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和羌族都是我国的少数民族，岷江上游是我国藏、羌集中分布区，两个民族同在岷江上游生活，随着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与民族之间的壁垒被打破，当地不同民族间的交流日益加强，在生存空间必然会产生相互重叠交错的区域，区内藏族和羌族相互交错而形成了岷江上游乃至国内独具特色的民族交错区[1,2,3]———即藏羌交错区。如瓦钵梁子乡，各辖村均为贫困村，主要为藏族聚居区，通过实地走访调查，在靠近羌族聚居区的瓦钵村等地区有羌族居民生活。这些民族以聚落的形式存在，多分布于岷江上游干旱河谷区，具有一定的地理独特性。在多源聚落文化背景之下，由于居民的相对集中以及对土地资源利用的不合理，人类活动对山地生态环境的扰动频繁而显著，岷江上游多民族聚落人口、资源与环境三间的关系日益紧张，人地矛盾也日渐突出，其表现有耕地面积波动、植被退化、水土流失加剧和山地灾害频发等，致使岷江上游藏羌交错区成为岷江上游典型的生态环境脆弱区[4,5]，恶化的地理环境反过来又对当地的农牧业发展造成影响，严重制约了当地的可持续发展。

国内外关于交错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土地利用[6,7]、景观[8,9]、灾害[10,11]以及生态保持与经济发展之间相互协调[12,13]，而关于藏羌交错区的研究多偏向于对各民族民俗文化考察、开发、保护以及发展。如李万斌[14]、刘波[15]对藏羌民俗文化的考察与开发对策研究;庄春辉[16]对阿坝州藏羌文化生态保护利用的价值及对策的探讨;饶世权[17]、肖远平[18]对藏羌文化保护与传承的现状研究与展望。近年来，梁潘[19]探讨了四川藏羌地区精准扶贫的现实困境与精准施策;刘延国[20]研究了民族村寨与区域旅游极核的协同共生关系;樊敏[21]基于聚落生态位，研究了聚落生态位地理特征及其驱动因子间的关系。

因此了解岷江上游藏羌聚落交错区的土地利用格局情况，明确其土地利用变化特征，对探究岷江上游藏羌交错区聚落景观格局的变化情况、多民族的生活方式以及生计方式对土地资源的利用情况便于进一步剖析藏羌民族交错区人口与土地资源之间的影响机制，从而有利于当地人地关系的整体优化和协调发展。

本研究选取岷江上游藏羌聚落交错区为研究区，在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的支持下，以山区聚落为基本研究单元，探究藏-羌民族聚落交错聚落在2009年，2014年以及2017年土地利用和景观格局变化，研究结果可为藏羌聚落交错区合理规划、利用和科学管理土地资源，缓解人地发展矛盾，稳定多民族地区的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1、研究区概况

岷江上游位于四川盆地西北部的岷江上游区域位于四川盆周山区向着青藏高原东部的过渡区，涉及5县(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汶川县、茂县、理县、松潘县、黑水县)1市(成都都江堰市)。区内地形复杂、沟壑纵横。主要有藏羌回汉4个民族，多分布于干旱河谷地区。岷江上游藏族聚落共有835个，从前居民生计方式以农牧为主，如今生计方式较为多样;羌族聚落666个，居民生计以农业为主。

为了保持研究区域行政单元的完整性，本文选择藏族和羌族同胞共同生活的乡镇单元作为藏羌聚落交错区的研究单元。识别出以乡镇为单位的岷江上游藏-羌聚落交错区位于31°19'N～32°24'N,103°11'E～103°52'E之间，共3个区域，包括理县薛城镇-蒲溪乡(A区)，黑水县色儿古镇-瓦钵梁子(B区)以及松潘县镇坪乡(C区)5个乡镇(图1)。这五个乡镇均位于山原高原地带的位于高原季风气候区，农村居民居住半山和高半山，村寨分散且相距较远。

图1岷江上游藏羌交错区的分布下载原图

2、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2.1数据来源

本文在综合考虑了研究区范围、特征、研究内容以及数据精度等方面的因素，选择了以下类型的数据:

(1)遥感影像:包括2009年SPOT-5(5m全色，10m多光谱)、2014年SPOT-6(1.5m全色，6m多光谱)、2017年Google影像(2.15m，第17级)。岷江上游作为国家退耕还林还草的重要区域，经过10年(1999年开始)，研究区的退耕区域的植物长势基本稳定，因此选取2009年的影像作为初期数据，最近的2017年影像作为研究终期，更增加了2014年的影像来对其变化进行研究。此外还结合地物光谱特征和野外GPS定位调查，利用ArcGIS软件解译研究区各种利用类型土地的信息，研究区岷江上游藏羌交错区聚落生境系统中土地利用信息。

(2)数字高程模型(DEM):2009年的ASTERGDEM数据(分辨率为30m)。

(3)图文数据:主要包括《岷江上游生态水文研究图集》、岷江上游各县县志以及政府工作手册、《阿坝州年鉴2009》以及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等。

2.2研究方法

2.2.1景观格局

景观格局可以反映区域内各景观组分的空间构成与结构组成[22]，而景观指数能够高度地概括空间非连续数据的景观格局特征，目前广泛地用于研究对象在斑块水平、斑块类型以及景观水平上的描述[23,24,25,26,27]。

本文选取的9种类型水平上的景观指数包括:CA(斑块面积)、PLAND(斑块所占景观面积比)、NP(斑块数量)、PD(斑块密度)、AREA＿MN(平均斑块面积)、SHAPE＿MN(平均形状指数)、FRAC＿MN(平均斑块分维数)、ENN＿MN(欧氏邻近距离)和AI(聚集度);9种景观水平的景观指数为TA(景观面积)、LSI(景观形状指数)、SHAPE＿MN(平均形状指数)、FRAC＿MN(平均斑块分维数)、NP(斑块数量)、ENN＿MN(欧氏邻近距离)、AI(聚集度)、AREA＿MN(平均斑块面积)和SIDI(Simpson多样性)。

2.2.2土地利用变化

土地利用方式是人类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结果，土地利用的动态变化是自然、社会经济和生态综合系统演变的直接表现[28]。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山区藏羌交错区聚落内土地利用方式也逐渐发生变化，主要体现在土地利用各类型在面积、空间以及质量上的变化[29,30,31,32]。本次选择动态度、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变化量、变化率等4个指标来了解岷江上游藏羌交错区土地利用时间和空间的变化情况。

(1)动态度

单一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度(K)可以用来表征研究区各种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在该时段内的发生变化的快慢以及变化程度，其数学表达式为:

式中:Ua是某种土地利用类型研究初期的面积;Ub是某种土地利用类型末期的面积;T为研究时段。

(2)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

根据研究区具体情况和刘纪远提出土地利用程度的量化分析方法，将土地的利用程度由低到高分为未利用及其它利用土地级、林用地级、耕地级、建设用地级四个等级，用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La)来表示:

其中，n是土地利用的分级数;Ai为第i级土地利用程度的分级指数;Ci为第i级土地利用程度对应土地类型面积在整个区域的占比。

(3)土地利用程度变化量与变化率

其中△Lb-a表示表示在研究期间土地利用程度的变化量;La和Lb分别是起始期和终期的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Ci,a和Ci,b分别是起始期和终期的第i级土地利用程度对应土地类型面积在整个区域的占比;R表示土地利用程度变化率。当△Lb-a和R大于0时表征区域对土地的利用情况是处于发展期，小于零则表征是处在调整期或衰退期。

3、结果与分析

3.1岷江上游藏羌交错区聚落景观格局特征

3.1.1斑块类型指数

由表1易知，在2009-2014(前期)和2014-2017(近期)年间，聚落和耕地面积变化比较明显，都先下降后上升;建设用地面积在上升，而林地面积却在减少，由于建设用地和林地面积的基数较小，数量变化不显著。就斑块数量来看，对于聚落，其斑块数量就是聚落个数，研究区内聚落的个数一直稳定在22个，因此PD也保持不变。此外，对于聚落本身来说，其占地面积相对较小，整体变化也很小，规则程度在减弱。FRAC＿MN和AREA＿MN也变化很小，表明聚落扩张、萎缩以及斑块破碎化程度变化不大，但是各聚落间的ENN＿MN却在逐渐减小，说明聚落的重心在转移，同时聚落间的相互关系逐渐变得紧密。

