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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明代宦官研究的进展与问题探究

  2020-05-20    679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明代宦官问题一直是明史研究者关注的热点问题。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冷淡期后,对该问题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活跃,90年代在广度和深度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21世纪以来,除继承原传统政治史视角下的宦官研究外,一些学者另辟蹊径,关注于社会史、生存史等新视野,这“两驾马车”在近二十年的研究中并驾齐驱、硕果累累,然而仍存在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

  • 关键词:
  • 中国历史
  • 反思
  • 明代宦官
  • 进展
  •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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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官作为一个庞大而又独特的社会群体,在明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领域都曾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该问题一直是明史学者研究的一个热点。第一部具有重大影响的著作当属丁易的《明代特务政治》。[1]改革开放前虽有研究,但研究者往往将学术研究与现实政治相联系,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有关明代宦官问题的研究在历经了一个相当长的冷淡期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再度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开始活跃起来。该时期的研究以王春瑜、杜婉言为代表,从传统政治史的视角论述了宦官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之间的关系,著述颇丰,为以后明代宦官研究奠定了基础。20世纪90年代,关于明代宦官及其所涉及的相关领域的研究在广度、深度上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此时的研究仍主要以政治史视角为主,相关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主要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司法、外交等多个领域。进入21世纪,除继承原传统视角下的宦官研究外,一些学者开始关注于社会史、生存史等新视野下的宦官研究,可以说这“两驾马车”在近二十年里并驾齐驱,成果显著。正如赵世瑜先生所推崇的,明代宦官研究正由传统政治制度的“大历史”视角转向社会生活的“小历史”视角。这一时期除传统视角下的宦官研究被关注外,其社会生活、宗教信仰等状况也成为学术界研究的对象。


一、明代宦官研究的专著及综述文章


进入21世纪以来,关于宦官研究的专著不在少数,有关政治制度研究的翘楚当属胡丹。他的《明代宦官制度研究》是一部典型的制度史研究佳作。[2]作者除对正史(如《明实录》《明史》《明会典》等)中有关宦官的史料充分利用外,还从明人文集、笔记、地方志、碑刻、墓志等材料中挖掘出不少有价值的记载,有利于深刻、全面理解明代宦官制度的细节。不仅探讨了二十四衙门中宦官的机构组成、权力关系、使职差遣等,还就以往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厘清,如:太祖禁止宦官干政的祖制,边、省内官沿革,宦职与有司之间关系,宦官数量等,并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新见。作者还制作了大量的统计表,使过去不甚清楚的问题趋向明确,于明代宦官制度问题的研究极具参考价值。

研究宦官与经济、宗教及文化方面的关系的代表作有:王川的《市舶太监与南海贸易——明代广东市舶太监研究》,书中不仅理清了市舶太监制度的发展脉络,分析了市舶太监起源于岭南地区的原因及明代广东市舶司的基本情况和市舶太监制度衰亡过程,还概括了明代以前南海贸易过程中市舶太监的历史作用,并比较了15到17世纪中欧基本态势的变化。[3]台湾学者陈玉女的《明代二十四衙门宦官与北京佛教》,对明代宦官的来源及历朝的发展概况、二十四衙门宦官的崇佛概况和营建佛寺与拔擢僧人的意义、二十四衙门宦官与佛寺僧人往来的基础关系及其派系与佛寺兴衰之关系等方面进行了系统论述。[4]高志忠的《明代宦官文学与宫廷文艺》不仅对明代宦官文学创作内容及风格的多样性进行了研究,还展现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宫廷生活场景和历史画面。[5]齐畅将明代宦官置于社会史的视野下进行了详尽考察。[6]李建武则对明代的镇守内官进行了系统论述。[7]除此,《明代社会生活史》《明代皇权政治研究》《明代宦官与三案》《明代文化史》《明代国家权力机构及运行机制》《明代南京寺院研究》《明初的宦官政治》《郑和下西洋的回顾与思考》《宦官》等著作,亦从不同角度述及明代宦官问题,有一定借鉴意义。[8,9,10,11,12,13,14,15,16]

综述性的文章主要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宦官研究综述》《明代宦官研究的问题与反思》《明代宦官问题研究综述》《明代宦官研究:成果、困境与思考》等,都从不同角度对宦官研究进行了回顾。[17,18,19,20]


二、不同视角下有关明代宦官研究的论述


21世纪以来,对宦官研究的文章数量甚多,其中硕博论文占有一定比例。一方面,以往在政治史范式下的相关研究热度略有所减,但仍占有大半壁江山,大多关注政治、经济、军事司法、外交、文化教育等领域;另一方面,在社会史、生存史等视角下的宦官研究如冉冉升起之旭日,成果颇丰,主要是对宦官的日常生活及宗教信仰等情况的探讨。

