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内的审美人类学发展陆续取得为数不少的成果，成为中国当代美学发展过程中难以忽略的重要现象。这充分说明，不断反思自身美学体系构建方面暴露出的问题，逐渐成为国内学界拥有普遍共识的重要任务之一，进而推动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目前，审美人类学理论方法在国内的应用范围比较广泛，少数民族的审美经验收集、中国审美艺术的起源、城市化演进下中国人的审美心理状态分析等方面均有所涉及。随着个案研究数量的不断增加，中国审美人类学建设的核心内容逐渐清晰，相应的问题也陆续显现。正如冯宪光等学者认为的那样“它的发展前景是广阔的，这将对中国美学的研究注入新的活力，为一些美学问题提供新的思路，也有助于中国人类学研究的深化”1。因此，有理由全面系统地审视审美人类学当前于国内的发展情况，它不只是当下性的问题，更是一个富有未来性的话题。

一、原创性不足：过分依赖西方理论话语

中国语境背景下的当代美学建设起始点应看作是上世纪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无论是讨论的时间、范围或是引发的后续效应都不亚于80年代的“美学热”。就讨论的内容来看，上世纪50年代进行的是一场关于中国当代美学发展道路的选择之争，学界围绕“美是什么”这个核心话题各自阐明立场，形成包括蔡仪代表的“客观派”、高尔泰代表的“主观派”、朱光潜主张的“主客统一派”及李泽厚的“客观社会统一派”四类不同的观点。所有谈及美学的思想理论中，美的来源及实质是最基础重要的问题。中国古典美学并未像西方理论那样明确地答复过这个问题，建国后教育文化事业进行了重新调整，参考苏联学科体系的情形下尝试新兴学科的建立工作。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美学体系的观念任务从那时起便已确立，只有取得对“美的本质”问题的明确认识，才能够解决更复杂层面的美学问题，因而“美学大讨论”的出现是时代所赋予的必然。

事实上，在这场范围甚广的美学探讨结束后的六十余年时间里，它所引发的激荡仍持续不断地在学界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但必须承认，上述四种观念或直接、或间接地带有西方理论的痕迹。“美在客观”是早期西方朴素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相较他们，蔡仪并未真正寻找出一项具体物质用以解释美的本质，他所理解的“客观”接近于规律法则。“客观现实美的规律是根本的，反映在人头脑里成为美的认识规律，运用于创造，成为艺术美的规律。”2恩格斯的“典型论”、列宁对美的规律的部分认识是蔡仪学说的主要来源。“美在主观”是西方历史上最悠久、形态最丰富的美学观点，从柏拉图的“理念”到尼采的“超人”几乎贯穿始终，如果将属于这类的观点剥离出去，西方美学史显得出人意料的“单薄”。吕荧对美的本质的论述，集中代表了国内“主观派”的大致立场。他们看来，“美是物在人的主观中的反映，是一种观念”3。这与柏拉图划分出的“理念世界”“现实世界”“美的世界”没有本质上的差别。高尔泰提出的“美是自由的象征”同康德所理解的“游戏”状态中引发的愉悦感才是真正的审美等看法基本相近，可以认为，“主观派”是西方主流美学观的缩影，带有显著的西方色彩。“美在主客观的统一”是朱光潜的核心观点，显示出鲜明的理论调和痕迹。克罗齐的“直觉主义”是他前期美学研究的坐标，此时美是一种感受，是主体内部出现的情绪状态。同外部事物发生接触时，主体心灵能够觉察到变化时，“美”就出现了。中后期，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学习接受，他的思想变得更加的多元丰富。这种情形下，他提出“物甲”“物乙”两个概念用以解释美的诞生过程。前者存在于客观世界、后者存在于审美世界，前者是基础，在特定条件下能够成为后者，这个条件是“审美感受力”。因为个体间的“审美感受力”存有差异，进而导致面对相同的“物甲”却塑造出迥异的“物乙”。朱光潜的理论总体上采取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物甲、物乙间的关系就是如此，然而他并未真正摆脱掉克罗齐的影响，因而强调只有非理性的“审美感受力”才是影响美的关键因素，兼具两套不同西方美学观的相应特点。“客观社会统一派”的代表人物是李泽厚，这个观点的提出是他学习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结果。当然，他的学习对象明显地区别于蔡仪，针对初期被忽略的记录青年马克思思想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展开了深刻细致的研读，逐渐形成有关“美的本质”问题的回答。他的认识不再执着于从主客体视角分析“美”的属性，凡是出现人类的活动，便不再有纯粹意义的“客体”，只有“人化的自然”。“美”是漫长时间过程里人类能动改造自然界的诞生物，是主客体辩证统一关系的产物。通过回顾建国后中国当代美学探索初创阶段的历史事实可以比较清晰地认识到，国内美学的发展是以学习西方美学话语体系作为基本前提，无论是西方近现代主流的唯心论美学或最具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美学都对之后半个多世纪的中国美学道路造成难以估计的影响。建国后的这场“美学大讨论”，基本确立了中国当代美学主导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先后出现大量经典作家的理论译本以及对其思想的阐释论著，对其它西方美学理论的研究进入到沉寂期。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中国当代美学迎来了第二个活跃期，相较于建国后的那次讨论承担着确定路线的任务，上世纪80年代的这场讨论则更像是真正的思想交流。蒋孔阳、朱立元两位学者于上世纪90年代初回顾过往10年美学发展特征时谈道：“八十年代，对于中国美学界来说，是值得骄傲和怀念的十年，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十年，也是值得认真总结和反思的十年。”4纵观来看，多种西方前沿美学理论的引进是上世纪80年代美学讨论最突出的学术史意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人类学、神话学、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等一大批极具生长空间的国外新兴美学理念方法进入中国学界，打破了单一发展经典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情形，并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美学理论造成决定性的影响。通过比较建国后的两次美学讨论，所引发的结果都是推动了西方美学理论在国内的传播，这充分表明中国当代美学高度依存西方话语的事实，并且相当程度制约了本土美学话语的建设工作。

