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地区是国家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国初年,依据“怀柔远人,义在羁縻。就申好睦,静乱息民”[1]2050的治边政策,唐朝积极经略西南边疆地区,遍置羁縻州县。唐朝以剑南道治下的戎州(今四川宜宾)、雟州(今四川西昌)中都督府,姚州(今云南姚安)下都督府,以及岭南道治下的安南中都护府(今越南河内)为政治中心和军事据点,在今天的四川西南、云南和越南中部、北部地区建构了唐在西南边疆地区的统治和防御体系。在唐、吐蕃以及洱海周围地区乌蛮联合白蛮建立的边疆民族政权——南诏三种势力相互角逐的过程中,该体系几经变更、调整,直至终结。

一、唐在西南边疆地区统治和防御体系的建构

高祖武德元年(618),唐置益州(今四川成都)总管府,辖益、绵、陵、遂、资、雅、嘉、泸、戎、会、松、翼、雟、南宁、昆和恭等16州。三年,雟州改为总管府,后置都督府,管辖今天的川西南地区。四年,升南宁州(今云南曲靖西)为总管府,辖南宁、恭、协、昆、尹、曾、姚、西濮和西宗等9州;七年改为都督府,新督西宁、豫、西平、西利、南云、磨和笼等7州,并前合计16州。[2]1663,1694南宁州都督府统辖的范围:南至今天云南的玉溪、通海,东南至南盘江,东至贵州省的兴义、普安,西至楚雄。[3]138太宗贞观四年(630),升戎州为都督府,辖协、曲、郎、昆、盘、黎、匡、髳、尹、曾、钩、靡、裒、宗、微和姚等16个羁縻州和137县。[4]1693同时,将南宁州都督府改为郎州,归戎州都督府统辖。至此,唐朝有效控制的区域从隋代之今川西南、滇东北与滇东,发展到今滇西、滇南、滇西北与黔西北地区。[5]

但在川西南的昆明(今四川盐源)、滇西的永昌(今云南保山)和姚州之间,唐朝势力尚未触及。唐廷一刻也没有停留,积极经略这片地区,几经征讨和招抚。太宗贞观十三年(639),昆明及荒服蛮酋,相次遣使朝贡;[4]51十九年(645)和二十二年(648),梁建方率12州兵讨击昆明蛮,前后72部,109300人归附;[1]4241,[6]5255,[7]3509,1同年,西洱河(今云南大理)大首领杨同外、东洱河大首领杨敛、松外首领蒙羽归附;[8]6322高宗永徽二年(651),赵孝祖击破寇边的白水蛮,唐廷将縻州(今云南元谋)升为都督府以统之;[1]4241-4242,2高宗显庆元年(656),西洱河蛮酋长杨栋附,显和蛮酋长王郎祁,郎、昆、棃、盘四州酋长王伽冲等帅众内附;[6]6297,[1]11481高宗龙朔三年(663),矩州刺史谢法成招慰比楼等7000户内附;[8]6318高宗显庆三年(658),播罗哀生獠首领多胡桑等率部6000户内附。[1]11481至此,川西南、滇西北和洱海周围地区的诸蛮大部分附唐。

为适应局势发展的需要,唐廷废置了縻州都督府,于高宗麟德元年(664)五月八日,改升姚州为都督府,藉以加大对川西南、滇西北地区尚未归附诸蛮的政治和军事威慑。[6]6368,[9]1130高宗咸亨三年(672)正月,唐廷遣梁积寿为姚州道行军总管,率领梁、益等18州兵5300人讨击叛蛮,迫使昆明蛮14姓23000户内附,于其地置殷、敦、总三州。[1]11481,[6]6368慑于唐朝威势,包括六诏在内的滇西诸蛮纷纷请求内附,唐廷乘机在蒙舍诏设置了沙壹州,以诏主盛逻皮为刺史;于浪穹诏设浪穹州,以诏主傍时昔为刺史;在邆赕诏设邆川州,以诏主丰咩为刺史。[10]258从此,唐朝在“天宝战争”之前,在云南的大部分边境地区建立的稳定的防御体系。[11]

