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缘起

精准扶贫实施以来,一些地方出现“争当贫困户”的现象,造成了非常不好的社会反响。如何治理扶贫中的这些现象,成为当前学术界和政策界较为关心的问题。在社会政策中,这类现象是福利供给研究的一个老问题,学者们往往从福利依赖角度对此进行解释,基本的解释路径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将福利依赖归结为个体心理与行为,如懒惰、逐利动机等;另一方面,从福利制度本身进行解释,如制度的筛选机制不完善、监督机制不健全等。受此影响,学界对这类问题的关注也大多从福利依赖范畴内进行,结合精准扶贫中的特点,将这类行为概括为求贫、主体性不足、贫困工具化等,大都从贫困户的自身和精准扶贫识别制度两方面进行解释。既有研究已经很成熟,但仍然留下一些问题需要回答。例如,精准扶贫中的福利依赖有何特点?不同福利制度中贫困者的依赖特征是否存在差别?贫困者的福利文化与福利制度之间的关系对这些差别又会造成何种影响?

回答这些问题,既能帮助深入推进精准扶贫战略,还有利于提升我国福利制度的供给效率。因为在国家不断倡导建立更加公平和可持续的福利制度背景下,如何在福利递送中不断增进底层群体的获得感,成为福利制度建设必须考虑的内容。在社会政策中,如何提高福利的社会效应一直是个难点。在一些高福利国家,福利依赖如影随形,这种“福利陷阱”极大侵蚀了福利制度的社会功能。基于上述考量,本文选取一个村庄进行实地研究,深度描述精准扶贫实施后村庄的贫困农户在福利依赖上的具体表现,并从文化和制度两个维度深度理解其机制。具体而言,将深度描述精准扶贫启动后,各类具有福利性质的扶贫举措对村庄贫困群体的行为冲击,讨论这种冲击所产生的福利效应;同时,尝试从村庄文化和制度维度去理解这种变化的生成逻辑,并试图对精准扶贫中的诸多福利偏差进行解释。

二、既有研究进展评述

社会政策对福利供给效应的回答主要围绕福利污名和福利依赖等主题展开。“污名”是一个社会学概念,后来被引入社会政策领域,认为家计调查、资格审查等福利筛选方法会导致很多福利计划给参与者带来“羞耻感”或者“污名化”。例如,托马斯艾希纳·丹尼尔(ThomasEichner·DanielWeinreich)认为福利耻辱会对道德危险、自我保险产生比较大的影响[1]。但是,也有不少学者认为,福利污名是福利制度提升效应的一种自我调节机制,通过设置各种资格审查机制,在福利传递的过程中设置一些门槛,让获得福利的对象产生“局内人”的自豪感,珍惜自己的福利资格。同时,通过将不符合福利供给的对象排斥在外,可以提高福利资源的使用精准性,从源头上解决福利依赖问题。所以,有学者甚至认为福利污名是解决福利依赖的良方。

与福利污名的反向研究相对,大部分学者集中研究了福利依赖的影响因素。总体而言,形成了三个解释范式,分别为制度范式、文化范式和生存策略范式。制度范式认为,制度缺陷是“诱导”贫困者对于福利资源的过度利用和减少其劳动供给[2]的主因。例如,布鲁姆金·托马(BlumkinTomer)、马加利奥特·约拉姆(MargaliothYoram)和萨德卡·埃弗拉姆(SadkaEfraim)等学者通过福利污名的模型研究对最小化耻辱成本的现行政策提出质疑[3]。文化学派认为,福利依赖是一种亚文化,会产生代际性,影响下一代的行为方式[4]。基门伊(Kimenyi,MwangiS)认为,福利的依赖是一种亚文化,并且这种福利的依赖性会产生代际性[4];达利特(DalitContini)等解释了福利耻辱可能引发个体文化层面的心理不适应[6];李棉管认为,中国目前的福利制度和贫困者思想观念变化不同步,“文化堕距”造成了贫困者的“政府的钱不要白不要”的观念[7]。生存策略学派基于理性人假设,从经济利益角度出发,认为福利依赖是一种生存策略[8]。理查德·多塞特(RichardDorsett)和克里斯托弗·赫迪(ChristopherHeady)认为,贫困者利用“需求支配策略”说服自身获取政府救助,即贫困者对资源的渴望程度胜过政策所带来的“污名化”的消极影响[9]。

