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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昌硕与日本篆刻关系探究
摘要：晚清民國時期吴昌碩篆刻影響之大，以致鄰國日本的書法家、篆刻家紛至沓來拜師學習。這些受吴昌碩影響的日本書法家、篆刻家回國後大力傳播，成爲吴昌碩書法篆刻藝術在日本的重要傳播者和研究者。本文闡述日本來華商人、政客及書法篆刻愛好者與吴昌碩交游、學習的情况，以及吴昌碩對他們的影響，分析吴昌碩篆刻作品在日本的傳播情况，並對流傳在日本的吴昌碩篆刻作品進行比較。吴昌碩的篆刻藝術與思想在日本的廣泛傳播，得益于他與日本來華友人所建立的友誼，更得益于日本友人對吴昌碩篆刻思想在日本篆刻界的繼承與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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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與日本在1871年簽訂《中日修好條規》和《中日通商章程》，規定雙方互有領事裁判權並互設使館，開放直接貿易。此後，兩國之間的民間交流日益頻繁，中國在此期間有大批書畫藝術家赴日鬻藝，如蒲華、羅清、衛鑄生、胡鐵梅等，而日本書畫家也更多地從日本來到中國以個人身份寓居上海。任伯年、趙之謙、虚穀與吴昌碩并稱爲“清末海派四大家”，吴昌碩與日本書法家、篆刻家過從甚密，一生交往了九十多位日本來華學者、政要、商人及學生。本文主要以吴昌碩在1900年前後所交往的日本友人爲例進行分析。
一、篆刻媒介：吴昌碩與日本友人的交游
在日本書壇，圓山大迂有着非常高的聲望，吴昌碩能與日本書法篆刻圈建立起交流關係，圓山大迂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不斷地介紹新人來到中國學習、交流。而與吴昌碩交往較早的日本篆刻家圓山大迂，1在1899年刊行的《篆刻思源》卷五“論破碎印”裏説：“近傾，如蘇州友人吴昌石俊，非篆刻拙劣，然漫破邊欄，動以印面字畫空處及字體刀口突，作朽蝕鏽爛狀，云得古法，豈可云正法。”2在没接觸到吴昌碩篆刻之前，圓山大迂的篆刻審美是不一樣的，其審美更趨于一方印章的整體完整性，很少如文中所説的“漫破邊欄，作朽蝕鏽爛狀”這種篆刻審美認知。對于圓山大迂這樣的篆刻審美理解，吴昌碩也有自己的觀點。和吴昌碩晚年有過交往的楠瀨日年在《吴昌碩的書齋》裏説：
圓山大迂訪問吴昌碩翁時，他向翁問：“在我國非常愛惜印章，絶不破碎。但你的作品破爛不堪，那可怎麼行？”吴昌碩回答説：“我有我的風格、規矩。”然後拿起旁邊的印章，用印刀後面亂打給他看。我想起來以上的話而給吴昌碩翁聽，記得吴翁可能如下回答説：“不知道那個人有没有自己。”3
吴昌碩在篆刻上對于“自己”的理解，相比圓山大迂更勝一籌，但這並不能阻礙二人的交往。吴昌碩曾應圓山大迂的委託書寫“竹報平安”篆書匾額，並在《書論》第三十號“西泠印社特集”上登載：“平安名館昔人贈，偶爾天涯共性情。何日再游黄歇浦，遲君杯酒爲談贏。”4圓山大迂卒于1916年，享年七十九歲，有《學步盦印蜕》傳世。吴昌碩曾用篆書爲其題寫“學步盦印蜕”，用行書署款“辛酉冬吴昌碩年七十八”。圓山大迂雖不認同吴翁的“破碎邊欄”，但他推崇中國的中鋒刀刻印（即兩面刀刃）。因此他對用中鋒刀刻印而具有文人修養的吴昌碩，有一定敬畏之意，亦稱吴昌碩爲“友人”。在日本篆刻界，中鋒刀刻印後來逐漸成爲主流，這與圓山大迂的推崇不無關係。
