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种数字技术迅速发展的今日，如何从思想和文化上对其进行反思以及如何应对这种激变成为一个学术问题。技术不仅仅是一个工具的、目的的存在，而是人的代具（义肢），斯蒂格勒对数字时代人和技术的关系进行了一个哲学反思的回应，指出技术的持续在场和其药性以及人的本质的不在场（需要技术的补充），进一步指出人是技术的存在。

药理学的概念最初来源于德里达对柏拉图把文字比作药（pharmakon）的解读，[1]2这似乎启发了斯蒂格勒，他因此把药当作其广义的技术的隐喻。“技术药理学”主要是斯蒂格勒对柏拉图和德里达的解读和借鉴上而言的，也就是说技术从记忆退化的角度来看是一种毒药，而从辅助记忆的角度看也是一种治疗。

斯蒂格勒把技术理解为一种药（毒药和治疗）的构成，技术一方面有资本化的倾向，不断的形成增熵，其所提供的系统正在把全球经济推向解构的边缘。另一方面，代具（人的必要补充）意识的演化是由技术历史的多元化决定的：代具意识是资本化，数据化，离散和重组的过程的器官学副本，既是宿命也是救赎的机会。在这个意义上，斯蒂格勒提出人与技术环境的无蔽关系，也就是“谁”（人）与“什么”（技术）的关系。在拼写文字的时代，精确的符码化时代，斯蒂格勒认为人的本质来源于技术。斯蒂格勒试图通过普罗米修斯的神话来说明技术的持续在场和人的本质的不在场。通过对此神话的重新解释，斯蒂格勒把外在的技术转化为内在的一般器官。“一般器官学”是斯蒂格勒将人类器官、技术和社会的作为一个共生有机体的一种思考方式，在斯蒂格勒对技术进行知识考古学的探究中，“一般器官学”和“技术药理学”是殊途同归的：都是应对资本主义增熵的世界观。

一、技术的持续在场：记忆技术对人的本质补充

对于斯蒂格勒来说，传统哲学把技术仅仅约束为一维的客观对象，并未意识到技术的真正在场。“从笛卡尔直到现代哲学，关于技术的一种新思想逐渐构建起来，技术是一种控制力；同时构建起来的，是作为构成者的主观性与作为被构成者的客观性之间的对立，这一对立至少一直延续到康德。”[2]226斯蒂格勒关于哲学和技术的关系的立场是鲜明的，他认为哲学传统中，对技术的思考是缺席的。因为传统哲学总是把技术压制为一种供思考的对象，从柏拉图开始区分技艺和知识开始，哲学和技术就产生了第一次分离。柏拉图认为知识和美德具有协同性，而技艺则不能建立真理，或者仅仅是一种工具式的存在。

在《技术与时间》第一卷中，斯蒂格勒指出哲学自古至今把技术遗弃在思维对象之外。[3]1也即，技术因为其工具性被排除在哲学之外，技术知识因此被阐释为工具性的，也就是非哲学的。海德格尔是第一位意识到技术的工具性悖论的哲学家，并且试图通过从新定义技术和技术的本质来回应此悖论。海德格尔并不是简单的技术威胁论者，相反，在对技术的追问中，他认为技术本是包括技术和艺术的。其在对技术的追问中的核心是现代人的存在方式而非技术本身。然而在现代社会，技术变为一种把人文带向前来的方式，并且同时遮蔽这一过程，也就是遮蔽技术本身。现代技术挑战自然，和自然相违背，把自然还原为各种资源。因此，人文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也变为工具性的。海德格尔认为如果我们仅仅把技术看作手段，那么我们永远不能理解技术是什么。

斯蒂格勒在海德格尔的理论框架下继续思考技术，并提出三个层次的有关于记忆的假设来进一步说明“谁”（人）和“什么”（技术）的耦合关系：遗传记忆也就是我们的生物记忆，后生成记忆（回忆）和技术层面的后种系生成记忆。从一开始的记忆的辅助到如今的自动化的社会，技术作为人的代具也在不断发展，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得有机和无机器官的直接区别变得模糊，人本身其实就是一种技术的存在。如今，人们日益依赖于各种数字技术来储存各种记忆。因为记忆技术和第三记忆的这种相关性，斯蒂格勒强调不能分离技术和人。