耕地的斑块数量和斑块密度在持续而快速的增加，但斑块的AREA＿MN和ENN＿MN却在减小，而SHAPE＿MN和FRAC＿MN也在逐渐增长，这意味着，该区域耕地的破碎程度和复杂性在缓慢增加，规则程度在减弱，但变化的都不太明显。这是因为研究区以林业为主，但对粮食等的需求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状态，在保证一定的规模的粮食种植和粮食存储而进行了小范围的开垦。

建设用地CA、PLAND、NP以及PD指数均呈上升趋势，不过上升的程度不尽相同，而ENN＿MN变化很大，呈先下降后上升的态势，AREA＿MN和SHAPE＿MN变化却与其相反。这一方面是因为灾后重建的需求，另一方面是人口增长、以及人们物质生活等的追求，建设用地分布越来越规则，破碎化程度增加，其斑块大小的复杂性先增加后降低。如薛城镇沙金村在2008年地震灾后重建，灾前村里住户少，灾后有水塘村等高处村落的受灾村民搬迁到了沙金村来，因此沙金村的民族组成既有藏族，也有羌族。蒲溪乡以羌族为主，大部分为贫困村，平均海拔1980m以上，为典型的高半山村寨，属于高山峡谷地带，区内部分聚落因地质灾害于2012年整村搬迁分散安置。

林地斑块的复杂性基本无变化，但AREA＿MN、SHAPE＿MN在下降，NP在缓慢增长，表明其破碎化程度在增加，林地分布越来越规则。面积下降主要是因为河谷和高山是退耕还林的非重点区，通过走访了解到，薛城镇耕地少，当地村民的生计主要是半农半牧，专用的草场不多，为缓解人地矛盾，当地存在少量的开荒情况，开发的多为林地，部分是秋收结束后的耕地用来放牧。

B区(表2)同A区聚落的情况类似，聚落的NP和PD均保持一致，而且聚落的CA和AREA＿MN变化幅度不大。但与A区不同的是，B区的ENN＿MN值在研究期内逐渐变大，CA、SHAPE＿MN略有减小，这是因为城镇化建设，政府集中安置，聚落分布越来越规则，聚落的复杂性降低。对耕地而言，其CA在前期经历了较大幅度的减少，耕地NP、FRAC＿MN增加，表明耕地在恢复，但始终保证了该区域的粮食种植规模，然而，耕地破碎化的程度、耕地斑块的复杂性在增加。林地CA一直呈增长的态势，在近期甚至加倍增长，其相应的NP、FRAC＿MN和PD也都出现增加，这表明林地斑块的破碎度和复杂性在增加。AREA＿MN在减少，如色尔古乡，其经济发展以农业为主，旅游业为辅，大部分村民还是会回归原有住址发展农林业，两头兼顾，但日常活动重心早已转移，使聚落CA逐渐减少。建设用地面积的变化情况不大，NP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PD、SHAPE＿MN、FRAC＿MN与AREA＿MN也同样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这表明，建设用地的建筑密度在增加，同时单位建筑的面积的也在增加，建设用地分布规则性略有降低，建筑斑块的复杂性和破碎度也略微增加，这变化与当前人们对空间需求与实际情况相一致。

