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学术界研究视角的转换，关于宋代民间力量及其社会贡献、关于基层社会治理中多元主体的参与等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不断增加，对民间力量参与地方学校建设、社会保障以及维护地方社会稳定等活动不乏论述，但是其间较少涉及民间人士参与基础设施工役的发起与组织管理等相关内容。此外，部分学者认为，宋代民众多是在官府督劝下被动地参与地方建设，主动性不强。但实际上，由于地方政务丛杂，特别是南宋时期地方财政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再加上朝廷擅兴禁令的限制，多数地方官员缺乏建设公共工程的热情。因农田水利、桥梁道路等与民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出于切身利益考虑，一些有实力的民间力量甚至比官府更积极、更主动地发起此类设施的创修或重建。鉴于此，本文拟重点探讨宋代民间力量在主动发起地方工程建设方面的史实，以回应学界关于宋代民众在官方督劝下被动参与建设的观点，并借以展示宋代民间力量在地方社会建设与国家基层治理中所起的作用，揭示宋代地方力量与国家关系新的时代特征。

一、民间力量与宋代农田水利工程建设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在传统农业社会，兴修水利与国家基层统治和民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因此受到广大民众的普遍关注。在国家力量不作为或者实施不力的地方，那些占有大量土地的乡村富民与闲居士人，往往积极主动倡议、推动基层农田水利设施的修建。

(一)民间力量倡议推动官府兴修水利

两宋时期，民间力量出面向地方官府提出兴修水利的诉求，是发起地方水利建设的主要模式，而且多数得到地方官员的支持并获得落实。如煕丰变法时期，国家大力推动农田水利建设，但并不是所有的地方官员都积极响应。青溪县(今淳安县)城的古渠，在北宋前期就已堵塞，每逢雨季，“居民墙壁往往摧坏”。熙宁九年(1076),当地三十多位父老向知县何友直提出建议：“县城古渠堙塞日久，未尝兴修。今国家方行水利，明府倘乘此时首议开决，则计其费绝不至多，民间皆愿自备夫力。乞不更申上司，如此则事可速成，其于官私两有所济。”2何友直采纳了民众的建议，组织修复了旧渠，并开筑了新渠。

南宋后期以官方名义创修的水利工程，很多是在民众的祈请下进行的。如象山县境内的朝宗石碶久废未葺，孝宗即位后，赵彦逾受命担任象山县县尉兼主簿，当地民众相率提出诉求，说“县无丞，水利乃簿之责”。在民众的强烈要求下，赵彦逾同意施工，居民和僧众慷慨资助，碶堰得到修缮。3慈溪县河渠纵横，但“岁久闸废，水无所蓄，旱则仰潮汐，乍盈易涸，民劳滋甚”。淳熙十三年(1186),“县人合辞有请”,浙东提举常平遂下令让该县主簿赵汝积组织修建工程，民众自发参与，“家自为役，不待程督”,水闸得以重建，河渠重新开通，便利了通船和灌溉。4宋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因士民之请，建昌县尉谭良翰通过民间集资的方式，“凿渠百二十丈，甓渠之东岸及渠东之衢各百丈”,修浚了“时潦沮滞为患，甚则没田庐”的修江河道。5宋理宗淳祐九年(1249),常熟县本籍官员陶某在“乡耆豪右”的呼吁下，主持疏浚了支川水利工程。6