在《技术与时间》第三卷内，他解释了记忆技术的独立性不适用于今日，现代全球化技术体系变为全球记忆系统，记忆系统和技术系统变为了全球性的。[2]179各种技术都有传输记忆，这种能传输记忆的技术，被斯蒂格勒称作记忆技术，例如写作、照相录影等。他解释道技术是记忆支持者，但是不是所有的技术都是记忆技术，因为技术系统产生于记忆技术系统之前。在斯蒂格勒看来，思考重点在于不同技术的目的：有些技术是以记录为目的，有些则不是。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介绍技术和记忆技术的区别，斯蒂格勒不自觉用工具性来区分二者。“这个与初级记忆不可分割的第二记忆也是第三记忆，即‘图像意识’，比如提供对某种模拟或数字时间物体的经验之可能性的记录载体。”[4]257因此，不作为记录载体的技术也就不能被称为记忆技术。另外，斯蒂格勒还认识到随着全球化的到来，人们已经产生了对技术和记忆技术的依赖。“时至今日，记忆术相对于生产技术体系的独立性已经不再是不争的事实：技术体系拓展到全世界范围之后，它同时也是、而且首先是全球性的记忆术体系。”[2]179斯蒂格勒谈到技术和记忆技术的结合，也就是生产的技术和通讯交流媒介技术在一般意义上的集合。对他来说，信息和交流技术在地位上弱于记忆技术或者以记录为主要目的的技术。

在斯蒂格勒看来，人是有缺陷的，因此需要代具来填满。他尤其论证了意识的缺陷和遗忘使得记忆技术成为必须。有关记忆的媒介技术为第三持留的实现提供了可能，个体的记忆在死时随之消失，“技术却实现了在个体生命之外对个体经验进行传输的可能性：技术承载着第三层次上的记忆，我们在本书中称之为‘第三持留的机制’。”[2]273因此，记忆技术不仅不和人与文化对立，相反，记忆技术作为技术的辅助，为人类的集体记忆和跨代际的可传递记忆的实现提供了可能，也解决了人的可朽性以及本质缺失的哲学问题。

技术发展对于传统或者过去而言是一种中断，这种中断似乎暗示着一种爱比米修斯式遗忘，社会和文化的调整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显得势在必行。因此，技术的发展对斯蒂格勒而言是挣脱现行的文化范式，而引发新的文化范式。斯蒂格勒从技术的发展和遗忘的维度来解释人和技术的类似之处。并且把这种遗忘和人的本质联系起来。斯蒂格勒在前苏格拉底时期，前形而上学时期和希腊悲剧神话中发现人性条件的悖论，也就是人缺乏本质，或者本质的不在场，是可朽的。人类的本质因此是本质的不在场。

二、技术的进化：从书写到符码

“技术药理学”的谱系发端于作为文字的技术，这种技术一开始体现为书写：书写一方面体现了记忆的退化，另一方面又是记忆的一种技术辅助，是一种人工的记忆。作为一种即有药性又有毒性的结合体，文字的技术也从书写发展到各种文码化的技术。在柏拉图的斐多篇里，柏拉图把书写理解为记忆的辅助技术，以便于获得理想的真理。这种观点一样把技术和知识区分开来，写作因为其工具性而丧失价值。斯蒂格勒用楔形文字是否仅仅是一种记忆的辅助来分析此问题。[4]63通过分析，他认为由于只有掌握书写的语言才能读懂文字，那么文字不是简单的回忆，辅助记忆的文字便成为知识的要素而非仅仅是具有工具性。

针对柏拉图的二元论，斯蒂格勒从谱系学的角度分析什么是技术和技术对人意味着什么，他把人的起源追溯到使用工具。斯蒂格勒认为使用工具的过程，使得特定物种的爪子演变为手，并且能够直立行走。“这种技术逻辑的连续性同时还意味着：大脑皮层组织根据技术动作的发展——即外在化的进程——必然会导致语言的出现。”[3]176工具进化是种外化进程的解放。“大脑皮层的差异化受工具制约，同样，工具的差异化也受大脑制约。这就是所谓的反射镜的效应。”[3]186斯蒂格勒把技术的范畴扩大到书写、言语等各种交流中用到的媒介。由于技术的发展，人类的生物记忆需要一种辅助来帮助人类记住日益复杂的编码。媒介从最初的视觉等身体的感官发展到如今复杂的媒介技术系统，也就是各种现代数码信息技术，人的文化进程也从古典进入现代文化。对于斯蒂格勒而言，技术的进化就是文码化的过程：“文码的历史也就是电子文件和阅读机器的历史：即技术的历史——人的发明就是技术。技术发明人，人也发明技术，二者互为主体和客体。”[3]162技术和人相互发明的假设彻底推翻了传统的技术观念。

