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书是一种分类汇编文献资料以供检索之用的工具书。它将经、史、子、集等文献资料进行离析，按照天文、岁时、地理、人事、典制等分门别类加以整理、编次排比于类目之下，以便省览、记忆和检索。自魏文帝曹丕延康元年（220年）令诸儒臣编成第一部类书《皇览》以来，类书的编纂日益兴盛。据张涤华《类书流别·存佚》所统计，自魏至清，历代史志书目和官私书目著录的类书多达1035种而其中魏晋至唐的类书就有21部。[1]42-46这些类书很多都选录了诗歌作品，使之成为魏晋南北朝以后诗歌又一重要的书册传播方式。

先唐诗歌因被魏晋南北朝及唐代类书的选录，与这些类书一道得以传播。对先唐诗歌通过类书传播的梳理和研究，不仅在诗歌文献辑佚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研究唐代及其后诗歌创作风气、中国古代诗歌批评方式均具有重要价值。对先唐诗歌在中国历代类书中传播情况的系统梳理是一项庞大的工作，本文仅从先唐诗歌在魏晋南北朝类书及唐代《艺文类聚》《初学记》等几部重要官修类书的传播情况，讨论先唐诗歌类书传播对唐初诗风的影响，以及对中国古代诗歌“摘句批评”的意义。

1、先唐类书的编撰与诗歌类书传播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类书编撰的第一个时期。《隋书·经籍志》著录的类书有：魏《皇览》、梁《寿光书苑》《华林遍略》、北齐《修文殿御览》，这四部类书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的官修类书，而《语对》《语丽》《纂要》《袖中记》《对要》等则属于私纂文学类书。[2]

遗憾的是，这些类书大多已亡佚不存，我们只能从一些类书残卷中分析当时类书的体制特点和收录诗歌情况，如《修文殿御览》残本载：

傅咸诗叙曰：杨骏就吾索诗云……将如搔腿自无觉也。诗曰：“肃肃商风起，悄悄心自悲。圆圆三五月，皎皎耀清晖。今昔一何盛，氛氲自消微。微黄黄及华，飘摇随风飞。”[3]29

古歌辞曰：“飞来白鹤从西北来，十十五五罗列成行。妻卒被病不能相随，五里返顾六里徘徊。吾欲衔汝去，口噤不能开。吾欲负汝去，毛羽何崔颓。”[3]30

据《北齐书》《北史》载，《修文殿御览》为北齐祖珽、阳休之等奉敕撰，初名《玄洲苑御览》，又改名《圣寿堂御览》，最后定名《修文殿御览》。罗振玉《鸣沙石室古佚书·修文殿御览残本考证》认为，该书主要取材于南朝《华林遍略》及北朝文史典籍，引书至魏晋而止。[3]41如此说来，南朝《华林遍略》也是收录诗歌作品的。

关于类书的体例，欧阳询《艺文类聚·序》曰：“以为前辈缀集，各抒其意，《流别》《文选》专取其文，《皇览》《遍略》直书其事。文义既殊，寻检难一。爰诏撰其事且文，弃其浮杂，删其冗长。金箱玉印，比类相从，号曰《艺文类聚》，凡一百卷。其有事出于文者，便不破之为事，故事居其前，文列于后。俾夫览者易为功，作者资其用。可以折衷今古，宪章坟典云尔。”[4]27可见，中国类书编纂以《艺文类聚》为标志可分为两个阶段，此前类书编纂体制是重在书其事，此后类书编纂“其有事出于文者，便不破之为事，故事居其前，文列于后”，做到事与文兼顾。其实，此前的类书也收录了许多“出于文”的“事”，其中不乏诗歌作品，如现存的《北堂书钞》《玉烛宝典》两部类书，就收录了大量的诗歌作品。

