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民族大家庭里，侗族也是一个具有历史悠久和文化绚烂的民族。说它历史悠久，是指它的渊源可追溯到远古时代，从先秦“黔首”“黔中蛮”，汉代“武陵蛮”“五溪蛮”，魏晋至隋唐“僚”，宋代“仡伶”，元明清“峒蛮”“峒苗”“峒人”“洞家”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侗族”，这些称谓是一脉相承的;说它文化绚烂，是指其境内独特的自然地理和丰富的文物古迹、文化遗址、民居建筑、民俗生活、宗教信仰、语言习惯、服饰装扮和歌舞器乐等，构成了多姿多彩的侗族文化景观。

侗族民间音乐(民间歌曲、民间歌舞、民间戏曲、民间曲艺和民族器乐)不仅是侗族文化的重要承载形式，而且是中国音乐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音乐宝库里的“侗族经验”，有其独特的文化品格和社会价值。然而，由于久居“蛮夷之地”和没有民族文字，侗族民间音乐长期以来“藏在深山人未识”，并没有引起学界应有的关注，也没有得到相应的阐述，只有零星的记述散见于《老学庵笔记》(卷四)、《贵州图经新志》(卷七)等古籍和《辰州府志》《晃州厅志》等地方志书。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已有专家学者将目光投向侗族民间音乐，并在相关领域取得了一些成果。

但从侗族音乐史研究的角度说，这些成果略显局部，还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既不能全面呈现侗族音乐发展的历史面貌，也不能充分反映侗族音乐独特的文化品格;侗族音乐在中国音乐史上的地位和贡献没有得到如实的反映，侗族音乐家对发展本民族音乐所做的贡献也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西方哲人雅斯贝尔斯曾说:“对我们的自我认识来说，没有任何现实比历史更为重要的了。它向我们显示人类最广阔的天地，给我们带来生活所依据的传统的内容，指点我们用什么标准衡量现世，解除我们受自己时代所加予的意识的束缚，教导我们要从人的最崇高潜力和不朽的创造力来看待人。”1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家袁炳昌指出:“研究中国音乐史，不仅要研究汉族音乐史，还必须研究各少数民族音乐史。

不研究少数民族音乐史就很难编出完整的、科学的中国音乐史和中国艺术史。不了解我国少数民族音乐的历史就不能更好地认识她的音乐现状，也就很难对其音乐发展提出正确的政策和策略。”2我想，不论从弘扬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视角说，还是从中国音乐史研究的视域看，围绕侗族民间音乐研究状况展开系统回顾和史学思考，对于完成侗族音乐历史的宏伟叙事及其“文化关联性”阐发、丰富侗族文化艺术史中的音乐部分、补足中国音乐史里的侗族部分有积极的理论价值;对于展示侗族民间音乐艺术成就、丰富侗族民间音乐文化生活、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增强民族文化自信、提升侗族文化影响力等有广泛的现实意义。

一、学术回顾

学界普遍认为宋代开始见有侗族民间音乐的文字记载。如宋人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四)》说:“辰、沅、靖州蛮，有仡伶……农隙时，至一二百人为曹，手相握而歌，数人吹笙在前导之。”3明代邝露《赤雅》记:“侗，善音乐，弹胡琴，吹六管(即芦笙)，长歌闭目，顿首摇足。”4清代田雯蒙斋《黔书》称:“其笙截竹为管者六，通其节而栉比之，……而又截竹径尺，衡绾于六管之衔而吹之”5等，类似的记载多为侗族民间音乐活动的“浅描”，还算不上“深描”的学术研究。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央访问团对侗族社会历史调查的深入展开，为侗族音乐学术研究提供了良好机遇。

1953年，薛良(郭可诹)在人民音乐第12期发表《侗家民间音乐的简单介绍》后，拉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侗族民间音乐学术研究的序幕。该作品以作者在贵州黎平等地调查掌握的第一手资料为基础，围绕侗歌种类、歌唱活动、侗戏及乐器等展开了综合论述，成为将侗族民间音乐推向学术界的标志性论文。随后，侗族民间音乐逐渐步入学界的视野，多位学者深入侗族区域实地调查，并在侗族民间歌曲、戏曲、曲艺和器乐诸专题方面取得了系列成果。

