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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龄前儿童超重肥胖和家长知信行的关系分析

2023-11-13 64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目的了解广州市学龄前儿童超重、肥胖和家长知信行之间的关系，为控制学龄前儿童肥胖提供依据。方法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抽取广州市3～6岁儿童进行问卷调查与体格检查，并分析不同饮食行为、家长知信行对儿童超重、肥胖的影响。结果共纳入6 158名学龄前儿童，超重、肥胖率为12.5%,其中男童超重、肥胖率为13.4%、女童超重、肥胖率为11.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控制性别、年龄、出生体质量、父母亲体质量指数(BMI)以及家庭年收入等因素后，儿童超重、肥胖率与食欲、进食速度呈正相关，与挑食呈负相关(均P<0.05)。儿童超重、肥胖与家长鼓励儿童多吃、给儿童食物作为奖励呈负相关(OR=0.393,0.817,均P<0.05)。结论家长的养育方式对儿童超重、肥胖有一定影响，而家长对儿童超重、肥胖的认识会影响其养育方式。加强对家长的健康宣教，纠正家长对儿童超重、肥胖的认知偏差，及时调整养育行为，从而引导儿童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十分重要。

关键词：
养育行为
学龄前儿童
知信行
肥胖
超重
饮食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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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儿童超重率和肥胖率逐年上升，已经成为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年)》显示：我国6岁以下儿童超重、肥胖率已达到10.4%,而且超重、肥胖率逐年增加[1],儿童超重、肥胖防控刻不容缓[2]。我国主要大城市7岁以下儿童肥胖检出率由2006年的3.2%上升至2016年的4.2%[3]。2000—2020年北京市学龄前儿童肥胖率从4.8%上升到9.6%[4]。广州市2006年与2016年的两次城市单纯性肥胖流行病学调查发现：0～7岁儿童肥胖率由1.73%上升至2.90%,超重率由3.77%上升至7.20%[5,6]。肥胖不仅危害儿童健康，而且可能增加成年后高血压、糖尿病、高三酰甘油血症等疾病发生的风险[7],并可能损害运动、心理、行为、认知以及智力等[8],给社会和家庭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和损失[9]。儿童超重、肥胖除了与遗传和行为有关外，还会受到家庭、环境、社会、经济等因素的影响[10]。家长的抚养方式和儿童的饮食习惯在导致儿童超重、肥胖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国外许多研究[11,12]报道母亲的认知和养育方式会直接或间接对儿童超重、肥胖产生影响，但大多数研究仅限于西方人的调查，缺乏其他国家和其他种族的相关数据。我国关于家长对儿童超重、肥胖的认知及养育方式与儿童超重、肥胖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少。基于此，本研究对广州市3～6岁儿童超重、肥胖情况进行描述，分析儿童的饮食行为，并分析家长对学龄前儿童超重、肥胖的认知和家庭抚养方式与儿童超重、肥胖之间的关系。

1、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2016年广州市儿童单纯性肥胖流行病学调查中3～6岁的儿童，均为广州市区幼儿园登记的户籍儿童。研究对象的父母均签署纸质版知情同意书，本研究得到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科研伦理委员会的批准。

1.2 方法

1.2.1 抽样方法

研究采用分阶段、不等比例、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以幼儿园为单位进行整群随机抽样[5]。

1.2.2 调查方法

采用中国肥胖问题工作组(WGOC)在中国九市儿童体格调查方案中的标准化问卷，收集儿童饮食行为以及家长知信行相关信息。家长或照看者在调查中会被询问到关于儿童的喂养情况以及对儿童超重、肥胖的观点的相关问题，每个问题只能选1个选项。见表1。

1.2.3 肥胖与超重的判定标准

参照中国肥胖问题工作组(WGOC)制定的相同性别、年龄的标准化生长曲线[13],将体质量指数(BMI)≥第95个百分位(P95)定义为肥胖，将P85≤BMI<P95定义为超重。BMI在P15～P85(不含P85)之间的儿童为正常体质量。排除因疾病导致的病理性肥胖。

1.2.4 测量方法与质控

儿童体质量、身高或身长的测量严格按照以往测量程序执行[14]。调查人员均经统一培训，考核通过后再参与调查工作。测量工具统一配置，并在每次测量前进行校正。调查问卷采用双录入，录入员均接受过统一标准化的培训。

1.3 统计学分析

用EpiData软件进行数据双重录入并进行逻辑检验。应用SPSS 22.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清洗、处理和分析。分析儿童基本情况之间的差异和家长对儿童超重、肥胖的认知与超重、肥胖之间的关系采用卡方检验。家长对儿童超重、肥胖的认知和行为之间的关系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计算OR值或调整OR值(调整因素为性别、年龄、出生体质量、父母BMI、家庭年收入)和95%CI。统计分析中检验水准均为0.05。

表1 家长对儿童超重、肥胖认知与行为的调查问题与回答

2、结果

2.1 基本情况

本研究共纳入6 158名儿童，平均年龄(54.92±10.91)个月，平均BMI Z值为(-0.12±0.01)。6 158名儿童中，男童3 398名，平均BMI Z值为(-0.08±0.02),女童2 760名，平均BMI Z值为(-1.41±0.02)。儿童整体超重、肥胖率为12.5%(767名),其中肥胖率为5.5%(341名),超重率为6.9%(426名)。男童超重、肥胖率为13.4%(454名),高于女童(11.3%,313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年龄越大，超重、肥胖率越高(P<0.05)。随着家庭年收入增高，BMI Z值平均值和超重、肥胖率均递增，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见表2。