《玉烛宝典》是杜台卿于周末、隋初编撰而成的一部时令性质的类书，按照十二月令的顺序分类编撰。1该书对诗歌的征引是以摘句为主的，征引两句、四句者最多。[5]347

虞世南《北堂书钞》成书于隋大业年间，分为帝王、后妃、政术、刑法、封爵、设官、礼仪、艺文、乐、武功、仪饰、服饰、舟、车、酒食、天、岁时、地等18部。该书共征引先秦到刘宋时期的诗歌260余首，涉及作者80余人。《北堂书钞》所引260余首诗歌中，有150余首又见于其它文献，原诗五句以上者达110首，占73%。《北堂书钞》引诗仅21首超过四句，很少有整篇征引的。[5]349可见，《北堂书钞》也是比较典型的摘句征引。

因类书以类相从和直书其事的编纂体例，诗歌往往是作为事件的记录载体，即因“事出于文”才被征引的，编纂者的初衷并非为了保存诗文，而是为作诗、作文者提供检事的便利。所以，类书中的诗歌有两个明显特征：其一，在编排的方式上是按照类书的部类进行的，诗歌的内容要服从类书的分类要求；其二，诗歌的篇幅往往是片段式的摘录与事有关的诗句，很少收录完整的作品。

魏晋南北朝类书编撰的兴盛，与当时诗歌创作对典故、辞藻、事对的追求密切相关。黄侃说：“逮及汉魏以下，文士撰述，必本旧言，始则资于训诂，继而引录成言，终则综辑故事。爰至齐梁，而后声律对偶之文大兴，用事采言，尤关能事。其甚者，捃拾细事，争疏僻典，以一事不知为耻，以字有来历为高……然浅见者临文而踌躇，博闻者裕之于平素，天资不充，益以强记，强记不足，助以钞撮，自《吕览》《淮南》之书，《虞初》百家之说，要皆探取往书，以资博识。后世《类苑》、《书钞》，则输之于文士，效用于谀闻，以我收集之勤，袪人翻检之剧，此类书所以日众也。”[6]188可见，此期类书的传播与文人对类书的需求有关。据《隋书·经籍》，缪袭等撰《皇览》一百二十卷，还有梁“六百八十卷”《皇览》，又有何承天合《皇览》一百二十三卷、徐爰合《皇览》五十卷，有“《皇览目》四卷”，还有萧琛“《皇览抄》二十卷”[7]1009。可见，其流传之广远、对文人影响之大。《南史》载，萧秀“精意学术，搜集经记，招学士平原刘孝标使纂《类苑》，书未及毕，而已行于世”[8]1289。这说明当时类书传播速度之快，社会对类书需求之迫切。梁代《华林遍略》还曾被商人贩卖到北朝。《北齐书·祖珽传》载：“州客至，请卖《华林遍略》。文襄多集书人，一日一夜写毕，退其本曰：‘不须也。’珽以《遍略》数帙质钱樗蒲，文襄杖之四十。”[9]515可见，当时类书的传播还是比较活跃的。由于类书在文人中的广泛传播，其所载录的诗歌及其载录特点也必然为当时文人所熟知。

2、唐代类书编撰与先唐诗歌的类书传播

唐代所撰类书，有欧阳询《艺文类聚》一百卷、《要录》六十卷、张氏《书图泉海》七十卷、《检事书》一百六十卷、《帝王要览》二十卷、孟利贞《玉藻琼林》一百卷、天后《玄览》一百卷、许敬宗《累璧》四百卷、孟利贞《璧玉芳林》四百五十卷、张大素《策府》五百八十二卷、诸葛颖《玄门宝海》一百二十卷、张大素《文思博要》一千二百一十二卷、张昌宗《三教珠英》一千三百一十三卷。[10]2046《新唐书·艺文志》增录许敬宗《摇山玉彩》五百卷、《东殿新书》二百卷、王义方《笔海》十卷、《玄宗事类》一百三十卷、《初学记》三十卷、是光乂《十九部书语类》十卷、陆贽《备举文言》二十卷、刘绮庄《集类》一百卷、高丘《词集类略》三十卷、张仲素《词圃》十卷、元稹《元氏类集》三百卷、白居易《白氏经史事类》三十卷、于立政《类林》十卷、盛均《十三家贴》、《应用类对》十卷、高测《韵对》十卷、温庭筠《学海》三十卷、皮日休《皮氏鹿门家钞》九十卷，等。[11]1563-1564其中有官修，有私撰。可见，唐代类书编纂，无论从数量还是规模上，都远远超过魏晋南北朝时期。