(一)侗族民间歌曲的维度

侗族民间歌曲研究，继20世纪50年代薛良发表《侗家民间音乐的简单介绍》，方暨申撰写《侗族拦路歌的收集与研究报告》(音乐研究，1958年04期)，萧家驹等出版《侗族大歌》(贵州人民出版社，1958)以来，相关的研究成果在徐新建《“侗歌研究”五十年》(民族艺术，2001年02、03期)、张中笑，杨方刚主编的《侗族大歌研究五十年》(贵州民族出版社，2003)以及杨晓《一个传统、一套知识及其研究的一种学术表述———侗族“大歌传统”研究又十年》(音乐艺术，2015年01期)中已有较为详细的论述，这些成果从侗族民间歌曲资料搜集整理到教材编撰，从音乐学、民族学、文化学等向生态学、民俗学和教育学诸领域延伸，从发展变迁的梳理到提出发展保护措施等，内容宏富、视角宽广。杨宗福等的《侗歌教学演唱选曲一百首》(贵州民族出版社，1986)、张勇等的《长大要当好歌手———侗歌乡土教材》(贵州民族出版社，2000)及《人与自然的和声———侗族大歌》(贵州民族出版社，2005)是编撰的侗族民间歌曲专门教材，为侗族民歌教育传承和学术研究提供了素材;在学术专题研究方面的代表成果，如袁燕妮《侗族民间合唱的多声手法》(音乐研究，1980年04期)、伍国栋《侗族民间合唱旋宫实践的初步探讨》(音乐研究，1985年04期)等，分析了侗族民间合唱歌曲的音乐形态特征;王承祖《试论侗族大歌复调的形成与发展》(贵州民族研究，1984年02期)、田联稻《侗族的歌唱习俗与多声部民歌》(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2年03期)等，探讨了侗族大歌的历史源流及民俗文化特质;张中笑《真·善·和谐———论侗族大歌之美》(中国音乐学，1997年S1期)阐述了侗族大歌的美学特征;石干成《和谐的密码———侗族大歌的文化人类学诠释》(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杨晓《嘎老音乐传统与侗人社群认同》(香港中文大学博士论文，2008)、杨毅《歌与生活———人类学视域下的侗族大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等，给予了侗族大歌文化人类学的观照;任胜洪《现代性与民族性:侗族歌班的教育人类学考察与分析》(西南大学博士论文，2008)、张春田《侗族社区内两种侗歌教学的价值分析》(贵州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9)等，探讨了侗族大歌的教育传承及其价值;龙初凡《侗族大歌知识产权保护探讨与法律保护分析》(贵州民族研究，2005年05期)及《论侗族大歌传承保护的软件建设问题》(贵州社会科学，2009年03期)等，则是侗族大歌传承保护的专题成果。上列成果给予了侗族民间歌曲多视角、多层面和立体化的研究，为深入探讨侗族民间歌曲的存在方式和文化内涵提供了重要参照。

(二)侗族民间器乐的视角

侗族民间器乐种类丰富、形式多样。1953年薛良发表《侗家民间音乐的简单介绍》中指出“侗家所用的乐器，有芦笙、牛腿琴、琵琶、二胡、月琴、箫、洋琴、锣、鼓等，其中以芦笙、牛腿琴、琵琶为主，像二胡和箫等都是自外传入的，不属于侗家特有的乐器”，6这是较早向学界推介侗族器乐的代表成果;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类“少数民族文艺会演”陆续举行，虽然主要展演的是侗族歌舞，但为歌舞伴奏的乐器和乐曲也借此得以展示;1983年周宗汉撰文《中国少数民族乐器分类初探》(乐器，1983年04、05期)分类介绍中国少数民族乐器时涉及到侗族乐器的详细信息;1985年出版《贵州侗族音乐(南部方言区)》(贵州人民出版社)以专题方式介绍了南部侗族乐器及其演奏特点，并收录了大量的器乐曲谱，是南部侗族民间器乐的全面介绍;具有集成性质的成果还有《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贵州卷、湖南卷、广西卷)等中有侗族乐器的介绍和相应的器乐曲;在侗族民间器乐形态研究方面，朱咏北《非遗保护与通道侗族芦笙研究》(苏州大学出版社，2015)，吴媛姣、陈燕鸣《从侗族芦笙复调音乐看侗族音乐文化的发展》(贵州文史丛刊，2005年04期)等是代表成果;而张中笑在《〈侗族音乐志〉编写构思》(中国音乐，1989年01期)中提出把乐器及器乐曲作为整个侗族音乐体系中的大类，希望在建立侗族音乐志时采取SH分类法及杜亚雄提出的中国乐器分类方案，对侗族乐器分类确定构架和编号;值得提出的是，侗族学者张勇在贵州从江、榕江等地陆续发现了几种不同的侗族传统芦笙谱，极具研究价值。但是，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侗族芦笙、牛腿琴和琵琶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流传于侗族区域唢呐、锣鼓等其他乐器与器乐的研究。