中国当前美学话语缺乏原创性表现在多个研究领域，就美学理论而言，翻译西方理论著作的热情远远超过反思如何将其融入中国当代美学理论的建设过程。从卢卡奇、本雅明、阿尔都塞、法兰克福学派至近来的朗西埃、齐泽克等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家的著作大量进入学界，这些理论家的思想具有广阔的生长空间，国内学者汲取养分、推进本土美学理论体系成型的工作却始终迟缓。例如，大众文化研究是当前中国学界的一个重要话题，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围绕其出现理论方法存在分歧。本雅明选取“文化工业”与“大众”的关系切入，充分肯定了他所具有的正面效能、法兰克福学派视域里的“大众”是批判对象、葛兰西却是采取辩证的态度重点解释“大众”何以在取得文化领导权、培养文化自信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那么，中国当前的大众文化研究是否能够照搬西方已有的模式？如果可以，选取该模式的依据又是什么？如果不可以，国内大众文化研究的理论方法应当如何创建？似乎仅有陶东风、王德胜、黄会林等少数学者特别关注过这些方面的问题，并且尝试性的予以过解答。就短期效益来看，翻译西方前沿理论著作确实能够在国内美学界引发一段时间的热烈讨论；长期而言，单纯地引入阐释外来思想观点、缺乏结合当代中国现实语境的反思，难以真正对国内美学理论的发展带来积极效应。这种原创性的缺乏同样表现在美学史的书写领域，西方学者间存在的涉及美学研究对象的分歧，导致美学史常常同哲学史、艺术史发生交织。谈论美学问题时，或上升到思辨抽象的哲学层面，或援引大量艺术事实充当论据，这种情形深刻影响了国内学者的美学史观念。就古代美学史而言，为了找寻能够串联的线索，频繁套用西方理论。由于西方哲学存在着贯穿始终的线索，因而美学史同样呈现出清楚的脉络，受此影响，部分学者试图从“理性”与“非理性”、“主体”与“客体”等西方哲学的概念出发，强制赋予并不适用中国古代美学的脉络，刻意忽略中外哲学体系存在的差别。中国古代的审美并非只是一种哲学，更是一种对待生命的态度，只涉及哲学思想的美学史不足以真实反映传统美学的完整面貌。就当代美学史而言，随着“审美文化”外来概念的引进，一种以“文化”为主体的美学史写作方式日渐兴盛，由于本土理论的发展滞后，诸多概念仍然混沌不明，导致“审美文化史”的编写困难重重。较之于理论和历史领域，批评界对西方理论话语的依赖更加严重。段吉方认为：“在以往的研究中，中国当代文论中的文本阐释问题更多地是在西方阐释学的理论视域下进行的，尚缺乏充分的本土化理论，更缺乏超越西方阐释学理论路径的有效的理论方式。”5古代文本、现当代文本、外来文本具有的内容形式差别在西方理论面前被弥平，都能从中找到可供批评阐释的理论。虽然西方理论形成的关于文艺现象本质规律的理解认识往往深刻而普遍，然而却远远未达到当代国内学界现有批评活动表现出的适用程度。古代文本的形成没有同西方文艺发生过任何联系，引用西方理论进行阐释，所得到的结论可能不足以反映文本真实的特征。现当代部分文本的诞生，作家可能确实受到过某些外来文艺形式的启发，“五四”前后的一批新式小说、诗歌都出自鲁迅、郭沫若、李金发、徐志摩等曾有国外留学经历知识分子的笔下，此时文本已不再是完全意义上的中国传统文化，它们具有的风格形式以模仿西方文本为起点，因而附着部分的西方文本性质，这或许才是学界偏好运用西方理论批评这类文本的重要原因。纵使文本的风格形式是作家借鉴学习西方后的诞生物，毋庸置疑，文本主要的书写内容仍是出自国内的社会生活，是作家对本土经验艺术加工的结果，西方文论或许能够对文本形式层面作出准确的分析，但却难以深入地剖析文本内容，那是中国独特的社会文化，是自恃“中心”的西方视角难以触及的领域。只有紧密扎根在中国现实文艺经验的土壤，构造符合本土实际的现当代批评话语系统，才是解决文本阐释过度依赖西方理论的根本举措。通过回顾新中国半个多世纪的美学发展历史，从理论到批评，从历史问题的评价到当下现况的分析，明显依赖于西方话语。近年来，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致力于上述问题的解决，提升中国美学体系的原创性，这是一条充满挑战的艰巨长路，却能带给学界富有意义的全新成果。