唐代类书的编纂动机与魏晋南北朝应是大体一致的，主要是为了缀文的翻检之便而作。杜公瞻《编珠序》曰：“皇帝（隋炀帝）在江都日，好为杂咏及新体诗。偶缘属思，顾谓侍读学士曰：‘今经籍浩汗，子史恢博，朕每阅览，欲其故实简者，易为比风。’爰命微臣编录，得窥书囿，故目之曰《编珠》。”[12]39《北堂书钞》也是为了“集群书中事可为文用者”[13]16而编撰。《大唐新语》载：“唐玄宗对张说曰：‘儿子等欲学缀文，须检事及看文体。《御览》之辈，部帙既大，寻讨稍难。卿与诸学士传集要事要文，以类相从，务取省便。令儿子等易见成就也。’说与徐坚、韦述等编此进上，诏以《初学记》为名。赐修撰学士束帛有差。其书行于代。”[14]137四库馆臣认为，白居易《六帖》也是“杂采成语故实，备辞藻之用”[15]1143的类书。隋唐诗文创作的普及化和日常化，对于才思平平的文人而言，急需诗文创作的素材、典故和事对作为参考，而类书正是使诗歌技术化的一种工具。[16]这大概是唐代类书编撰繁荣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类书的传播。当然，作为官修类书如《艺文类聚》《初学记》等，主要是给帝王及宫廷文人写诗作文提供参考的。这些官修类书只有宫廷及上层文人才能接触到，如韦述《集贤注记》曰：《初学记》成书后，“写十本分赐诸王”[17]1093。大概安史之乱以后，《初学记》才开始有民间传播的记载。后蜀毋昭裔曾“令门人句中正、孙逢吉书《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刻版行之”[18]。《旧五代史·梁书》引《五代史补》载：“淮南杨行密遣使致礼币之外，仍贶《初学记》一部。”[19]230可见，如《初学记》等官修类书自中唐及以后在民间开始广泛传播了。《白氏六贴》等私撰类书在唐代的传播更为广泛。

唐代类书在总体框架上与魏晋南北朝类书是大致一样的，还是按照部类进行编排，只是在每个部类中将“事”和“文”分别编排。如前引欧阳询《艺文类聚序》曰：“其有事出于文者，便不破之为事，故事居其前，文列于后。”较之魏晋六朝时期“直书其事”的体例，一是选录了更多的“文”，使“诗赋”的比例大大增加；二是将“事”与“文”比类相从，增强了文的独立性。其后《初学记》在此基础上还增加了“事对”，这样更有利于王子们“缀文”时“检事及看文体”。每个部类的“文”虽然是单独编排，但也是据事选文，诗文的篇幅较《北堂书钞》有所增加，但还是以摘取诗歌的片段居多。

所以类书诗文的两个特点在唐代类书中依然存在。唐代类书编排体例的改进体现了唐人对类书新的认识和定位。闻一多《类书与诗》说：“可见《艺文类聚》是兼有总集（《流别》《文选》）与类书（《皇览》《遍略》）的性质，也可见他们看待总集与看待类书的态度差不多。”[20]4从选编诗文的角度看，这样编排的类书确实具有总集的某种性质。唐代这些类书的广泛传播，自然使其中的诗赋作品为更多的文人所接受、所熟知，并成为作诗论文的范例，从而影响到当时诗文创作和评论实践。

