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党近百年的奋斗历程,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从严治党方面的理论探索和成功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生动体现,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继承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自身建设,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也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近百年来,我们党从只有50多名党员的党发展到拥有9000多万名党员的执政党,创历史之最、世界之最。“从严”是我们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管党治党的主旋律。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我们党都很重视自身治理,高度重视从严治党。中国共产党近百年发展历程,就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从无到有、丰富内涵、形成体系的过程。本文就此展开探讨。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严治党的基本规范得以形成和确立

(一)第一阶段: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1921—1927年),管党治党理论的初步形成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条件同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建设条件相比完全不一样。20世纪初,在中国这样一个阶级状况复杂的国度中,建立一个新式的无产阶级政党具有特殊的意义。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从严治党,这在党的历史文献中皆有明显的表现。中国共产党是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诞生的。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不仅认识到必须有一个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党,而且深深懂得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学说是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因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的大量存在而改变其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我们党解决了一个在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里,如何改造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本本”中找不到现成答案的难题,这就是强调党员不仅要从组织上入党,更重要的是在思想上入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管党治党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隐蔽到公开的发展过程。党的一大到党的五大通过的文件,分别对党的组织、纪律、作风等进行了较为严格的规定。1921年7月,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是党史上的第一个重要文献。《中国共产党纲领》的15条规定包括党的名称、性质、纪律及奋斗目标等内容,其中有6条是关于党的纪律的规定,分别从入党程序、党员遵守的纪律、党组织建设等方面做了具体规定。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我们党的第一部正式党章,为中国共产党建党基本规范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党的三大首次对党的章程进行修改,使入党手续更加严格、党员的责任和义务更加明晰。党的四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在党史上第一次将党的支部规定为党的基层单位。1926年8月4日发布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告——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份反对贪污腐化的文件。1927年,党的五大通过的党章第一次将支部单独列为一章进行细致规定,使从严治党有了组织基础和工作规范。在党的五大上,中央监察委员会成立,它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级的纪律检查机构。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是从严治党的初始阶段。在这个阶段,“从严治党”理念不很成熟、规范。早期党的领导人对从严治党的看法有所不同,主要体现在如何看待民主集中制的问题上。党的一些创始人,如毛泽东、李大钊、蔡和森等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开始思考当时党内的突出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创建者和领导者,虽没有明确提出“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但已经产生了从严治党的理念并开始付诸实践,为后来从严治党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第二阶段: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从严治党基本规范的形成

革命根据地创建时期,我们党坚持了从严治党的铁律,从严治党的基本规范初步形成。

大革命失败后,血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确立党对中国革命领导权的重要性、建设革命武装以及建立农村革命政权的迫切性。1927年召开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给正处于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的中国共产党指出了新的出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的著名思想。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为反抗国民党的血腥镇压,中国共产党先后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等,并建立了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立时期,为严明党的纪律,密切军民关系,毛泽东提出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奠定了中国工农红军统一革命纪律的基础。他还主持制定了惩治腐败的党内规章制度,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26号训令《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创建人民军队的过程中,首先确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地位,明确把党的绝对领导作为人民军队的最本质属性。1929年,古田会议通过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是党的思想建设史上的第一个重要文件。会议解决了如何将农民占主体的军队建设成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确立了思想建党建军的重要原则,成为从严治党治军的里程碑。

(三)第三阶段:从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从严治党基本规范的确立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思想,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在这个阶段,经过正反两方面的对比,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为指导,总结党的自身建设经验,创造性地运用整风运动的形式来解决党内的突出问题。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三大作风、民主集中制、党性修养等党内政治生活基本规范基本形成。经过1941年到1945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民主集中制、严明纪律作为党的组织原则和强大武器,已经成为从严治党的基本要求。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明确要求建立一元化的领导体制体现在1942年9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中。它纠正了“山头主义”等错误思想,正确处理一元化领导体制与“三三制”政权的关系。1941—1945年,中共中央发动了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延安整风运动成为中国共产党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一个成功创举。1945年,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第一次明确使用“政治上建党”这一概念。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基本涵盖从严治党的各个方面,标志着从严治党基本规范的形成和确立。党的七大是党的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为新中国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基本规范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至今仍然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

