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曲阜孔庙坐落于曲阜城内，是祭祀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的祠庙。曲阜孔庙又称“阙里至圣庙”，孔子死后第二年（前478），鲁哀公将其故宅改建为庙。此后历代帝王不断加封孔子，扩建庙宇，已发展成为中国面积最大、等级最高的孔庙。现存建筑群绝大部分是明、清两代修建的，规模宏大，共九进院落，占地约200亩（14万平米），南北长1130米。

儒学在我国古代文化中占据着核心地位，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自宋以来，儒学祭祀仪式便已具备规制，而祭器作为重祭礼施行的重要媒介，也逐步形成了相应的体制。清初，随着国势逐步稳定，清朝统治者大力修缮文庙，复兴儒学，铸造文庙祭器。曲阜孔庙雍正八年祭器便是其中的一批重要器物。

一、曲阜孔庙雍正八年祭器

曲阜孔庙雍正八年（1730）祭器，包括铜铏6件、爵25件、簋21件、簠21件、豆81件。现藏曲阜市孔子博物馆。

1. 铜铏

6件。形制相同。子母口，深腹，两侧附狮形耳。平底，下承三山形矮足。盖弧隆，顶有三枚山形钮。器口至腹部饰藻纹、雷纹和龟贝纹，盖饰藻纹、雷纹、菱形万字纹，盖顶饰云纹，中为涡纹，盖钮与足均饰云纹。器口沿正中铸“大清雍正庚戌年造”铭文。通高26厘米，口径16.3厘米[图一]。

2. 铜爵

25件。形制相同。流口较长，截面呈大半圆弧的元宝形。流口中立双柱，伞形柱帽，柱帽上饰涡纹。圆筒形腹，腹侧设一龙形鋬。圜底近平，三棱锥形足，下端渐收且逐渐外撇。腹部饰一周雷纹衬地的变形兽面纹。口沿处铸“大清雍正庚戌年造”铭文。通长20.8厘米，通宽9.3厘米，通高25.3厘米[图二]。

3. 铜簋

[图一]清雍正八年铜铏

[图二]清雍正八年铜爵

[图三]清雍正八年铜簋

21件。形制相同。器体呈椭圆形，子母口，腹微鼓，附龙形双耳。平底，椭圆形圈足。椭圆盘形盖，盖顶有四猫形耳钮。腹部饰雷纹、几何纹、瓦棱纹，足饰波曲纹、星云纹和重环纹等。盖面纹饰与腹部相同，盖顶饰云龙纹，外环一周雷纹。器口沿处铸“大清雍正庚戌年造”铭文。通高23厘米，口径23.1厘米×18厘米，底径19.5厘米×15.2厘米[图三]。

4. 铜簠

21件。形制相同。器呈长方形，口外侈，腹下收，腹侧一对环形耳，四矩形矮足。上有盖，盖与器身形状相同，附二环形耳，盖顶边饰山形钮。器腹饰重环纹、变形夔龙纹，足饰雷纹、云纹，盖饰变形夔龙纹。器内底铸“大清雍正庚戌年造”铭文。通高20厘米，口径26厘米×20.5厘米，底径20.5厘米×16.4厘米[图四]。

5. 铜豆

81件。形制相同。子母口，鼓腹，粗柄，柄下部一周宽圆凸起，高圈足，圈足下部外侈，有裙边。盖隆，顶有索纹钮，盖与器扣合后呈扁球形。腹部饰如意纹、重环纹，柄饰鳞纹，足饰波曲纹，盖饰鳞纹、重环纹。豆盘内底铸有“大清雍正庚戌年造”铭文。通高26.2厘米，口径15.2厘米，底径14.7厘米[图五]。

