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自然灾害密切相关,人类早期对于灾害的概念主要是对自然界暴发的洪水、泥石流、火灾等自然变异现象的认识,认为这是超自然力量即“神灵”对人类的惩戒。人们在与自然灾害长期的博弈斗争中逐步对灾害的成因及规律展开研究,发现灾害不是“神灵”所为而是有其自身系统,它是“由孕灾环境、致灾因子、承灾体与灾情共同组成的具有复杂特征的地球表层异变系统”[1]。灾害开启了人类洞察自然的“窗口”,人类通过这个“窗口”认识自然、了解自然,逐步掌握了灾害发生的机理与规律,进而消灾化险、去害兴利。人们在四季的更替和应对雨、雪、洪涝灾害中感受到季节和天气的变化,对气象的观测开启了气象学科的研究;对火山、地震、泥石流的勘察开启了地质学科的研究;对各种流行病及疾病的治疗和防疫促进了医学学科的建立……现在许多学科的发展都能从灾害抗争中找到学科发展的起点。

1、灾害的文化应对

恩格斯说:“一个聪明的民族,从灾害和错误中学到的东西比平时多得多。灾害摧毁的东西,必然要以另一种形式获得新生。”灾害不是财富,但灾害却蕴含着丰富的自然、社会信息,它激化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矛盾,人类在与其抗争的过程中又不断修正、改变、重组这种关系,趋利避害、化害为利。这种在灾害环境中为保护自身生命及财产免受侵袭的活动中产生的文化是一种灾害文化,即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或民族,以应对灾害为主题而形成的应急观念、行为习惯、应对技术及措施等方式,并以此构筑起自身特有的安全应对体系,成为集体共有财富并代代相传的一种文化。

每个民族的文化史都是压力与动力相转换的一部危机驱动史,这种在应对灾害过程中产生的文化是一种自救文化,这种“应对”围绕人类的自救而呈现两种动机:一种是主动应对而改造自然,一种是被动应对而适应自然,这两种动机都产生了相应的物质和精神文化。不同的生态区域和环境孕育出不同体质、不同语言的人群和人种,其不同的灾害和应对方式也催生出不同的民族文化及民族性格。如农耕文化是基于“种”和“养”而生存,人们种植农作物、饲养家畜、自给自足式的生活造就汉民族平和、守己的性格。游牧文化则基于“牧”和“渔”而生存,游牧民族居帐篷、乘坐骑、食肉饮乳,造就他们粗犷、豪放的性格。农耕文化注重农时、节令,如“人懂二十四节气,有种有收不误地”“春东风,雨通通;夏东风,日头红”。游牧与渔猎文化注重气候、规律,如“出海不看流,无鱼空吞喉”“野鸡卧草丛,兔子卧场坎,鹌鹑落的泥塘地,黄羊跑的草山尖”。这些原生态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逐步成为当地人们普遍遵循的观念、行为、禁忌、仪式而代代相传。各个地方在应对不同灾害的过程中也都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谚语或歌谣,人们通过观察云彩、风向、湖水、动物行为等自然现象预测天气变化,如“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蚂蚁成群爬上墙,雨水淋湿大屋梁”。这些民俗、谚语经过千年的沉淀、淬炼凝聚而成,通过隐性或显性方式指引和调节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利于维持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关系。

