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西汉名将,传统上,人们首先想到的无疑是李广。司马迁在《史记》中塑造的李将军的悲壮形象正可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对后世影响颇大。尤其到了诗歌风行的唐宋时期,歌颂李广的诗文颇多,而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提出的“李广难封”这一问题,尤为后世学者所重。对于这一问题,古代学者无疑是对李广深抱不平的,认为他所受待遇不公。时至近现代,学者亦多承此说未变。

然而,近年来,却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这些学者指出,“李广难封”是因为其军功有限,并进一步认为,之所以军功有限,是因为他的能力有限——具体来讲,是因为李广“有勇无谋”“治军不严”。由此出发,《史记》的客观性亦受到了质疑,在李广问题上,司马迁是否因个人好恶过分臧否人物,是否因文学性过分影响史学性也成了值得争论的话题。[1][2][3][4][5]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这些论述在近年来更是甚嚣尘上,影响颇大,大有发千载之覆,取代传统观点的意味。

总的来看,这些论述多就李广的具体战绩之胜负论述,看似言之有据,胜于古人感情用事。然细究之,不过将汉廷当日之赏罚根据重新复述一遍而已,然后得出“军功有限”这一不言自明的理由。汉廷封侯本以军功,不得封侯正是由于“军功有限”,古人即愚,又岂能不明此理?至于所谓“治军不严”在具体战役中更是从未显现出具体危害,未免有臆想之嫌。事实上,如林剑鸣先生所论,[6]元狩二年(前121年)李广以四千骑被十倍于己的左贤王军围困,竟能做到“杀虏亦过当”(《史记·匈奴列传》),坚持到张骞援军到来(《史记·李将军列传》),足见李广对士卒的训练水平之高,何谈治军不严?此役“广杀匈奴三千余人,尽亡其军四千人”(《汉书·武帝纪》),须知,根据兰彻斯特平方律,近战时,战争一方的实力与本身数量的平方成正比。[7]匈奴人数是李广的十倍,若假设汉匈双方士兵单个战斗力相等,则其实力即相当于李广军的百倍。然而事实上李广做到了“杀虏亦过当”,足见李广指挥之得当,其士兵战力之惊人,即使考虑到装备差异等因素,做到这一点也可谓相当的不易。可见李广治军颇得其道,唯其重“斥候”等关键兵力,而不重具体形式而已。然当时汉法没有考虑这些,只是简单加减计算,使此绝难之大功竟流于功过相抵,没有反映李广之成就。

至于所谓“有勇无谋”,更是难以成立。仍以元狩二年(前121年)此战为例,一些观点竟指责李广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能尽量躲开敌军,保存实力,而一味蛮干。试问,在敌军亦为骑兵,机动性与李广军相当的情况下,李广如何才能避开敌军?

那么,所谓“李广难封”的真正原因到底何在呢?认真梳理当时的史事,不难发现,导致这一结果有多重原因,而最为根本的则是汉廷对匈奴作战的战略大背景。

一、重西轻东——汉廷征匈奴战略之形成

元光六年(前129年)秋至元狩四年(前119年)春夏间漠北大战汉廷取得阶段胜利,首尾正合十年。十年间,汉匈交战虽多,然宏观来看,汉军之征匈奴大略可计为六次。

1.元光六年(前129年),卫青出上谷(故治在今河北怀来东南),公孙贺出云中(故治在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东北),公孙敖出代郡(故治在今河北蔚县东北),李广出雁门(故治在今山西右玉南),四将军分兵击匈奴。

2.元朔元年(前128年)秋至元朔二年(前127年)冬(汉初承秦制,以十月为岁首,故元朔元年秋与元朔二年冬实相衔接),卫青出雁门、李息出代,击匈奴,之后卫青、李息出云中,至陇西,夺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地区)置朔方郡。

3.蔡出朔方(故治在今内蒙古杭锦旗北),李息、张次公出右北平(故治在今天津蓟县),六将军统归卫青率领,击溃匈奴右贤王。

4.元朔六年(前123年),卫青率公孙贺、公孙敖、苏建、赵信、李广、李沮等六将军出定襄(故治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北)击匈奴。单于被迫北徙漠北。

5.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两击陇西,断匈奴右臂。同期李广、张骞出右北平击匈奴。

6.元狩四年(前119年),卫青出定襄,霍去病出代,分兵进击匈奴,“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