(三)侗族民间戏曲的层面

侗族民间戏曲相关成果，如吴宗泽等编著的《中国侗族戏曲音乐》(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展现出侗族民间戏曲剧种的产生、发展及现状，是侗族戏曲音乐专门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填补了侗族戏曲音乐的一块空白”(冯光钰)。而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文化局编《贵州侗戏》(贵州民族出版社，1989)、陆中午与吴炳升主编《侗戏大观》(民族出版社，2006)、吴鹏毅《侗戏》(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分别围绕贵州、广西和通道境内侗戏生态环境、历史发展、保护现状展开了综合研究，为了解相应地域侗戏的历史与现状提供了重要资料;李怀荪《侗族傩戏冬冬推的文化内涵》(民族艺术，1995年01期)，江月卫、杨世英、杨丽荣编《中国侗族傩戏“咚咚推”》(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池瑾璟、吴远华著《非遗保护与新晃傩戏研究》(苏州大学出版社，2015)论述了新晃傩戏的历史源流、主要特征、表现形式、传承人、传承剧目、传承现状等，是研究侗族傩戏的参阅资料。侗族民间戏曲既包括本民族的傩戏、阳戏、侗戏和侗歌剧，也包括外族传入的桂剧、彩调、武陵戏、祁剧、花灯等。在这个层面上说，相关研究注重前者较多，而后者没有得到关注，呈现出不平衡的态势。

(四)侗族民间曲艺的视域

侗族民间曲艺研究领域的代表成果，如中国曲艺家协会贵州分会、侗族曲艺研究组与贵州省榕江县文化馆合编《侗族有曲艺》(资料本，1986)与张勇、刘振国主编《侗族曲艺音乐》(贵州民族出版社，1997)，均有侗族曲艺的总体介绍、曲艺家小传，并收录了丰富的曲艺作品，是目前侗族曲艺音乐的集成之作，填补了侗族曲艺音乐综合研究的空白，做了极为有用的工作;而过伟《论侗族琵琶歌》(学术论坛，1982年01期)、杨国仁，王承祖《侗族琵琶及琵琶歌》(中国音乐，1985年04期)、吴永勋《浅谈侗族琵琶歌》[中南民族学院(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02期]、张森《侗族琵琶歌简介》(音乐探索，1990年01期)、罗卉《侗族琵琶歌浅析》(中国音乐，2012年04期)等是侗族琵琶歌专题研究论文中的代表，他们围绕侗族琵琶歌的源流、艺术特色、文化意涵、保护传承等展开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深化了人们对琵琶歌的认识。通过对相关研究的梳理，发现在牛腿琴歌、木叶歌等方面的探讨较之琵琶歌领域呈现弱势，关注较少。

(五)侗族民间音乐的综合论域

“八五”时期，由中央民族学院(大学)文艺研究所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联合承担了“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课题《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袁炳昌、冯光钰主编)是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研究的标志性成果。其中《侗族音乐史》约6万字，由侗族音乐家普虹(张勇)完成。此外，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黔、湘、桂边区汉字记录少数民族语言文献分类搜集整理研究”(12ZD181)、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侗族音乐文化生态及现代意义研究”(12BMZ027)、“侗族说唱文学研究”(11CZW082)、国家人文社科基金项目“侗族大歌的人类学研究”(BZM002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南部侗族民乐收集、研究及数据库建设”(11YJA76008)、“侗族南部方言区歌谣体系与社会结构研究”(10YJC760089)等成果为侗族民间音乐研究提供了跨学科的视域，都是侗族音乐研究值得学习的对象。

