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政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韦伯的政党理论是韦伯政治社会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学界对马克思政党理论和韦伯政党理论的研究呈现“一热一冷”的态势，即关于马克思政党理论研究著述颇丰，而关于韦伯政党理论的研究成果非常少，更鲜有学者进行马克思政党理论和韦伯政党理论的比较研究。从学术研究的视角来看，开展马克思与韦伯政党理论的比较研究，一方面有助于丰富韦伯政党理论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开拓马克思政党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比较研究的新局面。马克思政党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链条的起始环节，依然是今天我们开展政党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建立在社会分层理论基础上的韦伯政党理论对于分析当前中国社会分层现状，调动各方力量积极参与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践中具有重大的借鉴价值。如韦伯关于大众民主问题的认识，指出要处理好政党与群众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今天做好党外民主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韦伯从阶级和身份的视角来分析政党，指出政党代表着阶级和身份群体的利益，这对于指导我们激发民众政治参与热情、提高民众政治参与能力和扩大民众有序政治参与，使中国共产党能更好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利益等也有着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政党的本质：阶级性还是唯意志性

政党的本质即政党性质，是对政党本质属性的概括，是关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重大问题，也是对不同政党进行区分的核心所在。马克思虽然对政党的本质属性并没有做专门的论述，但在有关政党的表述中，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将阶级利益与政党的本质属性联系在一起，得出了政党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深刻揭示了政党的阶级本性。除此之外，马克思不仅从一般政党的角度揭示了政党本质属性为阶级性，他还就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作出了详细的论述。1847年6月，马克思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致同盟盟员的通告信》中就鲜明地指出了无产阶级政党和其他政党的区别。“我们与别的党派的区别不在于渴望得到什么正义，而在于我们向现存的社会制度和私有制进攻，在于我们要财产公有，在于我们是共产主义者。”[1]随后，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作了经典的解读：“共产党人不同于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最先进的部分”[2](P285）。可见，在马克思政党理论中，阶级概念在整个马克思政党理论中是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在政党本质、政党社会基础、政党类型、政党使命、政党斗争等问题的分析上都坚持了阶级分析的方法。正如有学者指出，“过去的理论一说到政党，往往强调的是政党的外部特征和运作过程，都回避了政党的阶级属性，而马克思是从政党产生和演变的历史中，指出党是阶级的代表”[3]。可见，阶级性是马克思关于政党本质属性的鲜明概括。

韦伯政党理论中关于政党本质的解读与马克思的解读视角不同。韦伯指出：“党派应该叫做建立在（形式上）自由招募党员基础之上的社会化，其目的是通过这种办法，在一个团体内部给它们的领导人以及积极的参加者谋求（实现事务的目标，或达到个人受惠，或者二者兼而有之的思想的或物质的）机会。”[4](P316）韦伯认为既然政党是建立在自由招募形式上的，那么成员的参加或退出都是“唯意志”的，这是政党的显著特征。除此之外，韦伯还曾提出“政治运作是有关利益者的运作”[4](P316），但这里的利益并非仅仅是阶级利益，因为在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中，阶级是由经济因素决定的，身份是由社会地位决定的，政党是体现权力的分配，有可能是代表阶级群体的利益，也有可能代表的是身份群体的利益，还有可能两者都有或者两者都没有。所以韦伯政党理论并没有给出非常明确的政党本质属性的描述，他只是将政党的显著特征归纳为“唯意志”性，这与马克思有关政党阶级本质属性的论断有着明显的差异。

