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作为一种公共的文化机构，博物馆自诞生以来在公众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种变化体现在博物馆数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分类的细化等方面。与此同时，科技的飞速发展以及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使科学传播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受众范围极广的科技类博物馆随之与科学教育有了愈加深刻的关涉，科技史不可避免地渗入科技类博物馆中。

1、科技类博物馆与科技史的关涉及内在动因

科技类博物馆是近年来发展最为迅速的博物馆类型之一，包括自然史博物馆、科学博物馆或科技博物馆、科学史博物馆、科学中心。今天世界范围内大约有55000个各类博物馆，其中科技类博物馆为8000个。科技史在科技类博物馆的陈列展览中从不同维度得以呈现并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事实上造成这种紧密联系的原因是多元的。

1.1科技类博物馆的教育转向与科技史的渗入

回溯科技类博物馆的历史，其使命经历了从收藏和基于藏品的科学研究转向教育的过程，这直接导致科技史渗入科技类博物馆的方方面面。博物馆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亚历山大里亚的“缪塞昂”学院，乃至远古时期人类出于自然崇拜、宗教信仰、积累财富等需求而产生的收藏活动。出现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珍宝柜”则被认为现代意义上博物馆的起源。当时，贵族的猎奇需求、人文思想的提倡、航海技术的发展以及科学知识的积累推动了收藏活动的兴起，为单独的科技类收藏创造了条件，在此基础上旨在搜集和保护稀有标本的自然史博物馆应运而生。这是科技类博物馆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收藏以及基于藏品的科学研究是这一时期自然史博物馆的主要功能及使命。

在启蒙运动、第一次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等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共同影响下，科技的实用性被认识并被大加利用。它们被当作提高生产力、增强人类能力的有效手段，其实用价值得到空前认同。在这种情况下，人类既有展示科技伟大成果的心理需要，又有普及和推广新科技的社会需求。于是，第一个拥有科技类藏品、面向公众开放的博物馆———巴黎工艺博物馆在1794年建成。后来，世界博览会进一步推动了科技类博物馆的发展，如伦敦科学博物馆就是在1851年万国工业博览会的基础上建立的。在这个时期建立起来的科技类博物馆多为科学与工业博物馆，技术开始与博物学、理论科学一起成为其主要展示内容，它的使命同时包括收藏、展示和教育。20世纪以来，伴随世界科学中心向美国的转移，科学与工业博物馆也开始在美国蓬勃发展，如1930年纽约科学与工业博物馆的成立。这是现代科技类博物馆真正起源并确定自身定位的关键时期，作为现代科学体系建立与新技术发展的产物，科技类博物馆不再被视作贵族阶层的象征和精英阶层的专利，转而成为集收藏展示、科学研究、教育公民、传播普及于一身的场所。从某种意义上说，科技博物馆的观念源自17—18世纪对于机械模型的收藏，而今天的科技馆几乎毫无例外地建立在19世纪世界博览会的基础上[1]。

进入20世纪，对于科技类博物馆而言，收藏、研究的社会功能逐渐弱化，科学教育成为其主要使命，并且在教育导向下发展出了新的形式———科学中心。一部分科学中心是在原有科技博物馆基础上经过调整与改变以全新面貌示人的，如德意志博物馆和芝加哥科学与工业博物馆；另外一部分则是在全新理念指导下新建的科学中心，如法国发现宫、旧金山探索馆和安大略科学中心等。至此，科技类博物馆的主要使命彻底转向教育，其运行理念和展示方式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科技史不仅是科技类博物馆中科学教育的内容，而且是完善科学教育的工具与手段。一方面科学教育的内容包罗万象，其中就包括科学技术的发展历程；另一方面科技史自身是一个立体的对象，它涉及时间、空间、文化和人类四个维度，因此科技史能够帮助公众全面理解科学技术的本质及其与社会的关系，有利于提升公民的科学素质。

1.2科学的物质性研究及科技史的转向

随着科学技术自身以及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近来科学技术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这造成了科学观的转变进而影响到科技史的研究。量子力学、自组织理论等新学说冲击着传统科学的规律性、整体性、连续性与客观性，机械主义科学观受到强烈质疑，科学的物质性特征逐渐得到关注。新实验主义注意到实验的重要性，主张应在重视科学理论及表征的同时关注实验和干预的作用。相应地，科技史研究也超越了科瓦雷模式，不再单纯重视科学理论的历史，而是引入科学实验的历史这一新的维度。科学仪器被视作传递知识和探索世界的中介。科学的目的不只是发现自然之书中的奥秘，也包括利用仪器建构实在，如实验室中的种种条件往往是人为造成的，而在这种人造的极端条件下我们才有可能去发现自然的规律。[2]