[图四]清雍正八年铜簠

[图五]清雍正八年铜豆

孔子博物馆藏的这批“大清雍正庚戌年造”祭器，与雍正八年秋八月曲阜孔庙举行的祭典一事有关。《清史稿》志五十九记载：“雍正二年，曲阜庙灾，遣官诣阙里祭慰，敕大臣重建，并令阙里司乐遣人赴太常习乐舞，冠服悉准太学式为之。八年，庙成，黄瓦画栋，悉仿宫殿制。凡登、簋、簠、铏、笾、豆、尊、爵，颁自上方。勒碑如故事。特诏皇五子往祭。”1《皇朝通志》卷四十一“阙里祀典”条也载：“雍正八年……是年重修圣庙，工竣，遣皇子及郡王一人往祭，崇圣祠亦同行礼，颁发祭器于阙里。凡祭铏、簠、簋、笾、豆、尊、爵，均依照经图旧式，范铜为器。俾藏诸圣庙，永为世守。”2雍正二年（1724），因曲阜孔庙遭雷击发生大火，雍正帝派专人前去曲阜慰问祭奠，并由朝廷拨款，重新修建阙里：“特发帑金，命大臣等督工修建。凡殿庙制度规模，以至祭器仪物，皆令绘图呈览，朕亲为指授。”3为了加快工程进度，调集了十二个府、州、县令督修，历时6年，共用帑金十五万七千六百两有奇4。此次除维修、重建外，还添建了乐器库、雍正修庙和皇子遣祭两个碑亭。同时提高了孔庙规格，“正殿用黄瓦，两庑用绿瓦，以黄瓦镶砌屋脊，圣像选内府匠人用脱胎法装塐。定大门名曰‘圣时’，二门曰‘宏道’”5。雍正八年秋八月各工告成，遣皇五子祭先师阙里、郡王祭崇圣祠，并颁发登、簋、簠、铏、笾、豆、尊、爵等祭器。致祭礼仪则与康熙三十二年（1693）同：“皇子诣阙里告祭。祭日，具蟒袍补服，于杏坛上行礼。随往大臣侍卫及守土官、衍圣公五氏子孙有官职者，咸于杏坛下陪祀。”6

据《孔府档案》记载：“雍正十年三月十八日赍送钦颁匾对供器等件……至圣先师正位：帛匣一件、爵三件、登一件、铏二件、簠二件、簋二件、笾十件、豆十件。东西四配：帛匣四件、爵十二件、铏四件、簠八件、簋八件、笾三十二件、豆三十二件。东西十一哲：帛匣二件、爵十一件、簠十一件、簋十一件、笾四十四件、豆四十四件。”7其中铜爵26件、登1件、铏6件、簠21件、簋21件、笾86件、豆86件之数，与孔子博物馆藏的这批“大清雍正庚戌年造”祭器数量（铏6件、爵25件、簋21件、簠21件、豆81件）基本吻合，所不同者，后者不见登、笾，爵的数量少了1件，豆则少了5件。综合分析，这批“大清雍正庚戌年造”祭器即为雍正帝所亲赐的孔庙祭器，其铸造时间则在雍正八年。至于现存祭器实物与档案记载的数目有所出入，不排除在使用、流传过程中损坏、散佚的可能。

二、清代前期的文庙祭祀礼仪

汉高帝十二年（前195），刘邦自淮南过鲁，以“大牢祠孔子”，此为文庙祭祀之始。文庙祭祀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重视，清朝统治者出于异族身份的政治敏感性，对之尤其重视。清王朝入主中原后，统治者为了体现政权的正统性，加强对汉人的道统统治，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兴办儒学教育，推崇孔孟之道，其中尤以雍乾两朝为甚。纵观康雍乾三朝，孔子地位逐步提高，其道统控制一脉相承。自入关以来，清朝统治者多次亲临曲阜祭孔，这是历史上鲜有的。特别是雍正时期，出现了全国范围内的孔庙祭祀文化，更与统治者力图证明正统、不断修改孔庙祭祀文化有关8。

清初，以京师国子监为太学，立文庙。文庙祭祀的主祀为孔子，但从祀制度经过反复规范、修整，尤以雍正朝为甚。从祀初成于魏，经唐代完善，至宋确立“四配十哲”的祭祀体系。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升朱子为第十一哲。雍正即位，对文庙从祀制度进行了大量改革，从祀标准一直处于变更状态。“雍正元年，奉圣旨颁布文庙崇祀先儒位次”9。雍正二年（1724）六月，“圣谕云有旧缺而今宜增者，臣等公同详考先儒事寔，请增入两庑从祀者共十八人”10。乾隆三年（1738），升有子为第十二哲。至此，方始有“四配十二哲”。