二、政党的社会基础：阶级还是团体

政党的社会基础主要指政党产生的阶级基础或群众基础。马克思认为政党的形成是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其产生是建立在阶级分化的基础上的。早期新兴资产阶级建立的政党在反对封建统治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革命作用，但当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以后，政党开始变为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详细论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基础，“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是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2](P286）。随后，1850年3月马克思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应该认清自己的阶级利益，尽快采取自己独立政党的立场，一时一刻也不能因为听信民主派小资产者的花言巧语而动摇对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组织的信念”[5](P199）。对于无产阶级政党的人员基础，除了工人以外，马克思还对其他社会群体如农民群体进行了分析，“农民的利益已不像拿破仑统治时期那样同资产阶级的利益、同资本相协调，而是同它们相对立了。因此，农民就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作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5](P570）。在这里，马克思把农民当做城市无产阶级的同盟者，其实质是把农民群体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人员基础。应该说马克思政党理论中关于政党的社会基础的论述是围绕阶级基础展开的，农民等群体也可以成为革命联合的力量，成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群众基础。

韦伯关于政党社会基础的分析中，受其社会分层思想的影响，并没有从阶级分析的视角思考政党的社会基础问题。韦伯指出“从概念上讲，只有在一个团体之内，才可能有党派，他们想影响或夺取团体的领导权”[4](P317），随后韦伯还进一步指出“然而团体之间的党派联合也是有可能的，而且并不罕见”[4](P317）。“团体”成为韦伯分析政党社会基础的重要概念，这个“团体”其实就是韦伯所指的“共同体”或“联合体”（很多时候韦伯将两者通用），在这个“共同体”内部，有些是以经济因素划分的阶级团体，有些是以荣誉因素划分的身份群体，这些都有可能成为政党的社会基础。此外，从韦伯关于政党成员的论述中，我们也可以窥探韦伯的政党社会基础，政党的追随者“可以在任何方式的团体中出现，而且能以任何形式的团体产生：魅力型领袖的追随者，传统的仆从，合理的（目的或价值合乎理性）‘世界观’拥护者”[4](P317）。可见，韦伯在论述政党的社会基础时，与马克思侧重政党的阶级基础的分析不同，韦伯的政党社会基础是建立在“团体”基础上的，但这些“团体”的构成既有可能与阶级地位有关，也有可能与身份地位有关。可以说，韦伯有关政党社会基础构成的分析有些笼统，其具体人员构成也不够明确，这样的一种分析也必将导致政党的本质属性、政党的政治立场和使命任务的含糊不清。

三、政党的分类标准：阶级利益还是政党成员个人价值取向

政党分类的关键在于确定分类的标准。采取不同的标准可以将政党分为不同的类型，如按照政党是否具有法律地位可以分为合法政党和非法政党，还可以根据政党是否掌握政权将其划分为执政党、参政党和反对党，等等。马克思认为政党的本质在于其阶级性。因此，要区分本质上不同类型的政党，必须以政党的阶级利益基础作为根本标准，而其他标准，只能在阶级利益根本标准的前提下，用于鉴别政党之间的非本质性的差别。马克思指出区分政党的阶级标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政党的指导思想体现着哪个阶级的利益和意志；第二，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代表着哪个阶级的利益诉求；第三，政党的实际活动是为哪个阶级谋取利益。“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2](P286)1875年，马克思在给威廉·白拉克的信中说：“制定一个原则性纲领，这就是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一些可供人们用以判定党的运动水平的界碑”[6]。这些都是马克思对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思想和纲领的阐述，应该说，纲领是最能体现一个政党的目标、性质和阶级身份的。马克思按照阶级利益标准，将政党分为两类，一类是资产阶级政党，另一类是无产阶级政党。资产阶级政党是以维护和实现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和政治意志为宗旨的政党，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代表者和先锋队组织，无产阶级政党的论述主要体现在《共产党宣言》中。