科学仪器对于科技史研究的意义：首先，科学仪器的演变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科学理论的发展；其次，通过科学仪器重复科学实验可以验证科技史中相关记载的真实性；再次，科学实验中所隐藏的过程性知识得以体现；由此，科技史不再局限于科学理论，实验、仪器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类博物馆无疑是最早关注并收藏科学仪器的机构，在科技史界开始关注并研究科学仪器时，便与科技类博物馆展开了对话与互动。

1.3对历史学本质属性的再认识

要理清科技类博物馆与科技史之间的关联，核心在于明确历史作为一门学科的本质属性及历史学家的工作目标。历史绝非独立的、封闭的，而是与整个人类社会有机结合、共同发展、相互影响。科技史是历史学家、过去公众和当代公众三者之间的关系，而非历史学家同过去二者之间的关系[3]。

历史是人类写的关于人的东西，也是为了人类所写的东西[4]。历史学的目标可分为史实重建与成果交流两个部分：基于史实重建的目标，科技史家致力于发现、搜集、整理一切相关资料，这既包括文献记载的理论、事件等非物质性的资料，也包括实验仪器、动植物标本等物质性的资料，它们共同构成了相对完整的历史；基于成果交流的目标，历史学家应当与同行讨论，并向公众介绍自己的工作成果。

如此，科技类博物馆为历史学家和当代公众提供了一个深入了解过去公众真实生活的机会，其收藏、展示的古老的实验仪器、科学家的原始手稿等有助于搭建沟通的桥梁，超越时空的限制去体验过去。

1.4科学史、技术史的分离与融合

科学与技术的关系长久以来都受到科学哲学界的关注，传统观点往往将科学视为理论知识体系而将技术视为对科学的运用，由此技术被视为依附于科学的领域，进而技术史也被视为科学应用的历史，技术的真理性与合理性也完全依托于科学的真理性与合理性。随着普遍怀疑、证伪等观点被相继提出，科学不再是绝对真理，而技术却是在实际中绝对有用的东西，因此技术知识的可靠性并非一定派生自科学知识的可靠性[5]，技术也不能完全还原为科学的应用。科学与技术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科学家的研究方向往往会主导技术发展的走向，故科学为技术提供了理论依据，反过来技术也为科学研究创造了适宜的物质条件。然而科学与技术又是相对分离的，二者可以说有相同的源头———人类对于世界的发现、思考与把握，却有不同的目的，科学旨在发现普遍的抽象知识，而技术则致力于满足人类的实践需要[6]。即科学家旨在用现有知识去扩展新的领域，而工程师则致力于用知识改进现有技术并发明新的技术[7]。我认为前者的内在动因是人类探索世界的理性求知欲，而后者的直接动因则是人类解决问题的实际需求。基于此，科学史和技术史也是相对分离的，前者更关注科学理论知识体系的确立与发展，后者则重视利用技术改造现实能力的不断增强和方式的演变过程。

当下，“大科学”逐渐成为主要的知识生产模式，致使科学理论成果与技术创新发明在生产过程中很难彻底分离。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既是科学发现，也是技术成就。因此，科学史和技术史在当代又一次展现出日益融合的趋势。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技术的独立性。相对于科学理论，技术更多地表现为实验仪器的升级、新工具的发明、新模型的运用等，亦即通过直观的物质来体现自己的发展。因此，科技类博物馆中的藏品重新受到科技史学家的重视，令博物馆与历史有了全新维度的联系。

1.5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变与科学仪器的再认识

如今，传统的科学研究方式逐渐被投入大、耗时长、产出大的“大科学”模式所取代，科学的发展愈发受到经济、军事等社会因素的影响，也愈发依赖于技术的创新与仪器的发展。没有显微镜，科学家就很难对细菌等微生物进行有效的研究；脱离天文望远镜，黑洞等理论便无从谈起；弱中性流等稀有现象更是凭借高精度的探测器才得以被发现。

其次，科学理论与技术应用相互之间的滞后性。科学理论所取得的进展并不能很快地应用在实际生活中，往往要经过长时间的尝试与调整。与此同时，科学相对于技术而言也有一定的延迟。工匠依据经验所创造出来的新工具、新发明需要后人逐步摸索才能找到合理的理论依据，如光学显微镜早在1590年就由詹森父子制作完成，而直到1873年德国物理学家恩斯特·阿贝才从光的衍射角度解释了显微镜的成像过程。在这种技术先于理论的情况下，科学仪器对于科技发展的推动作用尤为明显，它在科技史中的作用也同样值得关注。

