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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自然地理对云南特有民族创世史诗的影响

  2019-12-27    289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云南特有民族创世史诗形成了丰富多彩,蔚为壮观的云南创世史诗群落。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对创世史诗的兴盛起了重要作用。云南特有民族创世史诗繁荣的直接原因是云南南方边地、高原山区的自然地理孕育和培养的生于斯长于斯的民众神话思维。

  • 关键词:
  • 云南特有民族
  • 创世史诗
  • 民众神话
  • 自然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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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有25个少数民族分布在云南,其中有15个少数民族为云南所独有或绝大多数在云南居住,被称为云南特有民族,这15个民族分别是白族、哈尼族、傣族、傈僳族、佤族、拉祜族、纳西族、景颇族、布朗族、普米族、阿昌族、基诺族、怒族、德昂族和独龙族。与汉族文献典籍中神话、史诗的匮乏相比,云南特有民族创世史诗资源丰富,各民族都有在本民族中广为传诵、口耳相传至今的创世史诗:阿昌族的《遮帕麻和遮米麻》、德昂族的《达古达楞格莱标》、普米族的《帕米查哩》、傣族的《巴塔麻嘎捧尚罗》、拉祜族的《牡帕密帕》、哈尼族的《窝果策尼果》《十二奴局》、景颇族的《目瑙斋瓦》、佤族的《司岗里》等,形成了蔚为壮观的云南特有民族创世史诗群落。“史诗”作为与民族发展历程和文化生态环境相适应的一种世界性文学体裁,其繁荣离不开特定的其赖以存活和发展的文化生态系统。正如李子贤教授所说“创世史诗的存活必有一个‘母体’,即特定的文化生态系统。如果脱离了这个‘母体’,忽视了对文化生态系统诸要素的把握,就很难对创世史诗文本的叙事内容作出准确的解读”[1],云南特有民族创世史诗与其文化生态息息相关。文化生态研究文化与环境的互动关系,主要由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复合生态系统构成。就文化生态中的自然环境因素而言,云南特有民族创世史诗的兴盛,离不开边疆红土高原上崇山峻岭、大河峡谷等自然地理环境的养育。创世史诗,又称神话史诗或原始性史诗,是韵文体的神话。它的形成、发展必须要有思想自由、想象丰富的强大的神话思维去支撑。云南地处西南边陲,大部分属山地高原地形,高山峡谷相间,江河湖泊星罗棋布。南方边地、高原山区的自然地理孕育和培养了生于斯长于斯的民众神话思维,这是云南特有民族创世史诗繁荣的直接原因。


一、“南方”之民多富于想象


中国文学历来与地理、地域文化有着不解之缘。在中国文学史的地域归属上,一直有南北方之分。《诗经》中的“国风”以地域划分出15个地区的民间歌谣,代表着北方中原华夏文化和黄河文明的文学成就;《楚辞》则“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富有浓厚的楚国地方色彩,带有南方长江文明的特征;后来的南北朝时期,南朝民歌和北朝民歌风格也大不相同;杜甫的诗带有北方中原文化的沉郁厚重,李白的诗则有南方和胡地的自由洒脱;至现代文学时期,东北作家群和南方的乡土作家群、北方的京派和地方的海派也呈现出迥异的风格。

中国文论也很早就注意到了南北方文学的差异。《隋书·文学传序》说“然南北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谓“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间,多尚虚无。民尚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说“南方学派则仅有散文的文学,如老子、庄、列是已。至诗歌的文学,则为北方学派之所专有。《诗》三百篇,大抵表北方学派之思想者也。南方文学中,又非无诗歌的原质也。南人想象力之伟大丰富,胜于北人远甚。彼等巧于比类而善于滑稽,故言大则有若北溟之鱼,语小则有若蜗角之国,语久则大椿、冥灵,语短则蟪蛄、朝菌,至于襄城之野,七圣皆迷;汾水之阳,四子独往。此种想象,决不能于北方文学中发见之。故庄、列书中之某部分,即谓之散文诗,无不可也”。可见,理论家都注意到因地理方位的不同,南北方文学所具有的不同特质:北方之民尚实际,故其文以记事说理见长;南方之民富幻想,故其文以想象丰富的文体见长。

创世史诗是韵文体的神话,又被称为神话史诗。就文体特征而言,创世史诗离不开富于想象力的神话思维,想象力为神话史诗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可以说,没有丰富的想象力就没有神话,没有神话史诗。云南特有民族创世史诗的丰富多样,与地处“南方”密不可分。云南地理方位上处于“南方”,南方之民与北方之民相比,南人想象力之丰富,远胜于北人。这也是北方神话、史诗匮乏而西南地区却蕴藏着丰富的神话史诗资源并出现创世史诗群落的重要原因。中外研究者们早已发现中国北方主流文化的汉民族文献中神话与史诗匮乏的现象,一度出现了“中国神话匮乏论”和国际上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所谓“中国无史诗”论。正如杨义先生所说:以往写文学史是为了跟西方接轨,从史诗写起,一些老先生从《诗经》里面找了五首诗,《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和《大明》等五篇,说是“周朝的开国史诗”。但是,这五首诗加起来三百三十八个字,怎么和《荷马史诗》比?[2]居于文化正统地位的北方汉民族文化中,神话、史诗的匮乏是不争的事实。北方的汉民族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保持着它的先进性,自宋代以来日趋精致雅化,但雅化的同时也很容易模式化、凝固化甚至僵化,导致务实有余而想象不足。而想象力是神话史诗产生的动力,从某种程度上说,北方汉民族典籍中神话的匮乏是想象力缺失的必然结果。

