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人员航空医学训练是航空卫生保障的一项特殊职能，也是飞行人员军事训练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飞行人员航空医学鉴定训练任务，对提升飞行作战能力，保证飞行安全，保持飞行人员军事飞行生涯的稳定性、耐久性和职业可靠性具有重要意义[1]。当前，我军飞行人员航空医学训练必须积极适应深化国防和军队调整改革新形势，着眼飞行作战样式改变带来的新需求，充分借鉴发达国家空军先进经验做法和研究成果，持续推动航空医学训练转型。

1、外军飞行人员航空医学训练成功经验

当前，世界各军事强国都十分重视飞行人员的航空生理、心理等航空医学训练，注重飞行人员军事飞行作战训练能力建设，在训练理念、训练技术、训练装备上都具有一定的成功经验。

1.1 训练实战化程度高

航空医学训练是空中实战需求的产物，西方发达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就开展了以飞行作战任务为背景，将航空医学问题提炼成典型飞行科目的训练模式，并应用到针对性飞行任务的训练中。按照飞行作战训练任务，实际设计航空医学训练项目和内容、按照实战环境设置训练条件和要求、按照真实空中作战要求考核评价训练效果，以提升飞行人员的飞行作战训练生理、心理适应能力。例如，AFI11-404是美国空军组织实施飞行员载人离心机抗荷训练的核心法规文件，其中规定了初训、鉴定训练、复训、指挥官指定训练和飞行教官训练5种不同训练类型，设置了5种不同类型的离心机高G暴露模式，针对F-15、F-16、F-18、F-22等不同机型建立了不同合格标准[2-3]。同时，美国空军根据机型加速度载荷增长率设计载人离心机+Gz暴露曲线[4]。20世纪90年代，北约国家在参与局部战争准备中，开始实施航空医学针对性训练，在“沙漠风暴”、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军都在其海外的训练基地开展战前航空医学训练。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第四代战机的研发和使用，随着对航空医学训练装备的更新换代，建立现代化的飞行人员航空医学中心，进一步开展系列化、制度化的飞行人员医学训练，已成为发达国家空军飞行人员军事飞行训练的新趋势。如美国在研发F-22的同时，开始研究战机高敏捷性对飞行员的影响，探索应对的航空医学训练方法。

1.2 训练体系比较完善

美、英、法、德等国家都建有先进完善的飞行人员航空医学训练体系。在训练标准化方面，北约军事标准化管理处1986年颁布标准化协议-STANAG3114-飞行人员航空医学训练，对军事飞行人员航空医学训练内容（理论及训练实践）、训练周期进行系统的标准化约定，并定期进行修订完善。例如，STANAG3827《飞行人员持续高“G”环境生理训练推荐要求》，1996年更新的第3版[5]中将标准名称和相关规定由“推荐要求”改为“最低要求”，从2005年开始在第4版[6]和随后的2010年第5版[7]中将G增长率由最低1G/s提高到最低3G/s，并提出“理想的离心机训练G暴露模式应该根据飞机的性能来确定”的要求。此外，北约还针对高持续性过载训练和夜视训练，颁布STANAG3827（飞行人员高G环境下生理训练最小要求）和STANAG7147（夜视装备训练中的航空医学问题）等标准化协议。在训练机构使用上，北约国家采取“资源共享、统一标准、联合组训”思路，如美国不仅在国内设有航空医学鉴定训练中心，同时在德国、荷兰等国还有其认可并承担其医学训练的机构，同时还授权土耳其、新加坡等国航空医学研究所，对美军飞行人员进行航空生理心理训练，美军训练机构同样也为其他国家提供训练保障。例如，德国航空医学研究所生理部承担航空医学任务，并获得美国空军海外航空医学训练中心资质证书。该所能同时训练200名飞行员，现年训练量约2200人次。土耳其航空医学训练中心也获得美国空军海外航空医学训练基地证书，到2008年，该中心已经训练来自15个国家超过17000名飞行员，现年训练量超过1500人次。荷兰航空医学中心也获得美国空军海外航空医学训练基地证书，并向北约甚至世界开放训练服务，迄今已训练来自世界近20个国家的飞行员，年训练量超过2200人次。

