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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四五”运动研究

2021-07-19 307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通过对中国知网上新世纪以来"四五"运动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对现有研究成果分析概括,发现目前学术界对"四五"运动的研究集中于四个方面:"四五"运动的起因、地方"四五"运动的研究、"四五"运动亲历者的回忆和"四五"运动的性质及意义。总体来看,"四五"运动相关研究成果不多,研究内容不全面,继续深化"四五"运动相关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
四五运动
性质
意义
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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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运动又称天安门事件，是发生于1976年的一次全国范围内的自发性群众运动。1978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公开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学术界关于“四五”运动的研究由此开始。本文旨在对新世纪以来“四五”运动研究情况进行综述概括，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之上提出深化“四五”运动研究的建议，以推动其相关研究的发展。

一、学术界“四五”运动的研究现状

在中国知网网站上检索主题为“四五”运动的文献，一共有48篇，其中新世纪以来的文献有24篇，无硕士、博士论文。因“四五”运动又称天安门事件，再次以天安门事件为主题进行检索，共有相关文献446篇，新世纪以来的文献有234篇，经过筛选发现大部分都与天安门事件本身无关，所以又以篇名的检索方式进行检索，共有48篇，新世纪以来的有34篇，无硕士、博士论文。

二、学术界“四五”运动的研究成果

(一)“四五”运动的起因

曹敏1认为，周恩来的逝世是“四五”运动爆发的导火线。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全国人民悲痛万分，出于对周恩来的爱戴和敬仰，全国各地的民众开始自发进行悼念活动，“四人帮”却与人民背道而驰，强制镇压各地人民的悼念活动，在此矛盾的作用下，人民悲痛的情绪得不到缓解释放开始蓄积。“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开展加深了人民群众对国家前途的担忧，并对改善自身生活条件失去了希望，人民与“四人帮”的矛盾已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并于清明节前后开始形成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自发性的抗议运动，4月5日在天安门广场达到高潮。

吴志军2指出，民间党史研究者认为“四五”运动并不是偶然发生，它代表了人民对中国社会民主进步的内在要求，是历史发展之中的必然。程中原3认为，1976年的中国是出于两种命运抉择的一年，“四五”运动是人民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诉求和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愿望的强烈表达。李海文4认为，“四五”运动的爆发是众多因素合力的结果，其根本原因是“文革”中生产遭到破坏长期停滞不前，导致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改善反而不断下降。泰伟斯，孙万国5认为，虽然“四五”运动发生在“文革”这个特殊时期的政治斗争之中，但是中共中央领导和“四人帮”对天安门事件的应对措施是临时起意，他们无法提前预估群众及事态的变化，所以不能确定“四五”运动发生是“四人帮”反周战略的结果。

1976年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吴忠6认为，天安门事件发生的原因并非是“四人帮”的阻挠，而是中共领导层对人民悼念周恩来的规格作出规定，悼念规格受到限制，人民的不满由此而生，这种情绪一直积压直到清明节得到爆发。针对吴忠的观点，马懋如7直接指出，天安门事件发生的原因不是吴忠说的那样，真实原因是“四人帮”对群众的刻意压制和反对周恩来，并非因为悼念规格。

(二)地方“四五”运动的研究

周恩来的逝世对全国人民都产生了非常大的震动。全国范围的“四五”运动就此开展起来，各地运动情况不尽相同。

王爱菊8分析了“四五”运动爆发的原因是人民对周恩来的爱与对“四人帮”的憎。“四人帮”的丑恶嘴脸被揭发后，福建人民在全国各地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的活动浪潮之下也投入到了这场运动之中。她列举了福建“四五”运动中的不同行业的人物和他们的事例，对他们的革命行动进行了高度评价。

苗长青9通过列举山西省“四五”运动期间典型的人物和事例，来阐述山西的“四五”运动的发展过程。他指出，太原的“四五”运动在3月31日后开展起来，太原各行各业的人民都主动参与进来。当天安门事件被定为“反革命事件”后，山西省的革命群众遭到逮捕和迫害，直到天安门事件得到平反后，受到迫害的同志也得到平反。

卫方正10对“四五”运动的研究细化到市的层面，以太原市的一位普通工人董廷伦为研究对象，用讲故事的方式再现了太原“四五”运动的过程及他在运动中悼念周总理、反抗“四人帮”、被捕入狱的经历。董廷伦的经历代表着无数“四五”运动中的普通革命群众，他们怀着对党和国家的热爱，奋不顾身投入革命，致力解救党和国家。

(三)“四五”运动亲历者的回忆

亿万人民都投身于“文化大革命”后期的这场政治运动之中，关于“四五”运动，这些亲历者更有发言权。

“四五”运动期间，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吴德是天安门事件中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回忆了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当年党的领导高层对天安门事件决策的过程和内幕。他提到“四五”运动期间，他虽理解广大群众的愿望，但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和他特殊的地位，不可避免犯了错误。11

鲁利玲是“四五”运动中一名普通的革命青年，她从怎样走向天安门广场、在天安门广场做了什么、怎么进的监狱、在监狱中庆贺粉碎“四人帮”四个方面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直观地展现了普通群众在“四五”运动之中进行的不屈斗争。12

《北京日报》内参部记者李守仲敢于坚持真理，不计风险，勇敢的写下了第一篇公开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内参报道。作为亲历者，他坚定地认为人民群众在天安门悼念周恩来不是“反革命事件”，这只是群众表达情绪的形式，目的是为了表达对“四人帮”的不满。当他看到群众强烈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贴出的大字报时，他果断作出发内参决定。13

(四)“四五”运动的性质和意义

学术界对“四五”运动的性质和意义研究都基于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历史决议》对“四五”运动的性质和历史意义作出了这样的评价：“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14安建设15、李海文16、薛庆超17等人都一致认同《历史决议》的评价，认为这场运动是正义的运动。

吴志军18指出，民间党史研究者认为“四五”运动的实质是人民对残留封建专制主义的反抗。他们认为，新中国的诞生标志着民主革命任务的完成，但是民主革命在思想文化方面的任务还没解决，封建专制主义无论在国家还是人民思想中都根深蒂固。“文化大革命”期间，党内外的民主与法制被严重破坏，封建专制主义有了野蛮生长的温床，正是“四五”运动使广大人民群众看清了封建专制主义的泛滥，于是他们奋起反抗，与封建主义斗争到底。

三、进一步推动“四五”运动研究的建议

新世纪以来“四五”运动的研究成果较少，仍然具有较大的挖掘空间。本文基于新世纪以来研究成果的分析，对进一步深化和推动“四五”运动相关研究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是“四五”运动的研究范围多集中于运动的本身，即探究运动的起因、经过、意义等方面，应加强“四五”运动的现实意义研究，如“四五”运动对新时代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影响。

二是“四五”运动作为一次大规模的自发性群众抗议运动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在中国历史上同为大规模自发性的群众抗议运动还有1919年的“五四”运动，但是鲜有将两者联系的研究成果，应加强“四五”运动和“五四”运动之间的比较研究，探索两者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

三是“四五”运动遭到“四人帮”的无情打击，但参与运动的广大干部群众始终没有背离党的路线方针，始终坚持以社会主义民主为目标自觉行动，“四五”运动中的党群关系值得进行深入研究，以促正确认识这一期间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

文章来源：王晨阳.新世纪以来“四五”运动研究综述[J].党史博采(下),2021(07):36-37+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