近年,我国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进行精准扶贫。学者们也关注到了这些大规模的福利供给对贫困农户造成的影响。学界发现一些地方存在“争当贫困户”、贫困户内生动力不足等现象。例如,高小波等发现中西部部分地区在精准扶贫中贫困户出现了福利依赖思想,脱贫意愿不强[10]。学者对这类现象的解释较多沿用制度、文化和生存策略三大范式的既有路径进行。例如,张玉胜从制度范式出发,认为政策设计是否科学合理、运作机制是否周延妥善、制度监管是否有效是造成争当贫困户的关键所在[11];贺海波发现,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仍是精准扶贫难点的根源在于当地的贫困文化;李全利从生存策略范式出发,认为利益驱使、决策受限会导致贫困户脱贫主动性不足[12]。值得关注的是,近期,有不少研究将不同解释范式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性解释,以弥补单一范式的不足。例如,方菲和靳雯从精准扶贫政策与乡村社会结构的关系入手,认为既有麸皮政策对乡村社会结构的实质性脱嵌是造成农户争贫行为的原因[13];卫小将将社会控制与贫困文化综合起来分析,认为贫困户的求贫行为受社会软控制的式微和贫困隐喻意的流变影响[14]。

总体来看,学界普遍认为,精准扶贫中的诸多福利依赖现象既与福利制度本身的设计有关系,也与文化、贫困者的自我选择密切相关。但是,福利制度和福利文化对福利依赖影响的具体机制是什么,还有待于进一步回答。鉴于此,本文通过考察一个村庄在精准扶贫实施后贫困者求贫行为背后的原因,厘定制度、文化等对贫困者造成的影响。

三、作为田野的A村

(一)A村概况

G市是江西南部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东接福建省,南至广东省,处于东南沿海地区向中部内部延伸的过渡地带。A村是G市的一个传统贫困山村,位于该市西南方80公里处。该村地处山区,村内山峦重叠,沟壑纵横,交通较为不便。A村有较长历史,民风淳朴、重德崇文,村内姓氏单一,社区记忆悠久。受村庄区位影响,村民主要种植水稻、山茶等农作物,主要收入来源于务工和农业种植,大部分村民并不富裕,村内适龄劳动力大都前往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务工。自2014年精准扶贫启动以来,A村按照政策要求开展了精准识别和精准帮扶工作,全村216户农户中有28户得到贫困建档,涉及125位村民。与全国其他地区精准扶贫要求一致,A村将精准扶贫作为村庄的“第一要务”,按“一个贫困户确定至少一名帮扶责任人”要求进行针对性帮扶。2016年以来,上级政府累计整合涉农资金350万元用于A村的扶贫工作,在A村实施了35个扶贫项目。经过几年扶贫工作,A村整体面貌得到极大改善,贫困农户的收入有了一定程度增加。

(二)A村精准扶贫中行为与情感依赖

A村精准扶贫工作虽然取得了较大成绩,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却呈现出与政策设计初衷不一样的结果。当地干部说:“每个人都想分一杯扶贫的羹,都想当贫困户。调整贫困户名单时,天天有人来村里求情闹事。”贫困户这一标签并没有让村民产生“羞耻感”或“污名化”,反之却使村民对这些福利机会趋之若鹜,贫困户变成了福利递送中的一个资源黑洞。具体而言,A村的福利依赖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评选的策略性。

贫困户的评选需要经过一定程序,A村部分低收入农户在评选过程中往往会采用诸多策略,如隐瞒家庭收入、哭穷等,以保证自己能顺利通过评选。A村帮扶干部反映:“有的贫困户为了多拿钱,刻意隐瞒自己收入,说自己没钱,生怕自己说有钱了就把贫困户的指标给了别人。我们根据退出程序脱贫,他们就说我们工作做得不好,其实就是担心自己不是贫困户了。”更有甚者,一些贫困户出现装病、久病等行为,放大自己的医疗开支,获取村民的同情。A村的签约医生说:“有些人(特指贫困户)总是来看病,说自己有什么慢性病,其实没什么大问题,人老了肯定不如年轻人,身体总会有一些不舒服。”