在今天越南的中部和北部地区,从高祖武德元年(618)置交州总管府至终唐之时,安南都护府的行政级别、名称、职官和所辖州县几经变化。[12]但其行政机构不外乎两种:一是由中央政府直接委任官吏进行治理的正州及所属正县;二是在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的羁縻州县。[13]

由上可知,唐朝初年,在“夷落”3众多的西南边疆地区,建立了数量庞大的羁縻州县和部分直辖州县。史籍和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戎州都督府最多时曾统辖64州;[10]225雟州都督府统辖16州;4[8]1138-1139姚州都督府统辖57州;5安南都护府统辖91州(33个正州、58个羁縻州)、92县(39个正县,53个羁縻县)。6这些行政机构在地域上将剑南、黔中和岭南道连成一片,在政治上形成了道、府、州、县四级关系,在军事上构成了一道由川西南,云南和安南都护府互相拱卫的防御体系。其中戎、雟、姚州都督府,以及安南都护府是唐朝在西南边疆地区最高的行政和军事机关,是维系唐在西南边疆地区统治和防御体系的重要纽带。后来,唐朝势力的进取和退却,均以这些机构作为堡垒进行延伸或固守。

唐在西南边疆地区广泛建立羁縻州县的初衷,主要是为了实现政治上的统属和主权上的宣示。7从这层寓意看,羁縻州县与中央形式上保持有政治隶属关系,但绝非严格意义上的基层行政单位;蛮酋虽是唐廷的政治代表,但绝非真正意义上的朝廷命官。虽然他们有贡赋、徭役、军事征调的义务,朝廷有册封、纳质和朝贡的节制手段和方法,但是蛮酋控制下的羁縻州县仍有很大的自由度和空间。由此决定了中央在地方设置的都护府和都督府,其主要职能是军事威慑,而非社会治理。8由此可知,中央与羁縻州县的关系较为疏散,维系这种关系主要靠的是军力,而不是统治体系内的权力分享。所以,当另一种新的威慑出现时,蛮酋就会屈服在它的威势下,从而出现蛮酋叛变、羁縻州县坍塌、统治和防御体系解体的连锁反应。

二、唐在西南边疆地区统治和防御体系的演化

唐朝前期,北方的突厥威胁甚大,再加上首都长安位于关中地区,出于保护政治中心以及防御北方边患的考虑,唐朝采取轻南重北的军事战略,大部分兵力都配置在北方地区。但随着吐蕃的崛起和扩张,危及唐朝西南边疆安全。在以一己之力抵御吐蕃南犯失败后,唐廷扶植南诏为代理人,与吐蕃抗衡。为有效抗击吐蕃,唐朝采取政治招诱和军事打击的策略和手段,积极与吐蕃争夺。政治上:武周垂拱元年(685),唐廷复置姚州都督府,重塑政治大国形象,以安抚滇西诸蛮的反唐情绪;慑于唐朝威势,诸蛮大部分又脱离吐蕃投唐。武周长寿元年(692),“吐蕃党项部落万余人内附”;五月“吐蕃大首领曷苏率其所属并贵川部落请降”,后因事情败露流产,“又有大首领酋昝捶率羌蛮部落八千余人诣玄遇内附”,唐封昝捶为刺史。在唐蕃争夺中,唐朝保持住了对吐蕃防御的优势,其在西南地区的统治和防御体系遂趋稳定。唐军虽然重创了吐蕃在洱海周围地区的势力,但并未对其构成毁灭性打击,吐蕃依然保持着蓄势待发的态势。

在唐的早期阶段,通过唐廷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招抚和羁縻,唐朝边境地区即已形成边防雏形。至唐玄宗时期,唐朝想要完善和加强西南统治防御,但由于南诏在天宝战争后完成了对云南大部分地区的占领,唐朝的西南边防建设只好作罢。在唐诏断断续续的冲突中,唐诏关系时好是坏。在唐朝边疆力量最薄弱的时期,南诏为了谋求最大的利益,给唐朝以致命的打击。几十年的战争逐渐消耗了唐朝的力量,甚至唐朝末期的起义也有一定的关联,这些综合的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唐边境统治的结束,最终使唐走向覆灭。[14]