上述事实说明，在地方水利建设中，州县官之所以愿意出面组织或者给以资助，与民众的大力呼吁有极大关系。

(二)民间力量自主发起兴修水利工程

民间力量不仅倡议推动官府兴修水利，还往往自觉充当起基层水利建设的发起者与组织者，自发组织兴修水利工程。

两宋时期，退闲乡居的士大夫或出于维护家族利益、提升家族的社会威望，或因热心公共事业，积极发起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如北宋徽宗时曾两度出任工部尚书的名臣钱遹(1050—1121),致仕乡居后，先后发起并主持修建了东湖塘、椒湖塘和西湖塘等多处水利工程。据钱遹《东山椒湖记》记载，钱遹告老返乡后，“发积粟，捐余俸”,发起椒湖塘修建工程，“鸠材募工，凿石积土，筑为长堤，潴为巨浸”。工程建成后不仅满足了钱氏家族农田灌溉的需求，而且“与邻里乡党共之”,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当地的水利灌溉条件。7南宋高宗绍兴初年，前明州知州仇悆(?—1136)致仕后寓居奉化县长汀，其“所居长汀东堤数里之间，流多曲折，而淫雨潦涨，故堤不足以捍横流，肆其冲激，民居垫溺，禾稼被伤者岁有之”,他主动“与乡父老谋”,发起修筑堤塘工程。“士民操畚锸输力者相率而至，不浃日而告成。又于堤塘北伐石为一碶，名曰沙堤堰，以通田涧故沟。”8经过筑堤作堰，多年的水患得到了彻底治理。

占有大量土地的乡村富民大姓也是农田水利建设的积极发起者。如宋理宗绍定中，仁和县(治今杭州市)境内永和堤遭到严重毁坏，“一有浅溜，则膏腴数百顷瞬刻就浸”,当地大姓范氏、任氏“倡为义役”,共同出资“率众僦工，筑以石，桩以松，迄成二百五十丈”,永和堤得以重建。9

民间士人和僧人在地方水利建设中也发挥了重要的发起组织作用。如南宋前期庐陵人刘大同，早年多次参加科举考试不中，其所居乡里“有大东塘，溉田数十百顷，岁久不治，将遂圮废，众惮其费，莫敢议其役”。他感慨说：“吾田须此水者甚寡，然使水既潴，亦众利也。”遂“捐金鸠氓筑之”。10沂州费县(今属临沂市)“西连邾鲁，达于宋梁，东至姑尤，属于沧海。公之往来，必由于此”,但缺乏饮用水。当地名僧智能发动邑人李氏，“请其土为福地，鸠众材，募工力，辟土五丈，得甘冽之水焉”,不仅大大改善了当地的饮水条件，还为旅人休憩提供了便利。11

综上可见，基层民众日常生产生活的水利设施的兴建，相当一部分是由民间力量倡议发起的，尤其是那些掌握话语权的上层人士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民间力量与宋代桥梁道路建设

农田水利设施的受益群体相对集中，相比之下，桥梁道路的公益性更强一些。两宋推动桥梁道路建设的，多是心系公共事务的乡党父老与佛教僧侣等。

(一)民间力量发起桥梁建设

民间力量主动发起修建桥梁工程主要集中于南宋时期。这类工程既有民间发起并独立完成的，也有民间倡议获官方同意、官民联合完成的。如宋徽宗建中靖国初僧人舜钦募缘创修的临安府北关镇的永安桥，后来遭到毁坏，宋高宗绍兴初，“镇民耆艾陈德诚，数往观焉，遂萌济众念……与同侪余庆、施宗宥等，命僧梵海结约募缘，共成其事”,耗费四千余缗钱，陈德诚、余庆、施宗宥等耆老长者出其半。12宋宁宗嘉定五年(1212年),洪雅县西北三溪峡庙前的博济桥，是乡人严珏募石工，“纠合昆季及闾里名门右族，共醵金谷”建成的。13可见，在桥梁的发起兴建与经费筹集中，民间力量发挥着主要作用。