(一)传统视角下的宦官研究

在宦官与明代政治关系研究中,更多侧重于对宦官专权和宦官制度的探讨。在宦官专权上,于语和、董跃认为,宦官势力在明朝最盛,其所带来的政治腐败、法制衰微,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21]其他同类文章如:《试论明代宦官权力的扩张及其原因》《略论明代中后期的宦官专权》《洪武朝内府官制之变与明初的宦权》《麦福与明代嘉靖朝政局》《明朝宦官干政形象的一种政治文化解——以王振为中心》《政治利益关系视角下明中后期宦官专权原因分析——以隆庆、万历朝为例》等。[22,23,24,25,26,27]在宦官制度方面的研究中比较有新意的是:《明代内官第一署变动考——以郑和下西洋为视角》和《明司礼监研究》。前者以郑和下西洋为视角,对宦官职掌进行了动态考察,认为内官监成功由近侍主管转变为职掌营造,与永乐初内官监太监郑和出使海外有一定关系;后者着重考察了司礼太监的构成,职衔、司礼监职掌的形成与变迁及司礼监在明代政治中的地位等。[28,29]另外,有《论明代监阁二元互制中枢行政体制》《明代洪武时期的内库制度》《明代内承运库试探》《明代秉笔太监研究》等文章可以参阅。[30,31,32,33]

在宦官与明代经济关系研究中,多数学者将目光投向市舶、珠池、矿监税使等方面。林枫对明神宗时期的矿税制度进行了详细分析。[34]相关研究成果还有:《论明代市舶太监牛荣走私案》《明代珠池业研究》《明代广东的市舶太监》《万历朝矿税事件研究回顾与起因补论》《明代万历年间“矿监税使”研究的现状与问题》等。[35,36,37,38,39]

明代宦官与司法方面的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文章当属怀效峰的《明代中叶的宦官与司法》,[40]之后则较少能在主要观点上有所突破。从厂卫角度探究宦官与司法关系的有:《明代东厂新证三说》《明朝宦官与特务司法探究》《明代士大夫对东厂、西厂、内行厂干预司法的论说》等。[41,42,43]军事领域的研究较多关注宦官镇守或守备问题。对宦官出镇制度的考述有:胡丹《明代“九边”镇守内官考论》,对明代九边镇守内官的置废沿革作了详尽探究,并提出“三堂体制”的新见,[44]且在《明代“三堂体制”的构建与解体——以镇守内官为中心》一文中系统论述了明代中前期的镇守制度及其对地方管理体制的改造。[45]李建武在这方面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明代宣府镇守内官研究》《明代宁夏镇守内官初探》《明代“九边”镇守内官职责分析》等。[46,47,48]其他相关研究有:《明代北边镇守太监研究》《明代凤阳守备太监研究》《试述明代南京守备的创设时间及首任内守备》等。[49,50,51]

关于宦官外交问题的研究,硕博论文与期刊论文在数量上几乎不相上下、平分秋色。第一,硕博学位论文《朝鲜与明外交关系研究——以“诗赋外交”为中心》《封贡视角下明代中朝使臣来往研究》《明朝中前期对外交往中的宦官集团》《宦官在明朝外交中的影响研究》《明代宦官出使研究》等,分别从不同角度或较为全面或部分的探察了明代宦官外交问题。[52,53,54,55,56]第二,期刊论文有《明代宦官出使西域及其积极影响》《明永乐至宣德间的太监外交与天妃崇拜》《侯显生平研究》等。[57,58,59]另外,《明代中朝使臣来往研究》《明代宦官中的非汉族成分》《明前期赴朝鲜使臣丛考》等,亦有对宦官外交的论述。[60,61,62]

在宦官文化教育方面的研究,主要从对宦官受教育情况及对文化的影响等方面展开论述,主要有:《明代宦官教育新析》《明代司礼监文书房考》。[63,64]其中包文以明代宦官教育为中心,将其置于明代皇权政治演变的背景之中,对其演变进行较为细致论述。高志忠在这方面成果颇多,代表性文章有:《明代宦官的文学作为——以诗文创作与作品存佚为研究中心》《明代宫廷内书堂教育与知识型宦官》《明宫知识型宦官小考》等。[65,66,67]此外,还可参考《刘若愚和〈酌中志〉》《再论明代宦官教育机构的名称和初设时间》《明代的宦官学校——内书堂》等文章。[68,69,70]