3、先唐诗歌的类书传播与初唐“绮靡”诗风

闻一多先生是较早关注唐诗与类书关系的学者，他从评判的角度分析类书对唐初诗风的影响，“唐初人的诗，离诗的真谛是那样远，所以，我若说唐初是个大规模征集词藻的时期，我所谓征集词藻者，实在不但指类书的纂辑，连诗的制造也是应属于那个范围里的”[20]9。此论虽言过其实，但他敏锐地看到了类书对初唐诗风的切实影响。

后来学者多有深化，并延展到类书与科举考试的关系等问题。如张涤华《类书流别》云：“迨乎科举之盛，士子据以为射策之资。射策则记览之博，翰墨之华，咸所重视，故事文兼采之体，终乃应运以起。”[1]22本文将类书作为一种特殊“选本”，从类书编撰家的选诗和编撰家兼诗人的作诗两个角度分析类书传播对初唐绮靡诗风的影响。

3.1 类书家对先唐诗歌类书传播的“把关”

从现存类书看，隋初的《北堂书钞》，虽然以“事”为主，但还是随“事”引证了诗歌260余首。《艺文类聚》《初学记》将“事”与“文”兼录，选录了更多的诗歌作品，使这些类书具有了“选本”的意义。至于哪些诗入选，哪些诗不入选，是整首诗入选，还是摘句入选等问题，一是看类书体例编排的要求，二是看类书编撰家的审美趣尚。一个时代类书编撰家编选的共同审美趣尚，则能大体反映该时代诗歌的时代精神。

《北堂书钞》多引曹魏和西晋诗歌，傅玄、曹植、应璩、张华、陆机等人作品最多。傅玄、曹植、张华、陆机等人的诗歌在用典和词藻方面都是比较典型的，从中反映出《北堂书钞》追求事典和辞华的审美倾向。

我们再看《艺文类聚》《初学记》这两部官修重要类书的选诗情况。2《艺文类聚》引南朝文人244人、两晋文人215人，共引两晋六朝文人459人，占全书总数的63.1%；《初学记》引六朝文人371人，占全书总数的48.7%，其中南朝文人占26.8%。两晋及南朝的文人引用数，在《艺文类聚》和《初学记》中的比例均最高。[21]《初学记》收录诗歌共1019首，涉及诗人319位，其中初唐89人296首、梁代64人253首、隋43人149首、陈24人87首。个人诗歌选录数量十首以上者，初唐分别为唐太宗、虞世南、李百药、杨师道、沈佺期、苏味道和上官仪等七人，隋代为江总、隋炀帝、薛道衡和萧悫四人，梁代为简文帝、沈约、孝元帝、庾肩吾、刘孝绰五人，陈代为张正见、阴铿两人，其它朝代十首以上者还有谢灵运、谢眺、庾信等人。

从个人诗歌的选录数量看，唐太宗65首、梁简文帝萧纲39首、沈约32首、北周庾信27首、陈张正见27首、隋江总27首、梁元帝萧绎24首、虞世南22首。[22]关于南朝诗风，李鄂上书中有一段经典概括：“江左齐梁，其弊弥盛，贵贱贤愚，唯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兢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7]1544有关萧纲、沈约、庾信、江总等南朝诗人的诗风，《隋书》等文献也多有论及。如《隋书·文学传序》曰：“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7]1730《陈书·江总传论》载：“总，好学，能属文，于五言七言尤善；然伤于浮艳，故为后主所爱幸。”[23]347

《艺文类聚》成书于唐初，对初唐诗歌偶有选录，但数量很少，而《初学记》作为王子们学诗缀文的检事参考书，又成书于盛唐初期的开元年间，因此，对初唐诗歌选录较多。3从《艺文类聚》和《初学记》的选诗载文的倾向看，南朝讲究对偶、重视辞华的新体诗是最多的，体现了唐初类书编撰家对南朝绮靡诗风主观态度上的认同。