而更多的桥梁建设是由民间倡议、官民联合共同完成的。如衢州开化县通济桥，在北宋和南宋之际屡修屡坏，宋孝宗淳熙七年(1180),县令丁朝佐“访民间利病可以因革者，父老至庭，皆以桥为请”。丁县令从民所请，劝率民众出资进行了重建。14常熟县的跨溪大桥，岁久失修，淳熙十年(1183),阖邑缙绅父老联名请于知县曾棨，曾棨认为“役巨费伙，非号召能集，要当以身先”,便“出公帑之余为之倡。于是远近士民，靡不感动，协议毕力，克伸僝功”。在士民倡议、县官劝率下，各种力量通力合作，“改斫苍珉，结址盘固而高广有加”,非但构架设施优于旧桥，而且成为当地的风景名胜。15上高县有浮桥年久失修，南宋后期江湘任上高县令，“邑之耆老，欢然而集”,联名请求重修。江湘从民之请，“谋诸同僚，谂诸邑士，或殚其力役，或协其资财，有献梁石之遗者……有发丛甓之藏者”,“是役也，公帑亡费，民力不疲，工七旬而毕，咸如其素”。16反映出民众捐资献材、参与造桥的积极性。

(二)僧人社团与路桥建设

宋代寺院经济势力强大，受佛家福田观念的影响，僧侣对公益事业的积极性在桥梁道路建设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推动宋代地方交通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两宋时期有大量桥梁道路的建设是由佛教徒发起或者参与并募资修建的。如简阳县(今四川简阳市)通惠桥、饶州鄱阳县(今属江西省)庆善桥、剑州(治今四川剑阁县)武侯桥等的重修再造都是由当地僧侣发起的。通惠桥在北宋后期被洪水冲垮，徽宗崇宁三年(1104),乡僧士贤“奋然以缘化从事，即旧址架石磴而广之，巨若鳌背，过者如步堂上。又积石两涘，翼为长堤，延亘凡数十寻。经费不资，未尝以闻有司，借民力而功成”17。庆善桥创于北宋景祐年间，之后百余年间，桥道摧圮，高宗绍兴时，僧人法照、惠才等相继劝民出财，加以修治。18剑州东临闻溪，诸葛亮曾在此作石栈“以通道于剑关”,岁久大坏。高宗绍兴二十三年(1153),迁址创建新桥，“邑子贾凌、浮图道暄等七人诱乐施者助其役，监押李忠、指使蒲冕董其成”。“道长二百三十尺，广丈有三尺，高九尺四寸，翼以扶栏，如其长之数而两之”。19中江县城跨江而建，地处交通要道，其中一段驿道夏水冬雪，行走特别艰难。宁宗嘉定间，寺僧发愿广募资财，兴工修路，前后历经多年，花费四万二千钱，“筑土依石，土厚石坚，平险成夷，过者如砥”20。这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佛教信仰与僧侣领袖在民间社会中的巨大影响。

上述桥梁道路的建设多由僧人主动发起并筹集兴建，揭示了宋代佛教徒在基层社会建设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三、民间力量与宋代地方学校和贡院建设

学校是为国育才之地，宋代的州县学多由官方主导建设，但因关系到广大士人的前途命运，其兴废也一直是民间知识人士关注的焦点。在地方官学建设过程中，民间力量也发挥了倡议与推动作用。

(一)官学诸生力倡学校建设

宋代地方官学一般有学田等资产，各级官学建设的好坏直接关涉学生的利益。因此，在读诸生往往是学校建设最积极的发起者和支持者。州府官学及县邑学校的生员都积极呼吁并推动校舍建设，以改善办学条件。

