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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肢创伤性骨折术后患儿不良预后的影响因素及预测效能评价

2024-03-27 29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目的探讨下肢创伤性骨折术后患儿不良预后的影响因素及其对预测效能。方法选取2020年2月—2023年4月于丽水市中心医院骨科随访的下肢创伤性骨折术后患儿96例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患儿预后情况划分为不良预后组(24例)和预后良好组(72例)。对比两组患儿一般临床资料，通过疼痛数字评分表(NRS)及视觉模拟评分法(VAS)评估并对比两组患儿手术治疗前、手术治疗后及术后3个月时疼痛程度的差异；通过创伤后应激障碍自评量表(PCL-C)评估患儿术后创伤后应激障碍、再体验症状、回避/麻木症状及警觉性增高症状的阳性率情况；对比两组患儿治疗后外周血C-反应蛋白(CRP)、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百分比(NLR)、血小板/淋巴细胞百分比(PLR)及降钙素原(PCT)等炎症指标表达水平的差异。通过Spearman相关性分析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下肢创伤性骨折术后患儿不良预后的影响因素。结果两组患儿骨折部位分布情况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723,P<0.05);与预后良好组患儿相比，不良预后组患儿术后3个月平均NRS(3.08±1.10 vs. 2.49±1.01,t=2.459,P<0.05)及VAS评分(3.25±1.22分vs. 2.63±0.88分，t=2.719,P<0.05)均显著较高；与预后良好组患儿相比，不良预后组患儿创伤后应激障碍阳性率显著较高(16.67%vs. 4.17%,χ2=4.161,P<0.05);与预后良好组患儿相比，不良预后组患儿平均术后血清CRP(1.93±0.53 vs. 1.59±0.51,t=2.739,P<0.05)及PCT水平(1.33±0.45 vs. 1.10±0.36,t=2.556,P<0.05)均显著较高；Spearman相关性分析表明，下肢创伤性骨折术后患儿术后3个月NRS(r=0.259,P<0.05)、VAS评分(r=0.288,P<0.05)、创伤后应激障碍(r=0.208,P<0.05)、术后CRP(r=0.261,P<0.05)及PCT水平(r=0.230,P<0.05)与预后不良存在显著正相关性；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下肢创伤性骨折术后患儿术后3个月NRS(OR=1.561,P<0.05)、VAS评分(OR=1.825,P<0.05)较高、术后创伤后应激障碍阳性率较高(OR=2.561,P<0.05)、术后CRP(OR=4.390,P<0.05)及PCT水平(OR=7.168,P<0.05)较高是预后不良的影响因素。结论下肢创伤性骨折术后患儿术后疼痛程度较严重或因创伤、手术导致创伤后应激障碍可能增加不良预后的发生率，同时较高水平的炎症水平也会导致患儿预后不良率增加，针对上述因素进行早期干预可能有利于下肢创伤性骨折术后患儿的恢复及预后。

关键词：
儿童骨折
创伤性骨折
术后康复
缺血性骨坏死
骨筋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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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骨折是常见的外伤，也是儿科医学中常见的临床急症。骨折可能导致患儿出现一系列并发症，如神经血管受损、感染、创伤性关节炎、骨化性肌炎、缺血性骨坏死及骨筋膜室综合征等[1,2,3]。除了骨折本身的创伤外，其导致的并发症不仅给儿童带来身体上的痛苦，还可能导致肢体畸形，影响患儿外貌和功能[4]。严重情况下，甚至可能导致患儿终身残疾，因此如何提高骨折创伤的预后直接关系到儿童未来的生活质量[5]。其中，下肢创伤性骨折在儿童中的发病率较高[6]。相比于成人，儿童骨骨折后的恢复能力显著较强[7]。尽管如此，对于接受同样手术治疗的下肢创伤性骨折患儿术后的恢复情况并不相同。既往研究大多认为术后是否及时进行康复训练是影响患儿预后的关键，但对于患儿骨折本身特征、术后特征是否也是预后的影响因素尚不明晰[8]。基于此，本研究旨在探讨下肢创伤性骨折术后患儿不良预后的影响因素及其对预测效能。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资料来源