汉廷这十年的战绩总的来说称得上战果丰硕。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成就,一般往往归因于卫青、霍去病等人骑兵战术得当,能深入匈奴腹地穿插纵横,迂回作战。这些分析有一定道理,最能体现汉军战术精良的一战莫过于元朔二年(前127年)冬卫青夺河南地之役(事见《史记·匈奴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该役卫青没有直接攻击河南地,而是从东北方向出云中后,西向突袭至高阙塞(今内蒙古杭锦后旗黄河西北),切断河南地与匈奴本部的联系后南下,以绝少损失夺得这一重要战略区域。[8]此外如霍去病千里奔袭陇西,再如最后漠北决战时卫青以非主力兵马应对匈奴得当大败单于,皆体现出了这些将领的军事才能。

但整体来看,在这场长达十年的战争中,汉军之胜利主要靠的还是压倒性的实力优势。而这种实力优势的形成,除了过去几十年的休养生息积聚的硬实力之外,与汉武帝“集中兵力”这一简单而实用的战略原则有极大的关系。或许正因这一原则看似太过简单,故往往被史家忽视。然而在军事家看来,这一简单原则无疑是极其重要的。春秋时期的军事家孙武(《孙子兵法·军形》)、十九世纪初的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都强调过兵力优势,[9]毛泽东主席在十大军事原则中亦指出了“集中绝对优势兵力”的重要性。[10]

汉廷“集中兵力”的战略是在元光六年(前129年)汉军第一次出击匈奴之后形成的。此战《史记·匈奴列传》所载甚详:

汉使四将军各万骑击胡关市下。将军卫青出上谷,至茏城,得胡首虏七百人。公孙贺出云中,无所得。公孙敖出代郡,为胡所败七千余人。李广出雁门,为胡所败,而匈奴生得广,广后得亡归。汉囚敖、广,敖、广赎为庶人。

一些学者往往热衷于据此战绩赞扬卫青之英勇,却没有更深入的探究此次出征的战略目的。如果说目的在于像卫青那样深入敌后,打击对方经济的话,自当选择对方防守不力的战略方向,迂回作战,又为何要平分兵力,从由东到西四个边郡分别出兵?难道匈奴方的防守是全线皆有漏洞么?如果说此战目的在于消灭匈奴军的有生力量,“各万骑”的兵力又未免太过薄弱,且各路之间相隔三、五百里,“兵力分散,难以互相支援”[11]。虽然之前汉军并未有主动出击的经历,但对匈奴的实力并不陌生。汉初“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高帝于白登”,之后汉文帝十四年匈奴单于以“十四万骑”侵边,后六年,“大入上郡、云中各三万骑”(《史记·匈奴列传》),此兵力之雄厚,固非汉军区区万骑可敌。武帝对此本当明了,是以元光二年(前133年)设马邑之谋时诸将所率总兵力达“三十万众”(《汉书·武帝纪》)。既然如此,武帝又为何令四将军仅各率万骑出征,完全不再调拨、征发其他兵力呢?

事实上,这次出兵的用意从《史记·匈奴列传》所载次年卫青、李息出兵方向不难看出:

汉使将军卫青将三万骑出雁门,李息出代郡,击胡。得首虏数千人。

与元光六年(前129年)四将军的出兵地相比,不难发现端倪:卫青、李息的出兵方向正是与去年遭遇匈奴军的李广、公孙敖相同。而去年卫青、公孙贺所出的上谷、云中则暂取守势。如果说卫青出雁门与之前不久匈奴曾出兵雁门有关的话,李息出代似亦不当如此之巧。是知元光六年(前129年)分路击匈奴,其用意实在试探匈奴有生力量所在,以便次年集中力量击之。经此两役,汉廷对匈奴军力的战略分布终于有了了解。如《史记·匈奴列传》所言:

诸左方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以往者,东接秽貉、朝鲜;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而单于之庭直代、云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

可见,雁门、代两郡所面对的正是兵力最强的单于部。经此两役,汉廷发现直接对决单于费力而所获不多。故此役之后,汉廷在继续秉持“集中兵力”战略原则的同时,对出兵方向进行了微调,向西错开单于庭,与右贤王部相值,向云中、陇右出兵,此即前文所论元朔二年(前127年)夺取河南地的精妙战役。