二、“自我”对“他者”的遮蔽：忽视特定群体的审美经验

当前最频繁使用“自我”和“他者”概念的场合位于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中。后殖民主义以“自我”指代西方文化，“他者”指代非西方文化；性别理论以“自我”指代男性文化，“他者”指代女性文化，二者之间似乎具有某种特殊的关系。事实上，在人类诞生之时，“自我”和“他者”就已出现，劳动实践不仅塑造了人类的身体形态，更重要的是推动了大脑意识的诞生，主客观念的出现。当拥有主体意识的人类出现后，世界成为他们眼中的对象，即使面对同样的人类个体，也只是对象之一。为了有效区分这种社会关系，各民族语言文字系统里出现了人称代词，至今日常生活里仍然保留着“你”“我”“他”的语言使用习惯。随着社会进步，哲学家们逐渐意识到这种关系存在于现实生活里的诸多方面，于是开始尝试赋予这种思维模式明确的内涵，黑格尔的观点无疑最深刻全面。“两种意义上的‘他者’分别存在于两种关系之中，一为同一（one）或同者（same）与他者（other）；一为自我（self）或主体（subject）与他者（other）。前者思考的是同一与差异，存在与非存在的关系；后者主要表现为自我或主体通过他者确立和认识自身。后一种关系可看作前一种关系的具体表现。在两种关系中，同一与他者、自我与他者之间都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反映的密切关系。他者往往处于一种不平等的从属地位，但一定条件下二者的地位会相互转化。”6如果以此重新审视“后殖民”和“女性主义”的理论话语，它们同时包含上述两种关系。“西方”“非西方”及“男性”“女性”观念的生成，源自它们之间属性方面的差异；当采取“西方”或“男性”立场认识世界时，“非西方”或“女性”的特殊性被发现，正因双方间的非同一特点，逐渐令前者不断强化认识自身的存在价值，西方立场、男性立场的“自我”性得到突出，那些属性不同的“非西方”“女性”理所当然成为了“他者”。身为后现代主义理论形态的组成部分，“后殖民”“女性主义”两套话语试图解构“非西方”从属“西方”、“女性”从属“男性”的关系模式，反其道地转变成“非西方”和“女性”居于“自我”地位，萨义德、伍尔夫、波伏娃等理论家的著作向人们展示出焕然一新的世界面貌。当前语境下，“他者文化”已不再像过去那样保持沉默，它们以各种方式向那些“自我文化”发动冲击，以求获得平等乃至更高的地位，这也令美学研究需要重新思考自身应当持有的态度立场。

