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初年,道武帝拓跋珪实行了离散诸部政策,这一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加速北魏由部落联盟转变为封建国家。具体的方法如“分土”“定居”,使拓跋氏治下的众多部落成为国家的编户。然而,在实施的过程中,一些部落由于长期从事游牧生活,一时之间难以改变其旧俗,出现“太祖时,分散诸部,唯高车以类粗犷,不任使役,故得别为部落”[1]2508的状况。这促使了领民酋长制的出现,这些没有成为编户的部落大人进而成为领民酋长。领民酋长伴随着北魏王朝的兴衰,成为北魏王朝内部一股重要的政治、军事力量。

孝文帝实行改革,将国都由平城迁至洛阳,整个王朝的重心转移到中原,北魏王朝内部在制度、文化、经济、军事等方面出现了代北与中原的分野。领民酋长也随之衍生出了“雁臣”这一身份,即由于王朝政治中心南移洛阳,而领民酋长的驻地却依旧处于代北,因此,他们开始选择秋冬两季到洛阳朝见皇帝,春夏两季则停驻代北,以避开中原地区的酷暑,犹如大雁迁徙一般。那么,领民酋长如大雁般的活动,其背后的原动力究竟是什么?笔者希望通过考察“雁臣”与洛阳中央政权的微妙关系以及“雁臣”对其代北部落的经营之间的内在联系,以揭示“雁臣”在代北与中原之间进行往返活动的实质。

目前尚未见到针对“雁臣”的专项研究,但是,学界对于领民酋长和尔朱荣的研究则是由来已久。关于领民酋长制,周一良对领民酋长的来源及族属进行了精辟考察,将研究时间由北魏延至东魏、北齐时期,并揭示了领民酋长的性质在魏末乃至东魏、北齐时期所发生的具体变化[2]152-171,实为领民酋长制研究的滥觞之作。牟发松认为北魏领民酋长制取法于十六国时期,早在代王什翼犍、前秦灭代国的时期就实施过此种制度,进而强调以六镇起义为界,北魏实际上存在着新、老两种类型的领民酋长[3],并揭示出领民酋长到了东魏、北齐时期不再统辖部落,已变成一个官职,失去了实际意义[4]。魏斌论述了领民酋长在身份上由北族部落酋长转变为华夏官僚的过程[5]。

关于尔朱荣的研究则比较多,如苏小华认为尔朱荣以其部民为核心组建的强大军队,是其能够迅速控制北魏朝廷的原因[6];王延武认为北魏后期封建化的鲜卑——汉文化模式与尔朱荣的部落文化模式相差太大,这是其败亡的原因[7];长部悦弘讨论了尔朱荣在尔朱氏军阀集团形成过程中的关键意义,并指出尔朱氏军阀集团在尔朱荣过世后并没有消失,而是在尔朱氏的领导下继续存在,最终为高欢所继承,成为高欢“王都·霸府体制”的基础[8]304-325;刘晓东认为北魏迁都洛阳后,北镇军人与尔朱荣的合作大大增强了尔朱荣的军事实力[9];黄修明由尔朱荣家族发展的特点,讨论了尔朱荣崛起与败亡的客观必然性[10]。以上研究成果极大地丰富了对尔朱荣的研究,使这一人物在北魏后期所呈现出的形象变得愈发丰富、立体。但上述研究大都集中于领民酋长与尔朱荣的范畴,笔者将以领民酋长为依托,以尔朱荣为研究对象,对北魏迁都洛阳后由领民酋长所衍生出的“雁臣”及其具体活动进行探究。

