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学又译自然志,是对全部自然知识(涵盖动物、植物、矿物、天文等)的系统化理解。在西方哲学史上,博物学为思想家们的哲学思辨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场所。许多著名的哲学家也都是博物学家,如亚里士多德、培根等。近年来,在科技史、科技哲学以及科学社会学等领域,博物学及其历史和文化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

面对悠久复杂的博物学,如何撰写一部既符合逻辑又合乎历史的博物学史,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科学史家恩斯特·迈尔(E.Mayr)、保罗·法伯(P.Farber)及雅克·罗杰(J.Roger)等人认为,尽管博物学在今天已经转变为生物学,但生物学的基本问题——理解生命现象的因果功能机制从古至今都没变,生物学的历史应当是一部连续发展的、未曾中断的历史。相反,福柯、威廉·阿什沃斯(W.Ashworth)等人从哲学和认识论的角度出发,认为自文艺复兴以来的博物学历史并非是持续演进的,而是经历若干次断裂并形成不同的阶段。在不同的阶段,博物学的问题旨趣有着很大的差别。学者们对博物学史中的断裂问题的争论和探讨,丰富了对近代博物学理解的多样化,但也加剧了相关编史理论方法的混乱。

一、迈尔的连续论立场

迈尔是20世纪美国著名的生物学家、科学史学者,萨顿奖章获得者。他认为,生物学的核心问题是探讨生命现象背后的功能原因和因果机制,在方法论层面采用因果性科学说明模型和自然主义形而上学预设。生物学史的书写,必须要以生物学的核心问题为准绳。生物学的问题从古至今没有改变,那么一部生物学史也应当是完整的、不容割裂的。以此,迈尔严厉批判“生物学的历史中出现了间断”类似的观点。迈尔在《生物学思想发展的历史》一书中指出:

并非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认识到生物学概念的复杂。因此,有一些生物学史著作陈述极其混乱,就是因为作者不懂得生物学分为功能原因和进化原因这两类生物学。([1],p.8)福柯以知识型作为划分历史时代的依据,并不是很适用于博物学或生物学领域。生物学与其它自然科学如物理学之间有完全不同的历史轨迹,也无法划分出明确的意识形态和观念上的分期。([1],p.126)物理学还原论不适合处理生命问题。自亚里士多德开始,生物学就是力求表达生物学自主的历史,是试图抵制机械论——定量解释的历史。([1],pp.33-35)

从迈尔的论述可以得出,生物学的历史本身是“生物科学”的历史,其历史是否出现断裂也是一个科学问题而非哲学问题。其对福柯的批评,也有一种内史学家向外史学家论战的意蕴。迈尔的这种编史思路,遵从现代科学的认知范式,受到具有生物学科班背景的科学史学家们的欢迎。知名科学史学者如法伯、罗杰等人,都持有和迈尔类似的立场。

从思想渊源上来看,迈尔承接的是观念史学家洛夫乔伊和亚历山大·柯瓦雷(A.Koyré)的进路。洛夫乔伊,美国观念史学派的奠基人。在其代表作《存在巨链》一书中,洛夫乔伊运用观念史方法,探寻某些基本观念(洛夫乔伊称其为单元—观念)在历史上的发展和演变历程。洛夫乔伊用类似于分析化学的方法来处理思想史:“在处理各种哲学学说的历史时,它按照自己的目的,把它分割成固定的独立体系,并且把它们分解成它们的组成成分,即分解成可称为单元-观念(unit-ideas)的东西。”([2],p.3)“单元—观念”即是一些不能再分的基本观念。这里体现着洛夫乔伊观念史研究的本体论框架。任何一套思想观念,总是由一些未被意识到东西聚集成的混合物。这些未被意识到的东西,即由单元观念构成。而新的理论体系中的“新”,只是新在对旧有的体系中的要素所做的“新的安排”而已。洛夫乔伊并不否定思想史中出现的实质上的新观念,只是认为这种实质新观念数量很少。就如化合物在可感性质的差别主要在于构成要素的组合排列不同,而不在于元素种数的不同。对于判定一个观念是否是单元—观念,不在于其外在形式,而在于这个观念的内涵是否单一、明确。洛夫乔伊共列举了五种基本类型的单元—观念:“特定时代的无意识思维定式”、“理智的习惯”、“形而上学的激情”、“神圣词语”以及“穿越全部历史领域”。([2],p.VII)而只有第五种单元—观念,才是连续地贯穿了整个人类时空,在人类文明起源之处即已出现。但这种观念的数量极为稀少。