元朔二年(前127年)卫青、李息军虽大胜,却“弃上谷之什辟县造阳地以予胡”(《史记·匈奴列传》)。汉廷这一看似矛盾的决策背后,其实正体现了汉廷战略的大调整。所谓造阳地,在今河北张家口东赤城县独石口一带,处于坝上草原与冀北山地的交界处。彼时匈奴在汉廷防守薄弱的东部边郡屡屡出兵,但武帝不为所动,对东部采取战略收缩之策,放弃易攻难守的草原地区,而继续在西部集中兵力。《中国军事通史》对此的表述是:

当匈奴军逞威于西汉东北边境时,他(汉武帝)不为局部的失利所牵制,毅然采取避实就虚的战略,奇袭防御空虚的河南地,从而牢牢把握了战争的主动权。[8]

这一表述注意到了汉廷战略调整,然“避实就虚”一词并不准确,汉廷实非仅就此役进行临时性的战略调整。在军臣单于在位时,匈奴贪东部边郡兵力薄弱,“将主力放在东北方向”[11]。但在元朔三年(前126年)匈奴伊稚斜单于即位后,吸取教训调整了策略,开始出兵西部边郡,可见其兵力亦调至西部,以防汉军进攻。但汉军并未“避实就虚”,而是继续坚持重西轻东的原则:是后元朔五年(前124年)除两将军出右北平外,卫青及另外四将军皆出“朔方、高阙”,最终击溃右贤王;右贤王既溃,故元朔六年(前123年)卫青率六将军略微东移,出“定襄”击单于;元狩二年(前121年)虽有李广、张骞出右北平,然西取河西的霍去病军才是主力;直至元狩四年(前119年)漠北大战,匈奴东部有生力量才遭到霍去病军进击。

二、“重西轻东”战略对东部守军之影响

如上所论,在元光六年(前129年)出击匈奴之后,汉廷采取了重西轻东,西攻东守,甚至不惜放弃东部部分领地,集中力量从西部征伐匈奴的战略。正所谓大道至简,这一看似简单的战略最终保证了汉廷征伐匈奴的胜利,是值得肯定的。但就局部具体措施而言,这一策略实亦造成汉廷东部守军的不公。

曾有望身登相位的韩安国成为了这一战略的第一个牺牲品,元光六年(前129年)战后,他被安排至渔阳(故治在今北京密云西南)守边。《史记·匈奴列传》云:

其明年秋,匈奴二万骑入汉,杀辽西太守,略二千余人。胡又入败渔阳太守军千余人,围汉将军安国,安国时千余骑亦且尽,会燕救至,匈奴乃去。匈奴又入雁门,杀略千余人。於是汉使将军卫青将三万骑出雁门,李息出代郡,击胡。得首虏数千人。

《史记·韩长孺列传》则云:

明年,匈奴大入边,杀辽西太守,及入雁门,所杀略数千人。车骑将军卫青击之,出雁门。卫尉安国为材官将军,屯於渔阳。安国捕生虏,言匈奴远去。即上书言方田作时,请且罢军屯。罢军屯月余,匈奴大入上谷、渔阳。安国壁乃有七百余人,出与战,不胜,复入壁。匈奴虏略千余人及畜产而去。天子闻之,怒,使使责让安国。徙安国益东,屯右北平。是时匈奴虏言当入东方。

韩安国罢军屯固为失策,然即使考虑到这一点,其剩余兵力——无论是七百余还是千余——较之卫青出雁门的“三万骑”都显得过于悬殊。值得注意的是,韩安国守边担任的不是太守,而是材官将军,所率当为内地材官,亦即步兵。材官本来是驻守在内地各郡的士兵,戍边非其本职,其既驻守本郡,故家中农忙之事可以兼顾。盖此次征调戍边颇为突然,内地材官家中并未做好准备,怨声较大,故韩安国方会以农忙之由申请罢军屯。然即使罢此屯军,渔阳兵力亦不当如此稀少。《汉书·高帝纪》颜师古注引张晏云:“边郡将万骑行障塞”;《续汉书·百官五》刘昭注引《汉官仪》云:“边郡太守各将万骑,行障塞烽火追虏。”可见边郡骑兵当为万骑左右,渔阳本郡自亦当有万骑的兵力,何以在匈奴杀来之际,竟只剩了“千余人”?恐怕合理的推测只能是,边郡万骑被集中到了卫青、李息的手下用于进攻,是以方令韩安国率内地步兵来弥补边郡之空虚。