由于萨义德、波伏娃等学者的理论带有批判西方立场的性质，因而他们关注的“自我”“他者”问题主要集中在西方文化的内部，这是否意味着长期以“他者”姿态出现的东方世界就不存在这种偏见？显然问题没有设想的那样简单。单就现阶段国内美学研究具有的状况来看，存在一种审美经验的问题。具体可分成四点：第一，围绕汉民族审美问题的研究明显超过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对象多为使用汉民族语言文字充当载体的文本，少数民族文学占有比重非常微小，甚至被排除在外。艺术研究对象多为具有汉民族身份艺术家的作品，少数民族群体内部的艺术形态缺乏关注。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汉民族凭借人口规模的优势，长期作为国家内部建设发展的主导力量，思想文化领域的建设基本面向这一群体。第二，围绕城市中产阶级以上群体审美经验的研究明显超过低收入群体。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起始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呈现出高速的发展状态，却显示出地域分布不平衡的特点。东南沿海，尤其江苏、浙江、广东等省份的速度、规模远超过国内其它地区，现代意义的大众审美文化形态由这里逐渐向内陆传播流行。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伴随着城市持续的发展，东南沿海城市的人口结构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深圳无疑是其中的典型。改革开放初期，深圳的人口总数仅有三十余万，多为祖辈长期活动于岭南地区的本土居民，经过40年的发展，截至2017年底深圳人口总数超过1252万，其中外来非常住人口占有比重超过65%，数量是常住人口的将近一倍。7多数外来人口参与深圳的城市建设，由于未能取得深圳户口和住房，始终只能以“城市游离者”的姿态在各个空间四处漂浮。比起城市里的精英分子或高收入人群，长时间、高强度的体力劳作、狭小恶劣的居住环境一一说明他们只是深圳的“他者”群体。当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感慨这座城市取得的发展成就，不断通过科学数据预计未来新的发展前景，外来人口的生存情况却鲜少被关注。同样的情形也存在于美学研究中，当咖啡馆、“紫罗兰”乐队、港台电影电视、公园文化等城市流行文化符号的研究日益兴盛，学者似乎忽略了这些文化的消费主体是城市里中产阶级以上群体，而“他者”聚集的城中村，经常陪伴他们的“发廊”“台球馆”“大排档”“情色影院”所包含的是全然不同的审美经验。由于缺乏必要的田野经历，导致城市审美研究始终难以完整。第三，围绕成年群体审美经验的研究远超过青少年群体审美研究。西方发达国家明确地将青少年的审美视作是典型的“次文化”，按照雷切尔·鲍威尔绘制出的“同心圆”，居于中心地带的是“居于支配地位的中产阶级男性”，据此能够推断出导致青年文化沦为边缘“他者”的主要因素是他们不具备中产阶级男性掌握的话语权时拥有的那些能力。8包括稳定的收入、良好的工作素养、丰沛的社会交际人脉、成熟的情绪管理，这些能力的缺乏令他们无法成为支撑整个社会的中坚力量，逐渐沦为社会的边缘群体。如今，类似的情形出现在中国当代社会。

