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忌是封建王朝特定的本朝先帝、先后的逝世纪念日。国忌当天，朝廷要举行一系列的纪念活动，道观、寺院要启建道场，官员要参加国忌行香。“国忌行香，起于后魏及江左齐梁间，每然香熏手，或以香末散行，谓之行香”[1]41。国忌行香是皇家祭祀和佛、道相结合的礼仪制度，参加国忌行香是唐代官员的一项重要政治活动。随着帝王王位的更替，不同年代的国忌日亦不相同。

一、史料中的国忌

有关唐代国忌的史料主要保存在《唐六典》《续通典》佚文和敦煌文献中。目前学术界对于唐代的国忌日研究成果颇丰1，主要是以出土文献如敦煌文书中的国忌为研究中心，内容集中在三点：一是对史料中的唐代国忌日期进行详细分析，根据国忌日期推断出史料的产生年代；二是对国忌日中与史籍记载有出入的已故皇帝皇后的忌日进行具体分析；三是分析国忌日数与当时太庙神主数目的关系，这是唐代国忌研究的核心问题。不同年代的国忌日数都不尽相同，霍存福先生的《唐式辑佚》认为唐代国忌日数与同时期太庙内的神主数相对应[2]321-353。吴丽娱先生的《敦煌书仪与礼法》也持相同的观点，认为“国忌行香依据国家现行宗庙制度，体现最高权威，须官员百姓遵守执行。九庙玄宗时初定尚有宣帝、光帝等，皆见于天宝令式。但根据代宗以后的规定，唯太祖、高祖、太宗为不迁之主，其余则依昭穆顺序迁祔，保持九庙之数，成为唐后期祔庙的一个原则”[3]128。笔者不揣浅陋，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探讨唐代国忌日与太庙内神主的关系，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唐六典》中的国忌

《唐六典》卷四“祠部郎中员外”条保存有国忌日期。《唐六典》系开元十年（722）中书舍人陆坚被旨编修[4]1，成书于开元二十七年（739），因此其记载的国忌日期为玄宗朝开元年间的国忌日期。其国忌日期如下：

高祖神尧皇帝，五月六日。文穆皇后，五月一日。太宗文武圣皇帝，五月二十六日。文德圣皇后，六月二十一日。高宗天皇大帝，十二月四日。大圣天后，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宗孝和皇帝，六月二日。和思皇后，四月七日。睿宗大圣真皇帝，六月十日。昭成皇后，正月二日。皆废务。凡废务之忌，若中宗以上，京城七日行道，外州三日行道；睿宗及昭成皇后之忌，京城二七日行道，外州七日行道。八代祖献祖宣皇帝，十二月二十三日。宣庄皇后，六月三日。七代祖懿祖光皇帝，九月八日。光懿皇后，八月九日，皆不废务。六代祖太祖景皇帝，九月十八日。景烈皇后，五月六日。五代祖代祖元皇帝，四月二十四日。元真皇后，三月六日。孝敬皇帝，四月二十五日。哀皇后，十二月二十日。皆不废务，京城一日设斋。[4]126

可见开元年间的国忌日有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及皇后的忌日，追尊的献祖、懿祖、太祖、世祖及皇后的忌日，以及被追封为皇帝的太子———高宗之子李弘即孝敬皇帝及皇后的忌日。开元年间的国忌分为三种情况，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及皇后国忌时皆废务。行道是在道观、寺庙设立道场，睿宗与高祖、太宗、高宗、中宗四位皇帝和帝后在行道持续时间上有所不同。献祖、懿祖及皇后忌日皆不废务。太祖、世祖、孝敬皇帝及哀皇后忌日不废务，仅在京城设斋一日。

宗庙制度是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太庙中的神主数目一直是封建王朝的重要问题。《礼记·王制》云：“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大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大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大祖之庙而三。士一庙，庶人祭于寝。”[5]382对于七庙的解释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郑玄的一祖二祧四亲庙学说，一种是王肃的一祖六亲庙学说。由于经典的模糊性，天子七庙制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争论不断。任何一个王朝太庙内的神主数目随着皇帝的去世都处在不断的变化中，有的并不拘泥于七庙之数。