此外,一些非贫困户也会采取策略性措施使自己成为贫困户。这些措施包括降低家庭收入、扩大家庭医疗开支、坐等政府救助等。例如,村民LHB家中并不是非常贫困,男主人虽有轻度残疾,但仍有劳动能力,2014年以前,每年都会外出打零工。由于家庭收入略高于识别线,最初他家并没有被识别为贫困户。后来,他看到贫困户能享受更高的危房改造资金补助,就千方百计想评为贫困户,以便改造自家土坯房。2016年,他就不再外出打零工了。村民LHB说:“我今年没出去打工就在家里,出去干吗呀,辛苦出去赚点打零工的钱还不如贫困户的补助多,万一评不上贫困户,危房改造就享受不上了。”

第二,获取福利的无底线化。

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有着浓厚的礼俗秩序基础。而在A村,部分农户为得到贫困户身份甚至不惜抛弃原有熟人社会的关系网。在贫困户的识别中,民主评议是贫困户识别的重要一环,A村的少数边缘群体甚至检举、监督和家中条件相差不多的贫困户,以便自身能递补进贫困名单中。贫困户LP说:“以前和邻居闹过矛盾,从我评上贫困户后就跟我走得很近,我原来还纳闷呢,后来才知道她就是故意的,一看我家里吃点好的就去村里举报,说我条件变好了,要拿掉我的贫困户。”同时,礼俗秩序作为乡村的一种重要规则,尤其是在中国宗族氛围较强的南方更是如此。A村的部分农户为了获取扶贫指标不惜打破这一秩序,具体表现为,子代故意与老年人分家、老年人故意住老房子等。例如,A村有一位贫困老人,之前和儿子一个户口并共同生活。扶贫开始后,他儿子觉得贫困户能获得帮助,就将户口进行了分拆,和他父亲分了家。A村的另一位老人为了减轻子女的负担,故意到自己老房子里住,并要求政府对老房子进行加固。

第三,评选后的光荣感。

福利污名理论认为,大多数受助者在得到社会救助时,面对程序的公开和救助的透明化通常会产生“羞耻感”。但在A村,贫困户在主观感受上却存在得意心态。根据政策要求,帮扶干部平均每月至少需要去贫困户家走访慰问2～3次,帮助贫困户解决生产和生活中的困难。高频率的走访与帮扶使贫困户不再是传统上被忽视的人群。在此过程中,贫困的意义已经发生转变,评上贫困户意味着国家的重视和领导的关心,未评上则代表着自身能力不足。这种转变使贫困户对帮扶干部的态度由最初的欣喜转到了得意,并不断在心理上进行自我暗示与强化。例如,贫困户LYY反映:“我以前都没见过什么领导,现在评上贫困户,经常有领导来我这看看。”

此外,一些贫困户在村庄日常交往中呈现出“高人一等”的心理。A村制定帮扶机制初衷是要保障贫困户“贫有人管”。但部分贫困户曲解了这一举措,认为帮扶责任人就是其护身符,甚至形成一种自己比普通村民更受政府重视的假象。非贫困户LWJ反映:“你看那家贫困户,以前村里开会,广播说一声就去,现在不得了,得村里干部来家里请个好几次才会去。”

第四,需求的黑洞化。

根据政策安排,A村贫困户可以获得产业、住房、健康、教育、就业等多种福利补贴,以保证其生活稳定实现“两不愁三保障”。但A村的不少贫困户对此并不满足,部分贫困户不以脱贫标准和实际需求来看待政府帮扶,在基本需求已经得到满足后仍希望得到更多的同类资源帮扶,其福利需求呈现出黑洞式的难以满足特点。贫困户LSQ反映:“你看我家四个人,日子难,能不能再帮我弄个低保?”而实际上,该户家中已有符合政策的两个人每月在领取低保金。

除此之外,不少贫困户通过帮扶反而产生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帮扶需求。贫困户LCX说:“政府挺好的,帮我盖了新房子,要是在村里能找到稳定的事做就好了。”而实际上,A村及其周边并没有一个生产型企业可以务工。一些易地扶贫搬迁的贫困户甚至希望村里能配齐全部的生活家具、家电等。某搬迁户CK对村里一直有意见,他对村支书说:“你们不是说拎包即住吗?怎么还要我自己出钱买家具?”在医保方面,A村贫困户在县内住院的报销比例为90%,而且不需要事先垫付资金。一些贫困户充分利用这个政策特点,得了感冒也要去县医院住院,而不在镇卫生院治疗。村民CL说:“反正都是90%报销,能去县医院为什么还去乡医院?我为什么就不能享受下高档服务?”

