式。

必须承认，生命正价值的人格悲剧或肯定性人格悲剧，最终必然由悲转喜，实现生命的自由正义。这就是说，“自由的人格悲剧”最终会转化成悲喜剧或正剧，因为正义终将胜利，乌云终将散去、诗性正义原则必定成为这种人格悲剧表达的核心信念。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正义的人格悲剧或肯定性人格悲剧，是人类生命存在伟大价值或自由价值的显示。它显现了人类生活的自由与崇高品格，是人格的自由显示与价值肯定。

“人格悲剧”，从普遍意义上说，是由个人的人格与自由意志导致的生命存在悲剧。人格存在，根源于主体的人格修炼与人格养成。自由的人格，必能造成生命的悲喜剧，最终实现生命存在的正义。无论生死，只要人格悲剧的生存价值得到自由彰显，那么，生命存在的价值就获得了特别的意义。相对而言，真正的人格悲剧，不仅是生命自身的最终毁灭，而且是生存价值的最终毁灭。由于主体人格的卑劣与罪恶而最终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这是生命存在的根本性否定悲剧，也是最需要生命警示的人格悲剧和社会悲剧，它在自由价值彰显的社会中最能得到普遍的生命反思。

悲剧艺术家与哲学家一样，对人格悲剧的拯救之道，不外乎三种生存自由策略。其一，通过法制化避免自由的人格悲剧。“法治”是避免人格悲剧的理性路径，按照普遍的法律，人己之间“群界分明”，公民权利得到自由保护，人类的自由正义理念作为立法的基础。只要以法治为中心，就可以避免人格化悲剧的必然发生。当公民的自由权被确立，当法治背景下的自由权利被普遍保护，意志的混乱与强权的横行，或罪恶意志的发生，就会受到必然制约，这样，“正义的社会”就可能最大限度地避免自由的人格悲剧。在悲剧艺术家那里，正义的力量对抗邪恶的犯罪力量，最终，正义得到伸张，这不仅取决于维护法治的司法者与正义者，也取决于法治条件下的普遍自由与平等追求与公民价值共识建立。

其二，通过理性的教谕避免人格悲剧。在悲剧艺术家的生存展示中，观剧者可以得到人生的教育与德性的教育，这是生命理性化的自我教育过程，也是生命自由化的自我认知过程。苏格拉底假定“无人有意为恶”，因为为恶必有社会文化原因，其中，“法治不彰”就是为恶的根本原因。在法治条件下，德性的自我教化，社会分配的正义，就可能减少罪恶的发生，因此，秩序良好的德性社会，对于法制社会的维持，对于自由正义的捍卫，就显得极其重要。在悲剧艺术家那里，“人格悲剧”的生存表达，正义者作为英雄出现，或者作为人格悲剧的行动者出现，他们以正义的身份捍卫真理并维护正义，社会理想与社会正义就得到了最后伸张。

其三，通过生命反思与自由感悟避免人格悲剧。人格悲剧的展示，无不显示出生命存在自身的现实意义。既然“人格悲剧”是生命的悲剧或生存的悲剧，那么，我们就要从生命自身出发去理解人类生命的肯定性存在或否定性存在的意义。对于悲剧艺术家来说，他们必须在人格悲剧中通过悲剧形象的自由建构给予人生意义以正确说明。例如，如何理解生命的悲剧复仇？“生命的悲剧复仇”，必须具有自己的普遍正义性、生命正义性或情感正义性。如果没有生命的正义性，那么，复仇行动本身只有否定性存在价值。从自由意义上说，生命复仇行动就是生命的青春浪费，但是，从人格正义与生命正义上说，“生命复仇”就是对生命平等与正义的最高追求。这种正义与复仇行为本身，就充满了悲剧性生存矛盾。生命的肯定性价值与否定性价值，并不容易进行清晰而简单的判断。

三看境遇悲剧的认识转向。目前，这种悲剧生存形态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命名，有的人称为“现代性悲剧”，有的人称为“存在论悲剧”。异化悲剧、荒诞悲剧、后现代主义悲剧等新的悲剧命名方式，也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同。为此，我们尝试从生存论意义上对这种现代性悲剧或异化的荒诞化悲剧给予一个新的命名，这就是从生存处境出发，将这种现代性生存悲剧看作“境遇悲剧”。

“境遇”，用海德格尔的话说，相当于“人在世界中”。[7](P71)在现实性生存条件下，人肯定并必然要置身于各种境遇中，这些境遇是我们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社会条件和文化条件。我们可能安于自身的境遇，但是，在普遍自由境遇的追求中，我们通常会受到各种境遇的约束，特别是“无可奈何的现实生存境遇”。