一、“雁臣”的具体情况

(一)“雁臣”的身份来源

史书中关于“雁臣”的直接记载有“魏除为第二领人酋长,秋朝京师,春还部落,号曰雁臣”[11]1965,“北夷酋长遣子入侍者,常秋来春去,避中国之热,时人谓之雁臣”[12]116。间接的记载有“以家在寒乡,不宜毒暑,冬得入京师,夏归乡里”[13]197,“及迁洛,特听冬朝京师,夏归部落。每入朝,诸公王朝贵,竞以珍玩遗之,新兴亦报以名马”[1]1780。在这些记载中,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这些“雁臣”都是拥有部落的酋长,如厍狄干“曾祖越豆眷,魏道武时,以功割善无之西腊汗山地方百里以处之。后率部落北迁,因家朔方”[13]197,“听其冬朝夏返,待遇亦同于尔朱荣。是厍狄之先亦未编户之部落酋帅”[2]155。善无是厍狄干的家乡,“善无当今山西代县西北,北秀容当今朔县西北,相去不远”[2]155,可见厍狄干的家族也是世代拥有部落的。北秀容是尔朱荣的家乡,“尔朱荣,字天宝,北秀容人也。其先居于尔朱川,因为氏焉”[1]1779。周一良指出:“领民酋长之‘民’本指各酋长所统部落,言其领于酋长,不同编民也。”[2]162第二,“雁臣”都因惧热而随着季节变化往返于北魏王朝的南北之间。

基于这两点,可以看出,这些“雁臣”正是北魏立国初期道武帝离散诸部政策中没有变为国家编户,仍保留旧有部落习俗的游牧部落酋长,并世代都生活在代北地区。厍狄干的鲜卑、斛律金的敕勒、尔朱荣的契胡族属也证明了这一点,即“领民酋长皆鲜卑或服属于鲜卑之敕勒、匈奴、契胡族,昭然可晓”[2]159。

(二)“雁臣”对北魏王朝的贡献

“雁臣”既然是北魏王朝所册封的领民酋长,那么,他们就有对王朝服务的义务。尔朱荣“父新兴,太和中,继为酋长……朝廷每有征讨,辄献私马,兼备资粮,助裨军用”[1]1780。厍狄干“梗直少言,有武艺。魏正光初,除扫逆党,授将军,宿卫于内”[13]197。斛律金“初为军主,与怀朔镇将杨钧送蠕蠕主阿那瑰还北。瑰见金猎射,深叹其工”[11]219。叱列伏龟“嗣父业复为领民酋长。魏孝昌三年,以别将随长孙承业西征,累迁金紫光禄大夫”[11]2182。可见“雁臣”对于北魏王朝的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当国家处于内忧或外患时,需要倚仗“雁臣”的力量,即“国家正赖之以捍御边境也”[2]156。尔朱荣“遂散畜牧,招合义勇,给其衣马。蠕蠕主阿那瑰寇掠北鄙,诏假荣节,冠军将军、别将,隶都督李崇北征。荣率其新部四千人追击,度碛,不及而还。秀容内附胡民乞扶莫于破郡,杀太守;南秀容牧子万子乞真反叛,杀太仆卿陆延;并州牧子素和婆仑崄作逆。荣并前后讨平之。迁直阁将军、冠军将军,仍别将。内附叛胡乞、步落坚胡刘阿如等作乱瓜肆,敕勒北列步若反于沃阳,荣并灭之”[1]1781。斛律金“后瑰入寇高陆,金拒击破之”[11]219。叱列平“孝昌末,拔陵反叛,茹茹余众入寇马邑,平以统军属,有战功,补别将。后牧子作乱,刘胡仑、斛律可那律俱时构逆,以平为都督,讨定胡仑等。魏孝庄初,除武卫将军。随尔朱荣破葛荣,平元颢”[11]278。蠕蠕是北魏官方对北方游牧民族柔然的蔑称,即“自号柔然,而役属于国。后世祖以其无知,状类于虫,故改其号为蠕蠕”[1]2487。柔然自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一直都是北魏北部边防的大患,而每一次对柔然入侵的反击几乎都是由“雁臣”来完成。