斯蒂格勒认为技术固然发明人，但是应该警惕技术决定论。斯蒂格勒扩大了技术的定义，把技术本身看作是文化的一种建构过程，因此技术和文化变为一个维度，使得技术决定论对技术和文化区分失去意义。在此意义上，斯蒂格勒认为媒介技术和文化应该是相互作用的，一方面，文化的需求推动媒介技术的发展，另一方面，从媒介技术的辅助功能而言，也指向了人和文化的发展。

斯蒂格勒认为技术的发展颠覆了亚里士多德所区分的科学知识，实践智慧和工艺知识者这三种传统的知识型。“在文字技术中，文件的发件人也是也是此文件的编码人，而文件的收件人也是其解码人；然而在模拟与数字技术中，发件人/收件人并不一定对应着编码人/解码人。”[4]148斯蒂格勒认为当集体记忆被数字化之后，发件人和收件人的关系发生巨变，随着网络媒介的发展，消费者既是信息的接受者，同时也是创造者，人们不再需要精确的阅读和拼写这种传统的精英式的编码解码方式。“这些本体技术的理论属于一种本体的技术媒介。技术渗透于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此情况下，目的和手段不可分割。我们如何做事情决定了我们是谁。技术发展转化了人是什么这个问题。”[5]2-3人们在此过程中不再被动的接受知识，而是变为知识的创造者和使用者。数字技术的发展颠覆了人的认知和人的本质，海德格尔对技术的批判是对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技术观的颠覆。斯蒂格勒则认为，技术不能仅仅被理解为工具和手段，相反是人的起源。作为斯蒂格勒哲学的核心，技术不仅仅是非工具性的，对技术进行非工具性的论证只是其逻辑展开的第一阶段，他的目的和核心是说明数字时代人类纪的问题及其出路：技术一方面具有毒药的毒性，另一方面也是一种解药，能够对现代社会进行治疗。

三、技术的雅努斯双面：作为毒药和治疗

现代这些记忆技术也是柏拉图称为药的东西，既是毒药又是解药。数字辅助记忆如同其他的辅助记忆一样，首先是一种毒药，拥有着极端强大的力量，能够加强和增长消费者有毒的欲望模式，从而失去最初的力比多力量。“符号的贫困也是力比多和情感的贫困，导致了原始的自恋的的丧失。”[6]5把符号的贫困和力比多的贫困进行类比，强调欲望对应的是工业客体而非单一客体。符号的贫困就是失去了力比多的欲望，即失去了原动力。力比多和技术类似也是一种药，既有毒性，又有药性。个性的贫困，欲望力比多的贫困和参与感的贫困在此建立了内在联系，欲望的瓦解就是符号的瓦解，也产生了个性的贫困。“正如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文化产业——作为大欺骗的启蒙》中所述，通过大众传媒，电视机、电影院、收音机，也包括现在的数码技术和网络，新器官学的发展突然兴起，这反过来创造出符号循环的新组织。在这种新的组织模式下，符号的生产突然产业化，依附于工业化进程。在此你一方面邂逅符号的生产，同时又在消费符号，于是陷入困境，因为符号不可能消费。符号并非消费的对象，而是交换和流转的对象，或者说是泛个性化线路创造出的对象。这种状况突然导致了我所说的泛个性化的短路。”[7]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媒介技术的可复制性、迎合大众，肤浅使得大众不能区分理想和现实，对他们有一种麻痹的毒药作用，而文化工业中药性治疗的一面被忽视了。

斯蒂格勒从对马克思的解读中提出，工业化的产物也就是电视反映了群体性的灾难和个性化的丧失，这是工业化的毒性。他又进一步辩证的指出，世界统一化的过程可以通过电影来实现，这一个统一的过程是我们对“我”和“我们”的集合的接受的过程。这个接受的过程需要通过“遗忘”也就是爱比米修斯精神来实现。“我的身份的辨认——也即个性化过程、自恋式的稳定过程，没有这个过程，‘我’或许就无法辨认出自己，这是‘我’的思维和社会性的前提条件——同样也以共时化过程为前提。”[2]138在一定意义上，个性和共性的关系是辩证的，共性正是通过个性化这一过程才得以显现。“个人既可以是心理层面上的，也可以是社会层面上的，但‘我们’却不像‘我’那样不可分割。个性化过程是一个未终结的过程，处于一种‘动态稳定’之中。”[2]126-127“我”的个性化就反应了“我们”的个性化，个人和集体的记忆之间并不存在矛盾。在共时化和统一化的过程中，全球性的体系得以形成。然而全球化是基于个性化基础上的全球化，并通过个性化得以体现。全球化不可能脱离个性化，同时，由于记忆是共享的记忆，在一定意义而言，个性化似乎也不能脱离全球化。“技术体系朝复杂化和各组合部分之间的联合的方向进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技术日趋复杂，确保技术体系运行的内在联系也就越来越多。这种从属关系的世界化——即非技术非地域化的普遍性——导致海德格尔所说的构架现象：一个全球性的工业技术，在有系统地全面开发各类资源的同时，造成了全球范围内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军事的相互依赖关系。”[3]36-37因此技术体系的转换会定期引起社会体系的变化，会打乱社会体系的平衡，特别是当人们的经济生活越来越依赖于频繁的技术革新上，就需要面对技术的转换的问题。