1.1灾害文化的层次结构

文化的层次结构一般是指文化各种表现形式的脉络构成与内在结构方式。依据文化的层次结构可依次划分为:灾害精神文化、灾害制度文化、灾害物质文化、灾害行为文化。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特有的应对灾难及各种风险的共享性文化。灾害文化的层次结构可以分为核心层、中间层、表象层和外显层。灾害精神文化是灾害文化的核心层,其灾害理念和价值观是灾害文化的精神和灵魂,内隐为灾害文化有机体的神经系统,它决定了灾害反应、行动逻辑及管理体系建构特点。通过意识形态和情感激发群体成员的人本意识和主体意识,在特定环境中决定着灾害应急反应机制的方式、效果及影响。灾害制度文化是灾害文化的中间层,是人类为应对灾害而制定的法律法规、体制机制、道德标准和民风民俗。它是以规范和秩序为目的的人为制定的一套严格而完整的规范体系,通过“赏”和“罚”分明的激励机制达到规范和制约的目的。因此,灾害制度文化作为调整、规范、协调各种关系的一种保障机制,体现了灾害文化的内在管理体系建构。灾害物质文化是灾害文化的表象层,是人类为防范灾害而开展的生产活动及其产品的总和。如建设的避灾设施物资、应急避险产品、培训机构及场所等,它是灾害文化的物质基础,保障了人们及社会群体的生命及财产的安全。灾害行为文化是灾害文化的外显层,是在灾害制度文化及灾害精神文化约束下的自觉行动。灾害行为文化是在灾害实践中逐步积淀下来的社会心理、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等外显性文化的总和。也就是说灾害精神文化、灾害制度文化和灾害物质文化的有效性都可以通过灾害行为文化反映出来,体现出应急救灾活动的利弊得失。

综上所述,灾害文化的层次结构是从“里”到“外”的逐步演化模型,如图1所示,即从核心层开始层层构筑而成,每层都以下一层为基础。因此,外显层和表象层的灾害行为文化、灾害物质文化都是看得见的显性范畴,中间层和核心层的灾害制度文化、灾害精神文化则属于隐性范畴,两者刚好以“硬性管理”方式和“柔性管理”方式规范和引导着群体的应急措施及应急行动。具体说就是以灾害理念和价值观支配下及在社会制度规范制约下的应急行动,这也彰显出一切救灾行动背后都是隐性文化内核驱动所致。

图1灾害文化的层次结构

1.2中外灾害观的文化维度分析

东西方古代文明都有创世之初特大洪水的传说,西方的诺亚通过建造方舟而逃生,东方的大禹通过疏通水道,把洪水分而泄之获得成功。诺亚方舟和大禹治水的传说分别诞生于海洋文明与农耕文明,他们都以各自的智慧战胜了灾害。古印度文明也记载了人类的始祖摩奴在一条鱼的警示和引导下脱离了危险,这条鱼即是印度婆罗门教的三大保护神之一的毗湿奴。早期东西方对自然都怀着敬畏之心,认为灾害的成因是神的警示和惩罚,“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屈从式思想时至今日在中国、日本、印度及东南亚仍然广泛流传。如印度文化中的人类始祖摩奴,在脱离洪水后用苦修的方法创造了万物。在印度文化中将苦修视为脱离现实世界苦难的必经之路,将死亡视为脱离人生苦海进入极乐世界的方式,因此屈从灾害和漠视死亡的观念现在仍流行于恒河流域的居民中。在基督教的教义中,灾害就是上帝对“有罪之人”的惩罚,其“原罪”思想认为人类要以负罪之身向上帝忏悔而寻求“救赎”,基督教的“原罪思想”使西方民众自觉地以神的审判作为标尺,以个人的忏悔、行善来为自己赎罪而求得平安,由此通过法治建设来约束“人性之恶”。相反东方的儒家文化则倡导“人性本善”,用“德治”教化和引导,以“礼”规范个体的行为举止,确立了以“仁”为核心的宗法道德体系,塑造了中华民族注重群体认同、重义轻利、谦和持中的民族性格。