事实上,汉廷调动边骑进攻匈奴本有旧例。文帝三年即曾调“边吏骑八万五千”(《史记·孝文本纪》)击匈奴。前述元光六年之战,四将军各自所率兵力恰为万骑,当亦是调各郡骑兵分别出发。而以内地步兵补充边郡的这一安排则可以在《盐铁论·备胡》中得到印证:

今山东之戎马甲士戍边郡者,绝殊辽远,身在胡、越,心怀老母。老母垂泣,室妇悲恨,推其饥渴,念其寒苦。

按汉制,成年男子所服一般为两年兵役,一年在本郡为正卒,一年戍边或者到京城为卫士,[12]此种常役当不至使所谓贤良文学发此感慨。其所叹者,当是内地士兵在边郡长期服役。韩安国以材官将军的身份戍边,即当是此种安排之肇始。自此之后,边郡主力部队被集中到西线卫青等人的手中用于进攻,而战力较弱、数量较少的内地步兵则被征发到东部边郡防守。

综上可见,所谓“虏言当入东方”并不只是韩安国的能力问题,很大程度上是这种战略调整的体现。整体上而言,这一调整是成功的,卫青、李息的出兵取得了胜利,但韩安国则很大程度上成了这一试验与调整的牺牲品,次年呕血而死。赋闲在家的李广被任命为右北平太守,以加强东部防务,保证西线可以全力进攻。匈奴“避之数岁,不敢入右北平”(《史记·李将军列传》)。可以说,元朔元年(前128年)以来汉军在西部取得的诸多胜利,亦离不开韩安国、李广等人以极少数兵力守卫东部的功劳。然而,机械的计首论绩的旧规定在新战略下并无任何调整,韩、李等人的功劳自亦难以被计入。

与韩安国的失意相较,李广的经历更令人唏嘘。其首次主动出击匈奴在元光六年(前129年)。如上节所论,此役用意本在试探匈奴主力所在。而出雁门的李广及出代郡的公孙敖所当,恰为实力最雄厚的匈奴单于部。虽然此役意在试探,整体上本无取胜之理,然最终功罪评定仍依旧法,李广“失师而还”,赎为庶人。

这种计功体系的不合理在前引元狩二年(前121年)的作战行动中体现的最为明显。是年李广率四千骑、张骞率万骑出右北平,而对手却是地位仅次于单于的左贤王,其所将兵力高达四万骑。这还不应是左贤王的全部兵力——后来元狩四年(前119年)漠北大战时霍去病率大军击左贤王,仅斩首就高达“七万余级”(《史记·匈奴列传》)。此种悬殊兵力下弱势一方战斗之艰难前文已论。而对于这种悬殊兵力,汉廷本有清晰的认识。元朔五年(前124年)卫青击右贤王时兵力即高达“十余万人”(《史记·匈奴列传》),两相比较,不啻霄壤。之所以厚此薄彼,显然并非汉廷情报不足。查看一下同期发生的另一场战役,即不难发现,这场几近自杀的攻击,用意并不在击败左贤王,很大程度上就是作为疑兵对匈奴兵力进行战略牵制,以保证霍去病西线战争的胜利。《史记·匈奴列传》云:

春,汉使骠骑将军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余里,击匈奴,得胡首虏万八千余级,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骠骑将军复与合骑侯数万骑出陇西、北地二千里,击匈奴。过居延,攻祁连山,得胡首虏三万余人,裨小王以下七十余人。

李广、张骞之出右北平,恰在霍去病二出陇西之际,其用意甚明。霍去病收河西四郡,断匈奴右臂,战略意义重大,其克服后勤困难,长驱深入闪击对手,在战术上亦颇有可取之处。然就敌我实力对比而言,其难度实远逊于东部牵制的李广。陇西之敌,实为休屠王、浑邪王两支杂号匈奴,[13][14]力量极为有限。有的著作称其为“匈奴右部强大之部落”[15],实为想当然之论。《中国军事通史》称“河西之地的匈奴军自身实力不强”,[8]方为当时实情。事实上,从相关记载不难推算出陇西匈奴实力。经霍去病两击陇西后,“浑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降汉。凡四万余人,号十万。”(《史记·匈奴列传》)——这次迁徙非常彻底,“故浑邪地空无人”(《史记·大宛列传》),以致武帝一度欲从张骞之计,邀乌孙东迁于此守边。后此计未成,乃于元鼎六年“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汉书·武帝纪》)。四万余人再加上霍去病两击陇西所斩首的四五万人,则初始时其总人口合计也不过九万人左右。妇女减去半数,男子中再将老幼减去半数,能战之士不过两万有余而已,又当分散于陇西各地。即使是霍去病以万骑首击陇西时兵力亦不甚悬殊,是后以“数万人”击之,更无异于以石击卵,与东边李广部以少敌多绝难同日而语。此役汉廷最大之亮点,实在于武帝能先于单于认识到河西地区的战略价值,乘虚而入,以绝少之损失获得极大之战略收益。而就具体战斗而言,霍去病河西之荣,李广实当居其半。