(二)新视野下的宦官研究

关于明代宦官日常生活及宗教信仰方面的研究,论述不是很丰富,尤其是对宦官日常生活的研究,由于缺乏相关史料,研究成果相对较少。

早在上世纪90年代,香港的梁绍杰先生就开始关注明代宦官的宗教信仰问题。该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是赵世瑜、张宏艳的《黑山会的故事:明清宦官政治与民间社会》,该文从黑山会这样一个宦官的祭祀组织出发,从社会史的新视角论述了明清宦官政治这一大主题,进而探索宦官与京师民间社会的关系,以及他们在宫廷与民间社会之间的中介角色,[71]但亦有瑕疵之处。何孝荣对于明代宦官与佛教关系方面的研究在学界占有重要一席,他的《明代宦官的佛教信仰》《明代宦官与佛教》《明代南京佛寺修建考》等,在运用多种史料的基础上,严密考证和深入分析宦官与佛教之间的关系。[72,73,74]其他的还有:《明代太监与佛教关系考述》(上、下)、《明朝宫廷与佛教关系研究》《养老与寿藏:明代宦官崇奉佛教的一个侧面》等,也从不同角度论述了明代宦官的宗教信仰问题,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75,76,77]

然近二十年来,学界对于宦官日常生活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明代宦官的婚姻、家庭问题及饮食、服饰研究。高艳的《明代宦官日常生活研究》,从社会史、生存史的角度较为系统的论述了宦官的日常消费、交往及非日常生活活动等内容。[78]在饮食方面有:《〈酌中志·饮食好尚纪略〉及其揭示的明代宫廷节日生活》《试论明代宫廷饮食机构与饮食特点》等。[79,80]关于婚姻家庭问题的有:《“拉名下”:明代宦官政治权力之传承与派系生成》《浅析明代宦官的婚姻形态》《明代宫中的“对食”与“菜户”》等。[81,82,83]关于宦官服饰及变化及饮食情况的有:《明代宦官服饰变化探析》《明皇陵石刻宦官及服饰考》。[84,85]


三、关于明代宦官研究的问题与反思


21世纪以来,明代宦官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些将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明代社会及其进程,而如此之多的成果却呈现出“繁盛而又单调”的特征。具体来说,是数量上的繁盛与研究内容的单调,关于该领域的研究往往被困在政治史范式的牢笼之中,难以挣脱。虽然社会史、生存史等视角为明代宦官研究注入了一股新的气息,然而近年这些研究有渐冷之势,文章数量逐渐减少。究其原因,大致可从对上述众多研究成果的反思中寻得答案。

(一)宦官史料的记载匮缺及挖掘不够

首先,虽然明代史料十分丰富,但是关于宦官的记载却相对匮缺且零散。有关史料匮缺的原因,似乎与宦官史料的书写不无关系。自古历史均由士大夫书写,宦官历史也不例外,故他们在撰写时会以笔伐之,而且会刻意抹掉史书上与宦官相关的记载。其次,对宦官史料的挖掘不够,是导致近年来宦官研究呈现渐冷之势的一个重要原因。虽然对宦官史料的记载比较匮缺且零散,但其相对数量却很可观,如《明实录》中关于宦官记载就很丰富。在现下学界,研究明代宦官的史料大多来自《明史》及王世贞的《中官考》等二手资料,却较少问津《明实录》上有关记载。而就上述三者的史料价值而言,《明实录》的价值绝非后二者所能比肩。尽管《明实录》中关于宦官的记载较为分散,使用上亦不是很方便,但经系统整理、挖掘后是可以再充分利用的。还有明代的地方志、碑刻、明人的笔记和文集等亦有不少关于宦官的记载,同样未被充分挖掘、利用,故此,导致宦官史料“瓶颈效应”的产生。

在这方面,值得提及的是陈学霖的《明代人物与史料》,该书对明朝非汉族成分的宦官,如朝鲜籍宦官等鲜为人知的人物进行研究,有助于研究明朝与周边国家外交使节方面的历史。[86]胡丹辑《明代宦官史料长编(上中下)》,主要以《明实录》中的宦官史料为基础,并广泛博采明清政书、正史、文集、笔记、方志及碑刻等的相关史料,且对史料多具考证,学术价值较高。[87]