清代文庙释奠礼仪分为皇帝亲诣和遣官致祭两种，顺治二年（1645）确立释奠日期是每年的春秋上丁日。清代对文庙释奠礼所用祭器的种类和数量有明确规定：“祭器，圜丘正位，爵三，登一，簠、簋二，笾、豆十，篚、俎、尊各一，配从同。……先师正位视圜丘，惟用铏二。四配视正位，惟用笾、豆八，无登。十二哲位，各爵三，铏一，簠、簋一，笾、豆四，篚、俎、尊共享二。两庑二位同案，位一爵，凡献爵六，共篚二，尊、俎俱各六，簠、簋各一，笾、豆各四。视学、释奠同。”11

释奠品物位次为：先师位南向北，案近北设爵三，置以坫。次为镫二，中为鑪（炉）。再次为登，实以太羹。登左右为铏，实以和羹。登之南为簠二、簋二，簠实以黍稷，簋实以稻粱。簠之左列笾十，三行，各盛以形盐、槀鱼、枣、栗、榛、菱、芡、鹿脯、白饼、黑饼；簋之右列豆十，三行，各盛以韭菹、醓醢、菁菹、鹿醢、芹菹、兔醢、笋菹、鱼醢、脾析、豚胉。簠簋之南为篚，实以帛。笾豆案之南为俎一，太牢居中，羊豕列左右。俎之南为香烛案，其右为祝案。香烛案东西各置尊案一，每案上三尊。

四配位东西向，共四案。每案设爵三，前为铏二，其次簠、簋各二，左右列笾八、豆八。簠簋之前为篚。案之前为俎，列以羊豕。俎前为香烛案。

十二哲位东西各六案。每案设供爵一，次以香烛，鑪（炉）一，镫二。其次为铏，铏之前左为簠一，实黍；右为簋一，实稷。簠之左列笾四，实形盐、枣、栗、鹿脯；簋之右列豆四，实菁菹、鹿醢、芹菹、兔醢。东西哲各设俎一，左羊右豕。俎之前为香帛案，设献爵三，鑪（炉）一，镫二，帛一。

两庑二位共一案，东庑之案三十二，西庑之案三十一。每案设供爵二，其次香烛。前为簠簋各一，簠之左为笾四，簋之右为豆四，实如哲位。东西庑各设俎三，列以羊豕。俎前为香帛案，设帛一，献爵三，鑪（炉）一，镫二12。

曲阜孔庙既是家庙，也是国庙，是由朝廷委派孔氏衍圣公（朝廷命官）来管理，并由国家出资修缮的专为祭祀孔子的国家级礼制性庙宇。作为国庙性质的孔庙，全国只有曲阜孔庙和北京孔庙两座。在古代中国，作为国庙性质的孔庙是国家的一种精神象征13。

曲阜孔庙每年举行的释奠礼，除皇帝亲祭或遣官致祭外，例有衍圣公主祭孔子、四配，属官分祭十二哲、先圣、先儒、宗庙等[图六]。祭祀典礼名目众多，规格不一，对祭品、祭器的需求量很大，花费极高。“阙里文庙，有事祭告，具前祭告篇。春、秋致祭同太学”14。祭祀使用的礼器除了本庙自造与地方助造外，还主要接受来自朝廷的赞助。清代朝廷赞助的礼器除了这批雍正八年祭器外，乾隆时期也曾多次颁赐阙里祭器15。