圓山大迂與吴昌碩是在蘇州接觸的，而吴昌碩真正在上海結識的第一位日本好友應是日下部鳴鶴。日下部鳴鶴曾因没有優質的書法範本和指導而煩惱，後來他向楊守敬學習書法并深受其影響。當時的日下部鳴鶴並不了解中國正統的“正鋒”刀法，爲了謀求藝術上的更上一層樓而來到中國，學習“正鋒”刀法。日下部鳴鶴在1891年到中國，並在此期間與吴昌碩訂交。日下部鳴鶴弟子井原銀之助將其師所述編爲《鳴先生發話》，其中的逸話云：
吴昌碩在篆刻方面算近代名人之一，篆書是卓越，畫也富有逸致，我是游彼地以來交際的。在上海，我囑他刻“鳴鶴”二字印，約刻完後送到岸田吟香經營的樂善堂，但是没有帶來。見面吴俊時，他説：“樂善堂真太不像話，我帶去印章，給我吃閉門羹。”而怒氣衝衝。那可莫名其妙，岸田氏認識吴俊，一定不會做這樣的事。我再問樂善堂，如下的真相：“有一天早晨，新來的學徒正在開門時，見穿着温袍的逼老爺來，彼看作乞丐而頂回去。”吴俊聽了以後，他説：“是嗎？其實刻那印苦心而没得到法，就那樣地睡了。寅時夢限同時然覺悟，立刻刀而得得意之作，穿着衣跑到樂善堂了。”然後互相哈哈大笑。下次刻成“日下東作”白文印時，把這印携來的吴俊再三説不好不好。我説：“那麼不可你改刻就好。”他説：“不，我的刻不是不好。‘日下東作’的字樣對印不好。”把那樣難的字布得那麼好，真是名人。5
日下部鳴鶴所囑吴昌碩刻的這些印都收入在自編的《木堂鳴鶴印譜》，在“日下東作”白文印和“子旸”朱文印（對印）上面，日下部鳴鶴自己加刻“明治廿四年，上海客次，請吴昌碩之篆”的標記。
1903年四十一歲的山本竟山在日下部鳴鶴的介紹下赴上海拜訪吴昌碩。山本竟山携帶了日下部鳴鶴照片請吴昌碩弟子陳半丁爲作肖像畫，並請楊守敬和吴昌碩題贊。尺牘中吴昌碩告知日下部鳴鶴的畫作已收訖，並贊賞他的學問與書法，對山本竟山購求的金石碑版也表示了一睹之意。山本竟山還在旭館（酒樓名）宴請吴昌碩等文人。山本竟山與吴昌碩的關係屬于亦師亦友，此後山本竟山曾三次到上海拜訪吴昌碩。山本竟山回國後在日本關西地區構築起傳播吴昌碩藝術的文人網，據山本竟山後人統計，當時有一萬多人跟隨山本竟山學習書法篆刻。吴昌碩的文人氣質與書法、篆刻、金石碑學方面的學養也一同影響着日本關西書法界，推動了日本關西書法的“吴昌碩熱”。
日本商人白石六三郎曾在上海北四川路經營的一家日式餐館名爲“六三園”，一些日本政界和文化界的名人經常聚會于此，其中有富岡鐵齋、内藤湖南、西園寺公望、田中慶太郎、犬養毅、山本竟山、中村不折等。曾任“大阪商船”上海支社買辦的王一亭與吴昌碩亦師亦友，他不遺餘力地將吴昌碩的書畫、篆刻作品介紹給日本友人。此後，吴昌碩也成爲“六三園”的常客。“六三園”也逐漸對吴昌碩藝術進行宣傳，日本人給吴昌碩“嘉道後一人”的極高評價，並在園中爲吴昌碩舉辦畫展。6吴昌碩在“六三園”出名後，書畫篆刻作品多爲日本人携去。爲了得到吴昌碩的佳作，日本人也不惜付出一倍甚至兩倍的潤資。“六三園”與白石六三郎對吴昌碩作品廣泛流傳于日本有着巨大的作用，白石六三郎創辦的“六三園”是吴昌碩藝術傳播到日本藝術界的一個重要媒介。
正是“六三園”的媒介作用，吴昌碩與來華日本友人交往的逐漸密切起來。日本謙慎書道會編著《吴昌碩的全貌》一書上刊有吴昌碩六十歲時所作《梅花圖》，即爲吴昌碩贈予滑川淡如的，滑川淡如曾于1903年拜訪過吴昌碩。7日本大妻女子大學所藏《禾魚草堂藏印》是1904年編成的滑川淡如自用印譜，該印譜著録一方“田中光顯之手”亦爲吴昌碩所刻；而在光畑六郎的藏印中，有印文爲“淡如”，側款爲“老缶”的印章，可知此印亦是吴昌碩爲滑川淡如所刻。
