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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困境”视角下对中国和平崛起的探究

2020-06-05 383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中国正在崛起已经成为全球公认的事实，在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下，“安全困境”是一种普遍现象。目前，伴随着中国崛起而日益增强的综合国力和不断提高的国际地位，世界各国对中国的恐惧感和不信任感不断增强，与中国在各方面的冲突不断增多，中国和平崛起之路并不平坦。论文从“安全困境”的概念入手，分析中国和平崛起的原因，提出加强国际合作，增强相互信任；加强文化交流，推动文化认同的和平崛起措施，致力于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逃出“安全困境”，顺利实现和平崛起。

关键词：
“安全困境”
中国
中国政治
和平崛起
国家安全
国际社会
相互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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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困境”又称“安全两难”，由于国际社会一直处于无政府状态，国家间的“安全困境”就不可避免。但是“安全困境”并不是无法改变的，各国可以通过采取增加信任感的措施来缓解或突破。历史表明，大国的崛起往往会引发安全竞争，中国的崛起对世界各国造成的恐惧和疑虑不断增多。

一、“安全困境”的概念分析

“安全困境”是国际政治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最早对“安全困境”这一概念进行解释说明的是英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他把“安全困境”称为“霍布斯主义恐惧”。他认为，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主权国家作为主要的单元存在，就像霍布斯描述下的“自然状态”一样，国家之间不了解各自采取行动的目的。在这种局面下，国家之间会彼此存在恐惧感，特别是小国会对大国存在怀疑感和恐惧感，也许一个国家只是做一些普通的事情，根本没有伤害其他国家的想法，但是别国无法了解其真实意图，只能通过其行动揣测其目的，所以他们会加强自身的防御来应对这种恐惧，国家军备竞赛的不断升级就是这种困境下的产物，双方都以为对方是充满敌意的，是对自身不利的。巴特菲尔德在《历史与人类关系》中认为，即使没有任何一个蓄意出来危害世界的大恶人的干涉，历史上最大的战争也可能爆发。它最有可能在两个急于避免任何冲突的两个大国之间爆发[1]。正是由于“安全困境”的存在，均无意伤害的双方之间最终会爆发战争，巴特菲尔德将此描述为“现代国际冲突中的悲剧因素”[2]。

这一概念的最初提出是由美国学者约翰·赫兹提出来的，他认为，由于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主权国家之上不存在超国家权力机构的存在，国家的行为不会受到世界性权威的规范与约束，这就会导致国家间不清楚彼此行动的目的，造成相互猜疑与相互不信任。在这样的情况下，主权国家只能通过采取更多的手段来追求更多的权力以增强自身的安全，从而缓解国家之间的相互恐惧与怀疑。但一国的行为同样会给其他国家带来不安全感，迫使其他国家为了维护自身的安全采取同样的行动。由于完全的安全自始至终无法获得，所以主权国家之间的安全竞争就难以避免，更无法消除，国家之间就会陷入无限循环的“安全困境”。在“安全困境”这一概念提出之后，由于美苏冷战的继续和现实主义在国际政治中的主导地位，使得这一概念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美国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这一著作中对“安全困境”也有一定的描述，他认为“安全困境”的意思是一个国家用来增进自身安全的手段往往最终有损其他国家的安全。某国采取一政策或者制造武器时，他们自己认为这属于防御性手段，但是该国的潜在对手却认为该国的这些动作具有进攻性[3]。例如1996年，美国把航空母舰移动到台湾海峡附近，往西太平洋调防潜艇，美国领导人认为这属于他们的防御性措施，但是中国认为这些行动都属于进攻性的包围战略。反之亦然，中国改善其军事能力的几乎所有举措在中国自己看来都是防御性的，但日本、越南和美国却会认为是进攻性的。总而言之，在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理论中，“安全困境”是指一个国家为了保障自身安全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反而会降低其他国家的安全感，从而导致其他国家采取措施应对威胁，使得该国自身更加不安全的现象，国家之间这样一种相互作用的过程就是“安全困境”。

二、“安全困境”下中国和平崛起的原因

“安全困境”存在的根本原因是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的存在，只要这种状态一直存在，国家之间的“安全困境”就不可避免。虽然“安全困境”难以避免和不可消除，但是在一定条件下是能够得到缓解的，这也是困境下中国的和平崛起的原因。

（一）国际制度的规范

中国崛起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无法否认的事实，但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方式并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大多数国家认为中国可能会走上争夺霸权的道路，并不能和平崛起。从中国崛起的客观国际环境来看，中国是一定能够实现和平崛起的。不论是从历史还是现实的角度，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是通过社会共有观念的建构，这种无政府状态可以形成三种不同的文化状态，分别对国家的行为进行不同的建构，即“霍布斯结构”“洛克结构”“康德结构”[4]。“霍布斯结构”侧重于自然状态，强调国家之间是敌人关系，“洛克结构”强调国家之间是对手关系，“康德结构”则强调国家之间是朋友关系。在理论上，只要通过社会共有观念的建构，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最终是会达到“康德结构”的，国家之间原则上是可以成为朋友的。中国的崛起倾向于利用和平的社会共有观念和国际制度的规范最终使国际社会达到“康德结构”状态。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国际制度对各国采取行动起到了很大的规范作用。另外，国际法和国际条约也对各国的行为产生影响，对国家间的行动产生一定的制约作用，使得国家的行为更加具有公开性，从而缓解其他国家的恐惧感。近年来，中国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突出贡献，中国的发展需要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中国在国际社会上日益树立起文明大国、东方大国、负责任大国形象和社会主义大国形象。

