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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宋代园林中瓷器美学的价值

2021-12-31 176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宋代园林是生态美学和中隐哲学在建筑艺术范畴的典型表征。宋代的园林和瓷器之间具有互渗共生的审美会通机制，园林文化、园林审美和园林生活推动宋代瓷器审美创造，瓷器美感、瓷器装饰和瓷器消费促进园林休闲和香席美学生成。宋代园林产生对瓷器美学的艺术刚需，瓷器是园林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有机构成。宋代园林和瓷器的美学关系考察，是新文科背景下艺术学课程建设的有益探索。

关键词：
园林艺术
宋代园林
瓷器美学
艺术学课程建设
香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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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园林是中国传统园林艺术的美学高峰，在世界园林艺术发展史上具有突出表现。宋代以前，皇家园林规模宏伟壮丽，如唐玄宗的华清池，士大夫私家园林则以隐逸致远为宏旨，如王维的辋川别墅。宋代园林则把自然山水田园移植置换到都市日常生活之中，服务修身养性、砥砺情操、文士聚会和日常休闲的审美文化需要。宋代园林文化对宋代瓷器美学具有促发激励和规范制衡价值，主要体现在园林营造、园林装饰和园林风格三个方面。言必西方和理论空转是艺术学课程教学的难点痛点，本文对宋代园林和瓷器艺术之间美学关系的梳理考察，秉承新文科背景下接地及物的教学改革理念，旨在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和艺术精神。

一、园林营造

在《东京梦华录》《梦梁录》《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盛录》《武林旧事》等大量文史笔记中，可以感受到宋代园林休闲文化和艺术性商品消费已蔚然成风。休闲文化兴盛是宋代社会文化发展转型过程中的主要内容和突出表现，对宋代园林美学营造具有推动激发功能。上自宫廷贵族和士大夫阶层，下至城镇市井的普罗民众，休闲活动之优质高品和休闲方式之生动丰富实为前代所不及。宋代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和寺庙园林与园林休闲文化相得益彰，带动提升瓷器美学的创造动机和艺术标准。

园林营造在宋代出现井喷势头，促进瓷器美学生发。《东京梦华录》中，在汴京仅宋徽宗时期就有玉津园、孟景初园、麦家园、王家园、李驸马园、下松园、王太宰园、蔡太师园、药梁园、童太师园等诸多园林。[1](P118)园林的营造对宋代瓷器美学的生发产生直接的依赖和需求。园林营造的资金成本需要瓷器美学生发，从而使其作为优势输出商品而在贸易活动中赚取利润，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和支付能力。尤其是南宋时期，国家财政收入主要依赖海外商品贸易，外销瓷正是出口贸易的大宗商品。通过官窑制度和市舶司等管理机制提高瓷器美学水准，提升瓷器商品价格从而获得高额出超盈利，为园林艺术营造提供充裕的资金支持。园林景观建构催生瓷器美学生发，大量花卉盆栽需要花盆，“驾方幸琼林苑……其花皆素馨、茉莉、山丹、瑞香、含笑、射香等闽、广、二浙所进南花”[1](P131),花盆也自然而然地成为园林景观建构的刚需工艺品，当时从材料属性和制作成本来看主要是瓷器花盆。

作为园林装饰重要组成部分的盆栽，对花盆同样具有美学功能的指向性要求。以宋徽宗兴建艮岳为例，为盛放安置通过“花石纲”而从全国各地搜刮罗致而来的奇花珍草，甚至诏令烧制美学品格卓越的钧瓷花盆。瓷器花盆的使用意图和使用方式，使得这些花盆在烧制过程中无论对于瓷土胎质还是釉料色彩都有特别规范标准，直接具体地影响瓷器美学生发创造。宋代陶器和砖窑烧制的发达程度能够保证园林建筑材料供应，使宋代瓷器烧制可以专注对瓷器美学生发的研烧创造。北宋时期，汴京设有东、西窑务专司烧制砖瓦瓶缶，景德年间短暂废止后又重新设置，“掌陶为砖瓦，以给缮营及瓶缶之器”[2](P3919)。南宋初年，在困顿不堪的时局之中，李纲也曾专门上书提议“置官窑以烧变砖瓦，下榜近州县以摘那工匠，选有材者董其事”[3](P209)。