(六)海外的侗族民间音乐成果

在国外，侗族音乐研究以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博士研究生Ingram,Catherine(凯瑟琳·英格拉姆，中文名英倩蕾)较有代表，她基于对黎平三龙田野调查掌握的资料，完成了人类学博士论文《KamVillagersSingingBigSonginEarlyTwenty-First-CenturyChina(21世纪早期的中国乡村侗族大歌)》(墨尔本大学，2010)。以此为基础，她还发表有《EchoingtheEnvironmentinKamBigSong(侗族大歌生态论)》(AsianStudiesReview[亚洲研究评论]，2011年04期)、《TraditionandDivergenceinSouthwesternChina:KamBigSongSingingintheVillageandonStage(中国西南地区的传统与分化:民间与舞台上的侗族大歌)》(AsiaPacificJournalofAnthropology[亚太人类学杂志]，2012年05期)、《Themultiplemeaningsoftradition.KamsinginginsouthwesternChina(中国西南部传统侗族大歌的多元意义)》(HistoriaCritica[历史评论]，2012年11期)、《Musicas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Policy,ideology,andpracticeinthepreservationofEastAsiantraditions(音乐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东亚传统的政策、理论与实践)》(ChinaQuarterly[中国季刊]，2013年214期)等论文，涉及侗族大歌生态环境、历史脉络、音乐形态、传承方式、存在现状及未来发展诸方面，为侗族音乐海外传播贡献了力量，也为侗族音乐研究提供了异域的视角。

二、史学思考

(一)存在的问题

毋庸讳言，侗族民间音乐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从国内外相关侗族民间音乐研究的上述成果中，我们大致有了对侗族音乐及其学术发展演变基本脉络及其文化意涵的认识。上述成果，为我们撰著侗族音乐史提供了基础和素材。但是，就侗族音乐史研究而言，学界取得的上述成就，还显得不充分、不系统，主要表现为如下方面:

1. 研究对象整体性关注不够

已有研究大多囿于某一地域、某一时段、某一音乐品种或音乐事项，对侗族音乐缺乏整体认知。学者们多以南部侗族地域为研究考察点，在一定程度上冷落了北部侗族的音乐文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侗族音乐的整体性和连贯性;再者，作为一个族群文化，侗族音乐与“国家在场”及侗族的存在是研究者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侗族音乐的历史脉络蕴含于对国家制度和侗族语境的深刻理解之中。但是，已有研究在考察所属研究对象时，甚少关注侗族同一音乐体裁在侗族不同地域的分布状况，较少分析不同类型音乐活动的异同，对彼此之间的关联性探究更是阙如，甚至存在错误，如将侗族大、中、小琵琶与高、中、低音琵琶一一对应。这将导致对侗族各地音乐发展水平的评价过高或偏低，以致讹传。难以在“历时”与“共时”中获得侗族音乐的“全息”影像，对侗族音乐发展脉络缺乏整体认知，对侗族音乐思想、音乐活动的变迁也缺乏整体的动态把握。

2. 研究内容连续性探讨不足

已有成果考察了唐代以来侗族民歌、戏曲、曲艺、器乐和礼俗音乐，而唐代以前侗族区域出土音乐文物、乐谱和图像等较少受到学界的关注，如天柱、新晃出土的铜鼓，岑巩出土的甬钟，黎平发掘的芦笙谱和砖石乐舞图像;而民国以来侗族区域的学堂乐歌创作、学校音乐教育、音乐创作、音乐表演、音乐交流及音乐理论研究等，也值得深入挖掘。此外，作为既定的历史文化存在，侗族音乐如何在各个历史时期开展活动，侗族音乐与侗族自然人文环境、语言习惯、民俗生活、审美取向关系如何?侗族文化传统、经济力量与政治因素在侗族音乐发展中有怎样的作用?清末明初以来的侗族音乐是如何应对西方与外族音乐文化冲击的，侗族音乐从被动接受外来到主动走出去的进程怎样……都还须我们结合史料做深入研究。