（二）中国外交战略的需要

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做好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工作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需要。推进周边外交能够为中国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使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民族复兴持友好态度。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提出的“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对外讲好“中国故事”，提出中国方案，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得到进一步提升。在“安全困境”下，中国强调要让周边国家通过中国的发展获得实际的经济利益，同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外交要讲情义和道义，要重视与邻国的友谊与认同。中国的总体战略就是同邻国建立命运共同体关系，努力突破“安全困境”的相互怀疑感，因为命运共同体将加深中国同邻国在经济、安全、政治等多领域的一体化程度。中国一直奉行的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战略，不会因为争夺霸权而发动战争，根据现实主义理论，没有人能够保证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会不会卷入战争，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有底线思维，同时强调深化军事斗争准备。在国与国安全困境的背景下，中国和平崛起是自身外交战略的需要[5]。

三、“安全困境”下中国和平崛起的措施

在当前的国际体系中，全球主导国家往往会通过遏制或制造争端等方式来制止其他国家的崛起，延缓他们的崛起进程，使他们不会影响自己在全球的主导地位和在地区的既得利益。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以美国为首的其他国家对中国采取遏制的战略，趁中国还未完全崛起制造争端，并对中国施加安全压力，造成“安全困境”。中国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需要采取必要的措施来缓解其他国家造成的“安全困境”。

（一）加强国际合作，增强相互信任

冷战结束后，国家安全被提到更重要的位置，国家间共同的安全利益是实现国家安全的基础，各国之间的相互信任也就成为了突破“安全困境”，实现区域安全和全球安全的关键因素。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社会中，为了让中国在“安全困境”下能够和平崛起，中国应该加强国际合作，寻求与其他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合作，谋求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信任，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可以成为中国寻求合作的对象。一是寻求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合作的过程中，可以与其他国家就国际事务进行联合，争取这些国家对中国在国际社会上提出的观点和倡议的认同和理解，进一步提升他们对中国的友好感和认同感。二是寻求与发达国家的合作，中国在选择合作对象时不能仅仅局限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某些国际事务方面与中国存在共同利益的发达国家也应该成为合作的对象，不能因为在某一领域存在利益冲突而拒绝与该国合作。中国需要通过加强与他国合作、积极承办国际活动多交朋友，少树敌人，加强与其他国家的交流，增强自身的政治透明度，使他国能了解中国的意图，展示中国的国际形象，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能得到更多国家的支持与尊重。总之，中国应该积极加强国际合作，联合存在共同利益的各国在国际社会中共同应对国际事务，缓解“安全困境”，更好地实现和平崛起[6]。

（二）加强文化交流，推动文化认同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为各国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平台，文化软实力在国际竞争中的作用也日渐突出，加强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中国自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连续举办了两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一带一路”建设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推动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化的交流会带来创造性的思维和可持续发展。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对外文化交流传播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通过在海外设立孔子学院，并与其他国家共同举办“文化年”“交流年”等国际文化活动，使中国的武术、京剧等优秀传统文化在国外得到积极传播。中国需要积极举办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发挥主场优势，例如2019年中国举办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就是亚洲各国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中国既要积极主动地对外弘扬优秀文化，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也要热情欢迎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在中国传播，加强多元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世界各国不同文化的相互交流有利于增强国家之间的文化认同感，缓解“安全困境”引发的信任危机，为中国和平崛起提供了文化保障。

四、结语

当今的国际体系仍然处于无政府状态，国家间依然存在“安全困境”，导致各国间处于防范状态。虽然“安全困境”无法消除，但是各国可以以共同利益为基础，加强国家间的交流与合作，采取有效措施缓解它的危险。只要世界各国在合作的基础上增强彼此信任，求同存异，提升双方的友谊感和认同感，就可以突破“安全困境”，建立友好关系。中国经过四十多年的快速发展，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综合国力迅速增强，国际地位得到明显提高，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在实现奋斗目标的过程中，中国需要和平与稳定的外部环境，但是中国与多个国家间存在“安全困境”，例如中美安全困境、中日安全困境、中印安全困境等，这些不稳定因素都会对中国的和平崛起造成不利影响。中国需要在不损害自身利益的条件下采取积极措施，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与世界各国共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增强国家间的信任感，努力化解“安全困境”，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创造积极条件，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参考文献：

[1]尹树强.“安全困境”概念辨析[J].现代国际关系,2003(1):57-61.

[2]李战军.中国和平发展中的安全困境[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0(2):53-55.

[3][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M].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4]耿进昂.国际政治中安全困境的理论分析[J].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4):44-47.

[5]王成君.“安全困境”视域中的中国和平崛起[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4(11):115-117.

[6]叶江.试析大国崛起与“安全困境”的关系[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2):37-42.

黄屺鑫.“安全困境”视域下的中国和平崛起[J].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20,36(06):254-255+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