唐朝统一中原后,随着唐太宗、高宗和玄宗的起起落落,整个帝国的版图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变化。[15]根据史书的记载,唐朝疆土发生的变化为:东到安东,南至日南,西至安西,北至单于府,从疆土面积.来看南北边境有扩大之势,东边发展不足,而西边则呈现良好。从开元年间一直到天宝之年,边疆地区的都督府有328个之多,还有850个自治区分别归6个都护府辖管。

开元至天宝之际,全国州府有328个以及边疆地区的都督府和6个都护府下辖的850余个羁縻府州。[16]今阿坝州境域初为剑南道,自治区有261个,岭南为92个,黔中道51州。其规模如此之大的原因,是由于西南地区的国情复杂,总体规划繁重,唐朝想要以其为主要跳板,作为唐朝经营西南边疆的主要防御力量。西南地区自然地理环境.复杂,山高坡陡,交通不便,远离唐王朝的中心。西南地区的大部分.疆土也属于他们,源源不断.的为其提供收益。如果他们造反,必然导致民不聊生,远征军难度大,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很.难达到朝廷对西南地区管理的预期目标。面对日益升级的西南安全形势,唐廷一改以己之力防御吐蕃的做法,决定扶持南诏(蒙舍诏)作为代理人,以重构唐在滇西地区的统治和防御体系。

早期,唐朝在西南地区的主要竞争对象是吐蕃,因此西南边防部队在这一时期有两项主要任务。一是稳定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二是吐蕃在西南地区的军事力量具有一定的防御力和拖曳力。因此高宗时期,舍人郭正一说道:吐蕃作为边境的威胁势力,已经不是一朝一夕了,如果劳师动众的去讨伐,得不偿已,还会耗费国力财力,损兵折将,而且,不是那么轻易剿灭,希望不要发兵,应该保证国力的情况下,修生养息,数年之后,等国力强盛了,就可以一次清剿了。

虽然有人怀疑对吐蕃的说法言过其实,但郭正义说唐朝的军事形势基本符合事实,否则高宗不会采纳他的建议,在与吐蕃对阵上转变成“诏以(黑齿)常之为河源军使以镇御之”的守势。然而,唐朝西北部的吐谷浑、党项地区不断被吐蕃征服,唐朝开始依靠剑南道战略地位和军事力量来遏制吐蕃。太宗贞观二十三年(649),南诏细奴逻建立大蒙政权以后,南诏一直与唐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唐朝扶持南诏重构唐在滇西、滇北地区统治和防御体系的策略奏效了。更重要的是南诏代理人的政治身份和事实,使唐在滇西和滇北地区的统治权力得以重新确立,形式上仍坐拥西南边疆地区的最高统治之位,但维持这种格局的前提是南诏必须臣服于唐,并受唐节制。

在唐王朝依靠蜀地抗拒吐蕃的战略指导下,李敬玄到剑南募兵,在茂州西南筑安戎城防御吐蕃,然而,不久就被羌族领导的吐蕃军队征服,吐蕃军队转而进攻四川。四川成都富饶的腹地遭遇了吐蕃的军事进攻。中国西南地区的边防压力日益增大。在如此复杂的地形和多变的形势下,唐朝是.如何规划选择边防布局和巩固西南边疆的呢?这已成为唐代西南边防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17]

唐代前期西南边防格局的形成。唐朝的政治区域,总的来说可划分为三个区域,第一个区域,受制于朝廷,接受唐朝的统一指挥,包括法令、赋税,户籍等。第二个区域为自治区,主要是一些边境的少数民族,设立有独立的州县,但是行使最高权力的是部落首领,不受制于皇帝的约束;第三区域,也是最边境的地区,通常容易发生战乱,以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三不管地区,地域区分模糊,诸如吐蕃、南诏等。其主要特征是独立自治,依靠和亲以及向中原地区进贡来维持和平关系。