(三)“雁臣”对北魏王朝的意义

据史料载,“雁臣”“秋朝京师,春还部落”[11]1965,“冬朝京师,夏归部落”[1]1780,“冬得入京师,夏归乡里”[13]197。可见这些“雁臣”一年当中在洛阳停留的时间是很长的。“雁臣”来到洛阳,首要的事情自然是朝拜皇帝。“正光元年,蠕蠕主郁久闾阿那瑰来朝……又处之燕然馆,赐宅归德里。北夷来附者处燕然馆……常秋去春来,避中国之热,时人谓之雁臣”[12]116。“雁臣”在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始终保持着代北游牧民族的习俗,即“世袭以领部落,与代北习俗无异”[2]155。而迁入洛阳的鲜卑族以及其他民族已汉化,所以“雁臣”在洛阳汉化鲜卑族眼中应当是与柔然同处“北夷”这一团体。从柔然可汗郁久闾阿那瑰在洛阳归德里被赐予宅院来看,尔朱荣这种财力雄厚的领民酋长,即便没有官方赐宅,在洛阳也当有自己的府邸。这就为“雁臣”在洛阳的长期落脚提供了必要条件。

北魏迁都洛阳后,北镇军人的地位一落千丈,不可与迁洛人士同日而语,“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镇者便为清途所隔”[1]498。长史魏兰根对都督李崇说:“缘边诸镇,控摄长远,昔时初置,地广人稀,或征发中原强宗子弟,或国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来,有司乖实,号曰府户,役同厮养,官婚班齿,致失清流。”[13]329-330但根据“雁臣”在洛阳和代北之间寒来暑往的情况看,他们并没有因为远离政治中心而遭到和北镇军人一样的待遇,这其中势必有着中央政权不敢轻视他们的缘由。

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是这些“雁臣”皆有自己的部落,依靠自己的部落可以形成强大的武装。

毛汉光说:“洛阳既成为首都,当然是政治中心;而以平城为中心的云代并区则是军事中心,孝文帝亦承认‘此间(平城)用武之地’。”[14]云、代之地是北镇军人所在,以晋阳为中心的并州正是尔朱荣的根据地所在。并州刺史元天穆对尔朱荣说:“明公世跨并肆,雄才杰出,部落之民,控弦一万。”[12]15由此可见,云、代地区的北镇军人集团与并州的尔朱荣等“雁臣”共同构成了北魏王朝迁洛之后的军事中心。然而,北镇军人在迁都洛阳后成了孝文帝汉化的“弃儿”,不仅“中年以来,有司乖实,号曰府户,役同厮养,官婚班齿,致失清流”[13]329-330。由于被极度地边缘化,甚至出现了“或投彼有北,以御魑魅,多复逃胡乡。乃峻边兵之格,镇人浮游在外,皆听流兵捉之。于是少年不得从师,长者不得游宦。独为匪人,言者流涕”[1]498这样的惨状。因此,在洛阳中央政权全面汉化以及北镇军人朝不保夕这两种合力造就的背景之下,以尔朱荣为代表的“雁臣”切实成为北魏迁都洛阳后整个王朝最具活力的组织。

不但如此,“雁臣”在国家需要时还有能力向军队提供粮秣辎重。如尔朱荣“部落八千余,家有马数万匹,富等天府”[12]13,“家世豪擅,财货丰赢……牛羊驼马,色别为群,谷量而已”[1]1780。北魏初期离散诸部后,出现了很多领民酋长。周一良说:“此就‘粗犷不任使役’之异族言,尚有与魏同出之鲜卑及服属于鲜卑之部落,散处魏境,未同编户。”[2]153“太祖虽分散部落,如尔朱氏之比者绝不止一二”[2]155。虽然不是所有的“雁臣”都具备尔朱荣这样雄厚的实力,但可以肯定的是,由于他们拥有自己的部落,就一定有赖以生存的根基,而不会像北镇军人一样,一旦失去中央的庇护,就变得穷困潦倒。斛律金“正光末,破六韩拔陵构逆,金拥众属焉,陵假金王号。金度陵终败灭,乃统所部万户诣云州请降”[13]219。斛律金敢于在洛阳中央政权和北镇军人之间左右摇摆,就是因为他有部落为依靠。

