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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亚洲考古音乐文化的思考

2021-02-25 172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从考古发现的音乐遗迹再到音乐术语的研究探索,它们都隶属于考古音乐文化。考古音乐文化是指埋藏在地下的遗迹和遗物,考古学家通过发掘对它们加以研究,以阐明古代的社会经济状况和物质文化的面貌。它是历史音乐学的一个领域,又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它的考察对象主要是有关音乐的实物材料,如乐器或它的残片,浮雕、壁画和器皿上音乐的画面,个别情况下还有少量的文字材料,如出土器物上有关音乐的铭文,以及少量古代的乐谱。就实际工作而言,它目前的研究对象较集中在乐器和音乐图像上,这些实物材料主要来自考古发现。它的任务是在这些材料被发掘出来后,运用各种手段和方法对它们进行评定和分类,包括运用自然科学的技术对研究对象的成分和产生的年代进行测定,对物品加以复原和保存,对乐器进行测音。同时还应根据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最终确定其文化归属和时代,写出调查报告。音乐考古学的目的在于为音乐史研究,特别是为无文字记载或文献缺乏的时代和社会的音乐史研究提供尽可能客观准确的实物材料,为揭示人类音乐发展的规律服务。

关键词：
乐器
传统文化
考古
音乐
音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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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考古遗址的音乐文物中可以得知,亚洲音乐文化的发展从大约10世纪或更早的锣音乐文化开始,然后发展到亚洲音乐制作,这个发展进程是十分缓慢的。因为帝国和王国研究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减少了对边缘音乐的关注,减少了对音乐符号文化的关注和对音乐的介绍。亚洲音乐史的主题与不断变化的国家和地区文化及文化特性有关。通过阅读一些书籍材料,笔者了解到了一些有关亚洲音乐和文化的交流史实。

从相关文献中可以得知,有十九个地点在海上考古环境中具有已确定的乐器,其年代大体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涵盖了第九至十三世纪,钟和扁平锣出现在海事和内陆考古遗址中;第二阶段始于十三世纪,一直持续到十七世纪,在这段时间里,锣鼓占据着沿海地区沉船和掩埋船只的海事记录。文章重点讨论了在菲律宾沉船中发现的锣,在这些沉船中发现了三种类型的锣:第一,具有狭窄且笔直的轮辋的扁平锣;第二,凸台锣,凸台低,轮辋狭窄,内翻;第三,具有低凸台和狭窄、笔直的轮缘的凸台锣。并且,除了钹之外,还发现了三种类型的铃:颗粒铃,祷告铃和悬铃。这些发现对于九世纪印度尼西亚密宗佛教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其实在沉船中,通过对锣的测量,可以大致了解这些锣的各种尺寸和轮廓。在Butuan,Pandanan,Brunei和LenaShoal遗址,直径约54-60cm的较大锣在当代音乐实践中尤为重要。迄今为止,在这些沉船残骸中还没有发现过类似的锣,这表明棉兰老岛、巴拉望岛和婆罗洲中存在不同类型的锣。同时在沉船中也没有发现浮雕锣,而且今天在法院和大型庙宇中演奏的锣在任何沉船中也都没有发现。此外,还发现了一些锣乐器的合奏,但这些合奏没有在菲律宾、婆罗洲和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省使用过,只是在东南亚部分地区使用,说明了锣乐器合奏的重要性。十七、十八世纪的西班牙词典中曾提到,锣在当时的大陆和东南亚较为普及。在中国和印度早期的历史中确实有锣的书面记录,但亚洲其他地区直到很晚才出现有关此类乐器的书面文件。

在十世纪,锣的出现在亚洲创造了一种新的音乐文化:随着远古时代的奥地利人和大洋洲人的迁徙以及铜鼓的传播,音乐思想早期运动的继承者早在16世纪殖民主义时代就引入了欧洲音乐。锣随后创造了新的声音和音乐美学,在爪哇和巴厘岛被称为“gongan”结构,成为更古老的竹木音乐合奏的样板(Nicolas1988,1994,2008)。锣和其他青铜乐器一直是最引人注目和最受欢迎的乐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因为它们比木器或竹器更易保存。锣也具有商业价值,不仅在于制作材料方面,而且因为它们在亚洲的各个历史背景下都获得了一定的地位和声望。