选取2020年2月—2023年4月于丽水市中心医院骨科随访的下肢创伤性骨折术后患儿96例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有明确外伤史，经影像学及查体确认为下肢创伤性骨折；②既往未发生过创伤性骨折，首次接受内固定手术治疗；③患儿术后一般状况良好，后续随访及康复训练均在本院进行；④患儿具备基本语言表达及沟通能力，能够配合进行主观指标评估。排除标准：①合并上肢骨折或椎体骨折的患儿；②既往有外伤史或下肢手术史；③创伤性骨折严重且需要截肢的患儿；④存在先天性心脏病或家族遗传性疾病；⑤患儿临床资料缺失或拒绝随访者。根据入组患儿术后6个月内是否发生下肢深静脉血栓、伤口感染、延迟愈合及骨筋膜室综合征等严重并发症等情况划分为不良预后组(24例)与预后良好组(72例)。

1.2方法

1.2.1一般临床资料

对比两组患儿年龄、性别、下肢创伤性骨折的病因、下肢骨折部位及复合性骨折发生情况等一般临床资料的差异。

1.2.2疼痛严重程度

通过疼痛数字评分表(NRS)和视觉模拟评分法(VAS)评估并对比两组患儿手术治疗前、手术治疗后及术后3个月时疼痛程度[9,10]。其中NRS及VAS评分范围均为0～10分，0分为无痛，10分为难以忍受的剧烈疼痛。NRS和VAS评分越高表明患儿疼痛程度越严重。

1.2.3创伤后应激情况

通过创伤后应激障碍自评量表(PCL-C)评估患儿术后是否存在创伤后应激情况[11]。PCL-C量表包含3个层面共17项指标，分别是再体验症状、回避/麻木症状及警觉性增高症状，每项指标评分范围由轻到重划分为1～5分，3分以上认为该项指标阳性。其中再体验症状中多于1项指标阳性、回避/麻木症状中多于3项指标阳性及警觉性增高症状中多于2项指标阳性则该层面评估为阳性。PCL-C总分为17～85分，其中大于41分则判定为存在创伤后应激阳性。

1.2.4炎症指标

通过医院信息系统及实验室检验系统收集预后良好组和不良好预后组患儿术后血清C-反应蛋白(CRP)、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百分比(NLR)、血小板/淋巴细胞百分比(PLR)及降钙素原(PCT)表达水平的差异。

1.3统计学分析

通过SPSS 23.0进行数据处理及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经检验均具有正态性，采用

表示，组间对比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例(%)]表示，组间对比采用χ2检验。通过Spearman相关性分析检验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患儿不良预后的危险因素。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两组患儿一般临床资料比较

纳入的96例患儿中，平均年龄(13.3±1.8)岁，其中男性50例(52.08%)、女性46例(47.92%),24例划分为不良预后组(25.00%),72例划分为预后良好组(75.00%)。两组患儿骨折部位分布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平均年龄、性别比例、创伤原因比例及复合性骨折比例在组间均无显著差异(P>0.05)。见表1。

表1两组患儿一般临床资料比较

2.2两组患疼痛严重程度比较

与预后良好组患儿相比，不良预后组患儿术后3个月平均NRS及VAS评分均显著较高(P<0.05),术前及术后平均NRS、VAS评分在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见表2。

2.3两组患儿创伤后应激情况比较

与预后良好组患儿相比，不良预后组患儿创伤后应激障碍阳性率显著较高(P<0.05),再体验症状阳性率、回避/麻木症状阳性率及警觉性增高症状阳性率在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见表3。

表2两组患疼痛严重程度比较

表3两组患儿创伤后应激情况比较[例(%)]

2.4两组患儿炎症指标表达水平比较

与预后良好组患儿相比，不良预后组患儿平均术后血清CRP及PCT水平均显著较高(P<0.05),平均术后PLR及NLR水平在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见表4。