1.3 训练技术装备先进

紧盯实战要求研究训练技术、研发训练装备、设置训练科目。近年来，国外航空医学训练发达国家针对飞行实战特点和要求，开展了诸如将飞行模拟器与低压舱（低氧仪）相结合，模拟高空缺氧条件下的以高水平认知负荷为特征的缺氧体验、空间定向和迅速减压训练等一系列实战化条件下的航空医学训练。在空间定向训练中，多数国家采用空间定向障碍模拟器，对飞行人员进行错觉体验和发生错觉后的操纵能力训练，部分国家还使用教练机进行实际飞行中的错觉体验[8]。针对夜视训练，除开展沙盘、模拟器训练外，还利用新升级的训练系统开展夜视-错觉一体化训练。例如，奥地利AMST公司结合夜视-错觉发生原理，于2007年开始研发夜视错觉一体化训练计划，在抗飞行错觉训练中融入夜视影响因素，2009年以来，该计划已在奥地利训练了约120名北约国家空军飞行人员[9]。同时，各国空军航空医学训练机构普遍针对新型战机性能要求升级专用训练装备器材。美国国家航空航天训练和研究中心（NASTAR）由美国ETC公司在2000年建立，该中心装备了ETC生产的全套训练设备，它同时还承担部分空军基地的训练任务。新加坡航空医学中心2010年完成训练设备更新。其中，载人离心机动态飞行模拟训练可模拟多种作战机型（F-15，F-16）。此外，自2000年以来，法国、英国、俄罗斯、瑞典、意大利、比利时、印度、马来西亚、日本、台湾等国家和地区，都新建或升级航空医学训练装备。

2、我军飞行人员航空医学训练存在问题

我军飞行人员航空医学训练与发达国家存在的差距，集中体现在各个层面对航空医学训练的重要性认识不够，航空医学训练体系仍有待完善，训练实战化程度不高，各级训练机构建设发展不平衡，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与作战训练的耦合效能不高。

2.1 航空医学训练重要性认识不足

长期以来，对航空医学训练在提高飞行能力、保证飞行安全关系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特别是部分飞行人员对航空医学训练的意义缺乏认识理解，参加训练的主动性不强，身心耐力普遍不足，在航空医学鉴定训练中心训练和疗养期间普遍存在“重疗轻训”的现象，一些飞行员甚至认为到中心主要是放松身心，完成年度大体检和健康鉴定结论，没有必要进行航空医学训练。同时，航空医学训练鉴定结果不影响飞行结论，部分飞行人员存在训与不训无所谓的想法[10]。近年来，随着实战化飞行训练深入推进，飞行训练强度和难度大幅增加，飞行人员身心负荷成倍增加，促使他们对航空医学训练的重视程度有所增加，但主要集中在颈腰肌专项体能训练等基础训练方面，对加速度生理、高空生理、飞行错觉等训练项目的认识和理解仍有待增强。

2.2 航空医学训练体系有待完善

我国空军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原空军青岛、武汉等4家疗养院开展航空生理训练试点，积累实践经验；2009年，组建了5所航空医学鉴定训练中心，开展飞行人员疗养和航空医学鉴定训练，具有空军特色的“航空医学研究所及其载人离心机医学训练基地-航空医学鉴定训练中心-部队航卫机构”的三级航空医学训练体系正式建立。近年来，该体系共为空、海军部队选拔训练了数千名高性能战斗机飞行员，为提升部队战斗力、保证飞行安全做出突出贡献。然而，经过多年实践，仍暴露出几方面突出问题。一是体系辐射作用仍显不足。按照发达国家空军“专管共用”的建设理念，空军航空医学鉴定训练体系还未完全覆盖全军飞行人员航空医学训练；现有航空医学鉴定训练中心作为体系骨干，尚未覆盖南海和西北方向，也不能满足与日俱增的飞行人员航空医学训练需求，而且由于过去隶属不同军区，建设投入和训练成效参差不齐。二是训练人才资源比较缺乏。航空医学研究所及其载人离心机医学训练基地训练人员只能保证1套班子，常年超负荷运转；各中心现有的训练人员大部分是从疗养科室选调的，虽然对鉴定工作比较熟练，但由于缺少航空医学训练经验，在指导飞行人员医学训练上还存在差距[10]。三是初级训练水平不高。航校部队作为航空医学训练的根基，大多仍以体能训练为主，航空军医、体训参谋、飞行教员等航训专业知识技能不足，导致飞行人员航空医学训练基础不牢，影响了后续中、高级航空医学训练效果和效率。

2.3 航空医学训练实战化程度有待提高

近年来，随着实战化飞行训练深入开展，飞行训练难度强度大幅提升，航空医学训练作为在地面模拟飞行训练环境的特殊训练项目，应尽可能与实际飞行训练相接近。目前我军受训练条件限制，训练的针对性、质量和效能有待提高。例如，载人离心机、空间定向障碍模拟器等大型航空医学训练设备目前只配备在航空医学研究所，属于稀缺训练资源，既要满足飞行人员训练需求，还要承担科研试验任务，因此只能开展比较基础的训练课目，尚未完全发挥设备性能。由于低压舱缺氧体验训练仍采取倒写数字评价方法，既缺乏实战中的任务负荷，也缺乏更客观的评价方法。针对不同机种、不同阶段飞行人员，只是训练课目多少有区别，在训练课目内容并无区别，针对性不够强、训练内容不够健全。航空心理训练主要利用心理检测和训练系统，进行心理检测评估、心理咨询和生物反馈调节、压力管理等心理训练，缺乏带有实战背景的系统性、规范性和针对性训练。此外，夜视训练、水下救生训练等尚缺乏训练平台，一直没有开展，装备原因导致技术储备明显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