当然，这种认同是建立在初唐帝王对南朝诗风的积极倡导，以及南朝宫体诗在初唐继续盛行的时代风气基础上的。唐太宗李世民的诗歌大多是延续齐梁遗风的宫体诗，唐太宗谓侍臣曰：“‘朕戏作艳诗。’虞世南便谏曰：‘圣作虽工，体制非雅。上之所好，下必随之。此文一行，恐致风靡。”[14]41这则文献从侧面反映了唐太宗的诗歌风格和审美好尚。《新唐书·文艺传》赞曰：“唐兴，诗人承陈隋风流，浮靡相矜。”[11]5738这些论述均指出了唐初诗坛的整体风气还是南朝浮靡诗风的延续。

初唐诗风与先唐诗歌类书传播的关系，可以从传播学角度进行考察。在传播学立场上，我们从《艺文类聚》和《初学记》的选诗情况看到，在初唐100余年的时间里，南朝新体诗的传播是最多的，特别在唐代宫廷文人中最流行。这种状况与类书编撰家在编撰实践中的把关有密切关系。由于类书编撰家的选择把关，其它很多先唐诗歌作品被《艺文类聚》《初学记》等类书拒之门外，被拒之门外的作品就没有办法被初唐文人接受，至少不能从这些类书中接受，而这些类书对初唐文人缀文作诗的作用是最直接的，影响也是最大的。相反，被选入《艺文类聚》《初学记》那些南朝新体诗则因类书编撰家的认可和编选，被初唐宫廷文人广泛接受，成为其缀文作诗时选事、择对、用辞的直接参考，自然会对当时诗坛风气产生直接影响。如王昌龄曾说：“凡作诗之人，皆自抄古人诗语精妙之处，名为随身卷子，以防苦思。作文兴若不来，即须看随身卷子，以发兴也。”[24]290他说的随身卷子，当是一些可以随身携带的小型类书。作为官修类书，《艺文类聚》《初学记》等对于帝王及王子们作诗来说，与一般文人的这些随身卷子具有同样的作用。而且《艺文类聚》《初学记》等类书对帝王和宫廷文人诗文创作的指导更具有专业性，其庞大的规模和丰富的素材对诗文创作的参考价值更大。

3.2 类书家对初唐诗歌创作的“意见领袖”作用

奉诏编撰类书的这些类书家们，一般都是那个时代最博学，并在诗文创作领域有较高声望的人。如编撰《北堂书钞》的虞世南，《大唐新语》载：“太宗尝出行，有司请载书以从。太宗曰：‘不须。虞世南在，此行秘书也。’”[14]117在初唐，许多诗人都参与过类书编撰。如房玄龄、魏徵、杨师道、刘伯庄、褚遂良、姚思廉、崔行功等人编撰《文思博要》；许敬宗、孟利贞、郭瑜、顾胤、董思恭等人编撰《瑶山玉彩》；许敬宗、李义府等编撰《累璧》；李峤、徐彦伯、张说、沈全期、宋之问、薛曜、王适、徐坚、元希声、刘知几、刘允济、崔融等人编撰《三教珠英》；张说、徐坚、韦述、余钦、施敬本、李锐、孙季良等编撰《初学记》；等等。这些类书的编撰几乎囊括了太宗、高宗、武后三朝大多数宫廷文人和当时的著名诗人。

这些类书家的编撰实践活动，既培养了他们的文史修养和类书知识，也养成了他们的类书思维。如虞世南《飞来双白鹤》，其中“飞来双白鹤”“顾步已相失”“裴回各自怜”等句，出自《艺文类聚》卷九十选录的《古诗》“飞来白鹤”“妻卒被病，不能相随”“五里返顾，六里徘徊”等诗句。“危心犹警露”源自《艺文类聚》同卷引周处《风土记》：“鸣鹤戒露，此鸟性警，至八月白露降，流于草上，滴滴有声，因即高鸣相警，移徙所宿处，虑有变害也。”[4]1564虞世南《蝉》诗，几乎每一句都可以从《艺文类聚》卷九十七“虫部”找到根据：首联“垂緌饮清露”、颔联“流响出疏桐”两句源自《艺文类聚》引张正见《寒树晚蝉疏》“声疏饮露后”“朔吹犯梧桐”两句诗歌；颈联“居高声自远”源自同部引曹植《蝉赋》“栖高枝而仰首，漱朝露之清流”两句；尾联“非是藉秋风”则源自同部引张正见《寒树晚蝉疏》末句“寂寞尽秋风”。

