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史学批评发展史上，唐代史学批评是一个极具特色的重要时期。从发展脉络上看，可以把刘知幾的《史通》这一系统的史学批评名著作为一个坐标：在其之前，有史学家李延寿之父李大师对南北朝所撰正史的批评（李延寿《北史》卷100《序传》），有唐初史家群体对北齐魏收所撰《魏书》和隋朝魏澹所撰《魏书》的批评（刘昫等撰《旧唐书》卷73《令狐德棻传》），有唐高祖在《修六代史诏》中对史学价值的批评（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81《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有《隋书·经籍志》史部大序及诸小序对史官修养及13类史书的源流得失的批评1，有唐太宗在《修晋书诏》中对十八家晋史的批评（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81《修晋书诏》）；在其之后，有皇甫湜关于撰史原则、史书体裁与良史之关系的批评（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742皇甫湜《编年纪传论》），有柳宗元关于传世文献《国语》的批评和关于史官宜守“直道”的批评2，有李翱关于“行状不足以取信”的批评等（王溥撰《唐会要》卷64《史馆下·史馆杂录下》）。综上，可以认为，有唐一代的史学批评具有系统性、深刻性和广泛性的特点，而本文所要进一步论述的，是有关唐代杂史、笔记中的史学批评，旨在揭示其中的“常态”和特点，以裨益于对唐代史学批评及其学术价值有更全面的认识。

这里所要论述的杂史与笔记，主要是指《新唐书·艺文志二》史部所著录的杂史类著作，以及《艺文志三》所著录的杂家类著作、小说家类的部分撰述，而其中的界限并不是截然划分的。近人刘叶秋先生用举例的方法，阐述了“唐代的笔记”之三种类型[1]43-91：一是“小说故事类的笔记”，二是“历史琐闻类的笔记”，三是“考据辨证类的笔记”，足资参考。本文着重讨论这些笔记中的史学批评问题，而不一一说明某一笔记的性质与类型，只是神仙怪异、小说虚构者，不在讨论范围之内。

一、史学意识与史学批评意识

在这里，首先应当关注的，是在这些杂史、笔记中，有的作者具有鲜明的史学意识乃至史学批评意识，这是其之所以应当受到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

郑綮撰《开天传信记》一书，目的是要保存唐玄宗开元、天宝之际的一些盛世景象，他在此书的序文中写道：

余何为者也？累忝台郎，思勤坟典，用自修励。窃以国朝故事，莫盛于开元、天宝之际。服膺简策，管窥王业，参于闻听，或有阙焉。承平之盛，不可殒坠。辄因簿领之暇，搜求遗逸，传于必信，名曰《开天传信记》。斗筲微器，周鼎不节之咎，何已遐乎？好事者观其志、宽其愚，是其心也。[2]

书中记开元初玄宗“励精理道，铲革讹弊，不六七年，天下大治”一类的史事，然其近半数篇帙，却也与神仙志怪、渲染祥瑞相关。

当然，郑綮不曾想到，在开天之盛的高峰，唐皇朝却开始走向衰落：安史之乱给唐朝君臣和民众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从李德裕所编的《次柳氏旧闻》一书的序言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历史的变迁、岁月的沧桑，以及一本历史笔记产生的艰难过程。李德裕这样写道：

（文宗）大和八年秋，八月乙酉，上于紫宸殿听政，宰臣涯已下奉职奏事。上顾谓宰臣曰：“故内臣力士终始事迹，试为我言之。”臣涯即奏云：“上元中，史臣柳芳得罪，窜黔中，时力士亦徙巫州，因相与周旋。力士以芳尝司史，为芳言先时禁中事，皆芳所不能知，而芳亦有质疑者。芳默识之。及还，编次其事，号曰《问高力士》。”上曰：“令访史氏，取其书。”臣涯等既奉诏，乃召芳孙度支员外郎璟询事。璟曰：“某祖芳，前从力士问覼缕，未竟，复著《唐历》，采摭义类尤相近者以传之，其余或秘不敢宣，或奇怪，非编录所宜及者，不以传。”今按求其书，亡失不获。臣德裕亡父先臣，与芳子吏部郎中冕，贞元初俱为尚书郎，后谪官，亦俱东出，道相与语，遂及高力士之说，且曰：“彼皆目睹，非出传闻，信而有征，可为实录。”先臣每为臣言之。臣伏念所忆授凡有十七事。岁祀久，遗稿不传。臣德裕非黄琼之达练，习见故事；愧史迁之该博，惟次旧闻。惧失其传，不足以对大君之问，谨录如左，以备史官之阙云。[3]