唐高祖时追封四亲庙，“武德元年五月，备法驾迎宣简公、懿王、景皇帝、元皇帝神主，祔于太庙，始享四室”[6]941。太宗时祔高祖和弘农府君李重耳的神主于太庙[6]943。高宗即位后，弘农府君神主迁到太庙西夹室，太宗神主祔庙。中宗神龙元年（705）太庙有七室。值得一提的是，李弘是唐高宗的第五个儿子，显庆元年（656）被立为皇太子，上元二年（675）猝死，死因不明。高宗追赠李弘为孝敬皇帝，谥“孝敬”。“（神龙元年六月）丁卯，祔孝敬皇帝神主于太庙，庙号义宗，非礼也”[6]140。李弘并未当过皇帝，孝敬皇帝祔庙并未得到大臣们的认可，景云元年（710）中书令姚元之、吏部尚书宋璟奏言：“……其太庙第七室，先祔皇昆义宗孝敬皇帝、哀皇后裴氏神主。伏以义宗未登大位，崩后追尊，至神龙之初，乃特令升祔。《春秋》之义，国君即位未逾年者，不合列昭穆。又古者祖宗各别立庙，孝敬皇帝恭陵既在洛州，望于东都别立义宗之庙，迁祔孝敬皇帝、哀皇后神主，命有司以时享祭，则不违先旨，又协古训，人神允穆，进退得宜。”[6]2830景云元年十月，孝敬皇帝神主迁出太庙，安置在东都义宗庙[7]117。孝敬皇帝神主从神龙元年六月祔太庙，至景云元年十月被迁出，一共不到六年的时间。中宗崩后没多久义宗迁出太庙。中宗神主祔庙后，太庙正好是七室。玄宗即位后，睿宗为太上皇，开元四年（716）睿宗崩，睿宗神主祔庙，中宗神主迁到太庙夹室。中宗神主迁到太庙夹室在朝野上下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主张迁毁中宗庙的一方认为中宗睿宗是兄弟，兄弟不相为后；主张迁回中宗神主的一方认为不能否认中宗的“中兴”之君的身份。开元十年六月玄宗下诏：“兄弟继及，古有明文。今中宗神主，犹居别处，详求故实，当宁不安，移就正庙，用章大典。仍创置九室，宜令所司择日启告移迁。”[8]424次年，追尊宣皇帝为献祖，将其神主重新列入太庙正室，封光皇帝为懿祖，把中宗神主迁回太庙正室[6]954。太庙是为九室。在编修《唐六典》的开元十年至开元二十七年，太庙正室内供奉的神主有献祖、懿祖、太祖、世祖、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及各自的皇后。按照礼制，只有神主在太庙本室内，神主忌日才是国忌日，夹室内神主的忌日不是国忌日。《唐六典》中的国忌日数是献祖、懿祖、太祖、世祖、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这九位皇帝和各自帝后的忌日，此外还有孝敬皇帝及皇后。《唐六典》中的国忌日数与此时太庙正室内的神主并不是严格的一一对应的关系，孝敬皇帝和哀皇后神主已经迁出太庙，但忌日仍然有纪念活动“京城一日设斋”。

（二）《唐天宝年代国忌、诸令式等表》中的国忌

敦煌文书P.2504《唐天宝年代国忌、诸令式等表》保存了国忌日期，文书中有关国忌的内容如下：

皇八代祖宣皇帝，讳熙，.；皇七代祖光皇帝，讳天锡，.；右件忌日，不设斋，不废务。皇六代祖景皇帝，讳虎，九月十九日忌；皇后梁氏，五月九日忌；皇五代祖元皇帝，讳丙，四月廿四日忌；皇后独孤氏，三月六日忌；右件日，设斋，不废务。皇高祖神尧皇帝，讳渊，五月六日忌；皇后窦氏，五月廿一忌；皇曾祖太宗文武圣皇帝，讳民，五月廿六日忌；皇后长孙氏，六月廿一日忌；皇高祖高宗天皇大帝，讳治，十二月四日忌；皇后武氏，十一月廿六日忌；皇伯考中宗孝和皇帝，讳显，六月二日忌；皇后赵氏，四月七日忌；皇考大圣真皇帝，讳旦，六月廿一日忌；昭成皇后窦氏，正月二日忌；右件忌日，京城七日行道，外一七日，并废务。章怀皇太子，二月廿七日忌；让帝，十一月廿三日忌；孝敬皇帝，四月廿五日忌；哀皇后裴氏，十二月廿一日忌；右件忌日，设斋废务。[9]587