唐太宗《赋得弱柳鸣秋蝉》何尝不是如此：诗歌首联“散影玉阶柳”源自《艺文类聚》引张正见《寒树晚蝉疏》“寒蝉噪杨柳”、卢思道《听鸣蝉》“群嘶玉树里”；颔联“含翠隐鸣蝉”化自同部引曹植《蝉赋》“隐柔桑之稠叶”、傅咸《黏蝉赋》“翳翠叶以长吟”；颈联“微形茂叶里”出自同部引卢思道《听鸣蝉》“轻身蔽数叶，哀鸣抱一枝”；尾联“乱响出风前”也出自卢思道《听鸣蝉》“长风送晚声”“流乱把还续”。

唐太宗《咏烛二首》：“九龙蟠焰动，四照逐花生，即此流高殿，堪持待月明。”“焰听风来动，花开不待春，镇下千行泪，畏是为思人。”其中“焰”“花”“人”意象和“动”“照”“持”等动词，与《艺文类聚》卷八十引梁元帝《古意咏烛诗》在用词和思想主题方面具有很大的类似性。显然，唐太宗《咏烛》诗在立意和用词字上参考了梁元帝《古意咏烛诗》。这也许是《艺文类聚》这部官修类书给唐太宗提供了便利。又如参与《瑶山玉彩》编撰的董思恭，目前存诗仅19首，其中《咏日》《咏月》《咏星》《咏风》《咏云》《咏雪》《咏露》《咏雾》《咏虹》《咏桃》《咏李》《咏弓》《咏琵琶》等13首诗歌，与《艺文类聚》等类书的天部、果部、军器部、乐部等部类的细目存在对应关系，前九首都集中在天部，而且他的诗歌多由丰富的典故和繁杂的词藻堆砌而成，存在明显的类书影子。

由于唐太宗等帝王的特殊身份，以及类书编撰家的广泛社会影响，作为当时诗坛的“意见领袖”，他们创作的这些“类书式的诗”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进一步促进了初唐宫体诗的盛行。致使诗歌创作日益趋向学术化，诗人们形成一种普遍的审美倾向，即优秀的诗歌首先应该使人感受到词汇的雅致和内涵的深厚。因而，诗歌中是否有佳句成为衡量一首诗歌优劣的标准。诗人们借助类书，学习钻研诗句结构、典故运用、词藻搭配等诗歌创作的技巧，成为初唐诗歌创作的一代之风气。

4、诗歌类书传播对中国古代摘句批评的意义

因类书的体制所定，诗歌在类书中的传播是以“摘句传播”为主的，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类书，诗歌“摘句传播”的特点更为鲜明。诗歌类书传播的这一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着诗人专心于名句的锤炼，忽视诗歌整篇的立意构思。六朝诗歌发展史上出现的诸多诗人“有名句而无名篇”的现象与诗歌作品在类书中摘句传播有一定的关系。在诗歌批评史上，中国古代诗话中的“摘句式批评”，显然在接受方式与思维模式上都一定程度受到诗歌类书摘句传播方式的影响。

4.1 先唐诗歌类书传播与诗歌“摘句”批评的兴起

摘句批评是指在诗文批评活动中，批评家往往“摘取”诗文作品中一句或数句进行重点评赏，并习惯于将这些重点诗句体现出来的艺术风格和美学特征作为某位诗人总的艺术个性，是典型的以局部代替整体的批评方式。