3. 研究视野和方法有待拓展

已有成果大多局限于某一地域、某一音乐体裁的考察，多属于静态研究，对侗族音乐与社会环境、时代变迁的联系关注不够，欠缺整体视野;在研究方法上，已有研究基本上沿用传统的史料分析论证，囿于传统史学领域内，多属静态研究，对侗族音乐与社会环境、时代变迁的联系关注不够。因为“社会的形态所提供的社会环境对音乐的发生、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由于它的影响，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规则都反映在不同形式和规模的音乐行为里”。7也由于侗族没有文字只有语言，加之侗族音乐“不仅是音乐、语言和生态环境符号的结合体，也是侗族文化、历史、生态、社会规约、道德准则等的载体，是侗族社会不可缺少的具有社会凝聚力的民族符号”，8涉及侗族语言、文化、审美及社会政治经济等多个方面，注重引入语言学、文化人类学、地理文化学、考古学等相关理论与方法展开侗族音乐研究也很有必要。

4. 史料发掘和利用亟待深化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如何在现有史料的基础上发掘新的史料，辨识已有史料的真伪，并将其与访谈记录活态的口述史料对接互证，以挖掘出更多可信的史料是完成侗族音乐史研究的重要资料保障。已有研究主要以地方志书、报纸杂志和活态存在现状资料为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地方文集、族谱、笔记、日记、碑刻、征信录、纪念特刊和政府档案的收集整理与利用，自然会限制学术视野和相关问题的探讨。撰写一部翔实、全面的侗族音乐史研究成果，史料发掘与利用尤为重要。而侗族民间音乐品种丰富，形式多样，地域分布广泛，还有许多音乐资源没有得到挖掘，不能不说是侗族音乐史研究的遗憾。

(二)研究的策略

所谓侗族音乐史研究，即围绕远古至当代侗族民间音乐发生发展的历史与现实作有机动态的纵向梳理与横向拓展，从学理层面、历时状态和空间方位构建侗族音乐史体系，把侗族音乐史上那些可歌可泣的精神创造和侗族民间音乐发生发展的原因、条件及过程记录下来，把侗族民间音乐的文化精神挖掘出来，揭示侗族民间音乐与侗族社会生活及民族认同的紧密联系，为侗族民间音乐可持续发展提供历史资鉴。

在这个意义上说，侗族民间音乐研究还有待于理论的突破、视角的拓展和内容系统性的探讨。所谓理论的突破，即如何将侗族民间音乐的历史与当代音乐事项“接通”，以推动其健康有序发展;所谓视角的拓展，即如何跨越就侗族民间音乐论侗族民间音乐，而是将侗族民间音乐置于数千年侗族社会思想文化发展的进程中加以思想文化层面的把握;所谓内容系统性的探讨，既要探讨不同区域、不同时段侗族民间音乐发展的个性特征，还要揭示侗族民间音乐发展的共性存在。我想，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

1. 深入挖掘文献史料

在现有史料的基础上，通过田野调查发掘新史料，并将其与历史文献记载对接互证，辨识已有史料的真伪，以挖掘出更多可信的侗族音乐史料。如，音乐神话、传说、出土文物、岩画壁画以及口头文学等都是反映侗族原始社会时期音乐的载体;唐代以前，侗族各地方志、族谱、碑文、日记、文稿等著述均有载录。虽历时久远，多有散佚，但经过调查研究发现留存于世的也有不少;近代以来，政府档案中有关侗族音乐事宜的文档，以及全国各地报纸杂志有关侗族音乐方面的研究论文等，均有待进一步系统收集整理，以便利用。同时，将目光投向侗族民间艺人及侗族音乐研究者，通过各种途径，与他们对话采访，记录口述资料，并将口述资料与文献史料相互印证，力图获得令人信服的资料。