第五,获得福利后的趋懒性。

从2016年开始,扶贫政策转向贫困群体的能力建设,A村也提倡“智志双扶”。但从扶贫干部反馈的情况看,一些贫困户不想在智、志两方面进行改变,他们不愿意参与技能培训、产业学习等能力提升的项目,也不愿意参与产业项目、小额贷款等项目进行资产建设脱贫。因此,A村贫困群体参与产业扶贫项目、劳动力培训的比例较低。相反,他们非常在意短期的现金补助(低保、慰问品、临时补贴等)。例如,贫困户LF反映:“我没读过什么书,哪有好地方要我啊,打零工搬东西又累,我现在有低保,还有其他的补贴,够用了。”

综上所述,A村源源不断的扶贫福利资源供给在让贫困村民获得切实帮助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使贫困户产生依赖思想,由此形成了一个尴尬的福利供给悖论,造成扶贫福利资源的浪费,这一结果与精准扶贫的目标完全背离。

四、福利依赖: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交互建构

福利依赖显示出A村的贫困户在面对扶贫资源供给时产生了一种错误归因。实地调查发现,这种错误归因与A村的福利文化变迁密切相关。而作为一整套规则的扶贫制度在其中也提供了行为框架[15]。

(一)文化堕距:福利依赖的初现

文化包含着一个社群社会习惯的一切表现形式,是个人对于他所在群体习惯之影响产生的种种反应。在福利制度建设中,文化环境是一个重要变量。罗伯特·平克(RobertPinker)将福利文化分成两个部分:一是价值观,它影响人们对权利和义务的看法;二是行为习惯,价值观通过它找到了在实践中的表现方式[16]。A村福利依赖现象的形成,与A村的价值观和行为习惯变迁密切相关。

第一,A村村民贫困观念变迁。

贫困观反映的是个体对贫困的看法以及如何定义社会所给予的帮助。在传统社会,A村村民对贫困的看法具有明显的个人主义色彩,认为贫困是个体的困难。与中国东南诸多村庄一样,A村是一个聚族而居的村落,有很强的家族传统。在特殊主义家族伦理影响下,家族被看成是超越个体的社会单元,为个体提供社会支持与保护;同时,个体隶属于家庭,有义务承担家庭的责任。受此影响,村民普遍认为贫困与福利是家庭内部的事情,家庭是个体福利的主要来源。当家庭内部不能满足其需求时,贫困者大多倾向于降低自身需求,如果有幸获得家庭外部的帮助,则需要进行“报恩”。所谓“恩”,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个人所欠他人人情的多少。“恩”意味着要回报。正如A村的老人LHP反映:“穷是自己的事,要不是自己懒还能穷?我们要记住别人的恩情,有报才有信”。

改革开放后,随着A村与外界联系的增加以及经济的发展,A村村民在看待贫困问题上的观点有了变化,认为贫困是个体某些功能的缺失所导致的,这种功能更多地与市场以及社会环境相关。例如,这一时期,A村公认的主要贫困群体是五保户、残疾人或者发生重大变故的家庭。曾经担任过小组长的LX说:“十几年前我们也扶贫,逢年过节也要去给那些穷的村民送油盐柴米,那个时候我们都知道谁家里穷,都是那些五保户、残疾人等,也没人来争这点东西,谁好意思啊。”在当时,五保户、残疾人之所以被界定为贫困人群是基于某些原因导致家庭的部分社会功能缺失,政府对贫困者的帮助是一种简单弥补。在补偿主义评判视角下,贫困往往与道德联系在一起,贫困意味着功能的残缺,意味着与正常人不一样。可以说,贫困在当时具有一定的“污名性”。正因为贫困与道德相连,“污名”了的身份在一定程度上能将普通人群与有限的扶贫资源隔离开来。