从这篇序文可以看出：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宫中之事，经宦官高力士在唐肃宗上元年间（760-761）向同时遭贬的史官柳芳作了口述；其后，柳芳据此撰成《问高力士》。至唐文宗大和八年（835），文宗问及宰臣王涯有关高力士事，并要求“令访史氏，取其书”。王涯乃质询在朝廷任职的柳芳之孙柳璟；柳璟回复说，其祖曾著《唐历》一书，其余史事不宜流传，故不得知。此时，与王涯同时任职的李德裕，想到他父亲李吉甫曾与柳芳之子柳冕同时“谪官”“道相与语”，乃知高力士所说，并对李德裕言之。李德裕乃据此撰成《次柳氏旧闻》，“以备史官之阙”。可见这本杂史，涉及唐朝三代皇帝以及柳氏祖孙三代和李氏父子，姑且不论其价值如何，即说起它的产生经过，亦令人唏嘘不已。

在另一本笔记的序文中，可以看到作者对史馆修史活动的熟知，以及对修史而无文献作为依凭的无奈。唐末史官裴庭裕奉命与他官共同修撰唐宣宗实录，他因缺少文献依据，而凭“耳目闻睹”撰成有关宣宗朝史事的《东观奏记》，其序称：

庭裕奉诏之日，惕不敢易，思摭实无隐，以成一朝之书。逾岁，条例竟未立。国朝故事，以左、右史修起居注，逐季送史馆，史馆别设修撰官。起居注外，又置日历。至修实录之日，取信于日历、起居注，参而成之。伏自宣宗皇帝宫车晏驾，垂四十载，中原大乱，日历与起居注不存一字，致儒学之士搁笔未就。非官旷职，无凭起凡例也。

庭裕自为儿时，已多记忆，谨采宣宗朝耳目闻睹，撰成三卷。非编年之史，未敢闻于县官，且奏记于监国史晋国公，藏之于阁，以备讨论。[4]

这篇序文表明了作者的几点认识：一是当时的修史制度及其具体流程；二是无任何资料作为修撰实录的依据，只能“搁笔”；三是《东观奏记》“非编年之史”，只能“以备讨论”之用。可以认为，这是一种严肃的史学意识。

在杂史、笔记的作者中，史学批评意识比较明确者，刘肃和李肇是有代表性的。刘肃所撰《大唐新语》（原称《大唐世说新语》）是模仿《世说新语》的一本笔记体撰述，他在此书序文中表达了对史书撰述史的关注以及他本人的志向所在，这样写道：

自庖牺画卦，文字聿兴，立记注之司，以存警诫之法。《传》称左史记言，《尚书》是也；右史记事，《春秋》是也。洎唐虞氏作，木火递兴，虽戢干戈，质文或异。而九丘八索，祖述莫殊。宣父删落其繁芜，丘明捃拾其疑阙，马迁创变古体，班氏遂业前书。编集既多，省览为殆。则拟虞卿、陆贾之作，袁宏、荀氏之录，虽为小学，抑亦可观，尔来记注，不乏于代矣。圣唐御寓，载几二百，声明文物，至化玄风，卓尔于百王，辉映于前古。肃不揆庸浅，辄为纂述，备书微婉，恐贻床屋之尤；全采风谣，惧招流俗之说。今起自国初，迄于大历，事关政教，言涉文词，道可师模，志将存古，勒成十三卷，题曰《大唐世说新语》。聊以宣之开卷，岂敢传诸奇人。[5]

这篇序作于唐宪宗元和二年（807），上距杜佑撰成《通典》时隔六年。序文对《春秋》《左传》《史记》《汉书》的特点作了概括，既而表明为了克服“编集既多，省览为殆”的目的，要仿照虞卿、陆贾、袁宏、荀悦的述作，即指《虞氏春秋》《楚汉春秋》《三国名臣颂》《申鉴》而言。大历是唐代宗的年号，表明作者是希望此书能够有反映一代之史的作用，即所谓“道可师模，志将存古”，可见作者的良苦用心。

李肇的史学批评意识，主要是针对志怪类笔记和小说家笔记而言，他在所著《唐国史补》的序中写道：

《公羊传》曰：“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未有不因见闻而备故实者。昔刘集小说，涉南北朝至开元，著为《传记》。予自开元至长庆撰《国史补》，虑史氏或阙则补之意，续《传记》而有不为。言报应，叙鬼神，征梦卜，近帷箔，悉去之；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则书之。仍分为三卷。[6]3