地处中国西南方的云南,较少受到北方汉文化的影响,其民族文化虽不如汉文化精致,却有着天然的野性和活力。以自然地理而言,云南自然资源丰富,气候以温带和亚热带为主,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为创世史诗的产生和繁荣提供了丰厚的土壤。鲁迅认为中原地区“居黄河流域,颇乏天惠,其生也勤,故重实际而缺玄想”[3];胡适在论及中国神话产生的原因时说,北方民族“生活在温带与寒带之间,天然的供给远没有南方民族的丰厚,他们须要时时对天然奋斗,不能像热带民族那样懒洋洋的(地)睡在棕榈树下白日见鬼,白昼做梦”,所以北方的神话较少,“而疆域越往南,文学越带有神话的分子和想象的能力”[4]。疆域偏南的云南,气候温和,阳光充足,享受着大自然丰厚的馈赠,其民有“白日做梦”的天然优势,因而神话史诗颇为兴盛。从人文地理的角度来说,云南更多地接受了南方楚文化重幻想的影响。《史记》《汉书》等史书均记载了战国时楚国贵族“庄蹻王滇”的史事:《史记·卷一百一十六·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记载:“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蹻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汉书·卷九十五·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第六》谓:“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乃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楚国贵族的后裔庄蹻成为滇王后,他所统治的云南也自然而然地会受到南方楚文化的影响。另据杨义先生考证,庄子也是楚国贵族的后裔,同为楚国贵族支系之后的庄子和庄蹻分别因各种原因离开楚国,庄子在宋国,另一支系的庄蹻到了云南成为滇王。南方的楚文化好巫重祠,信奉鬼神,其民重玄想,《楚辞》与《庄子》中瑰丽神奇的想象充分体现了楚文化的特质。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上的“南方”,让云南特有民族充满想象力的创世史诗有了广阔的生存发展空间。


二、“边地”之民思想更自由无羁


云南地理上不仅属于南方,而且还是边陲之地。云南有4000多千米的国境线,与老挝、缅甸、越南接壤,并邻近泰国。云南多民族聚居,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1/3,无论在地理上还是族群文化上都处于边缘地位,属于名副其实的“边地”。“边地”就是远离中国中心(中原)的边疆地域,一方面边地的自然地理造成了文化上的相对闭塞和落后;另一方面边地因远离中心,较少受到中原文化各种清规戒律的束缚,而葆有自由、旷达、野性的精神品质。思想上的天马行空、不受羁绊是神话思维的重要特征,云南特有民族大量的神话、史诗等丰富的民间文化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是边地文化所滋养的自由不羁的神话思维所孕育的结果。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着华夷之辩,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尊王攘夷”等观念均强调中原汉族文化的正统地位,将边区文化上不及汉族先进的少数民族称为蛮夷。

中原即是文化的中心,四夷即为东夷、西狄、南蛮、北戎。居于西南方的云南少数民族被称为西南夷或曰南蛮,众多少数民族聚居的云南边地常被视为蛮夷化外之地,远离中心,远离主流文化。历史上云南一直与中原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中原政权对云南大多是维持一种松散的管理,边地云南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自由度。因地处偏远的边疆,战国时期,楚国将军庄蹻才在云南建立了滇国。汉代时设立了益州郡,三国时云南被称为“南中”,蜀相诸葛亮降服“南中”滇王孟获,《三国演义》里有“七擒孟获的故事”,云南民间也有很多诸葛亮的故事流传。晋朝开始彝族豪族爨氏统治云南400年,现存于曲靖一中的爨宝子碑和陆良贞元堡小学的爨龙颜碑,是爨氏家族统治云南的历史遗迹。唐朝时期在洱海地区建立了南诏国,后晋时期白族段氏建立大理国,至宋代,大理国与西夏、辽和南宋并立。元朝开始在云南边地实行土司制度,“以土官治土民”,由少数民族首领管理云南各部族。至明清时期,实行“改土归流”,即把少数民族土司管理的方式改为朝廷派流官管理。纵览云南历史,其与历朝历代的关系,有时是自治的独立政权如大理国,有时是在朝廷管辖下的民族首领土司管理,有时是土司和流官共同管理。总体来说,边疆地区的云南,在政治、文化上与中原地区相比,相对自由,受汉族主流文化的影响也相对较少。中原汉族儒家思想根基深厚,儒家思想认为“不语怪力乱神”,文化思想上保守理性务实,歌咏“神”的神话和史诗是很不发达的。边地的云南因较少受到中原主流文化的影响,得以保有思想的自由,多民族聚居思想多元且富于野性的活力,对于孕育神奇的天马行空的神话史诗有思想上的优势。边地远离王权中心,长期作为主流文化的边缘地带而存在,因边缘而少禁忌,具有原始自由活泼的气质。“边缘文化,地位不显,禁忌较少,身处边缘,带有原始性、流动性,带有不同的文化板块结合部的混合性,这些都是‘活力’的特征。当中原的文化僵化之后,边缘文化就会输入一种新鲜的带有野性的文化因素”[5]