近年,A村实施了精准扶贫。这种制度化的扶贫方式代表着我国扶贫思路的重要转变。在精准扶贫背景下,贫困者是政府根据一定的标准和程序识别出来的。制度性的贫困筛选机制表明,贫困既是个体生存状态的反映,也是一种社会承认。一个人是否贫困不仅由贫困者自己陈述,而且在政府那里建档立卡才算真正的贫困。A村有不少家庭的经济状况与建档立卡的28户农户的经济状况相差不多,但由于他们没有通过政府认定,不能享受扶贫政策,村民不会将他们当作贫困户,贫困户也不会将他们看作真正的“穷人”。例如,某贫困户LD说:“我们家现在能享受这个扶贫政策,是因为家里条件不好,这不光是我自己说的,村里人都看得到,要不然大家也不会给我投票。”由于贫困的产生方式发生了改变,村民对待贫困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与上一时期相比,村民认为贫困不再是个人的贫穷,而是一种社会认定,与政府和社会密切相关。

第二,村庄的贫困评议文化变迁。

贫困评议文化代表社会角度如何看待贫困以及对贫困者所施加的福利。它是一种集体层次的文化观,代表着某一时期的社会态度。受中国文化互助传统影响,传统时代A村村民认为帮助他人是一种道义和善举,有能力不对他人的困难进行帮助是不道德的。这种朴素主义的慈善观和道义公正观深深嵌入A村村民的思想中。两种观点与血缘、地缘的结合就是要以道义之心来看待身边的贫困者,相互帮助并不断按差序格局的人伦开始投射:有钱的兄弟要帮助没钱的兄弟,富裕的同族人要带动其他族人,发财的村内人要带着大家一起发财。A村的一个老族长说:“小的时候老人们经常跟我们说要互帮互助,这也是我们客家人的传统,你一个人有出息不算出息,要给族里争了光才算有出息。”

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A村也与整个社会一起发生了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变迁,这让A村对贫困产生了新的社会态度。市场与社会的双层冲击很容易在A村中形成一种共识:贫困与社会环境密切相关,贫困的发生有着外在因素,它甚至是偶发性的,因而是可理解的。例如,有村民说:“种水稻会遭灾、做生意会亏本,谁能说自己一辈子好,谁都可能会穷。”这种“穷”的可能就是因为贫困与市场的关联性被不断强化所导致的。因此,理解就成为这一时期A村贫困评议观的基本特点。

精准扶贫实施后,各级政府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并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反贫困不仅是村民自己的行为,还是村庄的主要工作,更是政府的头等大事。在此背景下,A村的贫困评议观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由个体状态上升至国家责任,在国家给予的福利面前,人人都有争取的机会。很明显,与上一阶段的贫困观和福利观相比,这一时期村民的贫困观已经脱离了道德化,逐渐走向公平化与权利化。A村一位非贫困户说:“我家凭什么不能评为贫困户?我家里有三个人去当兵,也是为国家做贡献,难道不能得到点好处吗?”权利文化的萌芽让村民对政府福利资源的获取产生渴求和欲望,村庄对贫困的定义和理解也发生变化,认为贫困户是一种福利身份,只有通过可行能力的激发及社会支持网络的重构才能实现脱贫。

从上述分析可见,A村的福利文化在精准扶贫前后存在着较大的堕距现象。具体而言,在精准扶贫的背景下,村民对待贫困的观点以及村庄关于对贫困者施加的福利的态度都较前一个阶段有了快速的变化。村民认为贫困户身份是被认定的,福利分配的依据是贫困户这个社会化的身份与标准,只有贴上这个标签,才能不断获取资源,因而贫困不再是一种羞耻,而是一种光荣。而村庄也认为,贫困户是一种福利身份,需要给予相关的制度支持才可以帮助他们脱贫。福利文化堕距的存在很自然地会改变村民尤其是贫困村民对扶贫资源的态度,在社会承认的默许下千方百计地获取扶贫资源。