《唐天宝年代国忌、诸令式等表》的国忌日期有追尊的献祖、懿祖、太祖、世祖及各自的皇后；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及各自皇后的忌日；章怀皇太子忌日；让帝忌日；孝敬皇帝及哀皇后忌日。比起开元年间的国忌，增加了章怀皇太子和让帝忌日。刘俊文先生认为该表是《天宝令式表》中的《祠部新式》，反映了天宝元年（742）至天宝十载（751）之间的国忌制度[10]。李贤是唐高宗第六子，上元二年立为皇太子，后被其母武则天逼迫自杀。睿宗即位后，追赠皇太子，谥曰章怀，立有章怀太子庙。李宪是睿宗长子，因其弟弟李隆基有平叛韦氏之功，把皇位让给李隆基。李宪去世后，唐玄宗追封他为“让皇帝”，“立庙于京城启夏门内立政坊”[11]439。章怀皇太子和让帝均未曾祔太庙。

天宝年间，太庙正室内供奉的神主有献祖、懿祖、太祖、世祖、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及各自的皇后。《唐天宝年代国忌、诸令式等表》的国忌日中，没有祔太庙的章怀皇太子和让帝的忌日，有已经迁出太庙的孝敬皇帝和哀皇后的忌日。《唐天宝年代国忌、诸令式等表》中孝敬皇帝和哀皇后的忌日要“设斋废务”，比起《唐六典》中的“京城一日设斋”，纪念活动反而更加隆重。

（三）《续通典》佚文中的国忌

北宋人宋白著《续通典》的佚文2里也有关于唐代国忌的材料。南宋人岳珂《愧郯录》卷一三“国忌设斋”条引用了《续通典》关于唐代国忌行香的佚文：

祖宗以景灵为原庙，每国忌用时王礼，集缁黄以荐时思焉。珂簿正大农，日尝随班行香。清晨，宰执率百官入班，定缁黄钟磬螺钹如法，僧职宣疏，斋僧道各二十五员，以为常制。珂按《续通典》，在唐已有之。高祖五月六日忌，胜业、会昌各设五百斋。太穆皇后窦氏五月二十一日忌，兴福寺、兴唐观各二百五十人斋。太宗五月二十六日忌，青龙、经行寺各五百人斋。文德皇后长孙氏六月二十一日忌，慈恩、温国寺各二百五十人斋。睿宗六月二十日忌，安国、西明寺各三百人斋。昭成皇后窦氏十一月二日忌，慈恩寺、昭成观各三百人斋。元宗四月五日忌，千褔寺、开元观各设三百人斋。元献皇后杨氏三月二十三日忌，资圣、化度寺各二百人斋。肃宗四月十八日忌，崇圣寺、昊天观各设三百人斋。章敬皇后吴氏正月二十二日忌，章敬寺、元都观各设三百人斋。代宗五月二十一日忌，圣兴、惠日寺各设五百人斋。睿真皇后沈氏十月二日忌，总持寺、肃明观各设二百五十人斋。德宗正月二十三日忌，庄严寺、光天观各设五百人斋。昭德皇后王氏十一月十一日忌，福寿寺、元真观各设五百人斋。然则唐制固甚侈，今几止二十之一。祖宗威神在天，要无取乎此，姑惟示存羊之意可也。然祝呗之词，颂台每付之常程，不复刊定，如“文武官僚，禄位常居”等语，要于宗庙，非所宜言，亦邻于俚云。[12]112

这段文字反映了长安的国忌行香制度，有详细的行香地点和设斋规模，国忌日有高祖、太宗、睿宗、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及其皇后一共七帝七后的忌日。聂顺新先生对其中的国忌日进行了详细考证，认为《愧郯录》所引这段《续通典》佚文“缺少顺宗忌日及相关仪制，适可证其反映元和元年（806）七月至元和二年（807）正月之间的长安国忌行香制度”[13]。