3、新形势下提高飞行人员航空医学训练的建议

借鉴国外成功经验，针对我军存在问题，立足空军、面向全军，按照“实战化牵引、一体化建设”原则，持续推进我军航空医学训练体系建设，不断提高飞行人员航空医学训练能力。

3.1 突出实战背景训练，提高航空医学训练水平

首先是强化航空医学训练项目的实战化背景，深入开展航空医学训练研究，制定细化的基础普训和专业精训训练方案。其次，增加训练课目，提高训练效率，如利用载人离心机进行自由空战模拟训练、利用空间定向障碍模拟训练器进行超低空、海上、沙漠飞行模拟训练，尽快开展夜视训练。第三，以作战任务为牵引，开展战前航空医学针对性强化训练研究和试点，将不同层次的训练内容有机的融入到三级训练体系中，如可在航空医学研究所开展临战前飞行人员抗载荷训练、在航空医学鉴定训练中心开展战前抗应激心理训练等。在实战牵引下，通过航空医学训练与飞行训练紧密的融合，推动航空医学从传统意义的生理心理保障向提高作战储备能力保障方向发展。

3.2 聚焦能力生成，夯实航空医学全过程训练

外军从飞行学员开始就进行包括载人离心机在内的航空医学训练，在之后的飞行生涯中根据机种和机型的不同规定和要求，周期性的进行复训，从总体看，其航空医学全过程训练效果和效率明显高于我军飞行人员。建议我军尽快建立健全满足不同机型与飞行人员不同成长阶段要求的训练方案，如初训、复训、资格训练（如改装高性能战斗机或参加自由空战等特定飞行任务）等，进一步修订高、中、初级训练的目的、要求、内容、模式及训练时间等要素，突出区分不同阶段的训练实施方案。其次，加强各阶段训练的监管力度，按纲施训，依法治训，深训精训，扎实打牢基础，保证航空医学全过程训练质量，提高训练效率，全面提升飞行人员飞行适应性生理、心理能力。

3.3 加大专用装备投入，提高航空医学训练效率

根据航空医学训练项目体系和三级训练机构训练项目设置，依据“十三五”空军专用后勤装备体制配置要求，应进一步完善航空大学、飞行学院和航空兵部队航卫机构抗荷抗缺氧能力检测仪和抗错觉能力检测仪的配置，特别是建立设备管理使用规范要求，确保初级航空医学训练能够按纲施训；全力推进飞行错觉模拟器研制工作，在各航空医学鉴定训练中心全部配置低压舱和飞行错觉模拟器，提高高空生理和抗错觉训练水平；抓紧建设2～3台国产化载人离心机，以适应载人离心机抗载荷综合训练需求。目前，我军飞行人员夜航视觉生理训练装备还处于空白，建议引进世界上先进的“夜间飞行视觉系统”，尽快展开夜间视觉科研和训练工作，更好地适应飞行人员夜间飞行作战能力任务要求。研发完善飞行人员专项体能训练器材。如飞行人员颈腰肌、下肢肌、呼吸肌训练器等。在此基础上，全面展开实战化航空医学训练，为飞行作战能力提升和飞行安全发挥应有的更大作用。

3.4 健全航空医学训练体系，提升航空医学训练能力

以深化国防和军队调整改革为契机，按照“专管共用、资源共享”的原则，在空军成熟的航空医学鉴定训练三级体系基础上，再调整一定数量疗养院组建航空医学鉴定训练中心，立足空军、服务全军，满足陆海空三军飞行人员航空医学鉴定训练需求。也可以考虑学习美军经验，试点在空军飞行训练基地组建航空医学训练机构，以实战化飞行训练需求牵引航空医学训练转型升级。进一步加强对航空医学训练机构的建设投入，加大航空医学训练人才培养力度，理顺航空医学训练人才上下流通渠道，加强与国际航空医学训练专业机构学研交流，提升我军飞行人员航空医学训练“软实力”。此外，应瞄准世界一流水平，持续推进航空医学训练应用研究和标准规范修订，常态化开展航空医学训练大纲修订换代，为提升航空医学训练理论水平和规范化程度提供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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