2019年暑期，新浪微博平台发生了一件别具意味的文化事件。1998年出生的歌手“蔡某”的粉丝与“70后”台湾歌手“周某”的粉丝发起了支持度的“PK”。起初，“蔡某”的票数远远领先，而后随着“周某”歌迷的网络操作，事件扩展成为牵涉“80后”“90后”“00后”三个年龄段的较量，凭借“80后”的全力支持及“90后”的大部分成员支持，最终“周某”获胜。然而，事件的性质已由歌手喜好度的比较变质为前两个群体向“00后”发动的网络围殴，无论“周某”的歌曲取得多高的支持度，它隶属当代流行音乐体系的作品性质难以改变，就这点而言，他的作品与“蔡某”歌曲相比有的不过是审美形式层面的差别。这场争论的结果充分证明，日益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中坚阶层的“80后”“90后”群体牢牢占据了互联网空间的话语权，以青少年居多的“00后”文化则沦为新的“他者”。回想当年“周某”出道时，刻意咬字不清晰的发声遭到“60后”“70后”群体的激烈批判，而今却戏剧性的发生了位置互换。这似乎表明，以“他者”眼光看待新生青少年群体的审美文化，并不能够客观公正地作出相应的评价，况且他们终将成为社会的支撑力量，只有走近与了解这类群体，收集他们的审美经验，有机同美育政策的制定实现对接，有利于引导他们树立正面积极的“审美观”。第四，围绕非疾病患者审美经验的研究远超疾病患者。现代临床医学证明，生理和心理领域的病症均会引起主体审美活动出现变化，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详细论述了精神疾病的患者在现代社会中遭遇的处境，此前，精神分析学派已开始关注这方面的问题，但真正详细祛除“他者”眼光，考察精神疾病患者眼中的审美，则是他所作出的贡献。事实上，较之西方，中国文化对疾病带有恐惧排斥的传统更加深远，《红楼梦》里贾母、王夫人对待身体孱弱的林黛玉态度可见一斑，这种闻病色变的观念持续至今。然而，疾病是生物体存在的方式之一，它所带来的文化同样是人类拥有的宝贵财富。当代中国各种慢性疾病的患者，投以他们、尤其是精神类疾病患者审美经验更多关注，能够打破民族传统中的疾病恐惧，更科学理性地认识疾病与审美间的相关性。

中国当代语境下存在着众多的“他者”，这些群体的审美经验问题是单一依靠哲学美学、艺术美学等已有研究范式难以触及的内容。一方面，中国特色美学话语体系仍处于初创阶段，基本概念、理论仍待更进一步地厘清，难以投入更多精力聚焦少数群体的审美经验问题。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城市外来人员、青少年、疾病患者等以往遭到忽略的特定群体审美活动本身就是中国审美领域里的关键组成部分，找寻合适的角度，考虑将当前尚以“他者”姿态存在群体的审美经验问题归入中国特色美学体系的建构环节，既强化了美学话语具有的民族风格，也提升了以上群体在学界的能见度，成功地发挥出双向效应。

三、实践品格的缺乏：精英主义的理论美学盛行

中国当代文艺学、美学研究中，“实践”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的意义。其一，“实践”特指承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品质，在此基础上生发出的关于“美”的系列观点及看法。李泽厚、刘纲纪、蒋孔阳、朱立元、张玉能等不同时期的学者，围绕“实践”的中心话题，提出的美学思想被学界称作“实践美学”。这是中国当代美学理论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较为深入地思考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同美学理论形态间的内在关联。其二，“实践”是指美学理论与现实生活间的互相连接，强调理论的现实应用，同时要求理论创建、发展需要紧密联系外部情境的变化，作出较为深刻的反思。此处谈论到的缺乏实践品格的问题，主要发生在第二个层面。

不可否认，构建系统完整的美学理论是这门科学拥有的基本使命，如果仅仅将其价值限定在学术研究领域，必然会落入“精英主义”的窠臼。比起建国后，美学理论与具体实践的逐渐脱节，反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出现了一系列能够较好反映当时社会实况的美学思想并促成众多优秀文艺作品的诞生。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问世，集中反映了党在战争时期制定的美学标准。针对不同的书写对象，作家应当采取区别性的态度，坚决打击敌人，对同盟者批评兼赞扬，对人民群众以歌颂为主，同时应当着力展现他们不断克服自身存在的落后思想、不断前进的过程。就形式而言，应当坚持“大众化”的路线，采取贴近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语言风格。可以说，这套美学原则的提出紧密联系着当时国内抗战进程中表现出的系列特征，对解决抗战中呈现出的复杂问题展开了多方位的思考。在此之后，涌现出不少符合这种美学标准的创作实践。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以解放区富有新面貌的新农民为书写对象，以鲜明的晋冀豫地区方言进行人物塑造，字里行间流露出作家对农民觉醒的赞赏态度。丁玲的小说《在医院中》则对解放区存在的不良风气予以了批判，指出人民群众身上仍存在的问题，可谓唤醒了沉溺于小小建树引发喜悦感里的解放区民众。除赵、丁两人，还有众多优秀的作家作品，作为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早期成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脱胎于抗战现实，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成功超越理论自身，连接起思想启蒙、政治革命等近现代国内社会的现实问题。当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的目标伴随新中国的诞生成为现实后，国内美学研究离大众越来越远，似乎日益成为特定知识分子群体进行学术争鸣的舞台。