宋代建筑材料供应方面的合理分工和完备行业链条，为宋代瓷器美学的生发创造提供宽松自由的物质资源空间。材料物性是器物审美研究不能忽略的基本支撑，无论是作为瓷器烧制原料，还是建筑空间格调风格营造都与之密切相关。新文科背景下的艺术学教学改革，需要因地制宜地建构第二课堂，以帮助学生深刻理解器物与空间之间的共生互荣关系。

宋代休闲文化强烈影响园林美学的空间营造，并对作为装饰器物的瓷器提出审美主张。休闲文化发展需要社会经济基础为之提供具有美学品格的产品和商品进入流通市场，保证人们在维持生存物质需求之外的精神性消费的文化艺术需要。在休闲文化和园林美学的影响下，宋代瓷器烧制状况不仅足以保障社会生活对服务于工具性使用方式的瓷器器具的物质资源需求，而且还可以转移腾挪出人力物力服务于具有美学特征的燕器装饰瓷烧造。

二、园林装饰

宋代园林装饰对瓷器美学也提出物质性保障和功能性需要，推动瓷器美学生发。瓷器致力于园林空间装饰的发展理念有助于瓷器美学纯粹生发，燕器瓷器因此在传世瓷器中占据主要份额。园林文化旅游促进古典生活美学场境再现，有利于学生直观感知包括瓷器在内的人造器物对于园林宏观文化和细微审美的建构支撑价值，对于助力艺术乡建和美丽乡村建设具有促进作用。

首先，宋代休闲文化风尚促推园林美学生发，园林主宾的文化审美素养，驱动作为装饰物的瓷器器具的审美创造。宋代士大夫有充足时间从事包括园林饮宴和香席文化在内的休闲审美活动。据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四记载，宋真宗在景德三年“诏以稼穑屡登，机务多暇，自今群臣不妨职事，并听游宴，御史勿得纠察。上巳、二社、端午、重阳并旬日时休务一日，祁寒、盛暑、大雨雪议放朝，著于令”[4](P1425)。宋代士大夫享有优渥俸禄，加之皇帝明诏鼓励游宴并设有法定节假日，他们可以轻松自由地过上舒服的休闲生活。饱读诗书的文人士大夫必然提升休闲文化的场境档次和审美格调，并对涉及到的器物美学有所考量。这种休闲文化和消费现象类似当下对所谓高端大气上档次的狂欢追逐，不同之处在于宋代文士更看重生活空间和装饰器物的文化内涵和审美品味。如对陈设装饰点缀的燕器(如梅瓶)和对文房用具(如瓷砚台)的审美选择，直接影响宋代瓷器美学生发。

园林装饰与园林主宾的审美文化素养具有密切关系，或尊如皇上、或贵如宰相、或富如巨商、或静如僧尼，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具有较高的文化内涵、艺术素养以及浪漫情愫，对园林中的装饰器物产生美学方面的要求考究，而瓷器美学自然也包含在内。如绵延两宋的皇家园林之玉津园的装饰审美理念和旨趣，便促进审美格调高标的燕器瓷的设计烧制，以产生相得益彰的审美范式。