这种“境遇悲剧”，有时并没有直接造成我们巨大的肉身痛苦，也没有直接剥夺我们生命存在的现实权利尊严，更没有具体而紧迫的现实人格悲剧冲突，但是，这种境遇悲剧恰恰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完全无法解除的生命存在现实。我们完全不能自主地生存，我们被各种各样的异化的生存法则置于巨大的生存境遇中而不能自拔。我们追赶着证明现实的生命价值法则，我们的生命自由在这种无聊的生存选择中变得死气沉沉。这是我们无法摆脱的生存必然性，这是我们必须时刻面对的生命悲剧性。世界的一切，都变成存在合法化与生存规范化，你只有遵从的自由，没有反抗的自由，因为任何反抗都可能让个体成为整体的对立面。我们在这种无边的冷漠生存中变得小心谨慎与循规蹈矩，这就是“境遇悲剧”的生存现实。

其一，“境遇悲剧”根源于我们失去了对宗教神秘主义命运观念的基本信任。知识学早就宣告了虚假真理的破产，神圣存在者根本不理会生存者的呼叫与求助。在极其悲惨的生命境遇中，或者说，在战争悲剧和政治悲剧中，在大国竞争的现实悲剧中，个体的生命存在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强大威胁。当个体企求神圣者的伟大救助时，神圣者变成了制度的图像，因此，相信命运并屈服于神圣者，并不能解决存在者的现实困境。于是，“命运悲剧”的生存信念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失效。虽然那个神秘的神圣者依然可以激起存在者的希望，我们在巨大的悲悯与同情中，作为生存者还可以坚定地寄望于伟大的神圣者，但是，我们无法预知那个时间的真正到来！人类生命的脆弱性与生命时空的有限性，亦无法等待那个命运之神许诺的正义时刻的到来！[8](P269)更为重要的是，当我们对神圣者产生怀疑，乃至在神圣者领域内看到生命的荒原与绝望的毁灭时，我们心念中的神圣者往往只是精神上的期冀之物。真正的神圣正义完全无法得到亲证，这直接造成了“境遇悲剧”的普遍现实生存危机。

其二，“境遇悲剧”直接宣告古典人格悲剧与现代人格悲剧的价值破产。人格悲剧的肯定性生存表达与否定性生存表达，无法从理性上回答真正的生命正义期待。人格悲剧的拯救，莫过于对理性的企求与道德的期盼。在理性主义存在者那里，我们可能期待的理性自由秩序也许可以造就美好的社会，问题在于，铁一般的现实法则是：这种极端的理性造就了更加巨大的强权，理性主宰下的科学技术与工业文明成果，更加强大地对人类生存形成巨大的约束。一切都在理性约束下，生命存在的一切仿佛变得井然有序，存在者的自由意志渴望与生命创造渴望，根本无法展示出自由的力量。显然，这种自由的创造力量，必然要打破理性的固有秩序，而这在理性社会是不许可的。理性之于社会，就在于它以规范的方式宰制社会秩序和一切，因为一切取决于知识和明确的规定，情感与意志只能服从于理性。“人格悲剧”的生存展示，恰恰必须重视生存的自由表达，因此，这种理性主宰的社会，使得境遇悲剧的生存救助显得更加遥远和无望。

其三，“境遇悲剧”不断显示现代技术条件下生存自身的反噬与价值自身的反噬。这就是说，我们期待的目标与我们的行动相反。当个体存在者与世界这个巨大存在物或现实国家社会这个巨大存在物或无限的他者这个巨大存在物相对抗时，必然显得特别无能为力。这就是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或现代民族国家机器主导下的人类最独特的时代生存境遇。事实上，工业化时代或信息化时代，必然以物的形式挤压人的生存，它们在提供给人巨大而复杂的城市生存环境时，又必然提供给个体生命以巨大而艰难、陌生而敌意、冷漠与无助的生存异化境遇。在个体之外，一切皆具有自己的意志，而这种各具形态的存在意志，必然对主体自身形成强大的生存反噬。在这种生存条件下，我们无可奈何与无能为力的生存境遇，就决定了“境遇悲剧”的个体现实生存形态。

虽然在生存历史的演进中，“命运悲剧”“人格悲剧”和“境遇悲剧”各自获得了自由的生存形式与经典面貌，但是，我们依然必须从个体生存伦理出发呼唤对神圣存在者与理性存在者的普遍信仰。虽然神圣与理性已经在科学技术的知识审视中失去了光彩，然而，在境遇悲剧中，我们已经找不到任何阻止和延缓悲剧发生的方式，也许只能回归到传统信仰与理性崇拜之中。因此，悲剧作为生存的演绎，我们除了要正视人类的善，还必须正视人类的恶。我们的悲剧演绎，其根本目的在于“悲剧的拯救”，而不是“悲剧的诞生”。既然我们回避不了人生的悲剧，那么，我们只有勇敢地面对生存的悲剧并在悲剧演绎中寻求拯救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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