云南的边地文化给中原文化注入了活力,特有民族创世史诗的丰富,打破了长期以来,因局限于汉族书面典籍而形成的“中国无史诗、无神话”的狭隘论断。穿透华夷界限,充分认识到中华民族的文化和文学,是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国文学不仅包括汉族书面文学,也包括各少数民族的口头传统文学。树立中华民族文化整体观,将边地少数民族创造的神话史诗纳入中国文学的范畴,中国无疑是神话史诗的富国、强国。


三、“高原山区”之民多尊神重鬼


云南省地处云贵高原,山地高原约占全省面积94%,平坝约占6%。属于典型的高原山地地形。15个云南特有民族中,白族、傣族、纳西族大多居于河谷平坝;阿昌族、哈尼族、拉祜族、佤族、景颇族、德昂族、布朗族和基诺族住在低山地区;傈僳族、普米族、怒族和独龙族主要居住在怒江、独龙江两侧的高寒山区。云南特有民族的主要聚居地几乎都是高原山区,生活在深山老林之中,山路崎岖陡峭,自然地理环境比较封闭,与外界的联系较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生活上自给自足,主要靠大自然的馈赠生存。自然环境越封闭的地方,地理环境的文化隔绝机制越强,民族文化易于在这样的环境中“原生态”地传承下去。

高原山区的地理环境形成了天然的屏障,使云南特有民族先民得以逃离统治者的剥削压迫与民族歧视,获得相对安全的栖居之所。险峻的高山有利于阻隔外来者的入侵,但同时也一定程度上隔绝了与外界的物质和文化往来。缺少外来的供给,因而吃穿用住等生产生活资料主要从自然界中就地取材,大自然成为山地民族的衣食父母,这使他们更多地依赖自然、接近自然,也更多地保留了原始社会生活形态或自然生活形态。山地民族对自然的依赖程度重,对自然界的敬畏程度深,又由于远古时代人类普遍无法科学地解释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因而更容易将自然界神化,相信现实世界之外存在着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或实体,尊神重鬼,巫风盛行。高原山地文明较之内陆文明更有原始性和神秘感,“尤其是滇、黔一带,巨岭恶瘴,道路阻隔,实在是‘天高皇帝远’,政治文化治理上颇有一点为中央王朝鞭长莫及之概”[6]。它简直不知儒学所谓“不语怪力乱神”为何物。西晋初年常璩的《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了“南中”——云南巫鬼盛行的民风习俗:“其俗征巫鬼,好诅盟,投石结草,官常以盟诅要文,诸葛亮乃为夷作图谱,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次画神龙、龙生夷及牛马羊,后画部主吏乘幡盖,巡行安抚;又画(夷)牵牛负酒、赍金宝诣之大象以赐夷,夷甚重之”[7]

可见云南自古以来就是巫风浸染的国度。神话史诗是诗歌体关于神鬼的故事,没有神鬼就没有神话,相信超自然神秘力量的存在,尊神重鬼是神话产生的思想基础。创世史诗(神话史诗),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原始人类用想象的神灵意志和行为作为解释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基本手段,来表现对自然及文化现象的理解与想象的诗性故事。将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神化,赋予其神格和人格,是创世史诗的文体特征,高原山地上居住的云南特有民族,因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影响,信奉万物有灵,尊神重鬼,因而适宜歌咏神灵的文体——创世史诗在族群中孕育、创造和生长。概言之,云南特色鲜明的自然地理环境,为生活在其间的云南特有民族创世史诗的繁荣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地处中国的“南方”,赋予了南方民族尚虚无、重幻想的神话思维;聚居于“边地”,使边地民族思想自由无羁,培育了他们天马行空的神话思想;生长于“高原山区”,让山地民族对自然更为依赖,启迪了他们尊神重鬼的神话观念。自然地理环境多层面影响着云南特有民族创世史诗的神话思维,促进了创世史诗的生成与繁荣发展。


参考文献:

[1]李子贤.探寻创世史诗研究的新路径:以《梅葛》为中心[J].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7,22(5):39-45.

[2]杨义.文学地理学的渊源与视镜[J].文学评论,2012(4):73-84.

[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12.

[4]胡适.白话文学史(影印本)[M].长沙:岳麓书社,1986.

[5]杨义.重绘中国文学的历史地图[J].文史哲,2015(3):5-21.

[6]杨义.中华民族文化发展与西南少数民族[J].民族文学研究,2012(1):5-21.

[7]刘琳.华阳国志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1984:252.


于敏. 云南特有民族创世史诗兴盛的自然地理因素探究[J]. 大理大学学报,2019,4(11):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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