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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对两种生产理论实践产生的影响

2021-03-06 207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两种生产理论的实践在我国人口政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人口政策对我国人口红利产生了影响。另外,意识形态对我国人口政策也起到了影响。在社交媒体中的社会舆论对现今社会意识的影响越来越重,甚至对整体的政策制定都带来了影响。因为社交媒体在人们生活中的比重越来越大,所以对于社交媒体的把控越来越重要。社会舆论在影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我国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设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只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中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才能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更加具有民族凝聚力,才能在马克思主义中国的道路上更加顺利。

关键词：
两种生产理论
人口政策
意识形态
舆论平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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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种生产理论在我国的实践以及意识形态对人口政策的影响

(一)两种生产理论在我国的实践

根据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中对两种生产理论的描述,不难得到这样一个结论,人自身的生产带来人口增长对国家发展直接影响就是人口红利。在2018年中国工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经济形势报告中,李克强总理提出,我国的“人口红利”加速向“人才红利”转变,这是中国发展的最大“底气”。

我国的人口政策在建国初期至今发生了多次转变,而两种生产理论被普遍认为是我国人口政策最系统的理论基础。因此,在两种生产理论下,构建一个完整而适用的人口政策理论体系已经成为当务之急。我国人口结构在历经计划生育之后,完全呈现出倒金字塔型的不健康的结构体系。从1982年生育率的2.92到2019年生育率1.18,我国生育率下降了60%,这样的事实加速了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在联合国提出的老龄化标准下,生育率低于2.1的人口结构趋于不稳定状态,在恢复生育率和缓解老龄化状态下,对于人口理论的研究,就变得至关重要。

(二)意识形态对人口政策的影响

社会主义建设的早期,我国对生产力的需求产生了以鼓励生育,促进人口增长。在1954年到1959年之间,生育政策,从节制生育转向鼓励生育;但是从1960年到1969年之间,我国的生育政策发生了巨大转变,提出了“计划生育”的号召,实行宽松控制政策;在这样的转变下,1970年到1980年,一直在推行“晚稀少”政策控制人口增长;然后到1984年到2013年,提出要稳定低生育,统筹人口问题,这时我国已经成了世界人口大国;在2002年,我国开放了“双独二孩”,到2013年开放单独二孩,再到2015年的全面放开二孩政策。

在这之前,1984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就有了微调,指在对农村稍作放开。虽然没有明确的说明,但是在当时的政策,其实是“没有明说的事实”,就是在农村地区,第一胎是女孩的,可以生第二胎。现在看这样的政策,完全就是历史的遗留问题,也就是重男轻女的思想。所以在当时的状况下,虽然一直在提倡生男生女都一样,但是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可笑的事实,既然都一样,为什么还有提出这样的口号呢,更何况有对农村地区稍作开放的政策。

现在来理智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生育政策的变迁可以说是社会意识对社会形态的典型影响。其中,1984年提出的对农村地区稍作开放的政策又可以理解为社会舆论对社会意识的影响。尤其是在农村这种人口密度相对集中、思想状况又相对落后的地区,社会舆论的力量甚至比整体社会意识更为强大。

可以发现,社会舆论、社会意识、社会形态之间其实在相互影响,我们对于子嗣的态度一直是传宗接代。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这样的态度到现今才稍稍发生了一些转变。在受教育程度和思维广度的影响下,一部分父母的眼光从“传宗接代”移开,真正接受“生男生女都一样”的观念,这才是意识的转变。随着部分人的意识逐渐成为整体社会意识,社会形态才会完全转变,这就需要社会舆论的不断宣传。而宣传的手段在现今,社交媒体占比重很大,用社交媒体来对社会舆论进行整体引导,改变社会意识,从而改变社会形态。