表1A区斑块类型的景观指数

注:1-聚落，2-耕地，3建设用地，4林地。由于聚落内部的土地利用类别不丰富，只对聚落本身做基于斑块水平的研究(下同)。

表2B区乡斑块类型的景观指数

表3所示，在3个研究时期C区的CA和AREA＿MN均逐渐减小，因而其聚落规模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减小，但程度较小;CA除在2014年有所减小，2009年和2017年均保持稳定，PLAND的变化情况亦然，NP与PD均是先增加后减少，2014年耕地的破碎化情况最为明显，在2017年时得到一定的缓解，主要是2008年汶川地震过后，当地作为灾区之一，由于道路的通达度减弱和耕地被毁，居住于海拔较高的农户向下迁移，出现了将田地占用修建房屋，因而会出现2014年耕地的破碎情况增加和耕地数量减少的情形，2014年耕地的ENN＿MN下降也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这种情况，镇坪乡以羌族为主，藏族大约有200人左右，是搬迁而来的。当地的地貌主要是高山峡谷，全乡生计方式以农耕为主;建设用地的面积、AREA＿MN和ENN＿MN的变化情况与耕地的相近，且变化幅度很小，其NP和PD在2008年灾后居民安置以及其就得房屋在解译时仍然可以被识别，从而造成一定面积房屋的重复计算，因此在2014年建设用地出现较大回落，而随后随着人口的增加当地的建设用地又有所扩张，从而出现2017年建设用地的增长;C区的林地面积居三个研究区之首，其面积基本未发生大的变化，但2017年NP和PD的变化表明该区域林地的分布实际上在发生变化，由解译的结果易知，随着树木的生长，相互邻近的树林斑块之间会出现合并的情况，ENN＿MN的变化情况也能说明这一点。

表3C区斑块类型的景观指数

表4研究区景观水平的景观指数

3.1.2景观水平指数

就3个区域整体而言(表3～4),A区景观NP在逐渐增多，同时TA保持不变而AREA＿MN和AI在减小，斑块的分布由经历由密集向分散的变化过程，这表明区域的景观破碎化的程度持续增加;与此同时，LSI在持续增大，增大程度也在增加，这一点可以由SHAPE＿MN和FRAC＿MN的变化情况来体现，景观斑块形状更趋向于不规则，斑块的复杂性也在略微增加，这是因为人类活动的扰动增加如当地植树造林、退耕还林以及修建道路房屋等活动。在研究期内均出现先降后升的变化趋势，但变幅较小，表明区域的景观多样性在2014年均匀度下降，随后均匀度再度上升。B区与A区的景观破碎程度都在增加。同样地，其NP、TA、AREA＿MN和LSI的变化趋势也与A区保持一致，推测其成因也大致相同。B区与A区变化差异较大的是SIDI以及ED，前者是呈现出递增的变化趋势，这表明该区域的景观多样性有递增的趋势;而后者由于受到斑块区域地形条件的影响，一直比A区高。C区的景观破碎程度在逐渐降低，相应地，NP/TA以及AREA＿MN和LSI的变化情况也与A区和B区都保持相反的变化趋势，景观多样性指数的变化较小，趋于水平，景观格局趋于稳定;SHAPE＿MN呈现出递增的变化趋势，这表明该区域的景观斑块形状从不规则逐渐趋向于规则;相比于A区和B区，C区出现这样的变化可能与当地海拔高但地势平坦有关。

3.2聚落土地利用变化

如表5示，前期和近期这两个时间段间，3个区域不同利用类型土地的面积在不同定程度上都发生了变化，其变化特点各有不同。

(1)基础变化

前期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度的差异较大，总面积减少213.27km2，各类型变化数量(绝对值)由大到小为:耕地>其他用地>建设用地>林地。耕地面积大幅减少，其它用地大幅度增加，建设用地的面积增加21.90km2，而耕地和建设用地的动态度分别为-5.00%和5.29%，主要与当地的城镇化发展进程以及退耕还林的实施有关。林地面积基本保持稳定，动态度为-0.12%，变化不大。通过调查得知，土地数量的变化主要源于2008年汶川地震，建设用地的变化主要是灾后重建、灾民安置(理县沙金村)等需要，另外人口的迁移使得原有居住地的耕地逐渐荒废，其他用地增加。

而近期与前期变化相反，近期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度变化差异较大，各类型变化数量(绝对值)由大到小为:耕地>其他用地>建设用地>林地，但不同的是耕地和林地扭转减少的趋势，变为增加，其他用地和耕地作为占比最大的两类用地，其动态度依然很大，耕地增加量达653.53km2;其他用地的面积出现大幅的减少，其减少的部分主要去向为耕地;这是由于灾后重建、安置搬迁等工作在上个研究期已完成，故这个时期的建设用地变化很小，而人们生活逐渐恢复到以前，对耕地的需求量增加，就会对耕地进行重新耕作、开垦。