按照洛夫乔伊的思路,一种思想史的书写,应当以某种基础性的单元—观念为连接史料的链锁。这种方法论对迈尔的科学史研究框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迈尔声明:

“我自己是由于读了洛夫乔伊的《存在巨链》一书才对科学史发生兴趣。他在书中尝试、事实上是很出色地完成了追踪从古代直到18世纪末的某种思想(或思想的凝聚复合体)的生命史。我从这一本书学到的东西比我所读过的几乎所有其他的书都要多。……科学史主要关注的是问题而不是思想,但科学史家的治学方法和洛夫乔伊之类的思想家却基本类似。同洛夫乔伊一样,科学史家努力于追溯问题的起源,并跟踪其演变、分化,直到问题解决或者是延续至今。”([1],p.18)

从上述表述来看,迈尔自信其问题史所选用的基本问题,类似洛夫乔伊的第五种基本单元—观念。生物学的基本问题从古到今没有改变,而生物学的基本问题始终以“生命”这个核心观念为论证的起点,那么“生命”本身也就被迈尔理解为洛夫乔伊似的第五种基本单元—观念。“生命”就超越了一切历史阶段,成为串联史料的铁链。

二、迈尔方案中存在的问题

毋庸置疑,迈尔的观点放在现代生物学的语境中是成立的。然而,博物学/生物学的基本问题是否在历史上是否一直未变?以现代生物学的核心概念为导向来书写生物学史,尤其是书写18世纪以前的生物学史,是否就一定合理呢?笔者认为,尽管迈尔自信其编史思想采用的是洛夫乔伊的观念史方法,但他的《生物学思想发展的历史》在具体论证中却违背了观念史方法。

现代生物学,是一门研究生命的学问。在迈尔看来,既然生物学的问题从古至今从未改变,那么其核心观念“生命”也就能够成为洛夫乔伊所说的基本单元—观念,成为编史的准线。然而,迈尔又多次强调,现代的生物学在历史上不存在:“必须指出,在15—18世纪,真正的生物学还并不存在”,([1],p.638)“生物学缺乏像物理科学那样的统一性,其中每门学科各有自己的发韧与兴旺年代……20世纪占主导的遗传学、生物化学、生态学和进化生物学在1800年以前还根本不存在。”([1],p.126)

为什么生物学在历史上不存在?是因为“生命”观念在历史上不存在。迈尔将生命定义为:生存过程的具体化,指出生命概念本身是由拉马克引入的,是一个近代科学观念,而非古代的历史产物。同时还认为,“生命”只是人在认知上的观念,在活的有机体中并没有作为客观实在的“生命”事物存在。([1],p.74)历史上对“生命”下的定义是无效的,因为没有任何物质、物体或力量可以同生命等同。即便是今天,也主要是对生命的过程进行定义,而对生命概念本身进行完整的定义也是非常困难的。([1],p.53)进一步,生物学的历史不统一,事实上也是因为生命概念的历史不统一引起的。

但如此一来,生物学的基本问题,也就并非是超越了一切历史阶段的问题。“生命”观念自身既然没有穿越一切历史阶段,那么也就不宜作为洛夫乔伊观念史方法的第五种基本单元—观念,更不适合来书写全部生物学史。迈尔的《生物学思想发展的历史》成书本身也就违背了撰写一部统一、完整的生物学史的初衷。([1],p.19)

如果探究生命现象的因果功能机制并非历史上的博物学关注的核心问题,那么什么才是过去博物学家关注的问题旨趣?福柯采用知识考古学的方法对历史文献挖掘后发现,在文艺复兴时期,乌利塞·阿尔德罗万迪(U.Aldrovandi)、皮埃尔·贝隆(P.Belon)等博物学家的主要目标并不是探究自然现象的因果功能机制,甚至也不是建立自然的秩序。在当时欧洲人的认知中,世界已经是一个完备的世界,造物主所能创造出来的东西已经全部创造完备。在博物学家的文本中,词的内涵与指称功能混为一体,文本中每一个词都映射着世界上的一个事物,也是一种隐含着“相似性”的记号或标记。“大地”和“天空”相似,“脸庞”和“星星”相似,“命运”和“星象”相似等等。知识研究的中心,就是解释和追问符号的意义,阐释语言与事物的相似性。文艺复兴时期博物学的任务,就是利用相似性规则去认识或解释自然事物,揭示那个使它们彼此接近和相互依赖的相似性体系。([3],pp.18-37)另外,此时的博物学家不会像后世(古典时期)的博物学那样热衷于构造分类系统,因为根本就不需要为自然设定秩序,人只需要在上帝设置好秩序的世界中辨认出相似性。观察、文字资料与神话传说的区别并不存在。([4],pp.24-41)实验证实尚未进入到博物学话语的规范性之中,并非博物学的核心任务。至少,功能、因果等观念诉求并非博物学关注的主要问题。

