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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介入术后患者主要照顾者照顾负担现状分析

2024-05-21 67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目的探讨肝癌介入术后患者主要照顾者照顾负担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便利选取2021年4月至2023年6月在赣州市人民医院行介入术治疗的肝癌患者主要照顾者98名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希望水平量表（HHI）、家庭功能量表和照顾者负担量表（CBI）进行调查，分析其照顾负担现状及可能的影响因素。结果 98名肝癌介入术后患者主要照顾者CBI得分为（62.50±6.52）分，整体处于较高水平。多因素分析显示，家庭月收入、主要照顾者文化程度、希望水平、家庭功能是肝癌介入术后患者主要照顾者照顾负担的影响因素，能解释58.7%的变异（F=58.339,P<0.05）。结论肝癌介入术后患者主要照顾者照顾负担相对较高，其影响因素可能是家庭月收入、主要照顾者文化程度、希望水平、家庭功能，临床护理人员应针对照顾者不同情况采取针对性的措施，解决照顾者后顾之忧，帮助其调节照顾负担。

关键词：
主要照顾者
介入术治疗
希望水平
照顾负担
肝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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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是临床常见恶性肿瘤，介入术治疗是肝癌的主要治疗方式，同时需通过化疗药物予以干预，虽可有效遏制病情进展，但同时也易伴发多种毒副反应，加之肝癌患者受疾病本身影响，机体功能大幅下降，活动能力受限，难以独立维持正常生活，需依赖他人照顾[1]。主要照顾者是指患者为围术期间承担患者主要照顾责任的人员，由于肝癌具有病程长、难根治的特点，患者往往需要主要照顾者频繁陪同前往医院复查、治疗等，需要耗费大量金钱、精力去照顾患者，导致照顾者的照顾负担大幅增加[2]。研究指出，长期积累的照顾负担会引发照顾者的焦虑、烦躁情绪，不利于其身心健康和社会功能的良性运转，致其生活质量降低，影响肝癌患者照顾进程，不利于其病情控制[3]。由此可知，临床需尽早明确肝癌介入术主要照顾者的照顾负担现状及相关影响因素，及早采取预见性干预措施调节。鉴于此，本研究将探析肝癌介入术后患者主要照顾者照顾负担的影响因素，以期为临床工作中制订有效的干预措施提供参考。

1、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1年4月至2023年6月在赣州市人民医院行介入术治疗的肝癌患者的主要照顾者作为研究对象，均签署知情同意书。患者纳入标准：(1)符合《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2022版）》[4]中诊断标准，且经组织病理学检查确诊；(2)预计生存期≥6个月；(3)在院内接受介入术治疗；(4)依从性良好，可配合完成研究调查。患者排除标准：(1)慢性心衰、冠心病等心血管疾病者；(2)肺、肾等重要器官障碍者；(3)肢体功能障碍，缺乏基础自理能力者；(4)精神分裂症、抑郁症等精神疾病无法配合研究者。主要照顾者纳入标准：(1)照顾者为患者家属；(2)认知功能良好，可配合完成调查；(3)照顾时长>8 h/d;(4)依从性良好，可配合完成研究调查。主要照顾者排除标准：(1)因个人原因无法继续实施患者的照顾工作；(2)肢体功能障碍，难以维持正常照顾工作；(3)收取报酬的主要照顾者。参考陈世耀主编的《医学科研方法》[5]，率的估算与假设试2验公式如下：取Ⅰ类风险概率α=0.05,Ⅱ类风险概率β=0.10,Zα/22=1.628，π取0.06（此时获得样本量最大，可以确保研究的准确性），允许误差δ=0.03，得总样本量n=98。

1.2 方法

1.2.1 一般资料调查表

由研究者参考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拟定，主要包括患者年龄、家庭月收入、癌症分期、配偶、主要照顾者性别、主要照顾者文化程度、居住地、主要照顾者工作（有、无）、医保类型、照顾者类型（配偶、子女、父母）。

1.2.2 希望水平量表（Hope Level Scale,HHI)

该量表由Herth编制，王艳华[6]汉化，采用希望量表评估主要照顾者希望水平，该表包含12个条目，采用Likert 4级评分法，从“非常反对”到“非常同意”分别赋值1～4分，总分为12～48分，其中12～23分归为希望水平低下，>23分为良好。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36[7]。