韦伯主要将政党分为三类：荫庇的政党、等级以及阶级的政党、世界观的政党等。其中荫庇的政党主要是指“旨在为其领袖获得政权以及让他们的班子占领行政管理机构的各种职位”[4](P316）；等级以及阶级政党主要是指“着重于和有意地为了等级或阶级的利益”[4](P316）；世界观的政党主要是指“以具体的事业的目标或者以抽象的原则为取向。”[4](P316）除此之外，韦伯还指出其他类型的一些政党及其主要特征。如魅力型党派、传统主义的党派、信仰的党派、纯粹占有的党派等。仔细思考韦伯对政党的分类，不难发现韦伯是以政党成员的个人价值取向作为主要分类标准的，这也体现了韦伯政党定义中的“唯意志”论，所以韦伯在对政党进行分类后，将其总结为“从组织上看，政党可能像其他团体一样，属于相同的类型，即以魅力型—平民表决为取向的（信仰领袖），或者以传统为取向的（忠诚于统治者或者杰出的邻里的社会声望），或者以理性为取向（忠诚于通过‘依照章程’表决而设立的领导者及其班子）。”[4](P317）韦伯从个人价值取向的视角对政党进行分类主要是受其社会分层标准的影响，这与马克思以阶级利益作为政党划分的根本标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四、政党的政治立场：坚定还是流变

政党的政治立场是政党本质属性的反映，政党的政治立场反映了政党是站在哪个阶级的立场上，为哪个阶级服务的，其政治立场的坚定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政党政治使命的完成程度。对于一个政党来说，坚持什么样的立场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也是关系这个政党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马克思政党理论的政治立场是非常鲜明的，特别是体现在他对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立场论述中。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取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运动”“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2](P285）。这些论述都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政党理论的无产阶级政治立场，它致力于实现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此外，马克思还强调“工人政党在一定条件下完全可以利用其他政党和派别来表达自己的目的，但是它不应当隶属于其他任何政党”。[7]这表明马克思不仅仅强调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还强调要时刻保持与其他政党的距离，要坚定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

韦伯政党理论中，政党的政治立场受其社会分层思想的影响，不仅没有鲜明地指出政党的政治立场，而且韦伯认为政党成员之间的政治立场受某些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发生改变，特别是以阶级或等级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政党。韦伯在进行阶级分析时，特别是在论述“社会阶级”时指出：“社会阶级在个人和上下世代人当中，可能很容易发生变化，而且也一般发生着典型的变化”[4](P333），“从一种阶级地位向另一种阶级地位的过度，是十分不同，而且是不稳定的”[4](P334）。以这种阶级作为基础建立的政党，因阶级地位之间的流动和变化，是很难形成鲜明的政治立场的，更不用谈坚定的政治立场。正是因为这种阶级或身份地位的流变，韦伯认为基于阶级或等级建立起来的政党未必就是阶级或等级的政党，也有可能是各种身份的政党或混合类型的政党，甚至有时候也可能什么类型都不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政党就很难明确自身的政治立场，这与马克思关于政党要有明确的政治立场和坚定自身的政治立场的观点有着明显的不同。

五、政党的使命任务：致力于“两个彻底决裂”与围绕“政治权力”

政党的使命任务是政党建设目标和价值追求的体现，不同性质的政党其使命任务是不一样的。马克思的政党理论在对资产阶级政党本质的揭露基础上，重点对无产阶级政党的使命任务进行了研究。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是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2](P293）。这段论述中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就是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为实现这一任务，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进一步从最近目的和长远目的两个阶段实现无产阶级的政党使命任务。“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2](P286）。随后，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2](P293）。“两个最彻底决裂”的提出指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使命和任务在于最终消灭剥削、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追求，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实现全人类的解放。总体来说，马克思关于政党的使命任务既有近期的目标追求，又有远期的目标规划，两者结合起来可以理解为组织工人阶级革命，以暴力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消灭剥削、消除私有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韦伯的政党理论中，政党的使命任务在于“在一个团体内部给他们的领导人以及积极的参加者谋求（实现事务的目标，或达到个人受惠，或者二者兼而有之的思想的或物质的）机会”[4](P316）。而这种使命任务的实现则需要通过权力的获得来实现，因为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中曾明确指出政党是基于权力分配而产生的，当然这里的权力并不是韦伯广义理解上的权力，而是单指政治权力，因此，“政党可能千方百计地去夺取政权”[4](P316）。但由于韦伯的政党研究并不像马克思开展政党研究那样具有明确目的（主要是基于开展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所以韦伯并没有对政党的使命任务做出近期或长期的表述，而是从不同政党类型所代表的不同群体利益及价值取向等方面对政党的使命任务进行了一般意义上的解读。此外，韦伯在研究政党的任务时，将其与代议制、官僚制、大众民主等问题联系在一起，阐发了政党在现代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六、民主问题的认识：民主集中制还是大众民主