二、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从严治党在曲折中发展

中国共产党是勇于进行自我革命的政党。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贯穿于党的整个发展历程中。但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提出及相关方针的确立则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不断完善的发展过程。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建设的核心理念,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自身建设发展的历史逻辑和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逻辑的有机统一。

(一)第一阶段: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从严治党方针的正常延续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所面对的客观环境发生转变,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入城市、从革命斗争转入社会主义建设。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由领导革命、在局部地区执政的党变为在全国范围执政的党,党的自身建设所处的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决定了从严治党的内容和形式都要做出相应的调整。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告诫全党同志要“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我们党对执政条件下部分党员可能腐化变质的问题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先后开展“三反”“五反”运动,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等法规。这拉开了新中国成立后和平建设时期从严治党的序幕,表明了我们党从严治党的自觉和自信。此外,刘少奇关于共产党员标准八项条件的论述,对党员坚定政治信念、明确政治方向、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具有深远意义和重大影响。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明确规定:“党的团结的唯一中心是党的中央,必须反对任何妨碍中央统一领导、损害中央的团结和威信的言论和行动。”[2]这是加强执政党建设的良好开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针对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后的形势和特点,毛泽东及时提出加强执政党建设的紧迫任务,认为“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3]。1956年,党的八大提出加强执政党建设的一系列思想。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在党的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原则、集体领导、党内外监督以及对党员的要求等方面都做出了新的规定,对政治纪律内容进行完善,如重新明确民主集中制的内涵,将党的纪律处分划分为五类并沿用至今,对党的执纪机构做出新规范、提出新要求。党的八大前后,我们党在从严治党问题上展开积极探索。从严治党的意识和举措,在这一时期坚持党的政治方向、强化党的领导地位、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正是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纪律的强化,才使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严重挫折时仍然保持了强大的组织统一并始终发挥了领导核心的作用。在这个阶段,由于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党取得执政地位后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尤其是腐化变质问题有清醒的认识,高度重视从严治党,因此基本延续了延安整风运动以来的作风,从严治党基本正常。

(二)第二阶段:

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特别是从“文化大革命”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是党内政治生活偏离正常化轨道直至遭到严重破坏的阶段,从严治党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

1957年9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背离了八大的正确路线,党内“左”的认识和错误开始出现,对从严治党产生了不良影响。频繁的政治运动不仅干扰了党的中心工作,而且严重冲击正常的思想建党活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极左路线导致从严治党走入歧途。1969年,党的九大通过的党章取消了党员权利以及入党预备期,甚至取消了党的各级监察委员会,实际上否定了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取得的制度成果和理论经验,使党的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党内各种关系陷入混乱状态。1973年,党的十大延续了九大的错误做法,党内政治生活偏离了正常化轨道,党的事业遭受重大挫折。1977年,党的十一大虽然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进行了纠正,强调了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使党内政治生活有所恢复,但还没有完全正常化。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从严治党方针才真正回归。

正面经验与历史教训相互交织,是这一时期从严治党的构成特点。毛泽东等人关于从严治党的论述仍然具有现实意义。1962年1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强调,“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4]。针对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部分党员干部容易产生官僚主义和脱离群众的倾向,毛泽东明确指出,要反对脱离群众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防止形成贵族阶层,主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坚决地同党内的腐败现象做斗争。在这一时期,毛泽东提出了如果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没有灵魂”[5]“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等著名论断。1962年11月12日,刘少奇在与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各中央局组织部负责人谈话时指出:“执政党建设有两个重要问题,一个是基层组织问题,一个是干部问题。组织工作要正常化,党没有人管了,党不管党不好,要有人来管。两个问题,起作用更大,影响更大的是干部问题。”[6]1962年11月29日,邓小平在接见参加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和全国监察工作会议的同志时指出:“党要管党,一管党员,二管干部。对执政党来说,党要管党,最关键的是干部问题,因为许多党员都在当大大小小的干部。”[7]这些重要论述,一方面强调了对民主革命时期形成的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基本经验的继承和发扬,另一方面对执政条件下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内容的侧重点都有新的认识。