2、科技类博物馆视野中科技史的特性

2.1收藏传统与技术导向

回溯科技类博物馆的历史，其发源于早期欧洲贵族对珍贵物品的收藏热潮，这种专注于藏品的思想直到第一次工业革命才稍有消退，而20世纪60年代科学中心兴起后藏品便不再占据绝对的中心地位。科技类博物馆最初的藏品导向使其成为收藏各时期科学仪器最为集中的场所之一，它所呈现的科技史与仪器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相较于抽象的科学理论，技术创新更为生动而直观。一方面，技术的进步很多时候表现为新工具的发明。具有物质实存性的工具可以作为展品呈现给公众，甚至可以让参观者亲自体验其用法。另一方面，技术的进步也表现为科学仪器的改进。尽管科学史与技术史有相互融合的部分，然而科学与技术发展的内在动因有所区别、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因此科学史与技术史存在一定的差别，科技类博物馆则因其藏品而对展示技术史有着先天的优势。

2.2面向公众的科技史

作为专业学科，科技史主要面向的是历史学、自然科学、哲学、社会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他们从各自学科的角度出发，用自己所熟悉的话语系统来阐述观点，以论文、专著等形式发表研究成果，致使受众群体相对有限。可以说，除了那些致力于科学普及的通俗读物外，大部分科技史成果是专业工作者与过去、与同行的对话，当代公众处于一个非常边缘乃至被忽略的位置。

反之，科技类博物馆则把吸引观众当作最重要的目标之一。科技类博物馆具有多样的面貌，不仅是公众的休闲活动场所，而且是学校开展科学教育的第二课堂、政府开展科学传播的合作机构，以及各种商业性或非商业性科技展览的举办场地……今天科技类博物馆遍布世界各地，其影响力之大、受众范围之广是专业的科技史读物所无法匹敌的。因此，科技类博物馆是科技史工作者与过去公众、当代公众交流的绝佳空间，是普及科技史知识的良好平台。

2.3意识形态影响下的科技史

尽管科技史本身是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文化的进程相互嵌套、协同发展的非封闭过程，然而相比历史学领域，科技类博物馆所呈现的科技史更多地受到政治、经济等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

从博物馆起源的角度来说，尽管人类收藏活动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但是真正奠定科技类博物馆基础的却是文艺复兴、第一次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等社会运动。科学的爆发式发展以及技术在生产领域的广泛应用，使人类意识到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出于展示自身伟大成就及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双重目的，现代意义上的科技类博物馆应运而生。科技类博物馆称得上人类的“功劳簿”，其所展示的内容是有利于人类的进步。正是因为这种预设，大多数科技类博物馆都具有实用主义的倾向，旨在通过各种方式传播“有利的”内容，唤起参观者的学习热情，期望把科学理论、技术创新都转化为生产力。如荷兰的布尔哈夫博物馆就宣称“我们的使命是向公众展示过去以及当代科学、医学的美妙和重要意义，同时试图激发公众对科学和医学的兴趣”。

历史学领域的科技史，既可以在宏观层面对整个科技史的发展进程进行论述，也可以在微观层面对某一具体的科学事件进行剖析。能够影响到所涉及历史范畴的因素，似乎只有历史学家的研究取向与学术能力、史料的丰富程度、出版物的篇幅限制等。然而，科技类博物馆在呈现科技史时却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困于场馆的规模，难以反映历史全貌、涵盖所有细节；困于所处地区的文化、政策，其展示内容通常经过筛选；困于资金提供者乃至国家的意志，往往带有较为明显的引导性和目的性。例如：布哈夫博物馆最为看重的是17世纪荷兰黄金时代的科学成就，特设专门的展室介绍荷兰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展现荷兰在世界科技史上的辉煌成就和无可替代的地位，进而培养本国民众的民族自豪感等积极情感。由此可见，科技类博物馆所呈现的科技史是局部而有所侧重的。

2.4科技史的双重角色

不同于历史学领域中作为研究对象的科技史，科技类博物馆视野中的科技史扮演着展示对象和展示工具双重角色。一方面，科技类博物馆通过科学仪器、档案文献等展品，将科技史的某一部分及其发展走向呈现在公众面前；另一方面，科技类博物馆承载着某些特定的使命，如宣扬某种意识形态、辅助公民科学教育等，科技史对完成这些使命起到了推动的作用。科技史的这两种角色在科技类博物馆中彼此影响、相互融合。

3、挑战与反思

基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人类科学观的转变、科技类博物馆的教育转向、对历史学本质的再认识等因素，科技类博物馆与科技史有了更多的关涉。一方面，科技类博物馆在呈现科技史上的价值得到广泛认同，另一方面也引起了各种争议，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3.1超越辉格解释与反辉格解释