表4两组患儿炎症指标表达水平比较

2.5各差异性观察指标与下肢创伤性骨折术后患儿不良预后的相关性分析

以下肢创伤性骨折术后患儿预后情况作为因变量赋值；以差异性观察指标为自变量赋值：①创伤后应激障碍=1、无创伤后应激障碍=0;②术后3个月NRS、VAS、术后CRP及PCT等计量资料取原值。Spearman相关性分析表明，下肢创伤性骨折术后患儿术后3个月NRS、VAS评分、创伤后应激障碍、术后CRP及PCT水平与预后不良存在显著正相关性(P<0.05)。见表5。

表5各差异性观察指标与下肢创伤性骨折术后患儿不良预后的相关性分析

2.6下肢创伤性骨折术后患儿不良预后的危险因素分析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下肢创伤性骨折术后患儿术后3个月NRS、VAS评分较高、术后创伤后应激障碍阳性率较高、术后CRP、PCT水平较高是预后不良的影响因素(P<0.05)。见表6。

表6下肢创伤性骨折术后患儿不良预后的危险因素分析

3、讨论

骨折是儿童常见的伤病，可能导致创伤性关节炎、缺血性骨坏死等严重并发症并影响患儿生长发育[12,13,14]。由于儿童正处于生长发育阶段，误诊、漏诊或治疗不当均可能导致畸形愈合甚至肢体残疾，严重影响着患儿身心健康和未来生活质量[15,16]。小儿下肢创伤性骨折的临床发生率较高。尽管随着手术术式的发展及材料学的创新，儿童下肢创伤性骨折手术已日趋成熟，但仍有患儿术后存在感染、严重并发症、延迟愈合等不良预后情况[17,18]。因此，早期筛选可能导致下肢创伤性骨折术后患儿不良预后的因素对于指导临床治疗、预防具有重要意义。

疼痛程度是影响下肢创伤性骨折术后患儿恢复情况的重要影响因素，与多项针对成年下肢创伤性骨折或儿童其他部位骨折的相关研究结果一致，本研究也发现与预后良好组患儿相比，不良预后组患儿术后3个月平均NRS、VAS评分均显著较高[19,20]。进一步通过Spearman相关性分析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术后3个月NRS、VAS评分较高是下肢创伤性骨折术后患儿预后不良的影响因素。这可能是由于较严重的疼痛会引起患儿术后拒绝进行康复训练，增加患儿长期卧床时间进而增加并发症发生率并影响恢复[21]。此外，持续的严重疼痛还可能导致患儿负性情绪产生，不利于术后的康复[22]。既往研究[23]发现，下肢骨折部位越靠近盆腔，患者的活动受限程度越大，术后能够进行的康复训练方法也越局限。本研究也观察到不同预后的下肢创伤性骨折术后患儿骨折部位分布情况存在差异，其中预后不良组患儿骨折部位在股骨的比例高于预后良好组患儿。骨折术后合并创伤应激障碍的成年患者会不自主地回想创伤性事件并导致剧烈的情绪波动或对创伤部位注过度注意，增加了对疼痛的敏感性及受伤部位相关康复运动的恐惧，不利于术后肢体功能恢复[24]。类似地，本研究发现与预后良好组患儿相比，不良预后组患儿术后创伤后应激障碍阳性率显著较高。Spearman相关性分析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也表明创伤后应激障碍阳性率较高是下肢创伤性骨折术后患儿预后不良的影响因素。此外，不良预后组患儿血清CRP、PCT显著较高且均是患儿不良预后的危险因素。这可能是由于CRP、PCT反映了患儿处于免疫-炎症水平紊乱的状态，更容易受到病原体的侵袭进而发生伤口感染等手术相关并发症[25,26]。此外，持续的高炎症状态会抑制患儿免疫功能，不利于成骨细胞的增殖及分化。

综上所述，本研究认为下肢创伤性骨折术后患儿术后疼痛程度较严重或因创伤、手术导致创伤后应激障碍可能增加不良预后的发生率，同时较高水平的炎症水平也会导致患儿预后不良率增加，针对上述因素进行早期干预可能有利于下肢创伤性骨折术后患儿的恢复及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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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罗志萍,汪国丽,刘欢.下肢创伤性骨折术后患儿不良预后的影响因素及预测效能评价[J].中国妇幼保健,2024,39(07):1280-12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