在与灾害的博弈中人们逐步认识到“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开始正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并为我所用,寻求“天道”与“人道”的统一,即“天人合一”思想,追求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环境相和谐的生存理念。中国、日本、泰国等亚洲国家的人们在居住地的选址上及居所布局讲究“风水”,这是一种广泛流传的择吉避凶的术数,村落、建筑选址以负阴抱阳、背山面水为最佳准则,在材料的选用上讲究原生材料的自然物性,建筑的构筑方式以土木为主,装饰纹样选用寓意吉祥的动植物、人物等图案,人们以“祈福纳祥”的思想观念和“驱凶求吉”的心态与自然和谐相处。日本因处在亚欧板块与太平洋板块交界处,地震、火山、台风等灾害频发,人们认识到了自然的两面性,正如日本作家寺田寅彦所写的:“我们的乡土日本,脚下的大地一方面是以深深的慈爱养育我们的叫做母亲的大地,同时也是挥舞着刑法的鞭子约束我们如此容易流于怠惰与享乐之心的严格的慈父。”日本民族受东方佛教无常观的影响而形成特有的死亡美学,认为一切都是因缘所生,他们关心的是以一种怎样的方式死去,正如村上春树在《挪威的森林》中写的:“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这也是不少日本人在灾害发生时临危不惧、镇定自若的最好注解。西方文化随着自然科学的兴起及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灾害的预测及应对能力都得到极大提升,能够通过科技手段对灾害进行有效的干预及控制,也开启以科学技术实现对自然的征服与利用。其价值观强调人类的中心地位和对自然客体的主宰,体现出一种好战好胜的西方文化本质,但随之也因过度的“征服”导致自然资源的枯竭和人为灾害的发生,使人类再次面对生存的危机。

2、设计与人类安全

2.1生存危机下的设计——救生设计与造物之源

灾害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如影随形,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和严峻的生存压力,人类的祖先不像其他动物那样自顾奔命、消极逃避,而是团结起来,聚群而居共同构筑防范措施,在与灾害的博弈中通过自救而求得生存繁衍。《韩非子·五蠹》说:“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构木为巢、钻燧取火、大禹治水,这些活动都是在与灾难的博弈中产生的。继而通过“刳木为舟、剡木为楫、炼土为陶、断木为杵、掘地为臼、剡木为矢”,人类通过造船、盖房、烧陶、制弩使自身有了庇护之所和防身之器,这个造物的过程实际就是设计的过程,由此人类实现了从食物的拾取者转变为食物的生产者,从自然物的接受者转变为人造物的创造者,从而开启了异于自然的人造物的世界。

人类从造物伊始就开启了设计的历史,基于生存及安全需求而进行的设计行为本质上是救生设计。如:古代的“城”与“市”是分开的,“城”是一圈防御性墙垣,“市”是买卖之所,筑城首先是为了防御野兽及外族侵袭,《墨子·七患》说:“城者,所有自守也。”通常都由四周围合的城墙与护城河组成防御性设施,同时还有水运、防洪排涝功能。如何筑城与怎样规划?成书于春秋时期的《管子·乘马》中说: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这基本成为历代选址筑城的设计标准。房屋建筑讲究“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我国南北气候、地貌及物产都差异很大。在西北,面对干旱的黄土高原,人们挖穴为窑;在西南,面对潮湿、阴热的天气和蛇虫侵袭,人们虚空建起吊脚楼;在江南,面对纵横的湖泊,人们傍水而建;在闽南,面对猖獗的匪患,客家人聚族而居,以围楼建起防御性住宅……我国传统木建筑以立柱和横梁组合成“抬梁式”“穿斗式”“五架梁式”等各种梁架,如图2所示,使用斗拱结构使建筑的荷载全部由梁架、立柱传递到地基,实现了“墙倒屋不塌”的抗震性能,形成具有东方特色的建筑文化。古人以自然为师,其师法自然的造物观注重“天时、地气、材美、工巧”,创造了一个属于人的物质化的文化体系和文化的世界。可以这样说,我们现在的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的设计出发点都起始于人类生理及安全方面的首要需求,不同地方的人们在漫长的岁月中都逐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服饰文化、饮食文化、建筑文化、汽车文化、器物文化。但以生存安全为诉求的设计初衷依然没有改变,救生设计依然在现今灾害频发的当下扮演着安全“保护神”的作用,针对灾害种类的不同而进行针对性的设计服务。如今家用应急包、汽车应急救生锤、高楼缓降器、家用消防呼吸器、灭火毯等应急避险产品已经走向千家万户,在灾害预防、救助、重建工作中发挥应急避险及救生作用,救人于危难之中。