中国当代美学建设“精英化”路线的形成，是内外部诸多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较之于西方古老、普遍且深刻的理性思辨传统，中国传统思维方式里明显欠缺这一特点。华人学者吴大品认为“古代西方人追问‘是什么’，而成为真理的追寻者。他们寻找事物（包括人类）所具有的静态、永恒和本质……古代中国人问的是‘在哪里’，故变成求道者。他们接受世界唯有变幻才是永恒，故寻求方法（道）去与这种现象或表明的现实取得协调”9。正是双方思维模式方面具有的这种差别，自“新文化运动”开始引入西方哲学至今，能够真正走近并掌握西方哲学精髓的始终是那些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知识分子，西方社会“人人都是哲学家”的盛况难以重现于中国社会。近现代前，西方美学与哲学的联系高度紧密，不具备良好的哲学素养便难以探索美学丰富多姿的奥秘。恰恰中国当代美学十分倚靠西方已有的美学范式，似乎注定了它只能成为文化精英、而非普通大众所能普遍接受的科学。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曾兴起过一段时间的哲学热潮，高校师生充当着主体，并向外扩散至社会普通民众之中。如果这场风靡全中国的“哲学热”能够持续下去，可能又会是另一番情景。然而，随着20世纪90年代，平面化、碎片化、消解深度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景观迅速在国内蔓延，全社会初步形成的学习哲学风尚被迫中断。取而代之的是，文学、史学、美学、艺术学等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遭遇未曾有过的“边缘化”危机。普通大众对需要进行深度思考的对象日益失去兴趣，只有知识分子仍在苦苦坚守自我信奉的价值，这一点，从当前国内高校的学科设置情况便足以看清。近些年，当各高校乐此不疲地增加金融、会计、电子商务、信息技术等热门专业的招生数量，仅有北大、复旦、武大等老牌名校为数不多地招收报考哲学专业的学生。当“实用主义”渗透进教育领域，美学研究与中国民众日常生活的间隔不断扩大，抽象化、精英化的程度同样日益加深是一种充满无奈的选择。