李肇明确地表明，此书是续刘的《国朝传记》而作，但同样也明确地表明，凡“言报应，叙鬼神，征梦卜，近帷箔”等内容，一概不书，这是强调了此书“所见异辞，所闻异辞”的原则。

综上，可见杂史、笔记作者所具有的史学意识和史学批评意识是存在的，有的甚至表现得很鲜明；而杂史、笔记的历史价值和史学价值，自也受到应有的重视。对于这种重视在方法论上应取辩证的态度，即必须认识到杂史、笔记固有的局限性。如有的书是凭记忆写成，有的书是在多次口耳相传的基础上写成，对其所叙史事则应审慎地看待和采用。又如像李肇这样严肃的作者，书中还是有所谓“虹蜺飓风母”“人食雷公事”“鱼登龙门化”[7]63之类的传说入书，同样应审慎地对待。

二、评史家才行与史书价值

杂史、笔记批评史家、史书，大多简要、明确，一般不作过多议论。从史学批评史来看，这是史学批评的常态。

唐太宗在《修晋书诏》中，尖锐地批评当时所见诸家晋史。同时，他对班固《汉书》、范晔《后汉书》在编纂上也提出过批评，《大唐新语》记：“太宗谓监修国史房玄龄曰：‘比见前后汉史，载扬雄《甘泉》《羽猎》、司马相如《子虚》《上林》、班固《两都赋》，此既文体浮华，无益劝戒，何暇书之史策。今有上书论事，词理可裨于政理者，朕或从或不从，皆须备载。’”[8]133唐太宗作为政治家，不赞同把学人的赋作写入史书，自有一定的道理。但汉赋作为当时流行的文体，且又是名人之佳作，对反映一个时代的文化尤其是文学上的成就与作者的思想倾向十分重要，收入史书也是合理的，甚至可以说，越是经历历史的积淀，越是显示出其价值所在。

蒋乂是有成就的唐代史家，但他有一件事情却遭到时人的非议，这就是李肇《唐国史补》所记：“蒋乂又撰《宰臣录》，每拜一相，旬月必献一卷，故得物议所嗤。”[9]史家作《宰臣录》本无可厚非，且其中必有关乎国家大事者；但若“每拜一相，每月必献一卷”，则不仅成为例行公事，而且难免包含史官职责以外的因素了，以致遭到“物议所嗤”。

史家之间的学术友谊往往会成就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唐国史补》记：“柳芳与韦述友善，俱为史官。述卒后，所著书有未毕者，多芳与续之成轴也。”[6]20显然，这里所记是对柳、韦二人友谊的赞扬，尤其是对柳芳续韦述书的品德的赞扬。此类事在唐代学人中还有柳宗元与刘禹锡的一段感人的佳话。刘禹锡写道：柳宗元去世前，“留书抵其友中山刘禹锡曰：‘我不幸卒以谪死，以遗草累故人。’禹锡执书以泣，遂编次为四十五通，行于世。”[10]在学术史上，这种学人之间的学术友谊反映了中国道德传统中的真善美，在历史上有深远的影响。

唐代多出史学世家，唐人笔记中称道沈氏史学世家极突出。赵璘《因话录》记：

沈吏部传师，性不流不矫，待物以和。观察三方，皆脂膏之地，去镇无余蓄。京城居处隘陋，不加一椽，所辟宾僚，无非名士。身没之后，家至贫苦。二子继业，并致时名，又以报施不妄。公先君礼部员外郎既济撰《建中实录》，体裁精简，虽宋、韩、范、裴亦不能过，自此之后，无有比者。公继世为史官，及出镇湖南、江西，奉诏在镇修《宪宗实录》，当时荣之。[11]

沈既济、沈传师父子先后撰《建中实录》《宪宗实录》，“无有比者”，“当时荣之”，且又“不流，不矫”，故有较大的社会影响。

对沈既济的史才，还有这样的比较和称颂：“沈、韩良史才”。李肇《唐国史补》记：“沈既济撰《枕中记》，庄生寓言之类。韩愈撰《毛颖传》，其文尤高，不下史迁。二篇真良史才也。”[7]55从这里可以看出，沈既济可与韩愈相提并论，足见其社会影响力不小。时人称赞文学作品的高雅，以司马迁与“良史才”为标准，道出了司马迁与“良史才”实为人们所景仰，反映了史学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位置。