摘句批评作为文学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当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独立于经学后开始兴盛起来的。此期先继出现的诗文批评著作，如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挚虞《文章流别论》、钟嵘《诗品》、刘勰《文心雕龙》等，就是其重要证据。萧子显《南齐书》载：“若子桓之品藻人才，仲治之区判文体，陆机辨于《文赋》，李充论于《翰林》，张眎摘句褒贬，颜延图写情兴，各任怀抱，共为权衡。”[25]907此处的“摘句褒贬”正是诗文的“摘句”批评活动。钟嵘《诗品》“摘句褒贬”的具体事例很多，如《诗品序》所举“古今胜语”：“‘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26]98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六朝诗歌“摘句”批评的典型范例。

魏晋南北朝时期兴起的“摘句”批评，自然与那个时代诗歌追求偶对、讲究辞华等创作风气有关。若从魏晋南北朝类书编撰兴盛、诗歌类书传播广泛的事实看，其时的诗歌类书传播对诗歌“摘句”批评风气的形成也是有很大影响的。4由于诗歌类书传播的广泛，当时文人要经常翻检类书进行诗文创作，自然对类书中选录的诗歌十分熟悉，不仅熟悉类书中的诗歌题材、主题和风格特征，更是对类书中的“摘句”烂熟于心。类书中的那些“摘句”较之一般文集和选本诗歌而言，其被作诗者所接受的机会更多，也更直接。在长期的诗歌创作实践中，类书诗歌的特点和“摘句”，被诗歌创作者和批评者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并被逐渐内化为一种思维模式。诗歌“摘句”批评当是在魏晋六朝时期以类书为借鉴的诗歌创作与接受批评实践活动中逐渐兴起的。

4.2 先唐诗歌类书传播与诗歌“摘句”批评标准的确立

“摘句”批评重在评赏诗歌中的“佳句”，魏晋南北朝文献中有关“佳句”评赏的记载，说明在“摘句”批评实践中，已经逐渐形成了以“佳句”为标准的诗歌“摘句”批评的诗学价值观念。如《晋书·孙绰传》载，孙绰尝作《天台山赋》，初成，示友人范荣期，“每至佳句，辄云：‘应是我辈语’”[27]1544。《世说新语》载：“谢公因子弟集聚，问《毛诗》何句最佳？遏称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公曰：‘訏谟定命，远猷辰告。’谓此句偏有雅人深致。”[28]235又《世说新语》载王孝伯摘录古诗中“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一句，认为“此句为佳”[28]278。《梁书·王筠传》载：沈约“制《郊居赋》，构思积时，犹未都毕，乃要筠示其草……次至‘坠石磓星’，及‘冰悬埳而带坻’，筠皆击节称赞。约曰：‘知音者希，真赏殆绝，所以相要，政在此数句耳。’”[29]485又如钟嵘《诗品》评谢灵运诗是“名章迥句，处处间起”[26]91，谢眺“奇章秀句，往往警遒”[26]180，虞羲是“句句清拔”[26]303。

4.3 先唐诗歌类书传播与诗歌“摘句”批评范式的形成

魏晋南北朝所兴起的诗歌“摘句”批评，通过有唐一代诗歌类书传播的涵养、浸润和强化，到唐宋时期已经成为中国诗歌批评的一种重要范式。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钟嵘《诗品》、唐代类书《艺文类聚》《初学记》和宋代诗话有关摘句的比较得到说明。