三、改革开放新时期,从严治党在改革开放中创新与提高

(一)第一阶段(1978—1989年):从严治党在解放思想中恢复与发展

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不但在自身建设方面需要拨乱反正,以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而且要面对随着改革开放出现的享乐主义、贪污腐败、资产阶级自由化等新问题。面对这种情形,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抓住了从严治党这个关键,通过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民主集中制等举措稳定了党内政治秩序,同时开始思考和践行以党内政治生活的规范化推动党的建设制度化。

改革开放开始后,邓小平在总结我们党执政的经验教训、结合新时期党的建设形势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的基础上,提出“关键在党”。他强调,必须“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8]。他领导全党开始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改革开放之初,针对党在思想、作风、组织等方面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这是一个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十分重要的纲领性文献,对加强党内政治生活、严守党的政治纪律产生了深远影响。1983年10月,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以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为基本任务,就加强党的建设进行了一系列部署。1985年11月,中共中央整党工作委员会发出的《关于农村整党工作部署的通知》,明确提出“从严治党”的概念,要求“从严治党,坚决反对那种讲面子不讲真理,讲人情不讲原则,讲派性不惜牺牲党性的腐朽作风”。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仅仅靠教育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必须从严治党,严肃执行党的纪律。”[9]这是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首次出现“从严治党”一词。为了使我们党保持自己的先进性、纯洁性,拥有强大的战斗力、凝聚力,在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中肩负起历史的重任,很好地解决党内存在的腐败问题,邓小平反复强调要从严治党,搞好党的建设,并以制度建设来强化从严治党。他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0]“……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10]此外,他强调要通过改革消除制度上存在的弊端,不断完善制度。

关于反腐败,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对此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8]邓小平深刻阐述了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大方向与着力点,“抓党风、社会风气好转,必须狠狠地抓,一天不放松地抓”[8],要消除偏软、偏宽现象,敢于动真格、不手软。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总结自身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制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路线,恢复了从严治党的优良传统,扩大了党的建设的显著优势。

(二)第二阶段(1989—2002年):从严治党在践行“三个代表”中探索与升华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党和国家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我们党在总结历史经验和应对现实挑战中更加认识到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重要性。中共中央针对一段时间内忽视政治工作、政治建设的现象,强调讲政治,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恢复和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党所处的环境和肩负的任务有了很大变化,党的思想、政治、组织、作风建设都面临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14],党的领导干部必须讲政治,“我们搞现代化建设,中心任务是发展经济,但必须有政治保证。不讲政治、不讲政治纪律不行”[15]。党的十四大重提党的政治建设,正式确立了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五位一体”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党的十四大首次把坚持从严治党载入党章的总纲,标志着我们党正式将从严治党作为管党治党的根本原则。1994年9月,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分析了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强调必须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统一领导,对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进行具体规定。2000年12月,在十五届中纪委五次全会上,江泽民把始终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总结为我们党反腐倡廉的六大经验之一:“始终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16]2001年9月,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指出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强调正风肃纪、密切党群关系是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重大课题,在从严治党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要求。

针对新时期国内党内的新问题、新任务,中共中央开展了“三讲”教育,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管党治党上采取了一系列新方法、新举措,党的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从严治党在理论与实践中得到不断推进。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17],并将之列为我们党多年来积累的十条基本经验之一。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长期执政条件下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清醒认识和深刻把握。

(三)第三阶段(2002—2012年):从严治党在科学发展中深化与完善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面临着“四大考验”,同时面临着“四种危险”。中共中央直面党内存在的许多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适时做出了重要战略部署,创造性地提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鲜明地提出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和纯洁性建设是从严治党的长期任务和永恒课题。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紧密联系治国理政的实践,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18]。从党的十六大到党的十八大,中共中央按照从严治党的要求,推进党内政治生活建设,相继出台了《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等一系列党内法规,首次对执政党的自我监督进行探索,初步形成了党内政治生活制度体系,奠定了严格党内政治生活的制度基础。

在从严治党方面,党风廉政建设被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2007年10月,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19],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加强新形势下党的建设。党的十七大通过的党章确立了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五位一体”党的建设总体布局,还首次将党风廉政建设的16字方针写入总纲。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提出,“我们要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继续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20]。201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讲话中,胡锦涛强调,“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21]。2012年,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延续并完善了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五位一体”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强调要“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21]。