(二)精准扶贫制度的反向强化

1.我国精准扶贫制度的特点

第一,扶贫的政治化与贫困的去道德化。

打赢脱贫攻坚战,消除绝对贫困,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各级政府纷纷将扶贫工作放到突出的政治位置,不断加大扶贫力度,并将干部的绩效考核和脱贫攻坚成果挂钩。这种做法将贫困者从被帮扶者转换成为考核的必要因素。同时,贫困者也不再是一种具有“污名”的道德身份,而是一种脱贫任务,是脱贫攻坚的关键成员,甚至是完成脱贫任务的重要协作者。贫困已经完全地去道德化了,这点在A村中体现得非常明显。精准扶贫实施后,村庄的工作重心都围绕着扶贫工作,从上级部门所获得的资金也全都投入了扶贫项目。

第二,福利分配体制具有“聚光灯”效应。

所谓“聚光灯”效应,是指只要被评为贫困户,就能源源不断地获取福利资源。精准扶贫实施以来,各地为帮助贫困群体稳定实现“两不愁三保障”,要求各部门、各类社会力量参与精准扶贫,由此,各类福利资源纷纷向贫困户集中和汇聚倾斜,使得贫困户和非贫困户之间的福利分配不对称。贫困户能获得政府社会保障扶贫、就业扶贫、健康扶贫、教育扶贫、产业扶贫等各种机会。例如,在A村,贫困户如果住房无保障,可以享受拆旧建新、维修加固、移民搬迁、政府代建4种建房模式。同时,在教育上,贫困户的子女能获得从学前到大学的一揽子费用减免和补助政策;在产业上,贫困户能获得村里光伏产业的产业分红,还能获得5万元的政府贴息贷款。

第三,福利监督体制存在“在场”与“缺场”的双向悖论。

在精准扶贫的效果评估方面,我国创新性地引入了第三方评估机制,用以评估政府的扶贫效果。第三方评估强化了贫困农户的“在场感”。目前,脱贫评估考核多以贫困户的回答作为一手资料进行深入考察,帮扶干部提供的信息大多作为评估参考。其中,贫困户满意度还是衡量脱贫攻坚效果的关键指标。可以看出,脱贫工作评估突出贫困户的“在场”,弱化了帮扶干部的“在场”,贫困户的感受成为帮扶人的“晴雨表”,帮扶干部的角色被弱化。然而,精准扶贫在强化了贫困户“在场”的同时,还出现了“缺场”现象。具体表现为,在扶贫的评估指标中未设定对贫困户资源获取后的内生动力和能力成长的评估,对滥用、错用扶贫资源的贫困户惩罚性措施较少。评估考核中的贫困户“缺场”现象不能很好地对扶贫资源的利用效果进行考核。在A村,为提升贫困者脱贫内生动力,政府与银行合作设立“财政惠农信贷通”政策,为以贫困户为主体的产业合作社和贫困户提供产业发展贷款风险补偿金。但在实际实施中,由于对贫困户的资金使用方向难以把控,部分贫困户出现乱用扶贫贷款现象,致使家中“贫上加霜”。

2.福利依赖中的制度与文化的互构

制度与文化具有统一性和一致性,文化变迁或制度变迁是在文化与制度的互动中演进的[17]。在A村,福利文化堕距使精准扶贫中的福利依赖初现,而精准扶贫中的资源分配制度又继续强化了这一福利依赖现象。同时,文化与制度也表现出极强的相互依赖性,制度通过为文化的形成提供环境支持、制约或者阻碍给予其反作用力,从而影响福利文化的生成;而福利制度不断被“嵌入”文化环境,以此得以被真正解读。

第一,制度的分配功能为文化提供了环境支持,促进了福利依赖的出现。

精准扶贫的补缺型福利分配体制强调贫困户的主体地位,不论是扶贫“政治化”“去道德化”还是评估的“在场”与“缺场”,福利多集中于贫困户,形成“聚光灯”反应,非贫困户被边缘化。这种情况打破了传统福利文化的稳定,激化了村庄内的矛盾。制度具有导向功能,各种福利供给的方式和力度都会对文化形成一种引力,推动社会成员有意识地创造所谓的与之相适应的文化。正如在A村,国家实施聚焦式扶贫策略比以往力度更大、强度更高,使得A村贫困群体关于贫困、福利观念的转变缺少一个缓冲期,过于着急形成看似与福利制度相适应的福利文化观。而这种福利观由于缺少与社会的互动,因而导致A村福利依赖的出现。