2. 注重探索纵向轨迹

现有研究多围绕侗族某一时期或某一音乐专题进行讨论，缺少对侗族民间音乐历时态纵向的梳理。在这个层面上说，唐代至近代时期的侗族民间音乐事项受到较多关注，但唐代之前，则留下诸多空白，民国时期以来也有需要补足的薄弱环节。因而，重视从纵向厘清侗族音乐的演进脉络，有助于人们对侗族民间音乐的发展、流变形成全面而连贯的认识。因此，注重侗族音乐史的衍化过程，参照侗族社会史、文化史研究成果，结合侗族音乐发展实际，将侗族音乐史划分为唐代以前的侗族音乐、唐宋元明时期的侗族音乐、清代时期的侗族音乐、中华民国时期的侗族音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侗族音乐五个历史阶段，在此基础上总结提炼出侗族音乐发展的基本规律。

3. 关注横向点面结合

现有研究多按区域而论，专注于一个侗族村寨或一种音乐体裁，而对同一音乐品种的跨区域比较及文化关联研究相对较少。故而，我们把侗族音乐史置于侗族自然人文背景中，注重对各个历史时期侗族音乐事项的整体性和关联性研究，提炼出每个时段与侗族音乐密切相关的问题，写出每个专题内容。并按照研究预设方案，以侗族音乐发展的历史脉络为主线，以侗族音乐的文化特质为依据，补充完善专题内容;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关注侗族民间音乐的地域分布、音乐本体和文化生态，而且还要拓展到思维层面，去探索侗族民间音乐的文化意涵和美学精神;我们不仅要注重侗族民间音乐文化自身的发展，而且还要兼顾它与周边民族音乐文化的相互关系，以揭示侗族民间音乐的理论品格和存在方式。

三、结语

综上所述，直面侗族民间音乐悠久的历史、广泛的分布、丰富的意涵、多样的形式，侗族音乐史研究应当以马克思辩证唯物史观为指导，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综合运用文献资料法、田野调查法、历史学方法、人文地理学方法等，并借鉴语言学、民俗学、宗教学等成果，将散落在侗族区域音乐文化中的历史碎片一一捡起，进而在侗族民间音乐的历史展演中围绕侗族音乐本体及其文化蕴含两端双向开掘。

一是要运用音乐史学原理，将卷帙浩繁的音乐文献、考古发掘及活态遗存的音乐资料进行全面搜集和有序梳理，厘清侗族音乐衍变的历史轨迹，并结合侗族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分析其成因，揭示侗族音乐史的发生发展机制;二是要运用人文地理学、文化生态学等理论与方法，将侗族音乐史置于侗族社会史的背景中进行整体综合的研究。因为侗族音乐不是孤立的对象，而是涉及“国家在场”及侗族自然生态、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生活民俗等方面构成的文化价值体系，围绕这一体系展开历时态的纵向梳理和关联性的横向拓展，就是要揭示出侗族音乐史独特的理论品格和存在方式;三是运用人类学、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考察侗族音乐的社会影响。

挖掘侗族音乐与侗族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等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与周边民族音乐的交流和影响等。如张汝伦说，“人类的文化遗产，需要得到保存和发扬光大，也许这些并非狭义的现代化的直接目标，但却是人类文明得以生存和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现代化能否真正给人类文明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9我想，这也是我对侗族民间音乐研究做以上回顾与思考的初衷。

注释

[1]田汝康,金重远.西方现代史学流派文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36.

[2]袁炳昌.少数民族音乐在中国音乐史中的地位──兼论《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的编撰工作[J].艺术探索,1997(03):7.

[3]张中笑.侗族大歌概说[A].张中笑,杨方刚.侗族大歌研究五十年[C].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3:104.

[4]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贵州风物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170.

[5]贵州省文史研究馆古籍整理委员会编.贵州通志.舆地志·风土志[M].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2010:553.

[6]薛良.侗家民间音乐的简单介绍[J].人民音乐,1953(12月号):44.

[7]洛秦.音乐的构成:音乐在科学､历史和文化中的解读[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24.

[8]梁梅.侗族大歌的符号学解读[J].贵州民族研究,2007(05):56.

[9]张汝伦.人文知识分子与现代化[M].北京:团结出版社,1995:124—125.

吴远华.侗族民间音乐学术回顾与史学思考[J].当代音乐,2020(07):11-15.

基金:2019年贵州民族大学基金(人文社科类)科研项目(GZMUSK[2019]YB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