技术是破坏性的或者展现出毒性因为其发展和进化的速度过快，社会系统和文化跟不上技术的发展变化，“一方面，在一个稳定的技术体系内部由新的技术发明而引起无危机，无断裂的发展，吉尔称之为技术谱系；另一方面，技术的发展变现为破坏原有的体系，在一个新的平衡点上重建一个新的技术体系。”[3]39当前文化和技术之间存在着差距，因为文化的范式并没有很好的跟上技术体系的发展步伐，“根据技术的要求来调整文化，就意味着采纳现行技术的动力模式，抛弃那种如今已找不到现实基础的动力模式，这同时就是承认技术动力领先于社会动力，技术将自己的动力强加给社会。”[3]80弄清楚技术发展的内在逻辑，比明了技术发展的趋势理论更加重要，这样更能理顺人和技术的关系的新知识。文化如果不顺应技术发展的进程，那么技术就会展现毒性，对社会发展起反作用。

现代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快速革新的后果是，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文化的发展落后于技术：“造成文化进化的节奏和技术进化节奏的离异。技术比文化进化的更快。这就产生了超前和落后，二者之间的张力就是构成时间的伸展的典型特征。”[3]18按照传统的文化的进路，技术被归结入非人性的，人需要与之斗争，然而“随着机器的出现，文化一旦失去了和技术物体的真正联系，那么它也就会失去文化的真正的一般性特征，具有当代技术现实的意识就是指：必须意识到技术物体不是一种用具，这一点在工业技术物体中尤为明显”。[3]26-27现代技术的特征在于它的进化速度更快，因此需要在技术和文化的张力之间来思考其意义。

四、一般器官学和药理学：逆熵的发生

面对数字时代的技术和文化的张力，就需要斯蒂格勒的“一般器官学”和“药理学”来解决。他的解放的技术药理学的本质就是放弃一切占有性存在。“机器的诞生带来了技术和文化间的差距，因为人不再是工具的持有者，为了调解文化和技术间的关系，必须澄清机器持有工具的含义，即这个命题相对于机器本身和人的位置的含义。”[2]82技术在这个时代已经成为一种新的调节因素而非仅仅是人的工具。张一兵指出面对自动化时代的问题，需要建立全新的解放性的数字化认识型。[8]这种开放的或者解放的系统具有产生逆熵的能力，从而实现适应新环境的变化。增熵的定律似乎是斯蒂格勒用来说明资本主义生产问题的一种隐喻：熵的规律是任何一个事件的发生都会导致熵值的增加，我们无法逆转熵的过程。所以，逆熵或者负熵应该只是一种世界观的应对之方法。

人类纪的系统的熵需要在负熵来中和，“这种逆人类学必须基于一种我所说的普遍器官学和药学：药，是人工制品，是人化的条件；然而，药既生产出熵，也生产负熵，因此它总威胁着人化过程。”[10]181薛定谔称之为负熵，是从观察者的角度来定义的。“第一，在最初‘熵’和‘负熵’概念出现的时候，人们用有组织性和无组织性来诠释，后来主要在薛定谔的推动下，人们用有序性和无序性来诠释这对概念，但是我认为并不能将‘熵’和‘负熵’完全等同于有序性和无序性，比如漩涡在人们看来是一个有序性的负熵组织，因为在正常的水面和空间中是不会出现漩涡的，尽管其是有序的，但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个‘负熵’的过程，因为在其中没有‘器官’的生成，‘器官’是‘负熵’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第二，‘有机性’和‘物’并非绝对对立，而是有着统一的关系。”[9]可见，负熵不能脱离人和技术的“器官学”，也并非去构建另外一种秩序，相反，人的可以遗传的生物机能还需要技术辅助的不断补充来完成其生成。