从整个研究期(2009-2017)来看，研究区近期与前期土地类型相对无变化，各类型所占比例都是:其他用地>耕地>林地>建设用地，且各类型土地所占比例大小变化很小，耕地和其他用地是研究区主要土地利用类型(占93%以上)，林地与建设用地的占比变化均小于1%。除其他用地以外，耕地、林地以及建设用地数量都有所增加，而耕地的数量增加则从一个方面表明当地居民对粮食需求仍然在增加，而林地的增加则表明了当地居民拓展了其生计方式，由单纯的依赖耕作粮食逐渐向种植经果林发展。

(2)土地利用程度

从不同时间段对3个藏羌交错区土地的利用综合指数及其变化情况进行量分析(表6)。

由表可知，3个区域在2009年、2014年和2017年的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各不相同，差异较大。从时间上看，2009年，B区和C区土地利用程度相对较高，数值是A区的2倍。2014年，3个区的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相差不大，蛋其与2009年相比，A区的综合指数变化量仅为1.24，土地利用的程度变化微弱。B、C区的综合指数都在减少，分别减少51.03和68.87，变化率为-0.35和-0.44，，说明在前期，B区和C区对土地利用的程度发生了很大下降。调查发现，前期耕地大量减少，是因为灾害导致的撂荒以及退耕还林等造成的。

表5土地利用变化幅度和动态度

表6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与变化

2017年各区域的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相较2014年均有所增加，其中A、B区增加的最多，分别增加55.07和59.87,B区达到157.32，而A区127.41次之，这两者的综合指数变化率分别达到了0.61和0.76，而C区综合指数变化量和综合指数变化率的变动幅度为0.09。造成变化的主因仍然是农用地数量的大幅增加，其余非农用地变幅不明显;C区最小为96.94，其综合指数变化量和综合指数变化率的变动幅度不大。从整个研究期来看，A区的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的变化量与变化率最大，分别为56.31和0.79且在不同时段间均保持增加的态势，这表明A区，尚处于土地利用挖掘期;而其它2个区域在不同的时间段表现出较大幅度的变动，表明其土地利用尚处在调整期。

4、结论

从景观生态学的角度，对岷江上游藏羌交错区聚落景观格局的变化进行了研究，通过分析得到如下结论:

(1)在景观格局方面，A区与B区聚落的斑块类型指数和景观水平指数的变动情况基本一致:林地和耕地破碎化的程度在增加，建设用地的占比和建筑密度在增加。景观破碎化的程度持续增加，景观斑块形状更趋向于不规则，景观多样性指数前者先减后增，后者则持续增加。C区林地破碎化程度减小，耕地和建设用地破碎化情况先减后增;其景观破碎程度在逐渐降低，景观多样性指数的变化较小，景观格局逐步趋于稳定。

(2)经过8年间，研究区耕地、林地以及建设用地的数量相对于起始年均有所增加，都经历由减少到增加的变化。总的来说，A区处于土地利用挖掘期，而其它两个区域土地利用尚处在调整期。

参考文献：

[1]孟庆涛,张文海,常学礼.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区形成的原因[J].内蒙古环境保护,2003(01):16-19.

[2]张安录.城乡相互作用与生态经济交错区形成模式研究[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0(03):1-4.

[3]王青,石敏球,郭亚琳,等.岷江上游山区聚落生态位垂直分异研究[J].地理学报,2013,11:1559-1567.

[4]包维楷,陈庆恒,刘照光.岷江上游山地生态系统的退化及其恢复与重建对策[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1995,4(3):277-282.

[5]姚建.岷江上游生态脆弱性分析及评价[D].四川大学,2004.

[6]张丽慧,赵艳,刘金平.修剪对丝茅草入侵麦冬草坪生物量结构及景观价值的影响[J].西南农业学报,2015,28(01):371-375.

[7]晨光,张凤荣,张佰林.农牧交错区农村居民点土地利用形态演变——以内蒙古自治区阿鲁科尔沁旗为例[J].地理科学进展,2015,34(10):1316-1323.