其次，园林情景中的生活方式制约园林装饰风格，并影响到瓷器美学生发。园林的装饰与其使用意图有关，以士大夫私家园林为例，它们被营造的主要目的就是用来慰藉精神、陶冶情性。唐代白居易提出的中隐观念被宋代士大夫广泛接受，他们在仁政理想、现实语境、家国情怀和个体信仰之间执着挣扎，如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辛弃疾等都曾有过被贬谪的经历。正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宋代士大夫若想在出仕与隐逸的矛盾冲突之间寻得平衡和解脱，那么营建园林、中隐于市便不失是一种“两全其美”的方式。这种处世哲学和文化心理在诗文中有所表现，如辛弃疾的《最高楼》:“待葺个园儿名佚老，更作个亭儿名亦好，闲饮酒，醉吟诗。”作为营造园林文化的标配器物，瓷器是他们借以排解情绪和砥砺情操的寄托。

宋代洛阳多名园，而中隐于此的士大夫们便经常在自己的园林中邀请故交同好举行艺术聚会和香席活动，其中比较有名的集会是文彦博和富弼组织的“耆英会”,不仅司马光曾为之作文《洛阳耆英会序》[5](P569),而且还有以这次聚会为题材内容的绘画流传于后世。河南淇县所藏的《文潞公耆英会图》的图轴上绘有一个案子，引人注意的是在案子的一端分明摆设着一个瓷器梅瓶，素釉无纹饰，应该是白瓷或者青白瓷[6](P8)。由此可见，使用具有美学品格的瓷器来装饰园林空间，并藉此慰藉精神和陶冶性情是宋代士大夫的爱好，故而对瓷器美学的生发产生来自使用主体方面的激励。

第三，园林建筑的空间特征限制生活起居空间的装饰风格，园林装饰与园林建筑材料、空间结构以及家具样式之间具有适应性的组合关系，从而促进瓷器美学生发。宋代园林主体建筑的用料以木材为主，而由木材所营造的空间环境比较适合具有美学意蕴的瓷器的装置，显得典雅和灵动，作为对比，不妨试想如果在家居木屋中摆上青铜器皿又会是怎样的居住感受。园林居室的空间结构则以格子门、落地明照以及阑槛钩窗为代表的木构门窗样式为主(详见北宋李诫在两浙工匠喻皓的《木经》基础上编成的《营造法式》[7](P93)),其主要功能是直接增强居室的采光效果，以及与室外景观的互联融通。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在光线阴暗的房间里使用单元色以及多元色的器物，其影响视觉效果的对比区分度肯定不佳，但宋代园林建筑空间的结构设计带来的充足光线，使得室内陈设器物的色彩及其随着光影的变化，成为值得考究的装饰命题，而宋代瓷器的釉色及其变化则刚好适应和满足这种由空间结构的改变而带来的视觉以及心理上的艺术诉求，从而增强瓷器美学的生发动力。宋代园林建筑的室内家具主要包括桌椅、茶几和案子，它们改变了之前人们席地而坐的习惯而变成垂足而坐，这种生活起居习惯的变化，对于日用器具和摆设燕器的型制(如圈足)和结构(如执柄)都产生制约，从而直接影响到瓷器美学的生发。园林生活美学的情境教学和沉浸体验，服务学生对人、器物和空间三者之间有机和谐的真切感知，有助于推动新文科背景下艺术学课程以学生为中心和以产出为导向的教学改革实践。

三、园林风格

园林风格对于宋代瓷器美学也具有选择规范作用，从而影响瓷器美学生发。宋代休闲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推动园林美学发展，从而满足社会各个阶层的休闲消费与接受的现实性诉求，影响园林风格的营造路径，制约瓷器美学的文化创意和进阶模式。休闲文化的发展，既需要贵族精英带动引领，又离不开平民大众的推波助澜，否则要么社会群体会因缺少文化涵泳而不懂不会休闲，要么会因膜拜休闲与时尚的平民群体的失衡而沦为圈子文化而失去活力。钱穆说：“秦前，乃封建贵族社会。东汉以下，士族门第兴起。魏晋南北朝定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可称为是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8](P12)宋代正好处在中国社会由贵族社会向平民社会过渡转型的历史时期，于是贵族士大夫和城镇平民得以和谐共存于相同的时代语境之中。