正因为古人对生命的理解与今天不同,才显现出迈尔对博物学与机械论之间关系的理解是有一定问题的。自19世纪中叶以来的生命科学,尤其是宏观和进化方向,成为机械自然观和还原论科学始终难以彻底攻克的堡垒。但是,更早期的博物学,恐怕并非都能贴上“机械自然观的对抗”的标签。福柯指出,从17世纪后期到18世纪,机械论和自然神学是当时学术的主流意识形态。约翰·雷(J.Ray)、卡尔·林奈(C.Linnaeus)、乔治·布丰(G.Buffon)、约瑟夫·图尔内福(J.Tournefort)等当时的著名博物学家,与机械论者笛卡尔和达朗贝尔等人在认知方式方面有着相当多的共同点。甚至共享着同一种认识论基础——为自然建构秩序,而非探究自然现象的因果功能机制。图表法、图像法、文学描述等方法成为获取知识的主要方式。依据这些方法,就可以通过对所列对象的表象、结构和构成要素进行比较和分析,发现其中的相同性和相异性,确定每种可能的存在物的前后次序。博物学家把事物按照各种性质进行观察、测量、排序、分类,博物学的特点是“分类”和“命名”。自然是连续的存在,所有的物之名称都将在自然的连续表格上占有一席之地。([3],pp.130-170)在持有自然神学信仰的博物学家那里,博物学的最终目的是在造物中展现神的智慧和伟大。([5],p.XV)古典时代的博物学,并非是作为机械自然观的对抗而存在,而是与机械自然观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是后者的“同胞兄弟”。([4],pp.24-41)它们是同时代的、密切关联的现象,有着共同的认知基础。

无论是迈尔还是福柯,似乎都承认,19世纪以前的博物学,既不主张物种演变的现代进化观念,也不大涉及功能、因果等现代生物学问题。以此来看,“生命”概念也并非从古至今一直延续,那么用现代生物学的认知模式和“生命”观念作为撰写全部生物学史的编史准绳,其实是一种典型的辉格史写法。如果按照迈尔的说法,历史上的生物学极不统一,那么为何还要强求书写一部统一的生物学史?

三、福柯“断裂论”的提出

博物学在福柯的理论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和意义。在《词与物》一书中,福柯探讨知识型概念与历史断裂问题,而博物学正是诱发此书撰写的直接动机。福柯在《词与物》前言中提到一段关于中国百科全书的文本,里面记载了十四种动物分类方法,如属皇帝所有的、刚刚打破水罐的、远看像苍蝇的等等。福柯看到这种分类法后,“大笑了好长时间”。([3],p.3)福柯的“大笑”,并不是这个来自中国的动物分类法原始朴素、不懂科学,而是因为,这种分类法是西方人所不能够理解的:它扰乱了既有的语言和话语规则,带来了一个无法想象的空间,是一种思想领域的“异托邦”。西方无论多么聪颖睿智的学者,在它面前都要“集体失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福柯开始认识到确立事物之序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福柯认为,西方哲学家之所以在中国动物分类法面前集体失语,在于他们遇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知识布局。福柯以“知识型”称谓,并指出,自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文化,因知识型整体布局的转换而经历过两次转型。一次发生在17世纪中页,开创了古典时代;另一次发生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现代社会诞生。这两次转型也将西方的思想文化划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文艺复兴时代、古典时代和现代。伴随着这种知识布局的转型,博物学史也被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文艺复兴博物学,从文艺复兴时期持续到17世纪中页;第二个阶段是古典博物学,从17世纪中页到18世纪末;第三个阶段是现代生物学,从19世纪至今。博物学在这三个阶段有着不同的知识结构和内容形态。历史被切割为不同的时期,出现了“断裂”。

