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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彰显大国情怀的特色抗疫之道探究

2020-05-30 1745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延安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就十分重视边区人民的健康工作,不仅为延安和边区卫生事业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也为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有关公共卫生方针政策的制定产生深远影响。尤其是在当下新冠肺炎肆虐的紧急疫情面前,更有必要回顾历史,吸取经验,充分继承党在延安时期公共卫生治理的优良传统,继续弘扬延安精,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卫生事业,进一步推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抗疫之道。

关键词：
中国政治
中国特色
公共卫生
大国情怀
延安时期
抗疫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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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共产党公共卫生治理的延安道路

1.1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马克思曾坦言:“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解决好和实现好人民利益,才能实现天下归心。这也正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实现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由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这一质的转变的关键一点,即“得民心者得天下。”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成功应对了一系列的危机与困境,以无数流血牺牲为代价,锻造和凝练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这一根本宗旨,诚如毛泽东所言:“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健康一直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普遍关切的焦点,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也就自然而然的成了边区政府高度重视的问题。陕甘宁边区因经济落后和紧张的战争关系,医疗卫生设施条件和技术严重落后,医疗卫生教育和医疗卫生工作都比较滞后,妇婴的死亡率尤甚,接生画面惨不忍睹。诚如李维汉所说:“卫生条件极差,缺医少药,人畜死亡率很高,婴儿死亡率达60%,成人达3%;全区巫神多达两千人,招摇撞骗,为害甚烈。”严重影响了人民的生存与生产,乃至战斗力和战争的胜利。为此,党中央和毛泽东以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一直强调要加强党对卫生工作的领导,使每个医疗工作者都要以群众的健康为己任,极力解决边区群众“财旺人不旺”的问题,根本任务就是要保障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在充分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下,为人民谋利益,以群众健康为己任,为了延安时期公共卫生治理成败的关键。

1.2“预防为主、防治结合”

由于经济文化的落后,边区人民的卫生意识和习惯普遍较差,许多疾病已为人民所无法承受,加之,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不仅疯狂破坏根据地,还肆意施放毒气,传播细菌病毒,导致根据地疫疾纵横,陕甘宁边区更是瘟疫盛行,人畜死亡率极高。但有些疾病是完全可以预防的,只需要引导人们注意卫生,改变不良卫生习惯,基本上是可以控制住疾病的。为彻底消除各种疾病和传染病,防疫工作便成了边区政府公共卫生治理的最重要内容,并较早在延安建立了防疫系统的试点工作,成立了延安防疫委员会,在以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的基础上开展了大量的实际工作,也为其他根据地起到了示范和带头作用,也相继建立了有效的卫生防疫和治疗体制。党中央不仅直接领导,而且通过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如晋察冀边区政府根据党中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于1940年制定了“双十纲领”,将“改善公共卫生、预防疾病流行”列为一项施政纲领。1944年11月,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关于开展群众卫生医药工作的决议》中明确提出了“预防为主,治疗为辅”的方针。

1.3“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

缺医少药是延安时期公共卫生治理的首要难题,边区只有部队和机关中有西医,农村只有中医,除此之外就是巫神的势力范围。为客服这一困难,适应战争的需要,党中央和毛泽东从国情出发,以科学的态度,提出了中西医要团结合作。早在土地革命时期。李鼎铭曾说道:“中西医各有所长,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求得进步。”1940年召开的边区国医代表大会首次提出了“国医科学化”的口号。李富春曾就卫生工作的重要性及边区卫生运动的方针问题说道:“如何帮助中医整理其经验之科学化(能以现代科学知识为基础)及如何丰富西医经验之中国化(能吸收中国医药成果)”“中西医合作团结与改造中医以共同进行卫生建设的方针,不仅适用于边区与现在,而且适用于全国与将来,从不断发展中做到中国全部医药卫生工作的科学化、中国化,才是毛主席号召的中西医合作统一战线的最后成功。”1942年,西北制药厂与民政厅卫生处合并称为中西合璧卫生处。此后,中西医双方秉着诚恳友善的态度,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取长补短,治疗效果显著,逐渐形成了中西合作的良好医疗氛围。

1.4“群防群控、群治群疗”