[8]雷鸣.雨洪频发下武汉市公共空间绿地景观设计对内涝的缓解性研究[J].科技通报,2018,34(04):131-134.

[9]余敏杰,吴建军,徐建明,等.近15年来杭州西溪湿地景观格局变化研究[J].科技通报,2007(03):320-325.

[10]陈志凡,范礼东,陈云增,等.城乡交错区农田土壤重金属总量及形态空间分布特征与源分析-以河南省某市东郊城乡交错区为例[J].环境科学学报,2016,36(04):1317-1327.

[11]白美兰,郝润全,侯琼.内蒙古典型农牧交错区孕灾环境特征及气象灾害风险辨识[J].干旱地区农业研究,2006(04):149-154.

[12]聂晓刚,梁博,喻武,等.藏中半干旱地区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土壤抗蚀性研究[J].西北林学院学报,2018,33(2):43-47.

[13]郝海广,李秀彬,张惠远,等.农牧交错区农户生态足迹及其影响因素[J].自然资源学报,2016,31(01):52-63.

[14]李万斌.阿坝藏羌民俗文化考察与开发对策研究[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3:39-44.

[15]刘波.试论四川藏羌民俗旅游开发及其保护[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06:52-55+124

[16]庄春辉.阿坝州藏羌文化生态保护利用的价值及对策[J].西藏艺术研究,2010,03:62-72.

[17]饶世权,鞠廷英.城镇化进程中藏羌彝走廊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的研究现状与展望[J].云南科技管理,2017,30(01):37-39.

[18]肖远平,王伟杰.藏羌彝走廊非遗传承保护研究——以贵州传统技艺为例[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01):62-66.

[19]梁潘,武智慧,郭创乐,等.四川藏羌地区精准扶贫的现实困境与精准施策——以茂县为例[J].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7,33(04):51-54.

[20]刘延国,王青,廖彦淞,等.民族村寨与区域旅游极核的协同共生研究——以岷江上游藏羌村寨与九寨沟为例[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7,43(05):448-455.

[21]樊敏,郭亚琳,李富程,等.岷江上游山区聚落生态位地理特征与驱动因子间关系研究[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6,25(11):1687-1696.

[22]徐化成.景观生态学[M].中国林业出版社.1995.

[23]陈影,崔江慧,赵宁,等.土地生态景观规划对景观格局和生态功能的影响[J].安徽农业科学,2018,46(13):65-68+117.

[24]孔福星,王亚娟,刘小鹏,等.生态移民安置区景观格局的尺度效应分析-以红寺堡区为例[J].水土保持研究,2018,25(03):339-345.

[26]韩逸,郭熙,江叶枫,等.南方丘陵区耕地质量与景观格局指数相关性分析[J/OL].江苏农业学报,2018(05):1057-1065.

[27]李敬峰,刘进超,刘友兆,等.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及其景观格局分析——以徐州市睢宁县为例[J].江苏农业学报,2008(04):510-515.

[28]季翔.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景观格局演变与布局模式[D].中国农业大学,2014.

[29]王慧,丁忠义,侯湖平,等.高潜水位煤矿区土地利用景观格局分析与模拟预测研究——以沛北煤矿区为例[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8,27(03):574-582.

[30]苏海霞,马礼,郭万翠.坝上沽源县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J].干旱地区农业研究,2008(04):196-200.

[31]满苏尔•沙比提,楚新正.新疆渭干河—库车河三角洲绿洲土地利用时空变化特征分析[J].干旱地区农业研究,2007(04):12-18.

[32]叶均艳,王亚娟,刘小鹏,等.基于最佳粒度的生态移民安置区土地利用景观格局分析——以宁夏红寺堡区为例[J].水土保持研究,2018,25(02):300-306+314

陈莉,张淑杰,王青.岷江上游藏羌聚落交错区景观格局分析[J].科技通报,2020,36(02):9-16.

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790432);中国科学院战略重点研究项目(批准号:XDA20030301);四川省重点研发项目(2017SZ0086､2018SZ0345);四川省教育厅资助科研项目(18ZA04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