2.2安全危机下的设计——安全设计与设计安全

图2抬梁式屋架(左)和穿斗式屋架(右)

当人的生理需求得到解决后就自然上升到对安全的需求,即美国行为科学家马洛斯对人类需求划分的第二层,只有在逐层得到满足后才会依次上升到社会需要、尊敬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正如墨子所说的“衣必常暖,而后求丽,居必常安,而后求乐”,这就形象地阐述了人类需求的先后层次关系。因此,产品的实质是人类为了满足自身需要设计的一种试图控制原本无法控制的外在环境的工具[2]。人类通过“产品”这一控制外在环境的“工具”来抵御伤害,实现防身护体的安全需求。人的吃、穿、住、行等需求都是通过使用产品提供的功能服务而实现的,产品的生产又依赖于各个行业间的分工协作及安全技术保障,一旦产品出现安全问题轻则危及人的健康及生命,重则会引发社会的动荡及国家安全。如:食品安全、交通安全、建筑安全、产品安全都是建立在安全基础上的产品服务。因此,安全于产品而言,在宏观上表现为在产品使用的过程中对事故的预防,消除或减少设备损坏的可能性,并且充分考虑绿色设计、人机工程学等方面的内容;微观上表现为保障消费者群体的健康安全、生命安全[3]。具体来说就是产品的安全性设计及安全性使用,产品的安全性设计可分为主动安全设计和被动安全设计。主动安全设计指通过设计手段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如建筑的防震设计就经历了静力阶段、反应谱阶段、动力阶段、基于结构性能的抗震设计阶段,最终达到了“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的抗震设防水准。家用轿车的防抱死制动系统、自动避撞系统、后轮随动转向技术使轿车的安全性大大提高。被动安全设计指通过设计手段尽量减小事故后的伤害及损失,汽车的安全气囊设计、安全带、钢化玻璃及车身防撞梁设计都属于此类。安全阀、安全销、防护罩等设置也增强了产品的安全技术保障。产品一方面要以自身的优良品质保障消费者安全,另一方面也要引导消费者正确使用产品,避免误操作及安全事故的发生。可以充分利用声音、灯光、标识、色彩、材质等视觉、触觉、听觉等元素进行安全性警示及引导,如预设的语音提醒、指示灯闪烁、铃声预警等提示性设计就对误操作起到一定规避作用。除此之外,还可以针对产品有些关键性功能采取备份设计提升安全操作性,即同一功能可以通过多种使用方式完成。如图3的家用应急灯设计可以通过按压开关、摇动灯身、旋转灯头等多种方式开启,可通过插座、电池、手摇等多种方式进行充电。汽车、火车的紧急疏散门及逃生窗的应急设计都说明了备份设计越多则产品的安全性就越高。

从安全设计到设计安全就要企业严格的以产品的技术规范及国家标准对产品设计、生产、销售各个环节进行质量监控,将安全性指标及性能转化为产品的内在品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及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已相继发布各类国家标准36877项、行业标准62262项,还有地方标准及企业标准的发布,逐步实现了工业、农业、服务业及社会事业各个领域的全覆盖。通过标准引领产业升级、推动产品安全认证制度,使产品的生产都有标可依、有标可查,确保产品设计的安全、材料的安全、人机的安全、制造的安全、使用的安全等环节,为消费者构筑起一道安全屏障。

图3家用应急灯

2.3生态危机下的设计——可持续设计与设计伦理

随着人类从远古的渔猎游牧、农耕养殖、传统手工艺到蒸汽时代的机器化生产、电气化及信息化工业等生产方式的变革,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也从被动式的适应自然转变为主动利用自然,最后达到主宰自然。进入工业社会后,人类对自然的征服与控制愈演愈烈,由于当时的经济发展得益于大量新技术、新材料的开发和运用,人们没有意识到经济的增长会给自然环境带来伤害,更忽视了设计师应肩负的社会责任。在创造了大量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导致了自然资源的枯竭和环境的恶化,灾害也逐步从传统灾害(自然灾害、农业灾害)转换为现代灾害(环境污染、温室效应、资源衰竭),从地方性灾害演化升级为“全球性灾害”,灾害的成因也从自然成因逐步转换为人为成因和社会成因。全球性自然灾害席卷而来,在饱受自然灾害及环境污染之苦后,人们开始重新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产品的关系。