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总结延安时期群众卫生运动的成功经验,用于当代疫情群防群控、联防联控机制中,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和价值,是对公共卫生治理的延安之道最好的缅怀。陕甘宁边区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群众的卫生意识普遍低下,不卫生的生活习惯以及对巫医神汉依赖,成了流行性疾病、传染病的重要原因。为了提高群众卫生清洁意识,各根据地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因地制宜,运用多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展开了卫生宣传教育工作。比如利用老百姓赶庙会得机会,派卫生宣传队采取口头、秧歌舞等形式,演唱“卫生歌”“怎样养娃娃”等来宣传卫生常识。举办以妇婴保健为主要内容的卫生冬学,是边区的一大特色。卫生知识纳入社会教育课程中,制定图文并茂、通俗易懂的《卫生读本》作为教材,学习内容与生活知识紧密结合,学以致用。同时,为了更好的动员群众,加强群治群疗的力量,边区政府发动了广泛的群众性卫生运动,发动群众大搞卫生、讲究卫生,通过树立典型,来带动全局,比如延安县的卫生工作经验就是来自于从上到下、层层树立典型,进行卫生大赛,奖励表彰优秀先进,批评落后,有效促进了卫生运动的开展。

2、中国共产党公共卫生治理的当代之治

2.1党对公共卫生治理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根本保证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十九届四中全会上明确指出的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最大制度优势,更是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最强的政治保证。历史昭示我们,办好中国事情,关键在党。新冠肺炎是当下全党全社会面临的一场重大战争,与以往“看得见的敌人和战线”相比,这场战“疫”更加艰巨和复杂。面对如此险峻蔓延的疫情发展情况,更是需要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优势转化为疫情防控优势,坚持党对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全面领导,将疫情防控作为系统性工作来抓,坚持全国一盘棋,统筹兼顾,协调各方,坚定不移的按照党中央的全面部署和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指示精神贯彻到实处。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要冲到一线,靠前指挥、强化担当,各级党组织要自觉宣传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团结和发动群众,广大党员要勇挑重担、迎难而上,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筑牢疫情防控工作安全墙,让党旗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中高高飘扬,用更加坚定的自信心和不畏艰难险阻的实际行动再次阐释中国共产党何以能历经磨难而奋起、历经百折而不挠的大国精神,正如习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党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磨难挫折中成长,在攻坚克难中壮大。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鲜明的政治品格,也是我们的政治优势。

2.2一切以人民的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为己任是公共卫生治理的关键

“疫情防控是一场保卫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严峻斗争。”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遭遇战和险恶战。从战疫开始,习总书记就坚持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这场规模空前的全民战疫。面对疫情蔓延趋势之快而又多变,党中央强调要在最快的时间里动员一切力量,稳定人心,有序疏导、稳定社会秩序,形成及时有效的防控工作。在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下,各部门、各地区也迅速进步紧急战时状态,按照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地方实际情况,切切实实、铆足真抓的实劲做好各项措施;社会各界力量秉承着强烈的家国情怀,发挥各自之所长,共克时艰。群众的力量是实现和保护好人民利益的根本路径和保障。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群众的“领路人”,革命的力量在于人民群众。毛泽东曾经说过:“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战争的伟大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要真正依靠人民,动员人民和团结人民的力量,任何困难都能予以克服,任何敌人都难以压倒我们。新冠肺炎严重影响了人民利益的首要即生命,党中央在采取各项措施防止更多人群被感染的同时,更坚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疫情防控工作已到了关键的时候,必须咬紧牙关坚持到底。要紧紧依靠人民,充分发动人民群众,提高群众自我服务、自我防护能力。

2.3依法防控是公共卫生治理的保障

习近平强调,要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发力,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新冠肺炎是一场极其严重的传染病疫情,无论是开始还是逐步向好,都必须坚持全面加强依法防控依法治理,保障各项防控工作在法治轨道上顺利进行,才能走好疫情防控这盘棋。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这次疫情也是对国家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更是对我国法治能力的重大考验。只有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疫情防控工作,严格守法和执法,战“疫”才能有序有方、有力有效。依法防控首先就是要坚持“硬法”治理,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坚持遵守《传染病防治法》等专门性法律法规的基础上,结合当地实际,因地制宜,采取一些特殊管理措施来应对疫情;各职能部门要严格执法,崇尚法律权威,坚守法律底线,确保责任到人,积极履职,抓好任务落实,切实保障人民区中生命健康安全和社会安定有序。除此之外,也要承认“软法也是法”,重视“软法”治理,制定基于地方人民利益、协商交流,形成合意的共同规范和规则。软法是种柔性治理手段,具有灵活性、适应性和及时有效的回应性等独特优势,是作为国家制定法的有效补充,弥补硬法治理的空缺,从而实现硬法和软法的有效衔接、良性互动,更好地提高依法防控水平和能力,真正使疫情防控法治化意识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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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延安大学防治新型冠状肺炎紧急科研专项引导基金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公共卫生治理的制度机制研究”(YDKYYJ13)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