表2 广州市超重、肥胖儿童的基本情况a

2.2 家长对超重、肥胖的认知

86.8%(5 272名)的家长认为肥胖或超重对儿童健康有不利影响。在767名肥胖、超重儿童中，只有292名家长认为其儿童肥胖或超重，灵敏度为38.1%。在532名被家长认为是肥胖或超重的儿童中，292名存在超重、肥胖，阳性预测值为54.9%。

2.3 儿童饮食习惯与超重、肥胖的关系

儿童饮食习惯与超重、肥胖相关，食欲好、进食速度快的儿童更有可能存在超重、肥胖，挑食儿童存在超重、肥胖的可能性较小(P<0.05)。儿童是否经常吃零食或是否有吃夜宵的习惯与超重、肥胖无统计学关联。见表3。

2.4 家长认知对养育行为的影响

当家长认为儿童超重、肥胖时，会减少鼓励儿童多吃(OR=0.462,P<0.05),增加只做儿童喜欢的食物(OR=1.261,P<0.05)的可能性。家长是否认为儿童超重、肥胖与其限制儿童吃零食、给儿童食物作为奖励之间无统计学关联。当家长认为肥胖对健康不利时，鼓励儿童多吃与只做儿童喜欢食物的行为更有可能减少，OR值分别为0.748、0.831(均P<0.05)。家长对儿童超重、肥胖的认识与其限制儿童吃零食、给儿童食物作为奖励无统计学相关。见表4。

2.5 家长养育行为对儿童超重、肥胖的影响

家长养育行为与儿童超重、肥胖的关系见表5。

表3 儿童超重、肥胖与饮食习惯之间的关系

表4 家长认知与养育行为之间的关系[名(%)]a

表5 家长养育行为与儿童超重、肥胖的关系a

家长鼓励儿童多吃、给儿童食物作为奖励均与超重、肥胖呈负相关，OR值分别为0.393(95%CI:0.320～0.483)、0.817(95%CI:0.695～0.961)。家长限制儿童吃零食、只制作儿童喜欢的食物与儿童超重、肥胖无统计学关联。

3、讨论

本研究中，广州市学龄前儿童超重、肥胖率为12.5%,且随年龄增加呈上升趋势，亟需在生命早期采取措施遏制超重、肥胖率的继续上升[15]。 2016年中国九市7岁以下儿童单纯性肥胖的研究[5]提示：我国肥胖防控关口应当前移，并聚焦于儿童生命早期的生长发育，家长与家庭在儿童早期养成良好习惯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学龄前期是儿童养成各种习惯的关键时期，并可能将这些习惯延续到成年。本研究发现儿童的饮食习惯与超重、肥胖率存在密切关系。具有进食速度快、食欲好特征儿童的肥胖、超重率为不具备这些特征儿童的4倍。家庭养育方式对儿童饮食习惯有显著影响，家长不仅决定儿童的食物品种、食量、进食频次等，而且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儿童饮食习惯[16]。

家长养育行为与儿童超重、肥胖率有强相关性。本研究发现：儿童超重、肥胖率与家长鼓励多吃食物、给儿童食物作为奖励呈负相关。超重、肥胖儿童的家长更能意识到控制儿童体质量，从而减少鼓励儿童进食、将食物作为奖励的行为。值得注意的是，调查中仍然有许多家长鼓励孩子进食，只制作孩子喜欢的食物。家长需要正确认识到自己的养育行为问题，此类行为易造成儿童的过度喂养以及增加儿童对甜食、油炸膨化食品等常作为奖励的食物的摄入[17]。

本研究结果显示：家长的养育行为会受他们对儿童超重、肥胖认知的影响。当家长认为儿童处于肥胖状态时，他们更有可能减少鼓励儿童多吃、只制作儿童喜欢食物的行为。May等[18]调查家长对儿童超重的认知时发现：在超重的学龄前儿童中，只有21%的家长认为儿童存在超重。同样，虽然大部分被调查的家长(86.8%)认为肥胖对儿童健康会产生不利影响，但仍有部分超重、肥胖儿童的家长对自己儿童的体质量存在错误判断。

家长对儿童超重、肥胖的认识和对儿童体质量的正确判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加强对家长的健康宣教工作尤为重要。在向家长科普儿童超重、肥胖的风险和危害的同时，医疗机构应确保适龄期儿童定期接受健康监测，如体格检查、营养评估等，如儿童有超重、肥胖的情况，及时提示家长并提供指导意见。与此同时，配合运动、膳食调节与家庭健康教育联合干预可以有效改善儿童超重、肥胖的状态[19]。应做到对儿童超重、肥胖的早发现、早预防，提前做好预判性干预，从而为家长提供科学的控制儿童超重、肥胖的干预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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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冠生.我国儿童肥胖防控刻不容缓需全社会共同努力[J].健康中国观察,2021,(5):85-87.

[3]马冠生,张玉.中国儿童肥胖防控面临的挑战和机遇[J].中国儿童保健杂志,2020,28(2):117-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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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首都儿科研究所,九市儿童体格发育调查协作组.2016年中国九城市七岁以下儿童单纯性肥胖流行病学调查[J].中华儿科杂志,2018,56(10):745-752.

[6]林穗方,曾芳玲,周燕燕,等.2006年广州市7岁以下儿童单纯性肥胖流行病学调查分析[J].中国儿童保健杂志,2007,15(6):620-622.

[8]陈玉霞,麦锦城,吴汉荣.超重肥胖对儿童青少年智力和体能素质的影响[J].中国学校卫生,2010,31(5):52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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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陈琴,张瑞中,郭少燕.家庭喂养方式对青少年儿童肥胖的影响[J].中国健康教育,2017,33(11):1024-1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