从思想渊源上看,断裂论有很强的法国科学史风格,是从巴什拉、康吉兰到福柯的延续。([6],p.58)巴什拉认为,科学的历史中不存在单个统一的合理性概念,只有相关合理性的各种领域。科学总体上是进步的,但这种进步只是研究框架上的进步,即后来的研究框架具有更好的视野,而不是线性连续的进步,研究框架的更替是非线性的、断裂的、偶然的。巴什拉的学生、福柯的论文指导教师康吉兰,则拒绝科学史研究中的“寻找先驱法”,指出如果这种方法成立,那么科学将不再有历史,因为所有的科学成就都出现在某个最初的黄金年代(比如古希腊罗马时代)。在他看来,“发现”了先驱者,是因为只看到了表面的相似性,而没有看到深层结构的差异性。巴什拉、康吉兰的这一传统对福柯的影响是显著的,无论是早期的《古典时代疯狂史》、中期的《词与物》、《知识考古学》和晚期的《规训与惩罚》、《性史》都有明确的显现。

“知识型”在《词与物》中是一种话语配置理论,以将不同类型的话语形构相联系从整体上把握一个特定时代。对此我们可做两种解读:一是指话语的界限、边界。是作为某一时期的整体知识的可能性条件和产生相应话语规则的边界。越过此边界,就无法言说。([8],pp.84-92)“在任何特定的文化和任何特定的时候,总是存在着一种对所有知识的可能性条件加以限定的知识型。”([3],p.173)二是指认知空间,是“词”与“物”借以被组织起来并能决定“词”如何存在和“物”为何物的知识空间,是一种先天必然的无意识的思想范式。([8],pp.84-92)“那些撇开了任何参照其理性价值或客观形式的标准而被思考的认识都在该知识型中莫基了自己的实证性,并由此宣明了一种历史,这并不是这些知识日益完善的历史,而是其可能性状况的历史。”([3],p.8)知识型也有点类似于科学哲学中经典的“划界问题”。知识型为何会出现断裂?由于话语本身就是一系列事件,([9],p.61)事件又根植于历史中的偶然性和多样性特征。事件的突然闯入打破了历史的连续性,导致人们看待历史的眼光变了,相关话语体系机制也变化,即知识型断裂。“断裂”本身也就成为知识型之间的不连续性的反映。地理大发现带来了相似性知识型,笛卡尔和牛顿物理学则产生了表象知识型。大写的“历史”则导致了现代知识型——人本主义的产生。

随后,基于断裂这一主题,福柯发展出了知识考古学理论。在《知识考古学》一书中,福柯对知识考古学方法做出了系统阐述。知识考古学的关键是探寻思想观念和知识体系受到支配的规则。这个规则是对逻辑和理性的超越,运作在主体意识的层面之下,并定义一个可能的概念系统。这种方法将历史学从主体意识的藩篱之中解放出来。它允许历史工作者在无意识的层面操作历史的撰写,从而动摇主体意识在传统进步史观和辉格史观的优先地位。进步史、辉格史贯穿的是意识-知识-科学的历史轴线,人的“理性”意识贯穿整个人类文明并书写大写的人类历史。而考古学则遵循话语实践-知识-科学的历史进路。

在知识考古的视角下,“断裂”的对象是历史话语,其目的是“在如此之多的变化中建立相似和差异、等级、补充、巧合和差距,简言之,是描述不连续性本身的扩散。”([7],p.195)福柯对断裂下了一个正式的定义:“断裂对考古学来说不是它分析的基础,不是它从远处指明的界限,它既不能确定这个界限,也不能赋予这个界限某种特殊性:断裂是人们赋予那些涉及某一种或几种话语形成的一般规则的转换的名称。”([7],p.197)由此,断裂是话语的深层无意识结构——考古学框架层面的断裂,而非思想史中的观念的更替。考古学是思想史的基础,而不是肯定与否定的关系,二者的研究视角不在一个层面上。在考古学的层面上,超越一切历史阶段的、纯粹先验的线性思想史,只是一个形而上学上的“梦幻泡影”。