新史料的出现,自然伴随着新研究领域的产生。正如《明御用监太监赵西漳墓志考》《明代宦官杨庆墓的考古发掘与初步认识》《新发现的明代太监张敏资料释读》《永乐朝军功宦官刘氏兄弟史事考述》等文章,从考古学角度依据墓志资料考察了明代宦官问题,给人耳目一新之感。[88,89,90,91]其实在北京存有大量明代宦官的碑刻,可能是出于对其保护,基本不对外开放,大都处于尘封状态。而考古出土的碑刻又存在较大的偶然性,因此鲜有研究者涉足此方面,这也是导致对宦官史料挖掘不够的一个重要原因。若没有对明代宦官史料的精心发掘、整理和利用,便可能一直在宦官世界的未知领域外徘徊,亦不会知其所以然。因此,明代宦官研究最亟待解决的便是史料问题,必须以发掘、整理史料为第一要务,才能有所创新、突破,生机盎然。

(二)研究方法仍需继续创新

在研究方法方面,政治史范式下的明代宦官研究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似乎只是不同时期研究的侧重点不同罢了,主要从宦官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多个视角进行探讨。然而大部分研究者对历史的叙述基本上是志趣所在,而非社会现实需要,他们对宦官个体关注较多,而对这一群体研究却相对较少。研究者无论是对宦官个体还是宦官群体的评判标准仍是从道德角度出发,而不是技术角度,这一点值得深思。

上世纪90年代后,随着社会史、心态史、生存史等新理念的引进与推广,为明代宦官研究注入了一股新气象,从而使更多的研究者将目光关注于宦官的社会生活、宗教信仰等方面。如高艳就撰文从社会史和生存史的角度比较真实完整的展现了明代宦官的社会生存、交往等情况。[78]该领域的代表人物有梁绍杰、赵世瑜等,其中赵世瑜的《黑山会的故事:明清宦官政治与民间社会》是该时期同类众多研究论著中的佼佼者,它不仅开辟了明代宦官社会史研究的全新视野,同时也掀起了一场“眼光向下”的学术热潮,拓宽了研究领域,扩展了史料来源,创新了研究方法。虽然社会史、生存史视角下的宦官研究似乎给人以只关注某些社会生活琐事却忽视那些大事件、大历史的印象,但这一视角下的研究能自下而上的透视出宦官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以崭新的视角、接地气的内容为人们呈现出明代宦官日常生活情景。因此,若想在旧史料的基础上有所突破,仍需要继续创新研究方法,才能使旧貌换新颜。

(三)研究内容广而不深,趋于“同质化”

明代宦官研究硕果累累,探讨的内容也十分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社会生活、宗教信仰等多个领域,可见宦官对明代社会的渗透之广,影响之深。但在一些相关研究中,其内容大多浅尝辄止,未能作深入考察。如:以社会史视角对明代宦官的婚姻、家庭、饮食、服饰的研究,因史料零散,研究者大多对其中某一现象进行探讨,带有一定的猎奇色彩,多是为了满足人们对未知领域的好奇心,未能真正全面、深入的研究。再如:在对明代宦官制度的论著中,多数是将其置于皇帝制度下论述,这样虽然研究内容更为广泛,但也很容易刻板化,缺乏新意。而探讨宦权、皇权及相权三者关系的研究似乎也不例外。为什么会出现上述情况?其因大概在于研究者不能将宦官制度置于明代国家权力运作之中进行考察,随之亦似乎难以纵观其在国家制度下的全貌,自然不容易对宦官制度及其相关领域进行深化研究。

综上可见,多数文章在一些论述上呈现出“同质化”的现象,较少能有所突破与创新。比如,有关司礼监的研究,最富代表性的当属欧阳琛教授的《明代司礼监》,其长期以明代政治及制度史为研究重点,于明代政治制度方面见解独到。[92]而后除胡丹对司礼监之考述有所新见外,其余一些相关研究基本大同小异,于主要观点上则少有创见。而于宦官出镇制度方面的典型文章如方志远教授的《明代的镇守中官制度》、田澍教授的《嘉靖前期革除镇守中官述论》,[93,94]而之后在此基础上有一定新见的除《明代“九边”镇守内官考论》《明代北边镇守太监研究》《明代凤阳守备太监研究》《明代宣府镇守内官研究》等文章外,[44,46,49,50]其他则参差不齐,大部分依套路而行。如此这般下去,这一现象会愈演愈烈,很有可能出现“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情景。因为“同质化”下的学术研究,内容重复性较高,进而其内容的可替代性亦是不言而喻的。

欲解决上述问题,不能急功好利,人云亦云,而要在深挖史料的基础上,运用新的研究理念与方法,经过深入研究而得出新见,才能于宦官研究有更为深入的真知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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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研究

期刊名称:中国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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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详情

主管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出版地方:北京

专业分类:历史

国际刊号:1002-7963

国内刊号:11-1039/K

邮发代号:2-532

创刊时间:1979年

发行周期:季刊

期刊开本:16开

见刊时间:1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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