其中,第一个区域的发展,会受到皇朝的发展强弱影响。[18]第一区域也称为核心区域,其为王朝统治的基础和重心。随着王朝中央区的实力增强,就会不断向外扩张,形成大量的第二区域和第三区域,逐渐形成稳定的统治力量。在唐朝时期,西南地区设置了自治州,作为抵御外敌的防护罩,这也是边境防御最直接的防线。正是这样众多的都督府和自治州,形成了唐朝西南强大的边疆地区。[19]

唐朝时,在边境地区建立了吉州和都城作为防御力量。从地理方位来看,西南地区的益州、茂州、嵩州、南宁州四都督府,益州为剑南西川核心地带,地位崇高,其他都督府环绕益州设置,因此唐朝的防御力量分配应该是以益州为重,周边诸州为屏障,故形成以益州为中心向周边辐射的防御体系。从交通上看,益州是剑南地区交通要道的交汇点,也是周边诸国到首都长安的交汇点,而长安正是交通中心。唐代西南地区军事城镇主要分布在交通要道,特别是在贵阳附近的交通线路,川滇交通线路和四川——青甘交通线路,这不仅保证交通线路的安全,还抵制外国敌人的作用,因此形成边界防御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20]

唐前期在西南设置的诸军事机构,主要有两个重心,一是四川地区,二是安南地区。考虑军事要塞安排时,各种军事机构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以建立边界屏障的重要领域,战时保护和相互支持的系统边界防御系统。

肃宗、代宗时期西南边防战略思想的转变。唐王朝在结束了与南诏的战争之后,剑南没有及时加强边境的防御,正好此时爆发了“安史之乱”,剑南道西南地区直接就被吐蕃和南诏瓜分了。虽然极力抵抗,但因为西南地区兵力不足,分身乏术,终被瓜分。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唐朝暂时无法顾全西南,将全力对抗“安史之乱”,并对南诏采取守势。[21]面对内乱以及外国诸侯觊觎之心,唐朝廷两位皇帝肃宗、代宗都做了相当大的努力。在南诏与吐蕃的联合打击下,唐在川西南、云南地区的统治和防御体系完全崩溃,对于“安史之乱”后自顾不暇的唐朝来说,这无疑是雪上加霜。此时,唐朝只能把维护外部的安全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在加紧平定“安史之乱”的同时,保证国土完整,抵御外部多方势力对国土的侵占。

平定“安史之乱”后,唐朝实力有所回升,随即采取军事上打击吐蕃、政治上拉拢南诏的策略离间二者同盟,重构唐在西南边疆地区的统治和防御体系。西南边境开始调整。简南为西川控制节度使,有利于西川军事动员与合作,使西川军事力量更加强大。西川在苏中,戴季与唐朝廷合作抵抗吐蕃,[22]几次主动进攻剑南西山地区,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从此,原剑南地区形成了以抵御西川为主的边区外敌的局面。[23]

自从文宗时期南诏占领西川和东川之后,唐王朝和南诏的和平关系彻底摧毁了,在之前的武宗、宣宗时期,南诏还一直向唐王朝称臣,保持着良好的朝贡关系。劝丰祐回成都后,南诏与唐的关系开始恶化。丰祐之子称帝后,双方的关系进入了敌对阶段。西南的西川、安南先后遭到南诏的攻击,西南边陲面临崩溃的边缘。安南自己的问题也从可以镇压南诏的前线转变为拖垮唐朝军事力量的前线。[24]

蜀人(蜀人为南诏语)余孽的侵扰,再一次让唐朝意识到西川地区的重要,成都地区往南都已经被南诏占有,相当于西川的防御大部分已经失守,防御区越来越少,向着成都地区无限靠近。对于地处西南腹地的成都来说,边境越近,危险就会来得越快。李德裕镇蜀,因其精心安排,确保了西川边境的安全。南诏看到唐朝的边境无法打通,于是上表请罪,派使者入朝,从而保证了南诏与唐朝之间一段时间内的朝贡,至少在表面上得以维持。在会昌六年(846)南诏进攻安南时,南诏显示出一点野心,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就退却了。南诏之所以不能与唐朝为敌,是因为它在等待唐朝犯错误。宣宗大中十一年初,由于安南的策略,李琢在安南地区的行动十分莽撞,逐渐将支持或中立的安南家族推向了唐朝的反对阵营。