具体来看，国内美学的“精英化”特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美学理论的生成大多依托已有理论的推导演化。董学文在《文学理论学导论》中详细就理论的创造问题作过介绍，文学批评围绕作品的经验分析只是理论生成的途径之一，除此以外，利用已经存在的理论文本往往能够衍生出全新的理论，以上原则对美学及艺术理论同样适用。本节第一部分已经简要就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美学发展情况予以了回顾，能够看出这些年国内美学理论的创建仍是以阐释传播西方已有理论作为主要形态。中国古典审美传统、当代审美风尚等带有鲜明民族特质的经验并未能够有效融入中国特色美学话语体系的内部。精英知识分子对西方理论的前沿动态拥有良好的了解，因而他们能够通过理论间的推导演化促成新理论形态的问世，具体审美实践的重要性反而似乎出现了下降。任何一套美学理论都无法将审美实践中发生的情况巨细无遗地囊括进去，抽象概括是理论思维模式的主要特征，审美现象间存在的普遍性、而非特殊性是其切入问题的主要视角。审美是人类普遍拥有的基本能力，无论是涉及范围还是影响程度，审美实践都远超过特定理论。当美学研究者普遍奉行精英立场、缺乏对审美实践（包括创造和接受两方面）现况的足够体认，内容到形式不断复杂化的各种理论话语的出现也就变成意料之中。通常情况下，理论的建构滞后于实践，总是文艺领域兴起某种创作风尚才引起学界的关注，进而系统总结出带有普遍性的规律，对实践的发展能够起到反向指导的作用，此时，理论与社会构成动态性的关联。如果脱离创作、批评等审美实践行为，单纯依靠理论间相互衍生发展，容易造成理论和社会的完全脱节，只是为存在而存在，丧失它所应当具有的实践品格，这一问题在西方文艺理论界早已浮现出来，形式主义、存在主义最终都将实践排除在外，成为深奥神秘的存在。如今，中国当代美学出现了类似的情形，当代理论的建设难以有效对应实践的发展。近年来，国内大众文化的活跃场合正由电视电影等传统文化媒介转向至互联网，通俗小说、流行音乐、类型电影、商业连续剧等以往各自以不同媒介为载体的文化形式实现了综合。然而，回溯新世纪以来国内较有影响力的大众文化理论著作，都鲜少着墨在互联网文化领域。根据《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19）》发布的信息，截止到2018年底，全国互联网使用人数达到8.29亿，普及率为59.6%。如果将互联网排除在外，这样大众文化研究无法充分反映当前的现况。导致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中国的大众文化理论主要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基点进行生发，尤以伯明翰学派、法兰克福学派等影响最盛。当中大多数学者的主要理论思想提出的时代，互联网尚未诞生或成熟，他们谈论的话题集中在传统意义的大众文化形态方面，较少涉及网络方面。当需要独立创造包含中国经验的审美文化理论时，反而变得迟缓不少。除此以外，美育等其他领域也存在类似问题，导致中国的审美教育各种设想接连不断，却难以真正贯彻执行。间接证明了精英主义的理论美学路线并非全然适用中国的社会现实。二是美学批评的影响效用相当有限。特里·伊格尔顿曾指出：“欧洲现代批评起源于同绝对主义政权所作的一场斗争。17-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在专制政权内部开始为自己快脱独立的话语空间，倡导理性判断和启蒙批判，抵制威权政治的残酷法令。”10包括他在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者眼中，批评并非纯粹的文学行为，它的兴起同争夺政治话语权的活动密不可分，所产生的效果激荡在社会各个领域。的确，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起初的“左联”到后来的“文艺座谈会”，陆续诞生出为数不少的批评原则，对启发民智、凝聚民心等方面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建国后政治语境的改变，加之“文革”引发的后续效应，批评的政治社会功能逐渐弱化。美学批评集中体现为分析特定作品审美形象、风格的塑造过程，侧重所运用的美学技巧分析，不再过度深入地挖掘审美与政治的关联性，某种程度显示出“文化创伤”在知识分子意识里烙下的深刻印记。文本始终是批评的核心对象，知识分子们运用各种复杂理论解释作品蕴藏着的审美经验，“批评”也不再是普通人能够轻易掌握的技能，也需要拥有良好的文化修养。审美活动的创造者也难以从过度理论化的批评表述里获得直接有益于指导实践的结论，沦为学界内部所唱的“独角戏”。

导致中国当代美学缺乏实践品格是历史和当前、外部政治和学界内部多方面造成的结果。束缚理论自身成长空间的同时，相当程度削弱了批评应有的影响力。实践是一切事物成长进步的动力，美学及其他国内人文社会科学只有坚持立足现实的研究态度，才能为自身发展注入不断的源头活水，为国内文艺工作发挥更持久有力的正面效应。通过回顾半个世纪以来国内美学的建设情况，所取得的成就巨大而卓越，相当程度填补了中国在这一学科领域曾经的缺失。但也必须承认，未能建立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学研究体系，过分依赖西方美学范式是导致当前诱发多领域问题的根本原因。在此背景下，将审美人类学范式引入学界，调整国内美学的发展方向，破除西方理论的主导印记、拓宽现有的学科视野，使中国美学的未来发展更加值得期待。

注释：

1.冯宪光､傅其林《审美人类学的形成及其在中国的现状与出路》[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

2.阎国忠《美学建构中的尝试与问题》[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00页｡

3.吕荧《吕荧文艺与美学论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515页｡

4.蒋孔阳､朱立元《八十年代中国美学研究一瞥》[J],《文艺理论研究》,1990年第6期｡

5.段吉方《阐释的超越与回归——强制阐释论与中国当代文本阐释批评的理论拓展》[J],《学术研究》,2016年第12期｡

6.胡亚敏､肖祥《“他者”的多副面孔》[J],《文艺理论研究》,2013第4期｡

7.数据来源自《深圳统计年鉴2019》｡

8.“同心圆”示意图可参考英国学者斯图亚特·霍尔主编的《通过仪式抵抗:战后英国的青年亚文化》一书｡

9.吴大品《中西文化互补与前瞻——从思维､哲学､历史比较出发》[M],徐昌民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4年版,第58-59页｡

10.[英]特里·伊格尔顿《批评的功能》[M],程佳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9页｡

阎方正.文化时代的美学之困——兼论中国审美人类学生长的理论语境问题[J].文艺评论,2020(03):2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