二十世紀初的日本印刷技術比較先進，吴昌碩的作品在日本廣爲流傳也得益于當時日本出版業的發達。日本著名出版人田中慶太郎曾同吴昌碩在日本的弟子河井荃廬來到中國，作爲出版世家的田中慶太郎與吴昌碩相識後，就開始計劃爲吴昌碩出版書畫、篆刻作品集，之後吴昌碩的諸多作品集在日本陸續問世，這與田中慶太郎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8如1912年由日本文求堂出版發行的《昌碩畫存》即是一例。由于吴昌碩作品真迹稀缺，真迹只保留在一部分私人手中，滿足不了更多的愛好者學習，出版物逐漸成爲衆多愛好者手中的學習資料。從吴昌碩作品出版物在日本的熱銷就可以看出，日本書法篆刻界對吴昌碩有着廣泛的認可度。日本書畫商也看到“吴昌碩熱”的商機，進一步擴大對吴昌碩作品的宣傳與推廣。由于當時日本人的推崇，導致“吴昌碩所有傳世品，在中國大陸約占60%，其餘40%基本集中在日本”9。吴昌碩在日本逐漸成爲家喻户曉、影響深遠的書法篆刻家，也得益于日本書畫商的宣傳和日本出版商的推廣。
二、吴昌碩影響的日本印人
河井荃廬（1871—1945）被稱爲“日本印學史上的第一流人之一”10，金石書畫學識有深厚造詣，在日本書畫篆刻界有着舉足輕重的地位。1897年河井荃廬因敬慕吴昌碩而向其寫信，並立即得到吴昌碩回信。兩年後他再一次寫信表達想到中國跟隨吴昌碩學習的迫切願望。1900年9月，河井荃廬偕同文求堂書店主人田中慶太郎拜訪了時在上海的吴昌碩並拜入其門下。河井荃廬在1897年末與吴昌碩第一次寫信，學界認爲這是二人的首次接觸。其實在1897年5月到8月之間，在吴昌碩《詩文手稿册》中即能看到吴昌碩在書信中提及，日本印人桑名鐵城要拜訪蘇州的吴昌碩寓居，但不知道其地址而先到蘇州的日本領事館，然後在領事館工作的大河平等三個外交官一起拜訪了吴昌碩，大河平記下了久原仙助、河井仙郎子得、山田潤寒山、日下東作鳴鶴四個人的名字。河井仙郎即是河井荃廬，“荃廬”是他拜吴昌碩爲師後效仿“缶廬”而起的號。
1909年暮春，河井荃廬再次拜訪吴昌項。吴昌碩在自己六十歲肖像上加題書款贈送給河井荃廬。1939年，在河井荃廬主盟尚友會的第十三回紀念展上，這幅肖像作爲紀念明信片，分發給參觀者，並在謙慎書道會編著的《吴昌碩的全貌》中予以收載。11
在日本江户時代（1603—1867），日本印人全部用偏鋒刀（片刃）篆刻，然而在1878年以後，多次到訪中國的圓山大迂學到中國的平頭正鋒刀（兩刃）刻法，此後日本印人希求其法，河井荃廬也是這些印人之一，河井荃廬亦爲學習正鋒刀刻法而拜在吴昌碩門下。12
河井荃廬恪守師道尊嚴，對吴昌碩非常恭敬。河井荃廬的學生也很多，最著名的是文學博士西川寧，亦是奠定日本現代書法基礎的重要人物。西川寧和他的學生青山杉雨在日本東京建立的書法團體謙慎書道會，其會員涉及日本半數以上的書法家。而追根溯源，書道會的成員按照師承關係都屬吴昌碩的徒子徒孫(5。
與吴昌碩相交甚密的日本友人還有一位長尾雨山（1864—1942）。通過劉炳照《感知集》可知，1905年前後長尾雨山與吴昌碩已經相識。1913年4月，長尾雨山加入西泠印社，這與吴昌碩的幫助不無關係。1912年夏，吴昌碩寓居上海愛近路，將自藏的“長生未央”磚拓本贈給長尾雨山，並作《長生未央磚拓本爲長尾》詩：