四、福柯处理方式的局限

“断裂论”及知识考古学理论,最终目的是要为破除对主体意识的迷信、消解“大写的历史”而服务。福柯要在主体意识产生的根源之处,挖掘出话语实践形成、发展的机制,“是话语在说人,而不是人在说话”。因此,其史学工作更多关注历史上的话语分析。在处理政治、社会权力机制分析方面时,这种方法取得了显著成绩,《规训与惩罚》便是其方法论应用的典范。但是,延伸到到科学史、博物学史领域,单纯从话语实践的视角来处理博物学问题,难免会有一些局限性。

博物学在19世纪初发生了剧变,从根据动植物的外貌体征而生成的静态图表,转变成对生命体的历史进程和内在演化的动态话语陈述。福柯的这个观点是从话语实践的结构分析角度得出。但是,先不对“断裂”本身作真值评判,博物学在历史上出现的间断,难道仅仅是一种话语实践的断裂?已有许多证据表明,博物学在民族风格、城乡差异、社会精英与普通工匠、博物著作及其观众、性别特征等方面,都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断裂。([10],p.7)因此,“断裂”这种不连续性可能并不仅仅发生在话语实践层面。

从更为宏观的文化史视角来看,博物学不仅是一门生物科学,也是一种文化现象。通过研究历史上的博物学,可以理解人类生活的意义。人类生活中的许多价值观念,都是来自于对自然的博物学反思,博物学也可以为人类社会的道德和政治秩序提供模型。此外,作为一门学科的博物学,其采集和实践过程存储了大量的技艺、策略等传统文化内容,从而捍卫和促进了人类文明的传承。因此,在文化史的意义上,博物学不仅是一种话语实践、不仅是一批独立的主体意识在精神王国的探索,也是包含族群、自然物、机构建制、博物藏品、经济行为等多种实践类型且相互关联的混合体。尼克·贾丁(N.Jardine)将博物学的实践类型概括为五种:([10],p.8)第一,物质实践,涉及标本的收集、运输和维护,书籍和插图的制作和分发,实验展示等;第二,社会实践,涉及博物学家之间信任机制的建立,博物学家、赞助者以及博物学线人之间的联络策略,王宫、学院、花园、博物馆、实验室等博物机构的运行机制和管理规范;第三,文学实践,涉及合理性辩护、修辞和审美形式,力图吸引读者的兴趣、自尊心和品位,多会选用历史上的案例;第四,身体实践,涉及情感体验、服装搭配、手势动作等;最后是传承实践,不仅包含正式的授艺程序,也包括各种社会技能的非正式传授。通过重现历史,技艺和知识得到代代相传。这五种实践类型在博物学的认知中都很重要,不应该过分强调某一种而忽视别的类型。

贾丁对博物学实践的这五种分类,尽管没有囊括博物学的所有类型,但大体上也涵盖了博物学实践的主要内容。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理论,涉及博物学的社会实践和文学实践。社会实践对于史学家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通过制度和团体构成社会,维持社会运转,并为人类行为提供了一个框架。但是,试图将所有博物学行为都用社会实践来解释,如“科学中的真理和理性只不过是权力的面具和象征,知识只是社会利益的投影”,则未免步子迈得过大。同样,在文学实践方面,将自然知识的对象和作者都处理为文本在世界的投射,认为文本是通往历史的唯一道路、是历史研究的唯一主题,将人类实践建基于更底层的语言实践,也过于片面。这对于没有进入文本和话语世界的其他类型实践来说不太公平,而且容易困囿于字里行间的咬文爵字,从而对文本中表象的自然事物和社会现实视而不见。([10],p.9)因此,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理论,仅仅从话语实践分析的角度将博物学的历史划分为几个不连续的阶段,尽管结果讲得通,但论证过程难免有些硬伤。

五、编史学视角下的“断裂”

无论将“断裂”处理为科学问题,还是将其处理为话语实践的考古学问题,都难以全面理解博物学的复杂历史。笔者的看法是,既不应该把“断裂”看做科学或科学史问题,也不宜视作话语实践问题,理解为编史学问题可能是更好的方案。