宝应二年（763），献祖、懿祖神主祧迁，玄宗、肃宗神主祔太庙[6]955。唐代宗时太庙内依然为九室，太庙正室内供奉有太祖、世祖、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宗、肃宗的神主及各自皇后。大历十四年（780）唐廷采纳颜真卿上书，确立太祖、高宗、太宗为不迁之宗[6]954。唐宪宗元和元年七月至元和二年正月，太庙中供奉有九庙帝后：太祖、高祖、太宗、睿宗、玄宗、肃宗、代宗、德宗、顺宗。《续通典》佚文中过的是七庙帝后的忌日，与当时太庙正室神主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没有太祖及皇后的忌日，也没有顺宗及皇后的忌日。

（四）《祠部新式第四》中的国忌

S.6537v《大唐新定吉凶书仪》中的《祠部新式第四》也有国忌日数：

高祖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忌五月六日。太穆顺圣皇后窦氏，忌五月廿三日。高3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忌五月廿六日。文德顺圣4后长孙氏，忌六月廿三日。肃宗文明武德大圣大广孝皇帝，忌四月廿八日。章敬皇后吴氏，忌廿5月廿二日。代宗睿文孝武皇帝，忌五月廿二日。睿真皇后沈氏，十一月二日。德宗神武孝文皇帝，忌正月廿三日。昭德皇后王氏，十一月一日。顺宗至德大圣大安孝皇帝，忌二月九日。庄宪皇后王氏，忌三月四日。宪宗元和圣文神武法天应道皇帝，忌正月廿七日。穆宗睿圣文惠6皇帝，忌正月廿二日。右件国忌日并废务、行香。自大和元年今上帝登九五，复令京城七日行香，外州府百7行香、行道。[14]197

《祠部新式第四》中有高祖、太宗、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八庙帝后的忌日。《大唐新定吉凶书仪》是唐代郑余庆（745—820）撰，“郑余庆尝采唐士庶吉凶书疏之式，杂以当时家人之礼，为《书仪》两卷”[15]632。S.6537v中的《大唐新定吉凶书仪》应为《书仪》的残卷，吴丽娱先生认为郑余庆“书仪的制作时间应在元和六至七年”[16]49，这个推断并无问题。在《祠部新式第四》中，出现了穆宗的忌日，而郑余庆去世时，穆宗尚在位，现存的敦煌S.6537v书仪内容仅有《年序凡例第一》《节候赏物第二》《公移平阙式第三》《祠部新式第四》《诸色笺表第五》《寮属起居第六》《典吏起居启第七》《吉书凡例第八》中的内容，因此S.6537v书仪应为后人根据时代所需有所损益的抄本残卷。文书中有“自大和元年今上帝登九五”，说明书仪的抄写时间最早是唐文宗大和元年（827）。国忌日中没有唐敬宗的忌日，说明抄写时间最晚是唐敬宗神主祔庙前。唐敬宗“大和元年七月十三日，葬于庄陵”[6]522。敬宗祔庙应是在下葬之后即大和元年七月十三日之后。一般皇帝神主的祔庙时间都赶在其忌日之前，如穆宗忌日是正月二十二日，《旧唐书·牛僧孺列传》有“敬宗即位，加中书侍郎、银青光禄大夫，封奇章子，邑五百户。十二月，加金紫阶，进封郡公、集贤殿大学士、监修国史。宝历中，朝廷政事出于邪幸，大臣朋比，僧孺不奈群小，拜章求罢者数四，帝曰：‘俟予郊礼毕放卿。’及穆宗祔庙郊报后，又拜章陈退”[6]4470。这则材料说明穆宗祔庙是在其去世当年即宝历元年（825）十二月的事情，这样正好第二年正月过穆宗国忌日。“宝历二年十二月，敬宗崩”[7]229。可以推测，敬宗祔庙应该是大和元年十二月之前。因此，敦煌S.6537v《祠部新式第四》的抄写时间为大和元年且在十二月之前。

元和元年七月，顺宗神主祔太庙，中宗神主迁祧[6]956。“自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四世祔庙，睿、玄、肃、代以次迁”[7]341。宪宗神主祔太庙后，睿宗神主迁入夹室，穆宗神主祔太庙后，玄宗神主迁入夹室。唐文宗大和元年，敬宗神主尚未祔庙，肃宗神主没有祧迁，太庙正室内神主和唐敬宗宝历年间相同，供奉着太祖、高祖、太宗、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九庙神主，此时太祖、高祖、太宗、肃宗、代宗、德宗、顺宗都有皇后祔庙，宪宗、穆宗已崩，但其皇后尚在世，因此太庙内没有宪宗皇后和穆宗皇后。当时的国忌日数应是太祖、高祖、太宗、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以及太祖、高祖、太宗、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各自皇后的忌日。《祠部新式第四》忌日与太庙正室内神主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没有太祖及皇后的忌日。《续通典》佚文和《祠部新式第四》都没有太祖及皇后的忌日，吴丽娱先生认为存在两种可能：“少太祖或因遗落，但也可能因其是远年之祖，属于忌日‘设斋不废务’而非书仪所说废务行香者，因此没有与其他诸帝列在一起。”[3]128