咸通三年(862)年底,[25]南诏统领大量军队进攻安南,唐王朝只好暂时调集人马到邕州准备防御战。安南与邕州是一个有效的互助防御体系,如果其中一地被攻陷,另一地必然受制于南诏的夹击之中,此时的唐王朝万万没有想到南诏的军队会双面夹击,导致蔡袭孤立无援,安南失守之后,唐朝只好退居防线,将全部兵力集中保护邕州。[26]

唐德宗贞元年间,唐诏再度盟好,这对双方来说都有重要意义:第一,自“天宝战争”以来,唐.诏对峙隔绝40余年的局面结束了。第二,唐诏联军多次对吐蕃作战胜利,解除了来自吐蕃的军事威胁。第三,唐朝成功分化了吐蕃南诏同盟,在唐蕃战争中,可以集中兵力对付吐蕃,而不必担心南诏掣肘。第四,唐在西南和西部边疆防御吐蕃和南诏的被动局面,从根本上得以改变。在大力打击吐.蕃势力的同时,唐朝与周边民族广结友好,使吐蕃处在唐、回鹘和南诏等政权的联合打击之中,而逐渐走向衰落。[27]

需要指出的是,此时的唐诏关系,与“天宝战争”前的关系有着本质的区别,虽然南诏也接受“云南王”的封号,但其政治内涵与738年册封皮罗阁时不同。此前,“云南王”的封号标识的政治身份是唐朝统治区域内的一个地方官员,其政治待遇与羁縻州的刺史相当;而异牟寻所接受的“云南王”,其政治身份是与唐平等的封国,政治上有藩属关系,但其有统治范围和领土的独立性。所以,唐诏此番盟好,目的性都很强——解除吐蕃的威胁,这是双方的共同目标、也是可以预见到的共同利益,后来吐蕃的衰落也正如唐诏所愿,但当双方分享了利益,共同的敌人已不再成为威胁时,唐诏关系再度恶化,南诏走上了穷兵黩武的扩张之路,彻底摧毁了唐在西南边疆地区的统治和防御体系。[28]

从唐朝的历史发展来看,唐代边疆的边防与唐代边境少数民族脱离不了关系,唐朝之边防是与边患相对应的,周边外族对唐朝兴衰影响的主要形式就是边患,而边防是抵御边患的重要形式之一。唐朝发展了汉代的羁縻之术,在西南地区广设羁縻府州,作为腹心的藩篱,达到稳固边疆的目的。但是在实际运作中,边疆官吏往往处理不好与当地部族关系,使得吐蕃、南诏借机危害西南地区,导致唐朝西南边防趋于瓦解,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唐朝的兴衰。

三、唐在西南边疆地区统治和防御体系的终结

唐诏再度盟好之时,也是二者走向衰微之期。唐朝内部宦官当道、朋党相争、节度使专权,以致国运衰败;南诏则是王权旁落,权臣操纵了国家的命运,驱动着战争机器走上了穷兵黩武的道路。宪宗元和三年(808),异牟寻卒,子寻阁劝继位。[29]同年,寻阁劝死,子劝龙晟立。十一年(816),弄栋节度使王嵯巅杀了劝龙晟,立其弟劝利为王,南诏实权操控于王嵯巅之手。同年五月,南诏侵扰安南边境,即表现出了攻唐的趋势。[6]216十五年(820)十二月,南诏派遣二万大军进入西川节度辖境,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掠夺战争,但节度使杜元颖却错误地认为南诏是为“请讨吐蕃”而来,故未引起唐廷的足够重视。[8]7787穆宗长庆二年(822),“云南(南诏——引者)入寇,黔中观察使崔元略上言,朝廷忧之,乃诏文昌御备。”[2]4368-4369文宗大和三年(829)十一月,南诏背弃盟约,突袭雟州和戎州,由于唐廷和地方节度使毫无防备,以致两州陷落。成都平原门户洞开,节度使杜元颖虽调兵与之战于邛州南,但蜀兵大败,南诏遂陷邛州,兵逼西川。唐廷急忙诏发东川、兴元和荆南兵以救西川;十二月,又发鄂岳、襄邓和陈许等兵救急,但均没能遏制南诏的进攻。王嵯巅乘势引兵自邛州北上,攻下成都外廓,唐廷诏发太原和凤翔兵赴西川救援,南诏攻入东川、入梓州西廓,南诏兵留成都西廓10日,撤退时大肆掠夺子女、百工数万人及珍货无数而去,以致“自越巂以北八百里,民畜为空,又败卒贫民因缘掠杀,官不能禁”。[8]6027四年(830)十月,李德裕为西川节度使,奏准在大渡河北岸和黎州以南建城堡守之,以防南诏从清溪关道入川,“蜀人粗安”。9五年(831)十月,南诏又寇雟州、陷二县。[2]543至此,唐在川西南地区已无力防御,南诏几度迫近成都,以致唐廷发出“若使二虏(吐蕃和南诏——引者)知蜀虚实,连兵入寇,诚可深忧”的感叹。[8]7873