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导致了一种强迫的力，尽管人本来就是技术的存在，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被迫成为技术的存在。“人类纪，实际上是一个熵纪，也就是说，是一个产生着大规模的熵的时期，而这恰恰是因为，原来的知识，正在被打散和自动化，这些知识现在已根本不再是知识，而是一些封闭系统，也就是说，熵性的。而知识是开放的系统：它总是包含着一种负熵性的去自动化的能力。”[10]178阅读手写文字之脑对应的变为解读数码之脑，老的知识也因此成为了新环境下不相适应的毒药，“为了实现社会化，也就是集体的个性化，每一种新药——也就是第三持存的新形式——总要求新知识的形成，而这总意味着对新药的新的治疗和救治，由此构成了做事的新方式和新理由，生活和思考，就是去投射一致性。”[10]114斯蒂格勒认为柏拉图在形而上学中关于记忆辅助和记忆退化也在一定意义上回答“药理学”的问题，技术可以作为记忆的辅助，但是也回导致人们不愿意回忆。阐明药理学的逻辑，也就是继承自德里达的“补充”逻辑，技术不断补充的历史其实就是“一般器官学”的历史。第一，人本身缺乏本质，所有的生物器官系统需要技术的不断的补充作为支撑，因此人不可能是已经完成的自身，也就是说人只能是一个不断生成的过程；第二，人类系统需要通过技术驱动欲望、感知等，人的自我补充是社会的，也是技术的器官。

熵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力比多驱动下的经济发展模式，也就是不断的发展新技术来解决问题，用技术手段来解决技术的副作用，尽管有时候技术的副作用比技术本身带来的益处还要大。负熵则完全不是计算出来的，斯蒂格勒的技术药理学在理论上需要建立一种以负熵为基础的经济来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逻辑。从药理学意义而言，新时期的作为治疗的技术在于关心和关注人文的过程：“我们这些支持负人类学计划的人，是将负熵理解为关怀的，一种出于关怀的经济。这一关怀的经济，不是一种简单的人为地改造世界的力量。”[10]189注意力（attention）的解构是资本主义力比多经济的自我毁灭。注意力是心理的和集体的，是关注或关怀一个特定的客体，也是社会化的力比多能量。现代资本社会的注意力和所关心之物相分离，是对注意力本身的解构，全球的财务危机，也是解构注意力的结果。注意力对于斯蒂格勒而言也就是古希腊意义上哲学治疗的问题。他进而提出哲学的任务是基于注意力构成“一般药理学”以治疗社会的各种问题。

如果大众的注意力被各种超真实的广告迷惑，那么显然是陷入了一种力比多的毒性的经济中。注意力连接着记忆和所注意之物，也就是给自己确定一个目标；这同时也是一种社会机能，表现为对他者的一种友谊意义上的关怀，也是对资本主义的力比多经济的一种中和或者治疗。

五、结语

斯蒂格勒的理论贡献在于其击破了技术决定论者的理论根基。他通过进一步扩大技术的定义来解释文化与技术的互构的关系。在此过程中，澄清哲学史上对技术的误读：试图把技术和知识分离开来，也就是误把技术的工具性当作技术的本质，其结果就是导致技术和人的对立。斯蒂格勒强调第三记忆来说明人和技术的耦合，把人、文化和技术如何互构的图式清晰的勾勒出来。人类赖以生存的后种系生成的记忆是技术，斯蒂格勒的学术贡献在于为媒介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为理解新型文化与媒介技术的关系提供了新可能，也可以说为理解全球化的文化发展提供了媒介技术的理论根基。

数字技术时代的来临，带来了脱域机制和各种反身性。大众的媒介依赖从具体的车轮转向虚拟的网络，时空在此背景下具有离散化的特点同时又有进一步聚集的张力。一方面，媒介技术构建着文化，另一方面，文化的内在发展要求媒介技术的发展维度。同时新媒介的崛起带来旧媒介的衰落，并在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进行扩张：政治，经济，文化，人自身的等等层面。例如，过去人们依靠严谨书写的文字来辅助记忆，而现在人们更多的选择计算机或者是摄影技术等视听技术。与之对应的，文化符号也从书写走向0和1的编码，文化和社会的日益符码化，使得人们的生物记忆越来越需要媒介记忆技术的辅助。

技术创造了一个人类身体和感知难以脱离其辅助的世界，并且不自觉的内化为生活的一部分，当媒介技术从印刷术发展到现代的摄影技术和互联网技术，人类文化和知识也需要随之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斯蒂格勒提出的“技术药理学”和“一般器官学”的视角一则回应了资本主义的熵增问题，二来为数字技术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哲学解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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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贝尔纳·斯蒂格勒.人类纪里的艺术:斯蒂格勒中国美院讲座[M].陆兴华,许煜,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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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TJSRQN17-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