[图六]清孔令贻《圣门礼志》释奠品物陈设图

三、雍正八年祭器的样本与图式

汉唐以降，儒生以笾豆组合为祭器之根本。《尔雅·释器》曰：“竹豆谓之笾。”《论语·述而篇》皇疏云：“竹曰笾，木曰豆。豆盛菹醢，笾盛果实，并容四升。”典籍所载笾、豆的形制基本相似，唯笾为竹制。宋元时期的祭器组合以笾豆为主，簠簋次之。《周礼·地官·舍人》云：“凡祭祀，共簠簋。”郑注：“方曰簠，圆曰簋，盛黍稷稻粱器。”铏出于《周礼·天官·亨人》：“祭祀，共大羹、铏羹。”《三礼图》聂崇义案：“铏是羹器，即铏鼎也。……据羹在铏则曰铏羹，据器言之则曰铏鼎。”16三代铜器却鲜有以此自名者，应是唐宋以来使用的新词汇17。爵，《说文解字》言：“所以饮器象爵者，取其雀鸣之义。”宋人《博古图·总说》则言：“爵则又取其雀之象，盖爵之字通于雀。”但言爵的器形与雀有关，并无充足的根据，因此自《博古图》体系的祭器得以推行以来，爵的形体特征基本是三足、长流、双柱18。

《皇朝通志》云雍正八年阙里祭器“均依照经图旧式，范铜为器”，可知这批祭器的铸造有样本可循。案，清初沿明旧制，坛庙祭品遵古制。明代国朝祭器的主要礼器图式，为洪武二年（1369）成书的《大明集礼》，其中有“释奠文宣王”章及释奠正位陈设图等，礼器图则为皇家的宗庙祭器而画19。比照该书，可知雍正八年祭器中的簠、簋、爵、豆与图式的器制基本接近，但铏的差别较大。相对而言，雍正八年祭器的样式与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撰修的《阙里志》礼器图中的器型更为接近20。作为标准化礼器的形制、纹饰图稿，该礼器图式在多种版本的《阙里志》礼器图中皆可见到[图七]21。更为重要的一点是，《阙里志》礼器图还备有详细的尺寸，而这些尺寸与雍正八年祭器实物的尺寸有相当接近者。如礼器图载簠高七寸，爵高八寸三分、阔二寸九分；而雍正八年簠高20厘米，爵高25.3厘米、宽9.3厘米。按清朝营造尺1尺32厘米换算，则簠、爵尺寸基本接近，这恐怕不仅仅是巧合。

[图七]《阙里志》礼器图（万历三十七年刻本）

作为图像化的“阙里制度”，在孔弘幹续修的《阙里志·礼器说》中明言考自南宋朱文公三代遗法22。现存唯一有关朱熹释奠仪式最早的成书，是清代四库版一卷，书名为《绍熙州县释奠仪图》。在该书所见的十九种图式中，簠、簋、豆的基本形制、名称等皆同于《阙里志》礼器图，有立柱的爵，则在柱帽上做出二层外凸等的特征[图八]23。这种形制的爵，也见于元明石碑拓本，如广西桂林府学《释奠牲币器服图》元原石拓本爵、明正德版《成化新昌县志·礼器图》爵等，皆与朱熹有关24。验之于考古资料，则有四川大竹县出土的明弘治乙丑（1505）年知事刘永成造县文庙祭器铜爵，其立柱柱帽也有双层的特征等[图九]25，而这种特征不见于雍正八年爵器。

有意思的是，雍正八年祭器的样式，可与成书于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的《皇朝礼器图式》中的祭器图对应[图十]26。《皇朝礼器图式》内容分6部分，第一部祭器计2卷，所祭者有11坛2殿9庙，所用祭器分璧、琮、圭、爵、登、铏、簠、簋、笾、豆、篚、俎、尊等14类。乾隆帝因“考之前古，豆簋诸祭器，或用金玉以示贵重，或用陶匏以崇质素，各有精义存乎其间。历代相承，去古浸远……而祭器以瓷代之，惟存其名”，于乾隆十二年（1747）要求更换礼器的质地，《皇朝礼器图式》的绘制可视为乾隆帝对礼器礼仪改造的一个结果：“朕思坛庙祭品，既遵用古名，则祭器亦应悉用古制，以备隆仪。著大学士会同该部稽考经图，审其名物度数制作款式，折衷至当，详议绘图以闻。”27就雍正八年祭器来看，《皇朝礼器图式》中的部分祭器样式显然继承自雍正时期。