二、唐代立忌的原则

以上列举了四种完整且较为典型的唐代国忌史料，可以看出唐代国忌日数与同时期内的太庙神主数目不是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天子诸侯有太庙夹室，则祧主藏于其中。……横渠说三年后祫祭于太庙，因其祭毕还主之时，遂奉祧主归于夹室，迁主、新主皆归于庙”[17]3040。唐代太庙祧迁的神主，大都置于太庙夹室。如元和十五年（820）四月礼部奏：“准贞观故事，迁庙之主，藏于夹室西壁南北三间。第一间代祖室，第二间高宗室，第三间中宗室。伏以山陵日近，睿宗皇帝祧迁有期，夹室西壁三室外，无置室处。准《江都集礼》：‘古者迁庙之主，藏于太室北壁之中。’今请于夹室北壁，以西为上，置睿宗皇帝神主石室。”[6]958唐代太庙只有孝敬皇帝神主迁出太庙正室后没有放在太庙夹室，而是安置于义宗庙，但这是因为孝敬皇帝当初祔太庙有违礼制。不管神主安置在太庙正室（又称本室）还是太庙夹室，都是在太庙中，只有位于太庙正室的神主忌日才是国忌日。唐代国忌日数在以太庙正室神主数目为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还会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

（一）追谥太子和追谥皇帝的忌日

唐代以前就有太子谥现象，唐代太子谥现象普遍流行。所谓太子谥，就是生前有的被立为太子但没有即位即去世，有的不是太子，在死后追谥为太子。被追谥的太子神主没有当过皇帝，没有升祔太庙的资格。追谥的太子立有太子庙。开元初年，有隐、章怀、懿德、节愍四太子庙。天宝六载（747）太子庙增加到了七个，“天宝六载正月，诏：京城章怀、节愍、惠庄、惠文、惠宣太子，与隐太子、懿德太子同为一庙，呼为七太子庙，以便于祀享”[6]1011。但太子庙祭祀遭到了大臣的反对。早在开元三年（715），陈贞节就上言“王者制祀，以功德者犹亲尽而毁，四太子庙皆别祖，无功于人”[7]5693，认为太子与当朝皇帝关系疏远，且没有功德。上元二年（761），礼仪使、太常卿杜鸿渐提议：“让帝、七太子庙等，停四时享献，每至褅袷之月，则一祭焉。乐用登歌一部，时献俎樽之礼，则太庙一室之仪。”[11]383之后太子庙祭祀逐渐衰微。太子神主没有升祔太庙，但是《诸令式等表》中过章怀皇太子的忌日。

有唐一代曾经有四位皇子死后被追谥为皇帝，分别是孝敬皇帝、让皇帝、奉天皇帝、承天皇帝，追谥的皇帝还有皇后配享。孝敬皇帝、让皇帝前文已有说明。奉天皇帝李琮是玄宗长子，先后被封为许昌郡王、郯王、庆王，天宝元年兼太原牧。李琮在一次打猎中面部为豽所伤，这可能是其没有被立为太子的主要原因。李琮天宝十一载（752）薨，赠靖德太子。肃宗即位后，追谥其为奉天皇帝。承天皇帝李倓是肃宗的第三个儿子，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率皇族入蜀，李倓向父亲李亨进谏，建议其“收西北守边之兵，召郭、李于河北，与之并力东讨逆贼，克复二京，削平四海”[18]6976，后李亨在灵武称帝，是为肃宗。李倓能征善战，在平定安史之乱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后肃宗听信谗言，赐死李倓。代宗即位后，追赠李倓为齐王，追谥其为承天皇帝，神主祔于奉天皇帝庙。皇子被追谥为皇帝，不同于开国之初追封的皇帝。李弘被追谥为孝敬皇帝是因为颇受高宗宠爱，李琮被追谥为奉天皇帝可能是因为其为玄宗长子。李宪追谥为让皇帝、李倓追谥为承天皇帝，是因为对社稷有大功。四位追谥皇帝中，除了孝敬皇帝神主曾经短暂地祔太庙，其他均没有祔太庙。《唐六典》《诸令式等表》中过孝敬皇帝、哀皇后的忌日，《诸令式等表》还过让帝的忌日。