史学家刘知幾致书宰臣萧至忠，指出当时史馆修史不力并请辞史职事，受到学人关注，刘肃《大唐新语》卷九记：

刘子玄直史馆时，宰臣萧至忠、纪处讷等并监修国史。子玄以执政秉权，事多掣肘，辞以著述无功，求解史任。奏记于至忠等，其略曰：“伏见每汲汲于劝诱，勤勤于课责云：‘经籍事重，努力用心。’或岁序已奄，何时辍手。纲维不举，督课徒勤。虽威以刺骨之刑，勗以悬金之赏，终不可得也。语云：‘陈力就列，不能者止。’仆所以比者布怀知己，历讼群公，屡辞载笔之官，欲罢记言之职者，正为此耳。当今朝号得人，国称多士。蓬山之下，良直比肩；芸阁之间，英奇接武。仆既功亏刻鹄，笔未获麟，徒殚太官之膳，虚索长安之米。乞以本职，还其旧居，多谢简书，请避贤路。”文多不尽载。至忠惜其才，不许。宗楚客恶其正直，谓诸史官曰：“此人作书如是，欲置我于何地！”子玄著《史通》二十篇，备陈史册之体。[8]136

这段记述与《旧唐书·刘子玄传》相比，没有明确说到当时史馆修史有“五不可”，但其大意颇相近，恰可互相印证。

刘知幾好友史官吴兢所撰《贞观政要》同样受到后人关注，《唐语林》卷二记：

宪宗问宰相曰：“天子读何书即好？”权德舆对曰：“《尚书》。哲王轨范，历历可见。”上曰：“《尚书》曾读。”又问郑余庆曰：“《老子》《列子》如何？”奏曰：“《老子》述无为之化。若使资圣览，为理国之枢要，即未若《贞观政要》。”3

由此可以看出，对于最高统治者适合于阅读什么书，唐宪宗、权德舆和郑余庆三人的看法是不一致的，而郑余庆之评《贞观政要》为“理国之枢要”，道出《贞观政要》的价值，可谓真知灼见。从这里也可以进一步看到《贞观政要》在唐代君臣中的重大影响。

从上文来看唐代杂史、笔记中的史学批评，批评者涉及皇帝、宰臣、史官、士人，而于史家才行尤其是史学世家更为关注；于史书价值则上起“两《汉书》”下至本朝实录以及《贞观政要》等，反映出了史学批评在当时的政治、修史、撰述活动中的积极作用。

三、评学术之史与专门之学及世风与文风

（一）评史学流变

在唐人杂史、笔记中，其批评对象有时会涉及对此前之史家、史书的整体性品评，用今语言之，可以说是关于史学史的评价了。成书于唐宪宗元和年间的《大唐新语》卷末有一篇“总论”，作者刘肃写道：

史册之兴，其来久矣……晋之董孤（按：《左传·宣公二年》作董狐）、楚之猗相（按：《国语·楚语下》作倚相），皆简牍椎轮也。仲尼因鲁史成文，著为《春秋》。尊君卑臣，去邪归正。用夷礼者无贵贱，名不达于王者无贤愚，不由君命者无大小……此《春秋》大旨也。故志曰：仲尼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又曰：拨乱世反诸正，莫近于《春秋》。《春秋》凭义以制法，垂文以行教，非徒皆以日系月编年叙事而已。后之作者无力，病诸司马迁意在博文综核疏略，后六经而先黄老，贱处士而宠奸雄；班固序废兴则褒时而蔑祖德，述政教则左理本而右典刑。此迁、固之所蔽也。然迁辞直而事备，固文赡而事详。若用其所长，盖其所短，则升堂而入室矣。范煜（按：当指范晔）绌公才而采私论，舍典实而饰浮言。陈寿意不迨文，容身远害，既乖直笔，空紊旧章。自兹已降，渐已陵替也。国家革隋之弊，文笔聿修。贞观、开元述作为盛，盖光于前代矣。自微言既绝，异端斯起，庄列以仁义为刍狗，申韩以礼乐为痈疣，徒有著述之名，无裨政教之阙。圣人遗训几乎息矣。昔荀爽纪汉事可为鉴戒者，以为《汉语》。今之所记，庶嗣前修。不尚奇正之谋，重文德也；不褒纵横之书，贼狙诈也；刊浮靡之词，归正也；损术数之略，抑末也。理国者以人为本，当厚生以顺天；立身者以学为先，必因文而辅教。纤微之善，罔不备书，百代之后，知斯言之可复也。[12]