三、“主将集权”战术的影响

守边无功,独将则为疑兵枉死,李广唯一封侯的机会就在于随卫、霍出征了。这一点上李广确实运气不佳,元光六年(前129年)试探性进攻失败后,李广先赋闲在家,后被安排在东部守边,错过了元朔二年(前127年)收河南地与元朔五年(前124年)击溃右贤王两场大胜仗。其首次随卫青出征已晚在元朔六年(前123年),其本传称此次出兵“诸将多中首虏率,以功为侯者,而广军无功”(《史记·李将军列传》)。然细察之,此当为司马迁综合卫青数次北伐总结果言之。事实上,虽然之前数役汉武帝对卫青部多有厚赏,然至此时汉廷财政紧张,且汉武帝已对卫青地位有所忌惮,开始了打压。是役虽令单于胆寒,窜于漠北,然“失两将军军,亡翕侯,军功不多,故大将军不益封”。此役卫青所率六将军中,苏建、赵信全军覆没而赵信投降,公孙贺、公孙敖皆“无功”(《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李沮亦无封赏记录,可知所谓“诸将多中首虏率,以功为侯者”绝非指此役而言,身为后将军的李广在此役中未获封也在情理之中。

是后李广即作为疑兵在元狩二年(前121年)北征,助霍去病夺取陇西,其再随卫青出征已是元狩四年(前119年)漠北之战时。此役虽因卫青安排李广出东道最终导致李广自杀,然从封赏结果来看,“大将军不得益封,军吏卒皆无封侯者”,可知即令无此风波,李广亦不可能封侯。事实上武帝此时所重完全是霍去病部,战前分配兵力时即令“敢力战深入之士皆属骠骑”(《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欲令其当单于。后虽因情报有误,霍部未遇单于,然战后封侯者仍皆为霍去病部。可见李广再次北征时卫青已不受宠,因年龄原因又不大可能归霍去病领导,这一点上来看所谓“数奇”之说亦非全无道理。

关于元狩四年(前119年)卫青徙李广路线一事,《史记·李将军列传》所载为如下原因:

大将军青亦阴受上诫,以为李广老,数奇,毋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时公孙敖新失侯,为中将军从大将军,大将军亦欲使敖与俱当单于,故徙前将军广。

对于这一记载,有不少学者提出质疑。有观点认为,公孙敖能力有限,卫青即不用李广,亦不当依仗公孙敖消灭单于。且《史记》亦未记载最后公孙敖是如何与卫青“俱当单于”的。斯人既逝,卫青用意何在虽难以判断,然前述质疑恐难成立。汉武帝命卫青之击匈奴,动辄曰“将六将军”“将四将军”,似乎所部将军皆有一定实力,卫青只要统筹部署即可。然细察之,并非如此简单。元朔五年(前124年)之前,卫青与其他将领多分别出兵,此时卫青难以统合诸军,其本部仅三万余人,诸将尚有一定实力。然在元朔五年(前124年)胜利回师之后,“天子使使者持大将军印,即军中拜车骑将军青为大将军,诸将皆以兵属大将军,大将军立号而归。”(《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汉军主将与裨将的军力分配似就此改变。至元朔六年(前123年),诸将由卫青率领统一从定襄出兵,诸将名号被修改为整齐的前、后、左、右、中。有观点认为,此种编组是为了集中兵力。[15]此论确有见地,经此编组,主力就此集中在主将麾下。那么,此后主将与裨将兵力到底有多么悬殊呢?这一点从相关记载不难推断出来。元朔六年(前123年)之役苏建、赵信全军覆没,《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云:

右将军建、前将军信并军三千余骑,独逢单于兵,与战一日余,汉兵且尽。

此役卫青所率为“六将军”“兵十余万骑”(《汉书·武帝纪》),然两将军兵力合计竟不过三千余骑。则其所率六将军兵合计亦当不过万骑左右,不到其本部兵马的十分之一。可见此时汉廷将“集中力量”这一战略发展到了极致,兵力基本都在主将麾下。

以裨将的微末兵力,自然谈不到作为主力消灭匈奴有生力量。在其与大军异道时,只有疑兵或侦查部队的作用,一旦与匈奴大军相遇,亡没几为必然。而在与大军同路时,遭遇对方主力时自然也只能和主力“俱当大军”,至多起到前锋作用,而无须独力进击。此自是理所应当之事。况公孙敖既为“中将军”,其所部自当与卫青同在。

此时既已“捕虏知单于所居”,则无须再分数千兵马远路侦查。此役又意在消灭单于有生力量,自亦无须疑兵。裨将所率兵力既微末,对沿路后勤亦无多少负担,则卫青之徙李广自属无理之举,也难怪李广“愠怒”了(《史记·李将军列传》)。

李广在此役中“军亡导,或失道”(《史记·李将军列传》)亦遭到一些指责。然而依旧需要强调的是,汉廷所施为重西轻东之战略,无论是军士之经验还是所获俘虏皆集中于西部,汉廷整体对东部的地理本就不熟悉,即使是久居匈奴的博望侯张骞尚在元狩二年(前121年)出右北平之役中失期,足见熟悉东部地理的向导之稀缺。而此战中出东路的本为霍去病,有少量这样的人才亦当调拨霍去病麾下。更为关键的是,这一调整是在出塞后卫青临时做出的,已来不及重新招募调拨向导。按裨将名号所处方位来看,即使有此职责提前制定备用预案的亦当首先为右将军赵食其,其次则当为主帅卫青,而非李广。

事实上,此次失道,对李广、赵食其部未必不是幸事。其兵力既微末,对居于优势的汉军意义本有限,即令准时到达漠北,恐怕亦不会如许多人希冀的那样,能够抄匈奴后路,擒杀单于,多半是以寡敌众,再度全军覆没,重演元狩二年(前121年)之悲剧,为此次大胜添加一个颇为悲凉的句号。

四、结语

总之,李广的悲剧很大程度上是汉廷大战略的后果。汉廷的这一“集中力量”的战略,对最终取得对匈战争的胜利意义极其重大。如《史记·匈奴列传》《汉书·武帝纪》所载,元朔元年(前128年)及二年,卫青所率为“三万骑”,除与李息北征匈奴外,又合军西出陇西,夺取“河南地”,“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元朔五年(前124年),卫青率“十余万人”大力打击了右贤王的势力。元朔六年(前123年),卫青复率“十余万骑”进击匈奴,迫使单于避往漠北。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以“数万骑”进击河西,断匈奴右臂。元狩四年(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各将五万骑。步兵踵军后数十万人”“私负从马凡十四万匹,粮重不与焉”,进击漠北,“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廷控制了漠南地区,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可以看到,“集中力量”这一战略在汉廷对匈战略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这一战略下,自也不难理解汉武帝专用椒房之亲了。毕竟对于专制帝王而言,这种“内轻外重”的格局非依靠最为亲信的人不可。而在西汉人看来,能担此重任的自非外戚莫属。《史记·外戚世家》即有云:

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焉。

元朔元年(前128年),卫子夫生子,被封为皇后,或亦正是武帝安心任命卫青的契机。惜乎自王莽以后,外戚亦成为不堪倚重的对象,这一简单而有效的战略也便越来越难在对外战争中出现。后世雍熙北伐、萨尔浒之战中原王朝之败的原因固多,然其以优势总兵力分兵而出,最终被各个击破的模式却如出一辙。毕竟对专制帝王而言,内部安全才是其关心的头等大事,将领之互相牵制也便成为必须的了。

虽然上述汉廷战略整体上是正确的,任命外戚在当时亦有必然的因素,然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却也存在着种种问题。譬如不论敌我强弱,以首级数僵化记功的规定,在这一新的战略下就显现出了诸多问题,导致计功体系对防守功绩不重视、对牵制性疑兵牺牲的不重视。由于汉廷没有对这些规定进行调整,以少数兵力居于守势的东部边郡很大程度上便成为了这一战略的牺牲品,所谓“李广难封”即是其中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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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党明德.也说“李广难封”的原因[J].东岳论丛,1991(6):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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