二、平台舆论体系对社会的干预

社会舆论和社会意识之间是相互影响的,不单是社会舆论在对社会意识影响,社会意识也会对社会舆论产生影响。这里讨论的社会意识,不单是正确的社会意识,还有一些错误的社会意识。我国的历史久远,五千年的历史中,有公序良俗,也有一些历史遗留问题。社会在进步,历史遗留问题也在慢慢被解决,但是它的存在,是不可否认的。这些历史遗留问题对社会舆论产生了反影响,这是社会意识对社会舆论的影响。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中,这样的社会意识是正确的,跳出历史和时间来看,这样的社会意识是错误的。这样来看,好像讨论社会意识的正确如否没有意义,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我们不能被历史的框架局限在原地,而是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社会意识的前进方向。

社会舆论一直都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力量,正确的社会舆论对社会是有促进作用的,而错误的社会舆论是有少数对社会主义建设心存恶意的人通过社交媒体对大众进行煽动,在事实上进行歪曲或者片面的描述,已达到其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在意识到舆论的导向作用之前,对于社交媒体管控缺失,产生许多因为舆论对社会意识形态负影响的例子。

平台舆论体系的干预,笔者认为可以分成四个阶段。一是某一热点事件发生之后,引起大量讨论。由于微博现在使用量越来越广泛,只要有热点事件发生,几乎都是由微博最先开始挖掘,这是在当今科技发展的前提下产生的,传统媒体很难赶上微博的速度。二是众多讨论形成的大多数意见。在这个阶段,是最容易受到煽风点火的阶段,在充分考虑过人性的情况下,一些过激的语言和表现很容易让人们形成同感,片面的或者不实的报道就是这样产生的。三是传统媒体或者官方进行干预促成公众希望的方向。这个阶段是舆论力量的典型体现,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事件的转向很容易由不实或者片面的报道混乱,最终走向被误导的方向。四是事件的平息。

从这四个阶段可以看出来,由平台舆论体系的干预已经不可小觑,这样的力量最终会对社会意识形态造成一定影响。如果一直由不良的舆论风向引导,我国的社会意识形态方向会偏离原先正确的轨道,这很可能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产生巨大破坏。所以现在对于舆论力量要做到一定的把控才能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方向正确,这不是在说要防民之口,且这样甚于防川,只是说在方向引导上,政府要起到作用。现在的社交媒体对于舆论的把控还是很好的,大到各个国家部门小到各个地方部门,积极运用自己的社交媒体对社会舆论起到了正确的导向作用。

三、我国人口红利下降趋势下平台舆论的导向问题

人口出生率直接关系到我国新婚率,之所以说平台舆论对人口红利会产生间接影响,就在于平台舆论对于新婚意愿以及生育意愿会产生影响,直接影响了人自身的生产。意识形态是需要向导的,也只有大方向的引导,才能使在社交舆论中产生的社会意识走向正确的方向,才能建设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前文提到社会舆论的引导,这里并不是说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组织来进行引导,而是社会整体对自身的引导。因为社会一直在发展,思想就一直在进步,我们所渴求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是社会整体达到一定的文明程度,是在对一定程度上正确与否的判断。我们不能说绝对的正确,因为在完全建设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提高国家软实力,对意识形态的建设要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我国的意识形态建设一直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但是近几年,西方的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对我国的意识形态造成影响。在西方意识形态入侵已经成为事实的条件下,舆论平台体系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问题,尤其是对于社会热点问题的舆论引导方面。这些基于平台用户的导向者,会把舆论导向到性别对立的方向,这就是为什么说平台舆论体系会对我国人口红利造成一定的影响。

由于现在浏览网络的年龄越来越低,网络这一意识形态的大熔炉更容易地对低龄人的意识形态形成构成影响。在这一时期,如果这种极端的、不太合理的性别对立的概念大量充斥在这种舆论平台体系里面,对低龄人成长中的意识形态构建造成负面影响,甚至一些思维不成熟的成年人也会受到影响。虽然现在舆论平台体系中,大量充斥着中不良信息的平台只有微博一个,并且从现实看来,真正产生的影响也有限,但是居安思危,还是要警惕西方对我国意识形态的输入。在这一点上,对于这种以资本组建的舆论平台体系,需要更加严格的管控。并且从另一方面看,女性在婚姻中受到的保护不够也是让性别对立存在的原因之一,我国的人口政策中更需要加强对女性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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