（二）皇后的忌日

根据古制，太庙内一位皇帝配享一位皇后。唐代皇帝除了睿宗的两位皇后昭成皇后和肃明皇后神主都迁祔太庙，其他皇帝神主均是配享一位皇后8。昭成皇后是玄宗生母，生前为德妃，肃明皇后是睿宗即位后就册封的皇后，二人在长寿年间被则天皇后所杀。起初，昭成皇后和肃明皇后的神主祀于仪坤庙。玄宗即位后，追尊生母昭成皇后为皇太后，后迁祔昭成皇后神主于太庙[6]951。《旧唐书》在提到昭成皇后祔庙时有：

贞节等又以肃明皇后不合与昭成皇后配祔睿宗，奏议曰：“礼，宗庙父昭子穆，皆有配座，每室一帝一后，礼之正仪。自夏、殷而来，无易兹典。伏惟昭成皇后，有太姒之德，已配食于睿宗；则肃明皇后，无启母之尊，自应别立一庙。谨按《周礼》云‘奏夷则，歌小吕，以享先妣’者，姜嫄是也。姜嫄是帝喾之妃，后稷之母，特为立庙，名曰閟宫。又《礼论》云，晋伏系之议云：‘晋简文郑宣后既不配食，乃筑宫于外，岁时就庙享祭而已。’今肃明皇后无祔配之位，请同姜嫄、宣后，别庙而处，四时享祭如旧仪。”制从之。于是迁昭成皇后神主祔于睿宗之室，惟留肃明神主仪坤庙。[6]951

昭成皇后因是玄宗生母，神主得以迁祔太庙，肃明皇后神主还留在仪坤庙。直至开元二十一年（733），玄宗迁肃明皇后神主祔睿宗室。对此《新唐书》这样评论：“其追赠皇后、追尊皇太后、赠太子往往皆立别庙，其近于礼者，后世当求诸礼，其不合于礼而出其私意者，盖其制作与其论议皆不足取焉，故不著也。”[7]342玄宗并非嫡出，其母昭成皇后是追封的皇后，《新唐书》的作者欧阳修显然是认为玄宗让自己的生母昭成皇后祔庙是出于私意，不合礼法。尽管肃明皇后神主祔太庙，却不过她的忌日。《唐六典》《唐天宝年代国忌、诸令式等表》《续通典》佚文的国忌日中，都不过肃明皇后的忌日。而唐代一些皇后没有祔太庙，忌日却是国忌日，如唐代宗皇后独孤氏，生前得盛宠，位至贵妃，大历十年（775）五月薨，追尊曰贞懿皇后。贞懿皇后神主没有祔太庙，忌日却是国忌日，“十月十六日忌”[11]31。唐玄宗贞顺皇后武氏，生前位至惠妃，生寿王瑁、盛王琦，咸宜、太华二公主，开元二十五年（737）十二月去世，没有祔太庙，“有司请以忌日废务，上皆不许之”[6]2178。贞顺皇后神主没有祔太庙，忌日也有成为国忌日的可能性。

（三）皇帝个人意志

唐宣宗大中十二年（858）“二月，废穆宗忌日”[7]251。《资治通鉴》大中十二年也有“二月，甲子朔，罢公卿朝拜光陵及忌日行香，悉移宫人于诸陵”[18]8068。光陵是穆宗的陵寝，胡三省注说明了原因“以陈弘志弑逆之罪归穆宗也”[18]8068。按照宗庙制度，只有太庙中有新的神主祔庙，才会有神主祧迁，并废除祧迁神主的国忌日。如“（元和）十五年五月，太常礼院奏：睿宗神主祧迁，其六月二十日忌，并昭成皇后十二月二日忌，准礼合废”[11]525。唐宪宗于元和十五年春正月崩逝，当年四月神主祔太庙，睿宗和昭成皇后神主迁出，按照礼制，其忌日也不再是国忌日。大中十二年为唐宣宗执政后期，此年并没有新皇帝神主祔庙，穆宗神主也并没有祧迁，因此宣宗废掉穆宗忌日不合礼法。