在亚洲这样一个多样而复杂的地区,要确定哪个地区是某个乐器的第一接收者是非常困难的。早期的贸易推动了新音乐思想的发展,并促进了法院和庙宇以及山区乡村的音乐活动的发展。未来的考古学、语言学、遗传学和音乐学研究将在亚洲长期海上音乐交流的背景下,提供有关乐器和思想运动的更多细节。在最初的几个世纪中东南亚和印度之间的关联,可以在宗教、剧本、文学、政治、法律和建筑中找到,而与中国、韩国和日本一样,它存在于音乐结构、乐器和乐团中。在东南亚,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开发出一些宫廷、佛教、寺庙音乐曲目。在爪哇和巴厘两个岛屿的铭文记载中,这些音乐被广泛使用。在东南亚,由于宫廷和寺庙的神圣气质,一些音乐习俗、宗教仪式和节日也逐渐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直到今天,都仍保持着这种音乐文化习俗。当时在建立宗派的同时,还发展了一种以仪式为基础的音乐文化。在印度教和佛教传入后,新的寺庙体系和新的音乐文化也逐渐出现。

作者还从一些古文字和文学证据阐述了法院和寺庙的正规化,它们是新音乐活动的第一个中心。那么,什么是新音乐活动呢?作者在这里给出了一些很好的解释与分析:第一,梵语和巴利语中引入圣咏经文和后来使用梵文化的地方语言和脚本,建立了两个平行的音乐曲目,一个保存土著音乐体裁,另一个来自Indic文本;第二,一种竹子音乐文化,指的是在宫廷和寺庙中发展起来的锣和钟的青铜音乐文化,而村庄在音乐制作方面保持着竹子和木材的传统。在村庄里,竹子音乐剧合奏和其他类型演化出了一个单独的曲目。

梵文音乐术语进入东南亚的证据来自东南亚历史上与印度有关的早期的铭文,也就是浮雕。在中国、印度、柬埔寨、泰国、爪哇的寺庙浮雕中都发现刻有不同类型的梵语。在这些梵语中,可以得知一些地域的差异化和当地的偏好,以及音乐实践的本土化。在梵语中还发现了一些古老的乐器,表明了这些乐器的起源,而那些使用梵文衍生术语的人可能在新音乐时改变了名称,影响了后来梵语音乐术语在东南亚的传播。

亚洲各国人民通过海洋和国际语言进行早期的音乐交流。在九世纪和十世纪,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同时出现了锣、钟和钹,并在许多重要的仪式中演奏,并且将土著和伊斯兰元素融合在一起。在爪哇,锣是在古代村庄清洁仪式的背景下演奏的。在东南亚和亚洲国家出现的浮雕,引入印度教和佛教之后,建立了印度教仪式制度,其实这是音乐表演剧目的演变过程,将土著音乐系统转变为新的形式。此外,这些浮雕还说明了它的神圣性和世俗性。

在亚洲国家,音乐术语只有在宫廷和寺庙中出现,村庄很少见。第一个千年早期到第二个千年中期,亚洲才引进了新的音乐语言。在印度,音乐术语在东爪哇时期用得很少;在菲律宾,用于锣和琵琶的梵文术语辅助用于识别本地术语,也就是命名这些锣和琵琶的语言;在中国的音乐术语中,贸易为发展新的音乐形式和加强本国的音乐活动提供了动力。另外一个方面是古代的冶金术,在亚洲,用高锡淬火制造青铜的技术已经广为人知。在亚洲,除了青铜之外,还出现了铜鼓、钹、钟和锣。在菲律宾只出现了平锣和大锣。但是,目前的考古发现并没有清楚地反映锣的制造情况,因为没有一处遗址发现制造铜锣的证据。

从血统基因来看,纵观亚洲历史悠久的人口迁移、文化传播和语言传播,这些考古和遗传学研究为音乐历史学家提供了一个长期的视角。从遗传学角度来看,亚洲种群的多向神秘迁移和Y染色体的研究,指出了东亚和东南亚人口之间的联系:东亚人口源自东南亚人口的迁徙。从16世纪开始的西班牙殖民文献证明了从吕宋岛和米沙ya群岛的土著音乐系统到欧洲音乐的转变。菲律宾的古代音乐在西班牙殖民和基督教化之后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基于一些欧洲音乐、旋律、和声的音乐。宗教是种族基础的观念,这些观念已经引起紧张的局势,还导致了土著文化的破坏。

语言和音乐是符号和含义的系统,二者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展。虽然音乐思想的运动可能是通过贸易来实现的,但是随后将其用于仪式和宗教的活动却更为重要,因为它促进和推动了新音乐思想的发展,是对传统音乐的传承,是数千年文化遗产的演变。那么,不管是考古学,还是语言学和遗传学的学科研究,它最终的目的都是为继续研究亚洲音乐提供新的方向,而且音乐的历史知识,可能会给全球音乐产业的发展和世界音乐文化的传统与传承带来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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