北魏迁都洛阳后,“雁臣”的基础是他们依靠部落形成的强大实力,因此,洛阳中央政权既要笼络他们来到都城以加强和他们的联系,从而达到巩固自身统治的目的。同时,还需尊重他们在中原酷暑之时可以回到代北避暑的要求。

二、“雁臣”在洛阳活动的原因和目的

作为地方实力派人物,“雁臣”来到洛阳后不免要和京城的显贵来往。尔朱荣之父尔朱新兴“每入朝,诸王公朝贵竞以珍玩遗之,新兴亦报以名马”[1]1780表明“雁臣”来到洛阳后并非是“度假”,而是与京城王公贵族有着密切的往来。当时大批朝中显贵都生活在洛阳城内:“里中太傅录尚书长孙稚、尚书右仆射郭祚、吏部尚书邢鸾、廷尉卿元洪超、卫尉卿许伯桃、凉州刺史尉成兴等六宅,皆高门华屋,斋馆敞丽,楸槐荫途,桐杨夹植,当世名为贵里”[12]47-48。苏小华认为:“除了世袭酋长外,尔朱荣祖先的官职大多为荣誉性质,在中枢政治生活中没有多少实际的影响力,所以尔朱荣在政治上没有强大的援手。他成功基础是其父留下的巨大家产。”[6]因此,出于强化自身政治影响力的需要,加之洛阳中央政权主观上所表达出的亲善,尔朱荣这位“雁臣”通过在洛阳的长期驻留,与洛阳的王公贵族展开良性互动,其目的是要为自身赚取更多的政治资本。

刘晓东认为:“自尔朱新兴时起,尔朱家族财力急剧增加,且以雄厚财资投入政治领域,结好皇室贵族,铺垫仕进之路,颇有政治之灵敏嗅觉与上位意识。”[9]同时“洛阳的汉化风气势必对尔朱家族熟悉朝堂之上的政治游戏规则提供条件”[15]。尔朱荣这么做的目的并不是单纯为了提升自身的政治权威。尔朱荣曾问并州刺史元天穆:“皇帝晏驾,春秋十九,海内士庶,犹曰幼君。况今奉未言之儿,以临天下,而望升平,其可得乎?吾世荷国恩,不能坐看成败,今欲以铁马五千,赴哀山陵,兼问侍臣帝崩之由,君竟谓何如?”[12]14当时北魏孝明帝元诩刚去世,其母灵太后胡氏秉政并拥立了临洮王元宝晖年仅3岁的儿子元钊为帝,尔朱荣的态度是希望尽快奔赴洛阳以左右朝廷的政局。

尔朱荣作为“雁臣”在洛阳停驻期间,除去与京师的王公贵族展开互动以提升自己的政治威望外,其更深层的目的是掌握北魏政局的信息。想要清晰地了解北魏王朝的政治动向,尔朱荣“雁臣”的身份给他提供了便利的条件。由后来的北齐神武帝高欢“为函使六年……及自洛阳还,倾产以结客,亲故怪问之。答曰:‘吾至洛阳,宿卫羽林相率焚领军张彝宅,朝廷惧其乱而不问,为政若此,事可知也。财务岂可常守邪?’”[13]2来看,当日的高欢不过是一个往来怀朔镇和洛阳之间的信差,尚能在洛阳清楚地了解到北魏羽林、虎贲之乱这件影响北魏后期历史的重大事件,尔朱荣作为地方大员,又长时间停驻在洛阳,其对政局信息的了解应是远远超过高欢的。以至于孝明帝刚去世,尔朱荣便有整装待发之势,“若能行废立之事,伊霍复见于今日”[12]15表明尔朱荣是蓄谋已久、蓄势待发,寻得机会便赴洛阳掌控朝政。

尔朱荣利用其“雁臣”的身份长期在洛阳盘踞,其表面目的是希望多与洛阳的显贵接触、互动以提高自己的政治威望,而其根本目的是要掌握北魏政局的具体状况。随着时间的推移,北魏王朝内部的矛盾逐渐显露。“从宣武帝开始,北魏政治江河日下,乱象丛生,各种矛盾日益激化”[16]。而孝明帝的英年早逝与灵太后的秉政立幼促使矛盾发酵,尔朱荣露出了真正面目。