1.2.3家庭功能量表

采用家庭功能量表[8]调查患者家庭功能，内容主要包括适应度、合作度、成长度、亲密度以及情感度5个维度，单项0～2分，分值范围为0～10分，其中0～3分表示家庭功能严重障碍，4～6分表示家庭功能重度障碍，7～10分为家庭功能良好。基于此，将得分为7～10分判定为家庭功能良好，反之则表示家庭功能存在障碍。

1.2.4 照顾者负担量表（Caregiver Burden Invento⁃ry,CBI)

采用Zarit编制，张慧芝等[9]汉化的量表，主要包含依赖性负担、发展受限性负担、身体性负担、情感性负担以及社交性负担5个维度共24个条目。采用Likert 4级计分法，从“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意”分别赋0～4分，总分为0～96分，分数越高表示主要照顾者照顾负担越重，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80，信效度较高。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5.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使用例数和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服从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使用独立样本t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以P<0.05视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肝癌介入术后患者主要照顾者照顾负担的现状

98名肝癌患者介入术后患者主要照顾者的CBI得分为（62.50±6.52）分。其中各维度得分由高到低见表1。

表1 肝癌介入术后患者主要照顾者照顾负担各维度得分

2.2 肝癌介入术后患者主要照顾者照顾负担单因素分析

单因素分析显示，家庭月收入、主要照顾者文化程度、希望水平以及家庭功能是肝癌介入术后患者主要照顾者CBI得分的主要影响因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他不同资料特征肝癌患者介入术后主要照顾者CBI水平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3 肝癌介入术后患者主要照顾者照顾负担相关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经单因素分析具有差异的变量作为自变量并赋值（赋值说明见表3）。将肝癌患者介入术后主要照顾者CBI得分作为因变量，后经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家庭月收入、主要照顾者文化程度、希望水平、家庭功能是肝癌患者介入术后主要照顾者照顾负担的相关影响因素（P<0.05），见表4。

表2 肝癌患者介入术后主要照顾者照顾负担单因素分析

表3 自变量赋值方法下载原图

3、讨论

3.1 肝癌介入术后患者主要照顾者照顾负担处于较高水平

本研究结果显示，98例肝癌患者介入术后患者主要照顾者CBI平均得分（62.50±6.52）分，提示肝癌患者介入术后患者主要照顾者照顾负担相对较高。肝癌是临床常见恶性肿瘤，具有较高的发病率和病死率，介入术是现阶段治疗肝癌患者的常用术式之一，可有效抑制肿瘤增殖，延长生存时间，然而介入术尽管疗效确切，但常伴发多种毒副反应，影响患者日常生活能力，导致其自理能力大幅下降，需依赖家庭成员进行长期照顾。而研究指出，肝癌患者长期主要照顾者在实施照顾工作时其正常人际交往大幅受限，且在此期间极易产生孤独无助感，增加照顾者生理上的劳累和心理上压力，亦会导致患者照顾质量大幅下降，不利于患者病情控制[10]。因此，临床需及早掌握肝癌介入术患者主要照顾者的照顾负担现状，并采取预见性护理对策调节，确保患者照顾质量的同时减轻照顾者自身负担。

表4 肝癌患者介入术后主要照顾者照顾负担相关影响因素的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3.2 肝癌患者介入术后主要照顾者照顾负担影响因素分析

3.2.1 家庭月收入

本研究结果显示，家庭月收入是主要照顾者照顾负担的影响因素，与王美[11]的研究相似，家庭月收入较高者其经济状况较好，治疗肝癌时在医疗设备以及治疗方案上均具有更好的选择，有利于患者病情控制，并且家庭平均月收入较高的患者还可聘请护工协助照顾患者，大幅减轻主要照顾者负担。而家庭月收入较低者由于经济状况较差，加上肝癌的治疗周期较长，且治疗费用高昂，进一步加重患者的经济负担。这提示了医护人员需要进一步完善对患者个人资料的收集，对于经济状况较差的患者制订个性化治疗方案，尽可能降低治疗费用，并告知患者及照顾者相关医保政策，或建议患者利用社会资源发动募捐，以减轻经济负担[12,13]。