[图八]《绍熙州县释奠仪图》爵（四库本）副本

[图九]四川大竹县出土明弘治乙丑（1505）铜爵

[图十]《皇朝礼器图式》礼器图（乾隆己卯年武英殿刊本）

综上所述，雍正八年祭器极可能参照了《阙里志》等的礼器图，而这类图式承袭自南宋朱熹的《绍熙州县释奠仪图》，具有悠久的传统。此后这一祭器样式为《皇朝礼器图式》继承并固定下来，从而成为清代制作礼器的经典图谱。

注释

1､《清史稿》志五九《礼三》“至圣先师孔子”条,页2539,中华书局,1976年｡

2､(清)乾隆《皇朝通志》卷四一《阙里祀典》,四库本｡

3､(清)昆冈等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四三七《礼部·中祀·阙里祀典》,光绪二十五年(1899)内府刊本｡

4､转引自孔德平､彭庆涛､孟继新:《祭孔礼乐研究》页33,文物出版社,2009年｡

5､(清)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七,页144,《近代史中国史料辑刊》第二十二辑,文海出版社,1968年｡

6､前揭《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四三七《礼部·中祀·阙里祀典》｡

7､《孔府档案》第5108卷｡

8､杨春纯､布明虎:《清<文庙崇祀位次之图碑>考》,《东方博物》第66辑,中国书店,2018年｡

9､王轩､杨笃:《山西通志》第546册页110,中华书局,1990年｡

10､(清)《皇朝文献通考》卷二〇六,刑十二,页6701,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

11､《清史稿》志五七《礼一》,页2493｡

12､(清)乾隆《钦定国子监志》卷一八《礼六·月朔释菜需用祭品》,四库本｡

13､张晓旭:《历史上孔庙的称谓和类型》,《南方文物》2002年第4期“中国孔庙研究专辑”｡

14､《清史稿》志五九《礼三》,页2539｡

15､董喜宁:《孔庙祭祀研究》页203,湖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

16､(宋)聂崇义:《三礼图集注》卷一三,四库本｡

17､胡嘉麟:《宗祀与道祀:宋元时期的祭器礼仪——以浏阳文靖书院为例》,《东方博物》第65辑,中国书店,2017年｡

18､当然,《博古图》之后,聂崇义《三礼图》仍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形如鸟雀的爵也在祭祀仪式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直至清代,如湖南宜章黄诚珏及家人于清咸丰六年(1856)为供奉其先祖铸造的爵就是沿用《三礼图》系统｡参见陈建明主编:《复兴的铜器艺术——湖南晚期铜器展》图2.3,页77,中华书局,2013年｡

19､(明)徐一夔等:《大明集礼》,嘉靖九年(1530)内府刊本｡

20､(明)陈镐撰､孔弘幹续修:《阙里志》卷一《礼器图说》,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孔承业刻本影印本｡

21､(明)孔贞丛撰:《阙里志》卷一《礼器图》,明万历三十七年(1573)刻本｡

22､前揭(明)陈镐撰､孔弘幹续修《阙里志》卷一《礼器图》｡也见于(明)陈镐撰､孔胤植等增补:《阙里志》卷二《礼器图》,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明崇祯刻本清雍正增修本｡

23､(南宋)朱熹:《绍熙州县释奠仪图》,四库本｡

24､陈芳妹:《“与三代同风”:朱熹对“释奠仪式”的形成及影响》,《青铜器与宋代文化史》页197-207,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6年｡

25､余和平､邓章泉:《大竹出土明代铜器》,《四川文物》1994年第1期｡大竹县文物管理所:《大竹县出土的明代铜器》,《四川文物》2010年第4期｡

26､(清)福隆安､王际华等纂:《皇朝礼器图式》,乾隆己卯年(1759)武英殿刊本｡

27､《大清会典事例》卷四一五,中华书局,1991年｡

俞珊瑛,布明虎.曲阜孔庙雍正八年祭器研究[J].故宫博物院院刊,2020(08):73-80+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