1968年,美国设计师维克多·帕帕奈克在其著作《为真实世界而设计》中首先提出:“设计师应摒弃那些花哨的、不安全的、不成熟的、无用的产品,合理利用有限的资源,为我们的世界提供理性的、负责任的设计。”呼吁设计师应该关注生态和承担社会责任。在当下消费社会的逐利行为中,设计的工具性变为了企业家逐利的工具性,设计的伦理价值等被大大弱化了[4]。从伦理角度来讲,设计的价值构成除了具有实用价值、经济价值、审美价值,还需要具备“道德价值”,既要担负起社会责任和义务,以设计关爱环境、关爱社会、关爱大众。各个国家都开始逐步将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耗型经济模式逐步转化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经济模式,循环经济逐步在各个国家得到推广。可持续设计成为当前人类改善人与自然环境,建立循环经济良性发展的重要设计理念,即将设计纳入“人—机—环境”系统,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从绿色设计的“3R”,到生态设计的“LCA”,再到产品服务系统设计的“ServiceSystem”,直到现在对设计公正的呼吁。这是以生态哲学为指引,站在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基点上考虑人类的生存及生态保护等问题的可持续性设计思维。首先,摒弃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观,将设计伦理作为设计的最高准则,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为新的设计尺度,以此构建可持续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将以前的商业意识转变为环境生态意识,建立“从摇篮到摇篮”的设计模式,转变“人为物役”的审美观,以此引导设计从“有计划废止制度”转变至“可持续发展”,开展一系列改进企业价值观、塑造设计发展观、构建社会幸福观的设计创新行动[5]。使设计为广大人民服务,而不是只为少数富裕者服务;设计不但为健康人服务,同时还必须考虑为残疾人服务;设计应该为保护地球的有限资源服务[6]。设计师将不再以功能的设计来满足人们的欲望,而是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而设计。

3、结语

安全是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基石,人类社会的发展始终都以安全为第一要务,从个人安全、社会安全、国家安全到人类安全,安全的概念及范畴已经涵盖经济、科技、环境、文化、军事等领域。这些安全因素构成了危害人类的危机源,但透过现行看本质,其实所有的危急源都来自人类本身,由“人为因素”引发的灾害已经成为灾害的主要成因。认识到人为因素是危机的根源对于危机的治理至关重要,人与自然、社会的平衡关系决定了人与自然能否共生共荣。因此“不能只关注于自然物质运动中的风险防范,还要强调对社会活动中的风险加以防范,从社会体制机制着手,审视和反思各种社会设置在遭遇特殊现象时会存在哪些风险”[7]。从人类自身中去寻找症结所在,从人类的文化系统中探寻答案。

德国文化学者扬·阿斯曼在《文化记忆》中指出:“每个文化体系中都存在着一种‘凝聚性结构’,它包含时间层面和社会层面。”首先通过时间层面把过去重要事件保存下来以获得重现而具有现实意义。通过社会层面将共同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内化”为社会成员共有的文化记忆和文化行动。灾害文化的层次结构表明:灾害精神文化是灵魂、灾害制度文化是支撑、灾害物质文化是基础、灾害行为文化是表征。作为隐性层面的灾害精神文化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往往容易被忽略和淡化,要深刻地认识到灾害文化是一种预防文化、风险文化、协同文化、反思文化。它正视灾难,理解灾难,通过澄明生命本质来启发人们的生命意识,塑造人们对生命(包括未来的)和自然负责的伦理品格,内构人们的生命道德和灾难意识,外构人们的灾难文化、灾难认知和应灾技能。形成科学理性的自然观、生命观、灾难观[8],强化文化的自律性、自觉性及协同性,进而超越和走出灾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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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2016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灾害文化视野下的家用应急避险产品设计研究”(16YJA760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