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既是改革开放实践提出的新要求,也是党的建设的经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接续奋斗,不断探索党的自身建设规律,在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方面与时俱进,提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进一步丰富从严治党的内容,把从严治党的制度化建设推进到一个新高度。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从严治党的论述主要集中在党的文件、党的重要周年纪念大会讲话以及关于党的建设的专题论述中。这些重要论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党的十八大以来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全面推进从严治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四、改革开放新时代,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从严治党的飞跃与成熟

全面从严治党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的鲜明主题。进入新时代,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亟须建设伟大工程,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党的十八大以来,正是基于对近百年奋斗历程中从严管党治党经验的深刻把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规划了“四个全面”这一实现民族复兴的战略布局,将全面从严治党作为管党治党的根本原则。

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在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深沉的使命感,明确指出,“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代表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向全国人民做出了庄严承诺。党的十八大后不到一个月,中共中央就制定出台了八项规定。中央领导同志带头执行,发出了正风肃纪、全面从严治党的强烈信号,全党全社会为之一振。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指出:“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23]2013年1月,在十八届中纪委二次全会上,他强调,“从严治党,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放松。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2013年6月,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指出,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要建设一支宏大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到“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再到“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直至“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亲力亲为,以上率下推动管党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我们党所采取的一系列标本兼治的重要举措使党风政风明显好转,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显著增强,党的执政基础更加牢固。

2014年10月,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习近平深刻分析了从严治党的基本经验以及新形势下党面临的严峻考验,首次使用了“全面推进从严治党”这一提法。“从严治党,最根本就是要使全党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都按照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和党的各项规定办事”。“使党内政治生活在全党严肃认真开展起来”[24]。2014年11月,习近平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提出,“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在“三个全面”的基础上,2014年12月,习近平在江苏调研时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必然要求。”这是我们党第一次公开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并将其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一并部署,形成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逐步形成了治国理政的顶层设计。

针对党内政治生活中的突出问题,2016年10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2017年10月,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打铁必须自身硬”的新表述。这个新表述是新时代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的郑重宣言,凸显了我们党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的坚定决心。2018年11月,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社会革命的同时,坚定不移推进党的伟大自我革命”[25]。2019年1月,习近平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指出:“要善始善终、善作善成,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真正落到实处。”[26]同月,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总结了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性成就,深刻阐释了我们党实现自我革命的成功道路、有效制度:“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探索出一条长期执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构建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权力监督制度和执纪执法体系,这条道路、这套制度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巩固发展。”[27]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从世情、国情、党情和民情深刻变化的现实出发,深刻回答了“什么是全面从严治党、为什么要全面从严治党、怎样全面从严治党”这一重大命题。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对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学说的贡献是全面的。《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对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重要论述做了全面系统的梳理概括。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以全面从严治党新成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了新的战略部署。习近平对新时代党的性质、指导思想和政治纲领,对党的五大建设以及如何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等都有十分精辟的论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做出了原创性、时代性贡献,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的最新成果。

五、结语

对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近百年历史进程进行系统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崇高的政治理想、高尚的政治追求、纯洁的政治品质、严明的政治纪律,经过28年浴血奋战建立了新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了中国,强大了中国,也震撼着世界。在全面研究、揭示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从严治党的历史进程中发现:中国共产党把握住了从严治党的本质要求,并揭示了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核心要义。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基本规范的形成和发展既是理论与实践的要求,也是时代与人民的选择。

新时代,全面总结、深刻认识和精准回答全面从严治党的时代内涵和时代要求具有重要意义。全面从严治党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顺利推进的根本保证。全面从严治党是我们党始终坚定“四个自信”,培养自我革命勇气、增强自我净化能力、提高政治免疫力的根本途径,是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总结不同历史时期从严治党的历史经验,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要揭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规律性认识及其基本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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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2]胡锦涛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528､653.

[23]习近平.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N].人民日报,2012-12-14.

[24]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总结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10-09.

[25]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12-18.

[26]习近平.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01-09.

[27]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一以贯之全面从严治党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提供坚强保障[N].人民日报,2020-01-14.

王世谊,卢遥.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近百年演进脉络[J].学习论坛,2020(06):18-25.

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的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18ZDA008);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从严治党重要论述研究”(2015ADJ009)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