由于教育普及和官方引导，使得以平民社会为基础、以贵族阶层为潮流的都市休闲文化得到迅速发展，导致社会上尤其是城镇居民的整体文化素养和文明程度也获得提升。作为消费主体和接受主体对作为商品的宋代瓷器(如闺房所用的粉盒和香薰)也提出艺术美学要求，园林作为宋代圈子文化的集散地，促进瓷器美学生发。休闲文化发展也带动收藏鉴古活动以及艺术商业发展，而园林则成为宋代香席和雅集文化的聚散地，《西园雅集图》对此有直观呈现。文化品位和审美层级已经直接地决定着消费商品的交换价值，高额的利润回报以及无形的艺术话语权力都会刺激包括瓷器烧制、流通及收藏甚至是雅献贿赂在内的各个领域对于瓷器美学的强劲追求，通过不同角度方式对宋代园林风格和文化格调产生刺激制衡，反作用于瓷器美学的生发创新。

宋代园林的自然风格鼓励和促进瓷器美学生发。宋代园林引水凿池、累土为山、花卉繁盛、竹木成林，富于山水田园般的自然气息，并且园林的设计理念也以自然诗意为标准，拒绝繁冗奇巧，园林的装饰则以自然质朴为规范，排斥富丽堂皇。这种崇尚自然的园林风格也影响到对作为园林文化组成部分的装饰器物的遴选使用，宋代瓷器自然、清致、质朴、素雅的美学特征，显然比较符合宋代园林的自然风格，以汝瓷为代表的宋代素色瓷皆是如此。宋代园林的简约风格保护和推动瓷器美学的生发。宋代园林的建筑并不高大巍峨、样式也不触目惊心、装饰也不冗繁陈杂，园林中的湖池往往小巧玲珑，植被多见梅兰竹菊，亭台楼阁则是简洁随性，厅堂廊榭也力求精炼利索，这些局部特征使得宋代园林呈现出一种简约的气度。

这种简约的空间气度会影响到对于瓷器美学的选择，让人兴奋的是宋代瓷器(如纸槌瓶)同样具有简约的美学特征，故而有利于对瓷器美学的生发产生稳定的促进作用。宋代园林的神韵风格期待和驱动瓷器美学的生发。园林中的山水丛竹、花木湖石、微风斜阳、薄雾轻烟、琴笛鸟鸣让整个园林生发出一种让人魂牵梦绕、诗意阑珊、深情眷恋的神韵气质。宋代瓷器尤其是以钧瓷美学为代表的独特而神奇的窑变特征与宋代园林的神韵风格极为契合相投，于是作为宋代园林中的必备器物，宋代瓷器美学生发会受到园林神韵风格的影响。

四、结语

宋代园林美学是休闲文化和中隐哲学的典型实现形态，与瓷器美学创生之间互渗共生和相得益彰。宋代园林的营造、装饰和风格都对瓷器艺术的审美机制和美学表征产生客观影响。宋代瓷器美学蕴涵表征着中国传统艺术精神和理学哲学气韵要旨，对园林装饰风尚、园林文化活动和园林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和典型化提供器物美学支撑。新文科背景下艺术学课程建设要注重中国园林艺术和瓷器美学的承继创新，引导学生心领意会中华艺术精神。

参考文献:

[1][宋]孟元老撰,王永宽注译.东京梦华录[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

[2][元]脱脱.宋史·职官志(卷165)[M].北京:中华书局,1977.

[3][宋]李纲.梁溪集(卷93)[M].《四库全书》文渊阁影印本,第1126册.

[4][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4)[M].北京:中华书局,1980.

[5]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1223)[M].成都:巴蜀书社,1988.

[6]杨新.文潞公耆英会图考析[J].文物,1999,(12).

[7]朱易安等编.全宋笔记[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

[8]钱穆.理学与艺术[A].宋史研究集[M].台北:台湾书局,1974.

文章来源：李金来.宋代园林的瓷器美学价值[J].枣庄学院学报,2022,39(01):131-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