宣宗李忱是唐宪宗之子，但并不受父亲宠爱。宣宗之母郑氏出身卑贱，起先是镇海节度使李锜的侍妾，李锜谋反失败后，郑氏入宫做了郭贵妃的侍女，宪宗临幸后生下李忱。元和十五年正月宪宗崩，同年宪宗的第三个儿子李恒即位，是为穆宗。长庆四年（824）正月穆宗崩，穆宗长子李湛即位，是为敬宗。敬宗在位两年即被宦官杀害，其弟李昂即位，是为文宗。文宗去世后，其弟李瀍即位，是为武宗。从穆宗登基到武宗崩逝，穆宗一支统治唐朝30余年。宣宗是穆宗的异母弟弟，是敬宗、文宗、武宗的叔叔。宣宗在即帝位之前，一直都是谨小慎微甚至故作呆傻，“文宗、武宗幸十六宅宴集，强诱其言，以为戏剧，谓之‘光叔’。武宗气豪，尤不为礼”[6]613。会昌六年（846），宣宗在宦官的拥立下登基。“为了摆脱自己皇室庶出的身份以及叔继侄位所造成的阴影，大中初年，宣宗一方面以‘至孝’为掩护，竭力拉近自己同30年前就已驾崩的宪宗的关系，以树立自己统治的正统性。另一方面又蓄意将穆宗以下四朝视为弑逆之伪朝，从而给自己罩上了拨乱反正的光环”[19]。元和十五年宪宗被宦官陈弘志等谋杀。宣宗素来仇视穆宗母子，上台之后就把参与谋杀宪宗的罪名安在了穆宗母子头上。穆宗之母懿安皇太后是宪宗嫡妻，历经七朝，声望颇高，大中二年（848）懿安皇太后死于非命，传言就是宣宗所为。懿安皇太后去世，神主本该升祔太庙，宣宗以懿安皇太后参与谋杀宪宗这种莫须有的借口，拒绝懿安皇太后神主祔宪宗庙，直到宣宗去世后，懿安皇太后神主才升祔太庙。宣懿皇后是武宗生母，武宗即位前已去世，开成五年（840）六月十二日神主祔太庙。大中三年（849），左司郎中杨发在奏议中说：“且宣懿非穆宗之后，实武宗之母。母以子之贵，已祔别庙，正为得礼，飨荐无亏。”[6]4596这说明大中三年之前宣宗已经把宣懿皇后的神主迁出了太庙。大中末年，宣宗甚至想把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四庙从太庙中迁出。大中十年（856）十一月，吏部尚书李景让抗疏言：“穆宗至敬宗、文宗、武宗四庙当迁出。以穆宗是上兄弟，文宗以下是上扰子。陛下拜兄尚可，拜侄可乎？使陛下得亲事七庙，宜重升代宗以下入庙，以正三昭三穆之序。”[20]127宣宗把此事拿到朝廷上讨论，引发了大臣的反对和抵制，宣宗迁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四庙的企图失败。在这种背景下，大中十二年宣宗废掉穆宗忌日也就不足为奇了。

综上所述，唐代的国忌日数在坚持以太庙正室神主数目为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还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追谥太子和追谥皇帝的忌日、皇后的忌日、皇帝的个人意志，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忌日的废立。孝敬皇帝神主不管在不在太庙，其忌日很长时间都是国忌日；让皇帝神主、一些没有祔庙的皇后神主，忌日也曾立为国忌日；祔太庙的肃明皇后，忌日却不是国忌日。“自古议礼，皆酌人情”[6]995，人情与礼制发生矛盾的情况下，因礼制宜逐渐向因情制礼靠拢，到了宋代，因情制礼逐渐成为影响皇后祔庙和立忌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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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刘俊文.天宝令式表与天宝法制---唐令格式写本残卷研究之一[C]//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3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176-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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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聂顺新.元和元年长安国忌行香制度研究---以新发现的《续通典》佚文为中心[C]//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32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131-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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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19]黄楼.唐宣宗早期政治探微[C]//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0辑.武汉:武汉大学文科学报编辑部,2003:110-123.