由于科技类博物馆视野中的科技史往往片面关注某一部分，并且具有选择性与暗示性，因此经常被指有辉格式倾向并遭到批判。“历史的辉格解释”来源于英国历史上辉格党与托利党的利益之争，指从当下的立场出发，以今日的观点为标准来研究历史。1931年，英国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在《历史的辉格解释》一书中，首次将这一概念由英国的政治史范畴扩展到普遍意义的历史学研究领域，提出“历史不应被用来证明今天的正当性，历史不应被构想成朝着今日目标的不断前进；今人的思想对于历史研究而言是不合时宜且有阻碍性的；任何目的论的观念都是站不住脚的。”[8]他主张学者在研究科技史时不应作为观察者，而要从过去的立场出发，真正超越自己生活的时代与环境去理解过去。[9]据巴特菲尔德的观点，科技史解释的辉格式倾向有如下特点：（1）难以避免内容节略、资料单薄的缺陷；（2）参照今天的价值观念和伦理标准来看待过去；（3）强调当代的优越性，并基于此凸显科学技术的进步性，认为历史的价值在于支持和赞颂今天；（4）对某些问题的历史原因进行探讨乃至推测，这往往造成单纯的研究被推理所取代。

这样的批判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然而其正当性却需要更为谨慎的考量。在理论维度，正确理解科技史的内涵是探讨科技史相关问题的前提。科技史首先包括历史重现，在搜集资料、考察细节的同时，要回到历史的语境中去。除此以外，科技史还包括分析和解释，这个过程与历史学家所处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也只有以充分的知识储备为基础才能对历史作出相对合理的分析和解释。如此，在科技史理论维度一味争论某一种科技史观的对错是没有意义的，科技史的研究方法与其使命密不可分，不同阶段适用于不同的方法。在实践维度，科技类博物馆作为一种公共的文化机构，其使命是多元的。因此，科技史嵌入科技类博物馆的方式不应是单一的，判断嵌入方式是否合理的标准也不应是固定的，而要结合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辉格式与反辉格式各自的优势与缺陷，将它们富有张力地统一起来，这样才能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完成其使命。

3.2从传递到启发

如上所述，科技史既是手段也是目的：一方面它作为辅助手段，有助于科技类博物馆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弘扬科学精神；另一方面让公众全面而准确地理解科技史也是科学教育的主要目标之一。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基于传统科学的机械主义科学观受到冲击，科学不再被视为绝对理性的、客观的真理；高新武器在战争中造成的人员伤亡、环境污染等问题日趋严重，克隆、器官移植等新技术又带来了空前的伦理危机，种种现实让人类开始反思科学技术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科技史在科技类博物馆中承担了新的使命。如果说，过去主要展示理论进步和技术进展，向参观者传授特定内容，重点在于受众的接受、消化与吸收，那么今天我们还要力图破除对权威的崇拜与盲从，鼓励公众否定与质疑。由此，科技史的筛选标准、侧重维度都随之发生转变，这是当今科技类博物馆所面临的新形势与新挑战。

3.3探讨科技史的新维度

科技类博物馆与科技史领域有了愈发深刻的联系，其视野中的科技史也备受关注。与纯粹的历史学领域的科技史不同，科技类博物馆视野中的科技史增添了一个全新的维度———使命。首先，科技类博物馆是出于某种目的所建构出来的，它所呈现的一切都符合其最初的目的。其次，历史本身并非独立于人类社会的封闭学科，而是历史学家通过研究而构建出来的。尽管还原史实是历史学家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之一，但现实是没有人能够回到过去，因而也没有人能够检验历史结论的真伪，历史必然存在着推理与诠释的成分。这种推理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就包括使命、目的。科技类博物馆视野中的科技史与历史学领域中的科技史因其使命的不同而有着不同的侧重，却都是基于文献资料、文物遗迹和合乎理性的推理而呈现出最终的面貌。最后，围绕使命，科技史将发挥怎样的作用、该如何发挥作用是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参考文献：

[3]赫尔奇·克拉夫.科学史学导论[M].任定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00-101.

[5]约瑟夫·C·皮特.技术思考:技术哲学的基础[M].马会端,陈凡,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8.

焦郑珊.科技类博物馆视野中的科技史[J].科学教育与博物馆,2020,6(Z1):59-64.

基金:2017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科学传播视野中的科技馆研究”(编号:17CZX69);2019年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北京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研究”(编号:19ZXC006);2019年中国科学院项目“科学文化建设与研究”(编号:Y921061011)之子课题“中外科技馆比较研究”的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