南诏既已撕毁盟约,王嵯巅却还假惺惺地上表称:“蛮比修职贡,岂敢犯边,正以杜元颖不恤军士,怨苦元颖,竞为乡导,祈我此行以诛虐帅。诛之不遂,无以慰蜀士之心,愿陛下诛之。”[6]7868,[2]426南诏目中无人,戏弄嘲讽之态尽显无余,其侵略扩张已达无视唐朝之地步。当时,东南亚地区的一些国家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南诏的侵扰,文宗大和六年(832),南诏攻骠国(今缅甸中部),“掠其民三千,徙之柘(拓——引者)东。”[8]6314八年(834),攻弥诺国(今缅甸钦敦江流域)、弥臣国(今缅甸伊洛瓦底江入海口一带)、昆仑国(今中印半岛南部)、女儿国(今老挝)、真腊(今柬埔寨)。[30]南诏对东南亚诸国的攻击,敲响了安南都护府防御的警钟。文宗开成三年(838),都护马植即已意识到南诏可能会对安南发动更为猛烈的侵袭,遂采取“约之以信诚,晓之以逆顺”的方法拉拢边境地区的蛮酋,并将部分县升为州,任命蛮酋为刺史,使蛮酋“总发忠言,愿纳赋税”,以加强安南边境防御。[2]4565武宗会昌六年(846),“云南蛮(南诏——引者)寇安南,经略使裴元裕败之”,可见马植的做法确实有效。[8]246如唐廷能一贯采纳马植的建议,辅之于驻扎边境地区的“防冬兵”,联合“常助中国戍守”的七绾洞蛮以助防,安南的边防诚可无忧。[6]8070但从南诏的角度看,彻底击溃安南已成必然,因为只要安南都护府还存在,就有和剑南、黔中和岭南道声气相通,对南诏形成南北夹击的可能。

当时,动荡的安南局势也给南诏提供了可乘之机,宪宗、穆宗、文宗和武宗时期,发生了“安南将杨清杀其都护李象古以反”[8]218“黄洞蛮寇安南”[8]226“安南军乱,逐其都护韩约”[8]231“安南军乱,逐其经略使武浑”[8]343等事件。宣宗大中年间,形势急转直下,通过贿赂权僚得以出任都护的李琢在任。他“为政贪暴”“杀蛮酋杜存诚”,以致“群蛮怨怒”。[6]8070其更糊涂之举是听信峰州刺史之言,错误地将驻扎在北部边境地区的防冬兵撤除,改由蛮酋李由独驻守,导致李由独势孤力弱,不能自立而生叛唐之心。南诏拓东(今云南昆明)节度使乘机以书诱之,以甥女妻其子,官补拓东押衙,李由独遂率其众臣于南诏。宣宗大中十二年(858),李由独勾结南诏军队合势攻陷安南。[6]8070十三年(859),世隆继为南诏王,“遂僭称皇帝,建元建极,自号大礼国”,其子隆舜继位后改为“大封民国”。[8]6282南诏不断改元封号,表明其不再接受唐朝封敕,决心与唐恩断义绝,随即向唐发动了更为猛烈的进攻。