[20]裴庭裕.东观奏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4.

注释

1.有关唐代的国忌行香研究,论文主要有:陈祚龙的《关于玄､代二宗之间通行的“国忌”日历表》(《大陆杂志》1976年第4期);刘俊文的《天宝令式表与天宝法制---唐令格式写本残卷研究之一》(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3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76~220页);严耀中的《从行香看礼制演变--兼析唐开成年间废行香风波》(载同氏编《论史传经:程应镠先生纪念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梁子的《唐人国忌行香述略》(《佛学研究》2005年,第199~208页);冯培红的《敦煌本<国忌行香文>及其相关问题》(《出土文献研究》第7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刘友恒的《正定广惠寺华塔内两尊唐代石佛像铭文试析》(《文物春秋》2013年第5期);聂顺新:《元和元年长安国忌行香制度研究---以新发现的<续通典>佚文为中心》(《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三十二辑,2015年,第131~149页);聂顺新的《河北正定广惠寺唐代玉石佛座铭文考释---兼议唐代国忌行香和佛教官寺制度》(《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聂顺新的《张氏归义军时期敦煌与内地诸州府国忌行香制度的差异及其原因初探》(《敦煌研究》2015年第6期);王蒙的《北宋景灵宫国忌行香略论》(《宗教学研究》2016年第2期)等等｡专著有:吴丽娱的《唐礼摭遗---中古书仪研究》(商务印书馆2002年);霍存福编著的《唐式辑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21~353页);吴丽娱的《敦煌书仪与礼法》(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等等｡

2.北宋人宋白著《续通典》二百卷,今其书已亡佚｡

3.“高”应为”太”字｡

4.“圣”后遗漏“皇”字｡

5.“廿”应为“七”字｡

6.“惠”后遗漏“孝”字｡

7.“百”后遗漏“姓”字｡

8.唐懿宗的两位皇后,惠安皇后和恭宪皇后,《旧唐书》《册府元龟》认为惠安皇后和恭宪皇后是同一人,惠安皇后是僖宗和昭宗的生母｡《旧唐书》卷十九下有“僖宗惠圣恭定孝皇帝讳儇,懿宗第五子,母曰惠安皇后王氏｡咸通三年五月八日生于东内｡初封普王,名俨”(第689页)｡《旧唐书》卷二十上有“昭宗圣穆景文孝皇帝讳晔,懿宗第七子,母曰惠安太后王氏｡以咸通八年二月二十二日生于东内｡十三年四月,封寿王,名杰｡……(文德元年)四月戊辰朔｡庚午,追谥圣母惠安太后曰恭献”(第735页)｡《册府元龟》卷一与《旧唐书》观点同:“太子立,是为僖宗,母曰惠安王皇后,在位十五年,年二十七｡母弟立,是为昭宗,在位十六年,年三十八｡”(北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5页)《新唐书》认为是两个人,认为惠安皇后是僖宗生母,恭宪皇后是昭宗生母｡《新唐书》卷七十七有“懿宗惠安皇后王氏,亦失所来｡咸通中,册号贵妃,生普王｡七年薨｡十四年,王即位,是为僖宗｡追尊皇太后,册上谥号,祔主懿宗庙,即其园为寿陵”(第3510页)｡《新唐书》卷七十七还有“懿宗恭宪皇后王氏,其出至微｡咸通中,列后廷,得幸,生寿王而卒｡王立,是为昭宗,追号皇太后,上谥,祔主懿宗室,即故葬号安陵,召后弟瓌官之”(第3511页)｡《旧唐书·礼仪五》记载了睿宗两位皇后的祔庙问题,没有写其他皇后祔庙问题｡《新唐书·礼乐三》对开元年间的睿宗皇后祔庙问题发表了“不合礼法”的评论,没有写其他皇帝的皇后祔庙问题｡如果惠安皇后和恭宪皇后真像《新唐书》记载那样是两个人,两位皇后均祔太庙必然引发朝野的争论,《旧唐书·礼仪五》和《新唐书·礼乐三》必然会记载,既然没有记载,就说明惠安皇后和恭宪皇后是同一人｡

张重艳.唐代国忌浅论[J].保定学院学报,2020,33(06):35-42.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国图藏宋代公文纸本《三国志》纸背文献整理与研究”(16CZS006)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