3.2.2 文化程度

本研究发现，主要照顾者的文化程度也是影响其照顾负担的因素，可能是因为文化程度较高者，其知识储备水平及自我学习能力相对较高，能够更好地掌握护理知识，在照顾患者时更得心应手，相应的照顾负担也会较低。而文化程度较低者，相应的理解能力及知识水平也有限，往往缺乏与医护人员及其他患者交流的经验和技巧，疾病的基础认知也有所欠缺，导致其更担忧疾病变化，增加自身心理负担。医护人员可以针对这类人群实施单独健康宣教，告知疾病慢性特征以及介入术治疗对于病情控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改善疾病认知情况，采用回授法或直接演示法指导护理技能，增加其护理知识，减轻其照顾负担。

3.2.3希望水平

希望是个体强大的内驱力，良好的希望水平有利于调节患者及照顾者的心理状态，可将照顾者注意力从疾病本身转移至生活当中，对病情发展持乐观态度，有效弱化疾病造成的心理冲击，减轻心理负担。相对的，希望水平低下者则对战胜疾病缺乏信心，注意力多集中于患者疾病本身，心理敏感性较高，并且照顾者越担忧患者身体情况及病情进展，其面临的心理压力就愈发增多，从而加重照顾者照顾负担。临床上建议医护人员可组织召开病友交流会、疾病讲座等公益性社会活动，鼓励患者及其主要照顾者积极参加，并于会上邀请病情控制较好、精神状态佳的肝癌患者发言，用现实案例告知患者及家属病情是可控的，提高患者及照顾者的疾病认知水平，培养疾病抵抗信心，以提高其希望水平[14]。

3.2.4 家庭功能

家庭功能是维系各家庭各成员的重要纽带，健康的家庭功能说明各成员之间的关系较好，更能体谅患者生理上的不适，在实施照顾工作时会自发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并认为自己的付出是应尽的义务，其照顾负担水平相对较低。而当家庭各成员之间联系较为薄弱时，其家庭的归属感较低，容易对患者的照顾工作产生不满，且在临床照顾时多存在推诿、不作为等情况，自觉照顾负担水平较高。因此，护理人员可于护理期间根据不同家庭情况组织家庭成员座谈会，告知患者家庭成员疾病的特点及基础护理知识，引导患者家人共同参与到患者的日常照顾当中，分担主要照顾者的照顾压力[15]。

4、小结

综上所述，肝癌介入术后患者主要照顾者照顾负担相对较高，家庭月收入、主要照顾者文化程度、希望水平、家庭功能是肝癌患者介入术后主要照顾者照顾负担的相关影响因素。在临床工作中，医护人员应该关注照顾者的照护负担的影响因素，为照顾者提供针对性、合理的干预措施，以改善其照顾负担，提高照护质量，改善患者预后。但本研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研究对象来源于单一研究中心且样本量有限，未来建议研究者进行多中心且大样本量研究以期为临床提供更有力的参考依据。

参考文献:

[1]张中华,刘扬,占玲.理气活血中药对原发性肝癌介入术后增效减毒的结局观察及作用机制探究[J].中华中医药学刊,2023,41(2):163-166.

[2]周碧芳,蔡益民,吴贤琳,等.介入治疗肝癌患者主要照顾者负担水平现状调查及影响因素[J].介入放射学杂志,2021,30(1):88-91.

[3]杨小娇,朱亮,汪凤兰,等.卧床患者主要照顾者照顾行为及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公共卫生,2020,36(7):1083-1086.

[4]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2022年版)[J].中华外科杂志,2022,60(4):273-309.

[5]陈世耀,刘晓清.医学科研方法[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5:116-117.

[6]王艳华.中文版Herth希望量表用于癌症病人的可行性研究[J].护理研究,2010,24(1):20-21.

[7]赵必华,孙彦.儿童希望量表中文版的信效度检验[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1,25(6):454-459.

[8]祝墡珠.全科医学概论(第4版)[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78-95.

[9]张慧芝,张睿,李峥.中文版照顾者负担量表的信效度研究[J].中华现代护理杂志,2008,14(28):2972-2975.

[10]杨利,孔羽,崔嬿嬿,等.Orem自理模式对晚期肝癌患者心理负担､负性情绪､自理能力及生活质量的影响[J].癌症进展,2021,19(13):1394-1398.

[11]王美.频复发性肾病综合征患儿主要照顾者焦虑情况调查及相关影响因素分析[J].中西医结合护理(中英文),2018,4(12):46-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