漢磚光9)9)，紅苔誰剔繡。况寵吉翔字，復寶氈蠟舊。君友同君奇，持贈不自富。長生未央文，密意頌好壽。缶廬道亦在，殘甓抱左右。永寧拓雙行，廿字類史籀。赤鳥認八分，波磔謝古茂。鑿硯誓學書，有得徒自謬。君詩推長城，君字重列宿。以磚顔虚室，人詩兩勁瘦。摩挲復摩挲，長風生海竇。醉眼看乾坤，不似古時候。13
長尾雨山與河井荃廬均是吴昌碩介紹而加入西泠印社的早期社員。長尾雨山具有很深的印學造詣，而且自己也刻印。長尾雨山與吴昌碩亦師亦友，與吴昌碩交往過程中得到吴昌碩的傳授和指引。吴昌碩與長尾雨山的關係一直很好，1927年11月吴昌碩在上海逝世，長尾雨山在同年“除前二日”，爲高島屋美術部舉辦的吴昌碩遺墨展覽會圖録《缶翁遺墨紀念册》寫序云：“顧甲寅歲，予與先生話别淞濱。先生懷送别詩來，執予手云‘君遠去矣，僕既老矣，恐不可再見矣’，言未畢而雙淚並下。予亦掩面歔欷。每魚雁往來，輒約重晤，今也則亡，擲筆黯然。”14
在吴昌碩的指教下，河井荃廬在日本被追崇爲“日本篆刻之父”，河井荃廬回國後盡心盡力的向學生及社會推薦吴昌碩的藝術風格與治學精神。而在河井荃廬的影響下，其弟子西川寧、小林斗盦，以及再傳弟子青山杉雨、高木聖雨等都成爲吴昌碩藝術的推崇者和研究者。他們一直占據着日本書法的領袖地位，使得吴昌碩的影響與日俱增。15長尾雨山在日本亦極力推崇吴昌碩，仰慕吴昌碩的人也愈來愈多，如田園湖城、河西笛洲、森田緑山、生井子華等。在日本藝壇，對吴昌碩藝術傳播最爲盡心者當屬河井荃廬與長尾雨山，特别是長尾雨山爲吴昌碩書法篆刻在日本關西地區的傳播與推廣，起到了很至關重要的作用。
三、流播在日本的吴昌碩篆刻作品
1900年至1903年間，來到上海的日本文人、政要、書法家人數衆多。這是由于“自海禁一開，貿易之盛，無過于上海一隅，而以硯田爲生者，亦皆于于而來，僑居賣畫”16。吴昌碩正是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接觸到許多喜好書法、繪畫、篆刻的日本友人，也爲自己的藝術交游打開了更廣闊的空間。由于吴昌碩的作品受到日本書法篆刻界的青睞，出生于出版世家的田中慶太郎（1880—1951），在其開設的“文求堂”書店爲吴昌碩出版書畫篆刻作品集，並廣爲流傳。17
在河井荃廬與長尾雨山等人的推動下，吴昌碩篆刻藝術对日本印壇的影響越來越大。陳振濂《日本現代書法大典》中説，日本篆刻的組織主要是兩大勢力，即以梅舒適爲代表的“日本篆刻家協會”和以小林斗盦爲代表的“全日本篆刻家聯盟”。梅舒適收藏吴昌碩篆刻作品亦不遺餘力，而通過對吴昌碩篆刻作品的收藏，吴昌碩篆刻藝術對梅舒適也産生了巨大影響。與梅舒適齊名的小林斗盦，其篆刻師承河井荃廬，亦受到吴昌碩、河井荃廬的影響。小林斗盦在日本印壇被稱爲“泰斗”，極大地推動了日本篆刻藝術的發展。
表中整理了流傳于日本的吴昌碩篆刻作品共計63枚，最早是1873年吴昌碩三十歲時的作品，最晚的是1927年八十歲的作品，前後相差50餘年。有年款記載的有35枚，無年款的有28枚，其中印章的去處大部分是私人收藏，其中收藏最多的當屬梅舒適，共計30枚。其次爲松丸道雄藏5枚，尾崎蒼石藏有4枚，青山杉雨藏3枚，白木棲穀藏2枚，其餘則是無記載的私人收藏19枚。其中松丸道雄所藏的三枚印章是吴昌碩的兒子吴藏龕所刻，這三枚印分别是“天籟閣”“還讀書廬”“静勝軒”，吴昌碩爲其畫印稿，吴藏龕爲父代刀，刻好後吴昌碩爲其修改。在這些篆刻作品中最爲經典的一方是1909年吴昌碩六十六歲所刻“且飲墨瀋一升”，從印文可以看出吴昌碩對藝術的追求。