在马克思政党理论和韦伯的政党理论中都对民主问题有所涉及，但侧重点不一样。在马克思政党理论中，民主和集中是联系在一起的，民主集中制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形式。但实际上马克思并没有明确提出“民主集中制”这一概念，但作为民主集中制思想萌芽的一些做法和观点，马克思起草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和《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已经显现。[8]如《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规定：“代表大会是全盟的立法机会。代表大会由区部会议的代表组成。区部会议的每五个支部选一名代表参加代表大会”“区部会议是区部的代表机关，区部会议必须在每年7月中旬召开一次会议，选举参加同盟代表大会的代表”[4](P745-746）。可见，在选定代表问题上马克思采取了民主的选举方式，这是民主集中制思想的雏形。此外，在《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也有民主思想的印记，如规定各个协会选派代表组成工人代表大会等，提出“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9]的原则。这些民主思想的具体举措为后来党内民主集中制的提出提供了最为直接的思想来源和指导，开创了党内民主的先河。

韦伯政党理论中关于民主问题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他对大众民主的认知上。韦伯认为现代政治具有明显的大众性。在大众民主的背景下，民众的选举权不断扩大，政党的目标、任务和职能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在现实社会中，受益于大众民众的发展，政党的政治权力在不断地扩张，政党对议会的影响越来越大，大众民主与政党发展之间呈现双向的良性互动，即大众民主推动政党发展的同时，政党的不断发展壮大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大众民众的发展。正如学者指出“政党官僚、政党机器的发展也推动了大众民主的发展，使大众民主中包含的带有直接民主色彩的一面更加突出，使大众的意志较之于旧有的代议制时期对政党活动、政党领袖的观念有了更大地影响。”[10]此外，韦伯还进一步做了大众民主与政治领袖关系研究，指出“现代政治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拥有‘机器’的领袖民主，要么没有领袖的民主”[4](P781）。韦伯对民主问题的论述主要是从政党与大众之间关系展开的，是一种政党外部的民主，而马克思政党理论中对民主问题的分析，更多的是一种党内民主，所以两者之间是不同的。

马克思政党理论与韦伯政党理论的不同，是诸多原因造成的。首先是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不同的时代造就不同的思想，马克思政党理论产生于19世纪中期，资本主义进入了高度发展的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频发，工人运动兴起，为适应当时工人运动的需要，马克思政党理论应运而生。而韦伯时代的社会情况更加复杂，德国的国情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如工业革命的完成、容克阶级的出现、中间阶级队伍的不断壮大等这些时代背景都影响着韦伯对政党问题的思考。其次是开展政党研究的目的不同。马克思政党理论研究是其阶级斗争理论的进一步深化，是直接服务于其组织开展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需要。而韦伯的政党理论主要是基于其社会分层理论研究的需要，将政党作为其研究社会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范畴，目的在于完善其社会分层理论。最后是研究方法不同。马克思政党理论主要是采用阶级的分析方法，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政党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进行研究，动态式地展示了政党的发展历程并揭示了政党的本质。而韦伯的研究方法是采用理想类型的分析方法。他力图把一切现存的政党形态和状况都纳入到其政党理论中，这是一种典型的静态式的描述性研究，并没有真正地找到一条贯穿的主线，让人感觉纷繁复杂，难以从整体上把握。客观来讲，韦伯政党理论未能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在内容上也存在着诸多的缺陷和不足，但我们应该充分看到，韦伯政党理论的实质是关于社会分层的思想，尤其是其社会分层标准的多元化对于帮助我们理解和认识当代中国多元化和复杂化的社会阶层状况以及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现状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参考文献：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30.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26.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27.

杨延圣.马克思与韦伯的政党理论比较研究[J].宁夏党校学报,2020,22(02):67-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