从宪宗元和十一年(816)五月南诏侵扰安南边境开始,至僖宗乾符元年(874)止,西南边疆地区的雟、西川、黎、雅、嘉、眉、邛、新津、双流、成都、黔中等州和地区多次被南诏侵扰或攻陷;安南都护府6次被攻破;岭南道治下的邕州都督府5次被侵扰。10咸通六年(865),虽然唐军收复了安南,但已无任何战略意义,因为云南已被南诏牢牢控制,川西南地区则处在南诏的荼毒之中,安南和邕州仅能自保。至此,唐在西南边疆地区的统治和防御体系已被南诏摧毁,直到终唐之时也无力再建构起有效防的统治和防御体系,南诏在西南边疆地区成就了单极霸权。

四、结语

有唐一代,在西南边疆地区形成了唐与吐蕃、唐与南诏、唐与安南都护府11、吐蕃与南诏、南诏与安南都护府等五对关系。

这五对关系以唐诏关系为中心构成了唐、吐蕃和南诏;唐、南诏和安南都护府两个三角关系区。唐朝在西南边疆地区统治和防御体系建构、演化和终结的历史,其实就是这五对关系形成和变化的历史。从唐朝国家安全和战略防御的角度考察,在第一个三角关系区中,防御的对象是吐蕃,防御的实施者是唐和南诏;在第二个三角关系区中,防御的对象是南诏,防御的实施者是唐和安南都护府。

吐蕃南犯打破了唐在川西南、滇西北地区统治和防御格局的稳定,曾两度占据洱海周围地区,对唐在川西南、滇西和滇北地区的统治构成了严重威胁。起初,唐试图以一己之力防御吐蕃,但未能奏效,遂代之以扶持南诏防御和打击吐蕃势力,成功地将其破坏力限制在了川西南、滇西和滇北地区,即便在吐蕃势力鼎盛之时,其在云南的影响力也从未越过姚州都督府的地界,从而确保了唐在滇中、滇东和滇东北地区统治的安全。从全局看,吐蕃对唐在西南边疆地区的统治和防御体系产生了不小的冲击,但并不是导致该体系全面崩溃的罪魁祸首。

南诏则不同,既起到积极防御吐蕃的作用,又摧毁了唐在西南边疆地区的统治。其在唐朝的扶持下成长,在“天宝战争”前和贞元十年(794)后,两度与唐结好,联合打击吐蕃,对唐朝制衡吐蕃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天宝战争”后,南诏联合吐蕃反唐,致使唐在川西南和云南地区的统治完全崩溃;大和十一年(816)后南诏背盟攻唐,大肆攻掠川西南、安南都护府和邕州都督府,并最终摧毁了唐在西南边疆地区的统治和防御体系。

安南都护府作为唐在西南边疆地区重要的统治和防御力量,其在“天宝战争”中为打击南诏提供了军事支持,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并没有对战局起到决定性影响;在唐朝后来制衡南诏侵略扩张的行动中,也没有起到有效的威慑、打击或牵制作用,甚至其自身无力抵抗南诏的侵犯。如果仅从安南都护府对制衡南诏所起的作用考量,在唐代西南边疆地区的统治和防御体系中,其作为政治和军事存在的战略价值和意义远大于实际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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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郭声波.置在中南半岛的唐朝行政区——安南都护府及其正州县建置沿革考述[C]//李庆新.海洋史研究:第四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45-89.

[13]粟美玲:略论唐代安南都护的设置及历史作用[J].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04).

[14]管彦波.唐朝的边疆局势及御边戍守体系的变化[J].贵州民族研究,2006(06):115-120.

[15]牛秋实.唐朝后期与南诏的关系考察[J].学术探索,2004(06):94-97.

[16]张达志.安史乱后唐蕃边境的进退——泛东亚视域的角度[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5(04):79-90.

[17]赵现海.中国古代的“核心边疆”与“边疆形态”[J].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33(02):50-77.

[18]岳峰.唐代初期边境军事斗争的主要经验探析[J].军事历史,2019(02):77-79.

[19]许序雅.唐朝在中亚建立的防御体系述论[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3(06):31-35.