三、“雁臣”及其部落与北魏王朝的关系

(一)“雁臣”在北魏洛阳时代所突显的 特殊性

众所周知,孝文帝改革的核心是“汉化”,这对迁入洛阳的大量鲜卑贵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官员的文化、思想都产生了剧烈的震荡。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渐渐抛弃了昔日的游牧民族旧俗,转而全身心地学习汉文化。然而,由于孝文帝改革过于激进,即“急剧汉化所造成的种族、文化和阶级裂痕,以及社会的脱序、失调和错位”[17]182导致文化积淀不足的迁洛鲜卑贵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出现了物质与精神的汉化失调,即精神层面的汉化进程始终赶不上物质层面。因此,他们在精神上早已失去了往日游牧民族朴素的一面,而在物质生活上变得比之前西晋的高门大族还要腐朽,“河间王琛最为豪首,常与高阳争衡,造文柏堂,形如徽音殿。置玉井金罐,以金五色绩为绳。妓女三百人,尽皆国色……以银为槽,金为锁环,诸王服其豪富。琛常语人云:‘晋室石崇,乃是庶姓,犹能雉头狐掖,画卵雕薪,况我大魏天王,不为华侈’”[12]149。这种状况的持续恶化导致鲜卑这个本以武力见长的代北游牧民族逐渐沉湎于汉化所带来的奢靡中,正是“文化上不长进的民族,骤与以物质上的享受,只是害了他”[18]454。甚至还出现了贬低武人的现象,“第二子仲瑀上封事,求铨别选格,排抑武人,不使预在清品”[1]1558。凡此种种,最终引发了洛阳羽林、虎贲之乱,“神龟二年二月,羽林、虎贲几将千人,相率至尚书省诟骂,求其长子尚书郎始均,不获,以瓦石击打公门。上下畏惧,莫敢讨抑。遂便持火,虏掠道中薪蒿,以杖石为兵器,直造其第,曳彝堂下,捶辱极意,唱呼嗷嗷,焚其屋宇。始均、仲瑀当时逾北垣而走,始均回救其父,拜伏群小,以请父命。羽林等就加殴击,生投之于烟火之中。及得尸骸,不复可识,唯以髻中小钗为验。仲瑀伤重走免”[1]1558。

平城时代最受倚仗的军人集团至洛阳时代已成为动摇北魏统治根基的最不稳定因素。大臣孙绍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往在代都,武质而治安;中京以来,文华而政乱。”[1]1863相反,以尔朱荣为代表的这些“雁臣”自北魏开国以来世代拥有自己部落并且常踞代北,并没有被卷入孝文帝汉化的浪潮中,他们仍旧保留着自己固有的游牧民族习俗。对于长期生活在马背上的北方游牧民而言,狩猎是生活中极为重要的一项活动,“在游牧民族组建的早期国家中,狩猎与战争有相似的功能……战争与狩猎一样,其主要目的在于获取生活资料”[6]。这说明在游牧民族的生活中,狩猎和战争是一体两面的。军事在这些“雁臣”的生活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俨然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就“北方高凉,四十强仕,南方卑湿,三十已衰”[19]1519来看,由于当时气候的影响,本身在军事上占主导地位的北方游牧民族在体质方面也优于南部地区的人,这就使他们与迁入洛阳的鲜卑及其他少数民族汉化后的形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二)由尔朱荣所见“雁臣”对北魏末期政局的影响