这篇“总论”表明了以下几点认识：一是称道董狐、倚相熟习简牍，尤其盛赞孔子《春秋》之旨在于“凭义以制法，垂文以行教”，并非一般的编年叙事。二是批评司马迁、班固、范晔、陈寿。在刘肃看来，《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都不是足以称道的史书。（对马、班尚有所保留，即：若“用其所长，盖其所短”，则可“升堂而入室”）。三是盛赞贞观、开元年间的撰述成就，但此后又不行了，诸子之学一类的述作“徒有著述之名，无裨政教之阙”。四是《大唐新语》一书，是继承了东汉荀爽所著《汉语》一书“记汉事可为鉴戒者”的宗旨，“重文德”，“贼狙诈”“以人为本”“以学为先”，达到“因文而辅教”的目的，等等。

通观《大唐新语·总论》全文，其评论孔子《春秋》，依历来的说法，可谓近是；其论《史记》《汉书》及其以后至唐太宗贞观年间以前之史学，几无可取之处，自不能成立；其论证贞观、开元时期的史学，评价甚高但无实例，不便深论；其书成于唐宪宗元和二年（807），作者当知此时位居相位的杜佑及其所著《通典》的存在，而作者似毫无所知，或知之而不以为然，申言“圣人遗训几乎息矣”。以上数端，反映出作者识见的偏差与视野的狭窄。至于《大唐新语》的主旨，当可以肯定，但又被作者连同荀爽的《汉语》都一同被夸大了。在这里，史学批评史本身自然面临着一个尖锐的问题：批评者怎样合理地看待批评的对象？批评者如何合理地判定本人撰述的学术地位？这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处理得合理，无疑会扩大批评者的影响力，反之，则使批评者的影响力受到局限乃至产生负面的影响。这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研究中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也是当今史学批评值得借鉴的一个问题。

（二）评经史关系

唐代学人在论及经史关系时，关于《左传》一书的性质提出了不同于前人的看法，《唐语林》卷二中有这样的记述：

文宗时，工部尚书陈商立《汉文帝废丧议》。又立《左氏》学议，以“孔子修经，褒贬善恶，类例分明，法家流也。左丘明为鲁史，载述时政，惧善恶失坠，以日系月，本非扶助圣言，缘饰经旨，盖太史氏之流也。举之《春秋》，则明白而有实；合之《左氏》，则丛杂而无征。杜元凯曾不思孔子所以为经，当与《诗》《书》《周易》等列；丘明所以为史，当与司马迁、班固等列，二义不侔，乃参而贯之，故微旨有所未尽，婉章有所未一。”其后吴郡陆龟蒙亦引啖助、赵匡为证，正与商议同。[13]

这是明确地表明，不应把《左传》同《春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认为《春秋》“当与《诗》《书》《周易》等列”，《左传》“当与司马迁、班固等列”，而杜元凯（杜预）没有考虑到“孔子所以为经”“丘明所以为史”的区别。这篇“立《左氏》学议”，与《大唐新语·总论》都涉及对前人撰述的评论，但前者的言辞要平和得多，而且在道理上，也有所剖析，给人以明确的判断；而对于批评对象“曾不思”的结果，也只是指出“微旨有所未尽，婉章有所不一”，显示出批评者的学术涵养4。

西晋杜预是著名经学家，他撰写的《春秋左氏传序》中有这样的话：“……故发传之体有三，而为例之情有五。”这里所谓“为例之情”就是指：“一曰微而显”，“二曰志而晦”，“三曰婉而成章”，“四曰尽而不污”，“五曰惩恶而劝善”[14]，这是以传文作为《春秋》的“为例之情”，故陈商指出是“丛杂而无征”，乃产生“未尽”“未一”之弊。这篇文字的作者在陈商之“立左氏学议”几字的后面，加了“其后吴郡陆龟蒙亦引啖助、赵匡为证，正与商议同”一句话，显然是为了加重陈商观点的分量。

（三）评评“专门之学”

在唐人所撰杂史、笔记中，涉及学术史方面，已经十分关注不同知识领域的“专门之学”，这是学术批评走向深入的表现之一。李肇《唐国史补》卷下“叙专门之学”是这方面很重要的一段评论：