第二,文化的固化作用为制度提供了思想支持,加深了福利依赖的程度。

文化依附于制度,但是一种文化就像一个人,或多或少有一种思想与行为一致的模式[18]。贫困群体最初形成一种与村庄、社会差异甚大的福利文化观虽然是局部的,但文化及其相应的行为模式一旦形成就会很容易吸收精准扶贫制度中的可利用的元素进行文化整合,形成福利依赖文化。这种文化在短期内会赋予反贫困制度福利供给一定的意义,并且不断地被类似的贫困群体或贫困边缘群体所认同和传播。这一现象会对精准扶贫制度产生两方面影响:一方面,贫困群体的贫困文化观被筛选整合进相关制度中;另一方面,贫困群体对精准扶贫政策的自我理解会赋予制度不同的外延,并被不断传播。在A村,贫困群体所形成的福利文化观带有的封闭性就如同一把钥匙,连接扶贫制度的福利供给。例如,由于A村出现过边缘群体对当选贫困户的收入进行举报的现象,A村后来的村民评议环节扩大了村民对贫困户的监督,而少数“久病”群体的行为也不断被其他村民所效仿。

五、结论

通过以上对A村的分析可以看出,福利文化变迁与精准扶贫福利分配制度对村民福利依赖生成具有交互作用。在精准扶贫实施前,社会救助在人情观、面子观的特殊伦理主导下,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恩”式交换关系,人情债是一种负担,亦是一种“污名”。特殊伦理的制约加之非正式的社会设置会迫使有限的扶贫资源的分配朝向高效。而精准扶贫实施后的不同于传统人情面子观下的“福利污名”却使贫困变成一种社会承认式的“贫困光荣形象”,这必将导致福利依赖的出现。精准扶贫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政治化、去道德化、资源供给“聚光灯”性、评估缺场化等问题,又进一步强化了福利堕距所造成的福利依赖现象。A村的发现也可能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个案,但对脱贫攻坚以及农村福利治理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当前,我国的脱贫攻坚事业即将取得全面胜利,农村贫困态势也已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但福利依赖的存在会大大侵蚀脱贫的效果。要提升农村贫困群体的脱贫质量,必须从制度和文化两方面对福利依赖现象进行预防和治理。

首先,要从文化角度对贫困群体的福利文化进行引导。贫困群体形成福利依赖的直接原因在福利文化变迁中形成了具有偏差性的福利意识,将福利与身份、地位相连。破除福利依赖现象,一方面,要引导贫困群体在获取福利的过程中树立正确的福利公平观,在福利权利和福利责任之间建立平衡认知;另一方面,要在社会层面主动营造排斥福利依赖现象的社会态度,树立正向的福利榜样,建构积极的福利文化。

其次,要继续完善精准扶贫制度,打破既有制度对福利依赖现象的反向强化链条。一方面,要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社会救助制度建设,为农民提供适度普惠的福利,通过扩大福利覆盖面、提升福利水平,消除在精准扶贫过程中的福利“聚光灯”效应;另一方面,要进一步优化精准扶贫的相关制度,消除制度对福利依赖的强化功能。为此,需要进一步破除福利获取和贫困身份的唯一对应关系,在福利分配中参考贫困对象的行为并设置梯度式的分配方案,在脱贫评估中优化目标群体的参与等。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推进,我国未来还将进一步加大对农村社会成员的福利供给。在此过程中,如何预防农民的福利依赖现象将成为一个重要议题。本文的发现和启示:未来农村的福利治理需要从制度和观念两方面入手,不断增强制度的公平性和高效性,既要注重完善的福利分配制度和顶层设计,也要关注制度目标对象的主观定义和认知伦理,建构中国特色的福利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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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精准扶贫背景下社会工作驱动乡村社会有效治理的路径与模式创新研究”(19BSH175);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社会力量协同精准扶贫的实践困境与提升策略研究——以志愿服务为例”(19SH06)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