以尔朱荣为代表的“雁臣”在结束洛阳的活动后回到代北的根据地去经营一年中剩下的时间。“秋来春去,避中国之热”[12]116,“家在寒乡,不宜毒暑”[13]197,是他们要求春夏回到代北的原因。这显然是言过其实,中原的夏季较之代北的确要炎热得多,但北魏洛阳城是一座功能齐备的城市,在防暑方面的措施也比较齐全,“海西有藏冰室。六月出冰,以给百官”[12]51。可见,为了应对酷暑,洛阳的统治阶层是做了充分准备的。当时的基础设施虽无法和今天社会相提并论,但是北魏统治阶层为了满足自身需求,采取力所能及的方式去供给这些京城的统治阶层。当时洛阳城的皇家园林西游园是避暑胜地,“园中有凌云台,即是魏文帝所筑者。台上有八角井,高祖于井北造凉风观,登之远望,目极洛川……三伏之月,皇帝在灵芝台以避暑”[12]38。洛阳城“其四门外,皆树以青槐,亘以绿水,京邑行人,多庇其下。路断飞尘,不由奔云之润;清风送凉,岂籍合欢之发”[12]8。即便是洛阳城内的普通百姓也是有避暑之地的,更何况是以尔朱荣为代表的“雁臣”。因此,春夏回到代北避暑只是“雁臣”的托辞。“雁臣”的真实目的是世代统辖自己的部落。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部民早已成为他们麾下的亲军,唯领民酋长的号令而行事。

北魏政治中心从平城迁往洛阳后,由于少了中央政权的干涉,增强了“雁臣”与其部民之间的上下隶属关系。尔朱荣等“雁臣”每年相当一部分时间盘踞于代北的原因是始终不忘强化与部落之间的联系,确保其对部落的绝对领导。

军事在游牧民族的生活中有着重要的意义,是获取生活资料的重要手段。因此,尔朱荣对其部众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及长,好射猎,每设围誓众,便为军陈之法,号令严肃,众莫敢犯”[1]1780,“荣性好猎,不舍寒暑,至于列围而进,必须齐一,虽遇阻险,不得回避,虎豹逸围者坐死。其下甚苦之”[1]1790。尔朱荣在洛阳期间深刻感受到洛阳中央政权已沉浸于中原的繁华富庶之中,对王朝内部的重重矛盾视而不见,所以,尔朱荣强化自身以应对北魏王朝随时可能出现的政治危机,确保在危机中能够为自身攫取最大利益。“六镇起义”的爆发验证了尔朱荣麾下军队的实力。“代北爆发起义,尔朱荣以其训练有素的部民为核心组建了强大的军队。这支军队是北魏末年,唯一一支纪律严明,训练有素,指挥有力的军队”[6]。尔朱荣凭借这支强悍的军队镇压了起义,从而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军事实力与政治影响力。之后,孝明帝的去世以及随之而来的灵太后胡氏秉政立幼等事件,给了尔朱荣向洛阳中央政权兴师问罪的口实。风雨飘摇的北魏王朝在尔朱荣的精兵强将面前不堪一击,尔朱荣也由此成功地掌控了北魏王朝的权力,成为整个王朝命运的主宰者。

四、结论

北魏立国之初受到道武帝拓跋珪的离散诸部政策的影响,出现了领民酋长这一颇具特色的地方官员,他们长期保持着游牧民族习俗而不改。随着孝文帝时期北魏的政治中心由平城迁到洛阳,领民酋长也衍生出了“雁臣”这一非官方属性的身份。他们每年以朝见与避暑的名义往来于洛阳和代北之间。以尔朱荣为代表的“雁臣”凭借着作为地方实力派大员以及代北游牧部落领导者的双重身份,得以多年纵横于北魏王朝。在此期间,尔朱荣不动声色地在洛阳与朝廷显贵交际互动,进而更细致地观察北魏政局的一举一动。同时,又不遗余力地在代北强化自身与部落之间的绝对隶属关系,并严格对部众加以军事训练,成功地将洛阳中央政权的内部信息与代北所统部落的实际状况进行有效整合,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知己知彼,使自己始终立于不败之地。随着洛阳中央政权的日渐衰落和自身实力的日益增强,证明了尔朱荣这一长期活动策略是极具成效的,而这一策略的顺利实施最终令尔朱荣这位“雁臣”得以实现其最终潜在目标,成功开辟了通向北魏王朝最高权力的通途,并将北魏末期的国家大局牢牢掌控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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