大历已后，专学者有蔡广成《周易》，强象《论语》，啖助、赵匡、陆质《春秋》，施士丐《毛诗》（按：《唐语林》作施士匄），刁彝（按：《唐语林》作袁彝）、仲子陵、韦彤、裴茝讲《礼》，章廷珪、薛伯高、徐润并通经。其余地理则贾仆射，兵赋则杜太保，故事则苏冕、蒋乂，历算则董和（按：《唐语林》作董纯），天文则徐泽，氏族则林宝。[7]54

李肇《唐国史补》所记唐代玄宗、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年间事，自代宗大历至穆宗长庆年间，前后约五六十年。其间，专门之学有《周易》《论语》《春秋》《毛诗》《礼》，以及“通经”、地理、兵赋、故事、历算、天文、氏族等。文中提到的学人多是一代名家，其中与史学关系密切者有贾耽的地理之学、杜佑的《通典》、苏冕的《会要》、蒋乂的国史修撰和林宝的姓氏之学。在中国学术史上，把知识领域加以分类成不同的“专门之学”，并列举出一个时期之内的学术代表人物，这是较早的记载，在学术批评史上应受到关注。

（四）评学术流派及学风与文风

需要指出的是，李肇是一位视野开阔、善于宏观思考和综合概括的学人，他把与上文相近的一段记述，题为“叙时文所尚”，写道：

元和已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俱名为“元和体”。大抵天宝之风尚党，大历之风尚浮，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也。[7]57

从学术批评的观点来看，关于“文笔”有“学奇”“学涩”；关于“歌行”则“学流荡”；关于“诗章”有“学矫激”“学浅切”“学淫靡”，合称“元和体”，这是讲流派与师承。同时，这里还讲到“天宝之风”“大历之风”“贞元之风”“元和之风”等学风和文风的变迁。这些，显现出一个批评家的气质和识见：只有在认真观察、仔细分析和比较判断的基础上，才能获得如此有意义的概括。如果说上文关于史家才行、史书价值的评论，是史学批评的常态的话，那么关于“专门之学”、史学流变乃至于学风转换的批评，则显示出史学批评的特色。

唐代杂史、笔记中的史学批评，不论是批评者还是批评对象，都具有较广泛的社会性，表明史学家及其撰述成果的社会影响力在扩大；而当史学（“故事”）被认为是一种“专门之学”的时候，人们已从看待某一史家或某一史书上升到看待史学这一知识领域了。这跟《隋书·经籍志》和《史通》的传播与影响，当有一定的关系。上述学术信息，对于如何看待和判断中国史学史的发展进程来说，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参考文献：

[1]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1:43-91.

[2]郑綮.开天传信记[M]//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49.

[3]李德裕.次柳氏旧闻序[M]//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1.

[4]裴庭裕.东观奏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4:83.

[5]刘肃.大唐新语·序[M].北京:中华书局,1984:1.

[6]李肇.唐国史补:卷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7]李肇.唐国史补:卷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8]刘肃.大唐新语:卷九[M].北京:中华书局,1984.

[9]李肇.唐国史补:卷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42.

[10]刘禹锡.柳河东集·序[M]//柳宗元.柳河东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1.

[11]赵璘.因话录:卷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81.

[12]刘肃.大唐新语:总论[M].北京:中华书局,1984:202-203.

[13]王谠.唐语林[M].北京:中华书局,1987:150-151.

[14]杜预.春秋左氏传序[M]//萧统.文选:卷四五.北京:中华书局,1977:639.

注释

1、参见魏徵等撰《隋书》卷33《经籍志二》史部大序及各类小序(中华书局,1973年)｡

2、参见柳宗元《柳河东集》卷44､卷45《非国语》上下及卷31《与韩愈论史官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746-788页,498-500页｡

3、参见王谠撰《唐语林》卷二(周勋初校证本,中华书局,1987年),第125页｡按:王谠系宋人,其所撰《唐语林》系唐人所著杂史､笔记､小说50余种,仿《世说新语》体例,分为52门,依其类例,纂成此书｡其门类多于《世说新语》的36门｡今人周勋初所作校证,用力甚勤,每条材料均于文后注明“本条原出”之书,便于查核｡全书之末,附有参考书目及人名索引,颇便于使用｡据此,王谠所纂之《唐语林》自可作唐人言论看待,而校证本亦堪称佳作｡又按:此条引文,校证本称:“本条不知原出何书｡”

4、《唐语林》校证本说明:“本文系五代时人孙光宪之文而误入者｡”考虑到文中所述之言与事俱为唐人,引之无妨,但自当明其非唐人所作｡

瞿林东.论唐代杂史､笔记中的史学批评[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8(04):69-75.

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研究”(15JJD770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