[20]杨筠.略论两蕃与唐朝关系的演变､原因及影响[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04):84-90.

[21]李文才.论唐代河西､陇右､朔方三节度使的军事地位及其成因[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03):83-90.

[22]林冠群.唐朝君臣建构“吐蕃观”之研究:下[J].中国藏学,2015(S1):88-109.

[23]马郁靖.从长安陷落到清水会盟看唐朝与吐蕃的关系[J].新西部(理论版),2016(16):78-79.

[24]管彦波.试论唐朝“文治武功”的安边策略[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5):1-7.

[25]余恕诚,郑传锐.新旧《唐书》所载唐与四邻交往事迹拾误[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3(02):63-67.

[26]李强,梁俊涛.从宿卫制度看唐朝的民族关系[J].青海民族研究,2005(03):99-103.

[27]黎桐柏.简析吐蕃王朝边境后拓辖区的军政区划[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3(04):49-53.

[28]荣新江,文欣.“西域”概念的变化与唐朝“边境”的西移——兼谈安西都护府在唐政治体系中的地位[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9(04):113-119.

[29]马楠.《新唐书·艺文志》增补修订《旧唐书·经籍志》的三种文献来源[J].中国典籍与文化,2018(01):4-21.

[30]肖亮中.南诏对唐､吐蕃和战政策嬗变考略[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02).

注释:

1.王溥:《唐会要》卷九八《昆弥国》(中华书局,1955年)第1750页载:“降其诸屯七十二所,户十万九千三百｡”｡

2.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第139页载:“縻州都督府是否设置过尚存疑,方国瑜在《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第90页认为麻州即縻州,曾于永徽初年设置都督府,任怀玉为都督｡”

3.《新唐书》卷四三《地理七下》第1146页载:“唐置羁縻诸州,皆傍塞外,或寓名于夷落｡”

4.《新唐书》卷四三《地理七下》第1138~1139页载:“思亮､杜､初汉､孚川､渠川､丘卢､祐､计､龙施､月乱､浪弥､月边､团､櫃､威川､米羌州右隶巂州都督府｡”

5.《旧唐书》卷九一《张柬之传》,第2941页载:“且姚府总管五十七州,巨猾遊客,不可胜数｡”

6.根据郭声波:《置在中南半岛的唐朝行政区——安南都护府及其正州县建置沿革考述》统计而得｡

7.方铁:《唐宋元明清的治边方略与云南通道变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1期,认为:唐朝“由于一味追求拓境为大,又不知获取边疆资源作为补充,拓疆之难以后继势不可免｡”

8.刘俊珂,王振纲:《汉唐西南边疆经略再研究》,《烟台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认为:“唐朝于边疆地区的怀柔羁縻之策固然有其必要性,但疏于民治是其治边失策之处｡”

9.根据以下资料整理而成:《资治通鉴》卷二四四,唐文宗大和三年十一､十二月条,第7867~7869页;四年十月条,第7872-7873页｡《旧唐书》卷一六三《杜元颖传》,第4264页｡《全唐文》卷七○三,《李德裕·第二状奉宣令更商量奏来者》,第7220页｡

10.根据以下资料整理统计而成:《旧唐书》卷一七《文宗下》;卷一九《懿宗》;卷一六三《杜元颖传》;卷一六七《段文昌传》｡《新唐书》卷九《懿宗纪》;卷二一五上《突厥上》｡《资治通鉴》》卷二四一,唐宪宗元和十五年十二月条;卷二四四,唐文宗大和三年十一､十二月条,四年十月条;卷二四九,唐宣宗大中十二年六月条;卷二五○,唐懿宗咸通元年十二月条;二年七月条;四年正､三､六､十二月条;六年五月条;卷二五二,唐懿宗咸通十一年正月条;唐僖宗乾符元年十一､十二月条｡

11.安南都护府在政治地位上与唐､吐蕃和南诏有本质的区别,此处把它视为唐在西南边疆统治和防御体系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来看待｡

马岑晔.唐在西南边疆地区统治和防御体系的建构､演化与终结[J].红河学院学报,2020,18(03):88-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