钟嵘在《诗品》中摘录并高度推崇的诗歌“佳句”，在后代的诗话作品中多有摘评。略举数例以说明，如“思君如流水”，《石林诗话》《艺苑卮言》《乐府古题要解》《四溟诗话》等均有收录赏评；“明月照高楼”，《乐府古题要解》《艺苑卮言》《对床夜语》《岁寒堂诗话》等诗话有收录赏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石林诗话》《唐子西文录附录》《韵语阳秋》《沧浪诗话》《巩溪诗话》中有收录赏评。钟嵘《诗品》未摘录赏评的诸多“佳句”，后代诗话作品中多有收录赏评，如古诗《青青河畔草》中的几句诗歌，《诗式》《沧浪诗话》《对床夜语》《艺苑卮言》中都有收录赏评；如谢眺《晚登三山望京邑诗》“澄江静如练”，《唐子西文录附录》《韵语阳秋》《岁寒堂诗话》《艺苑卮言》中都有收录。这种现象说明，钟嵘《诗品》中的“摘句”批评方式不仅为后代诗话类诗歌批评著作所采纳接受，而且将之发扬光大，使之成为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诗歌批评范式。

将历代诗话中选录评赏的诗歌“佳句”与《艺文类聚》《初学记》选录的诗歌进行比较发现，历代诗话中重复收录评赏的历代诗人的“佳句”，往往都被《艺文类聚》《初学记》两部类书所收录，这应该不是巧合。而是因为被《艺文类聚》《初学记》等类书收录的这些诗歌，因其在文人诗歌创作实践中的反复参考、翻检和学习，其在文人中得到了比较广泛的传播和认可；也在诗歌批评实践中不断地被关注，并通过诗歌批评，从这些类书的“摘句”诗歌中提炼出“佳句”以作为一种诗风或者某个诗人的创作特色。这种批评的过程也是使类书诗歌不断地被经典化的过程。其经典化的基础是读者和批评家在阅读接受中的选择和提炼。《艺文类聚》《初学记》等类书的传播正好为读者和批评家的接受提供了条件。因此，可以说中国古代诗歌“摘句”批评范式在唐宋时期得以形成，诗歌的类书传播在一定程度上为其提供了某种基础性条件。

5、结语

诗歌的类书传播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产生的一种重要而特殊的诗歌文本传播方式。相对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歌的口头传播、石刻传播和选集、别集传播而言，诗歌类书传播具有其特殊性，在主题和内容上总是依附于类书的类目，以类相从，而不是按照诗歌内容的自身逻辑编排；在诗歌形式和篇幅上，往往是根据类书的事类“摘句”选录。这种特点导致类书中的诗歌多是片段式的“摘句”，选录的诗歌往往缺乏完整性。正是因为类书诗歌的这些特殊性，使得文学史研究领域对之重视还不够。其实，由于类书特殊的功能和文人使用类书的特殊目的，诗歌的类书传播方式对特定时期文学创作风气产生过重要影响，同时对中国诗歌批评方式的形成也具有重要的意义。类书诗歌的意义，远不止于诗歌文献的辑佚，应将之放在整个文学发展史、文学批评史和文化思想史视野中进行深入研究。可喜的是近年来已经有一批学者开始从这些角度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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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杜台卿:《玉烛宝典》按月编撰,共十二卷,钟肇鹏《古籍丛残汇编》(第1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缺第九卷,实存十一卷｡

2､本文主要讨论先唐诗歌类书传播与初唐诗风关系,白居易《白石六贴》产生于中唐,无关初唐诗风,故此处仅考察《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和《初学记》选诗情况｡

3､关于《初学记》成书时间有下列四则文献记载:其一,《唐会要》载“十五年五月一日”;其二,《南部新书》载“开元十三年五月”;其三,《集贤注记》载“开元十六年正月”;其四,《承明集》载“开元十四年三月”｡综合诸家之说,定其成书于开元十四年前后较为可取｡

4､曹文彪《论诗歌摘句批评》一文从诗歌创作对“佳句”的追求､中国古代诗歌特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和审美文化等五个方面分析了“摘句批评”形成的原因,而类书传播对“摘句批评”的作用未予论及｡参见《文学评论》1998年第1期｡

吴大顺,王志颖.先唐诗歌的类书传播及其文学史意义[J].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6(0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