从编史学的视角看,“断裂论”体现了一种历史哲学态度:历史没有绝对的起源,也不是呈线性发展的,而是如考古学的地层那样,是一段段的层式分布。不同断层之间的关系,在根本上是偶然性的,而不是决定性的因果关系。“断裂论”拒绝以连续的、线性的方式来撰写历史,转而拥抱历史的多元性、变动性与偶然性,否定有超越历史的绝对起源。凡是历史中的事物——包括真理、理念、本质等,都处于生成、变化和消亡的过程中。历史也就不再是直线演进的,而是间断跳跃的,充斥着多样性和偶然性。线性史观主要关注真理的直线演进,把历史看作理性连续的展开,忽视科学活动中的层次性、差异性以及各种话语和档案的界限,从而只能做出唯一的历史分割:如物理学史中将伽利略、牛顿作为近代科学的开端,生物学史中将孟德尔作为现代遗传学的起点。历史地看,这是以近代科学的核心观念——自然的数学化作为准绳,将近代科学同古代知识形态对立起来的结果。这种视角编出来的科学史,恰好损害了历史的连续:“正是你们使用的方法贬低连续性,你们把它当作支撑物,其余的一切都得参照它。”([7],p.194)“断裂论”旨在将历史中客观存在的跳跃和间断恢复出来,从而捍卫历史的多样性。”([9],pp.37-38)

我们之所以应当在一定程度上提倡“断裂论”编史学,并不是要简化问题,或者对历史中的连续视而不见,而是因为传统的关注连续性、起源、预先设计的线性史观,所遇到的问题更多,更难以自圆其说。以博物学史来看,从多帮东、布丰到拉马克、居维叶,年代接近,在传统科学史中通常一刀切地处理为前达尔文时代的博物学家。但是,这些人之间的差异却是非常巨大的:涉及基本概念、普遍方法、研究对象、语言工具。而这些差异却被传统线性史家忽略掉了。如果从“断裂论”的编史视角来看,我们应当分析、描述和理清这些历史性差异,并建立起系统的理解。“断裂论”的目标,用福柯的话说就是“不是要人为增加差别,而是拒绝减少差异。”([7],p.189)

“断裂论”当然不是那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能理论。它不适合书写近代数理科学史,而更适合历史文化领域。从文化史的角度看,博物学与人类文明同步发展,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博物学是自然物、民族、机构、收藏、资金、交际、图像、保育、品位、医疗、农学、地理等多种文化要素的聚合物。在博物学的世界里,处处都是差异。线性史、进步史试图用“理念”、“精神”、“本质”等孤独的形而上学话语,来统摄博物学世界中的巨量差异性,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都几乎是不可能的。“断裂论”有助于为博物学构建地方性编史学,因为自然事物都是在“地方”的意义上出现,而不同的地方之间的差异,就是“断裂”,是无法忽视的。([10],p.7)

六、结语

今人对生命的理解,在很多方面都延续着古代先哲的思想血脉。但也要认清,今人与古人之间的差别也是显而易见、不可抹消的。迈尔的方法放在现代科学认知范式中可能是成立的,但用来处理历史上的科学和文化,可能会对历史的多元性造成伤害,甚至产生曲解。福柯从哲学认识论角度推论出博物学在历史上出现了断裂,而忽略了博物学的其他实践类型,也存在“过度归纳”的问题。因此,我们不妨将“断裂论”从生物学学科史和话语考古学的意识形态藩篱中提炼出来,应用到更为高阶的编史学层面。显然,作为一种编史学方法,“断裂论”能够大大增强历史的多元化与丰富性,有助于破除对唯科学主义的迷信。

当前,国内学术界对博物学史和科学史中的转型和间断问题的研究,还相当薄弱,也绝非笔者的一篇拙文就能讲清。因此,还需要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学界的继续探索,尤其要注意从哲学和认识论角度吸收灵感,深化挖掘。这方面正是当今科学史和博物学史研究比较缺乏的。最后还要指出一点,我们不应当单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就彻底否定迈尔的功绩。[11]笔者的看法是:毫无疑问,在科学史及生物学史领域,迈尔是一位做出了重要贡献的科学史家。不过,再伟大的人,也都会有历史局限性。但这个历史局限不仅没有消解他的功绩,反而恰恰反映了这个功绩在历史上的真实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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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重点课题“晚清来华传教士的博物学研究——以法国天主教遣使会谭卫道神父为例”(项目编号:17NDJC035Z);浙江工业大学研究生教学改革项目“博物学文化融入研究生通识教育课程的方法和实践”(项目编号:2017301);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晚清来华传教士的博物学研究(1860-1912)”(项目编号:17CZX0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