這63枚篆刻作品可以涵盖吴昌碩從壯年到晚年的一個歷程，從官場失意的“一月安東令”到後來寓居海上，吴昌碩書畫篆刻作品遠播東洋而供不應求，其藝術在日本得到極高的認可，這不僅僅是吴昌碩藝術本身的價值，更是他樂于與日本書畫家、篆刻家交游密不可分。“吴昌碩好交友而有選擇，取友所長，知友所長，知友所抱，憐友所病，同友所心”18，可以説，正是吴昌碩與衆多日本友人密切的師友關係，使得其書畫、篆刻藝術在日本廣爲流傳。
注释：
1.圓山大迂(1838-1916),日本篆刻家名真逸,號大迂,室名學步盦,日本名古屋人｡
2.轉引自歐陽永梅《談吴昌碩印邊的殘破》,《中國書法》2010年第6期,第114-116頁｡
3.《書道》第五卷第十號,日本泰東書道院出版部,1936年｡
4.《書論》第三十號,日本《書論》編輯室,1998年｡
5.[日]井原銀之助編《鳴先生發話》,日本昭文堂,1925年版｡
6.陶小軍《吴昌碩與近代中日書畫交流》,《江蘇社會科學》2019年第1期,第227頁｡
7.滑川淡如(1868-1936),日本詩人､書法家｡名達､堂號多聞堂｡居住日本東京赤絆阪區青山南町｡
8.鄒濤《吴昌碩作品在日本的傳播》,《中國書法》2017年第9期,第187-189頁｡
9.陳振濂主編《日本藏吴昌碩金石書畫精選》,西泠印社出版社,2004年版,第1頁｡
10.[日]西川寧《河井荃廬之篆刻》,日本二玄社,1987年版｡
11.《吴昌碩的全貌》,日本二玄社,1977年版｡
12.鄒濤《吴昌碩作品在日本的傳播》,第187-189頁｡
13.[日]松村茂樹《長尾雨山之印學》,載《第四届孤山證印--西泠印社國際印學峰會論文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14年版,第465頁｡
14.[日]堀喜二《缶翁遺墨紀念册》,日本高島屋吴服店美術部,1928年｡
15.陶小軍《吴昌碩與近代中日書畫交流》,第225頁｡
16.張鳴珂《寒松齋談藝3)録》卷六,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藝林類》,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版,第197頁｡
17.文求堂是坐落在日本東京的一家漢籍專營書店,主要經營中國出版物｡主人田中慶太郎是一位漢學者､版本學家,是對中日文化交流作出重大貢獻的日本學者｡
18.梅墨生編《吴昌碩》,臺北藝術家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頁｡
董漢澤.且飲墨瀋一升:吴昌碩與日本篆刻——從與日本友人的交游談起[J].书法研究,2020(02):137-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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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6-24我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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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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