创建于宋仁宗庆历年间的广州府学，因“当时郡守奉行苟且，即夫子庙以为之，而其制度迫陋，不足以容生徒”,其间几经迁址，均不如人意。绍圣初年，151名州学生投状转运司，“极道郡学迁置非宜，条其所以然之状，愿输金于官择地而徙焉”。21在州学生的大力呼吁下，官府重启了迁学工程。漳州府学兴建于仁宗庆历二年(1042),徽宗政和三年(1113)“移学州治之左”,此后漳州州学连续五次考试成绩均不理想，有人将其归因为州学所在地址不利，高宗绍兴九年(1139),府学教官范津率诸生请求迁学，知府李弥逊应诸生请求，选址出资，进行了重建。22南宋初，邵州官学破败，当地诸生和士子联合请求州府创建新学校，认为当地戒坛寺地势高，建筑宏伟，而僧徒仅有二三人，建议改建为州学，得到知州陈正同的支持，诸生“咸以劝，以金谷给力役，民不知而学宇一新”23。淳安县学在北宋末年的战乱中损毁，绍兴八年(1138),诸生请求州县官员复建，在县丞汪仔、县尉周操的支持下，“士与民欣然资助，故官不妄费”24而学校修葺一新。南剑州学曾在建炎兵火中被毁，重建后因“喧卑近市，故老不以为便”。绍兴中，“教授陈师孟所与士子之肄业者，合词以请，得缗钱几二千万”,重建了州学。25连江县旧有黉舍“堂庭卑陋，淫潦时至，学子弗宁厥居”,孝宗淳熙九年(1182),县令苏懋以“诸生所请，即故址而改筑焉”。26理宗绍定中，赵汝譢知长兴县，“下车周视生舍，屋宇隳颓，大惧教养弗称”,县学生们乘机恳请重修，于是“直学周子岩、教谕严卫分其责，学长石埭、尉陈暐提其纲，主簿赵汝郴董其事，尽撤而一新之”。

总之，作为各级官学的在学生员，因学校的兴废关系到自己的学业与前途，对推动官学建设用力也最为勤勉。

(二)其他民间人士发起建设地方学校

官学诸生之外，士人等其他民间力量也往往积极推动地方学校的建设，或全部由民间出资。如仁宗嘉祐末，海盐县学破损失修，全县父老士民到县衙请命，希望另择新址“增置学校”,并表示“凡一材一物之费，悉自营办”,不费官资，知县褚埕批准了民众的请求，在县境东南隅选取地势优越、风景优美之地供建新学之用。28南宋时临安府新城县学年久失修，绍熙初年，本县士人邵孝纯、于柔等向新任知县刘景修请求重修，在官民共同努力下，县学“易陋辟隘，奂焉更新”29。宋宁宗嘉泰二年(1202),在本县士人胡岩老请求下，广昌知县曹进之在县治东边选址建新县学，进士揭英之、子俨、子仪等“输财效力主其事，而黄作舟、作砺首捐钱四十万为之助，士胥和之”,新学很快建成。30成都双流县学“庳陋欹侧，剥蚀荒毁”,阖邑大夫士表示“愿合私财新之”,县学得以重新扩建。31泉州官学在州城东南，位置偏狭。大观三年(1109),直龙图阁柯述退休回到泉州后上书州府，扩建了学宫。32可见退休或者乡居官员也是地方学校修葺重建的主要发起人。

(三)民间力量发起贡院建设

由于宋代作为地方州府发解试考场的贡院仅在考试时使用，建设滞后，因而地方州郡考试的场所备受士子的关心。北宋时，发解试多没有固定的考场，或在州学、官舍，或在寺院进行。南宋时，因南方雨水较多，考试必须有合适的场所，才能保证不受天气的影响而正常进行，特别是孝宗淳熙至宁宗嘉定之间，社会相对稳定，文化教育发达，各州府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人数剧增，使得长期以来存在的贡院建设滞后的问题日趋严重，从而引起了民间知识阶层的普遍关注，因而贡院建设也就多了起来，且主要由民间士人发起，官民合力完成。如“彭州旧无贡院，每科举，辄寓佛祠，祠乃在城外，士不以为便”。孝宗淳熙三年(1176),在全州士人的奔走呼吁下，官民合力创建了贡院。33兴化军也没有贡院，每科场考试，不得不在学校、官舍、寺院之间周折进行。孝宗淳熙初，当地士人联名请求创建贡院，经多方筹划，最终“为屋三百有六楹”“可容萬人”34,考生考试有了固定场所。婺州(治今浙江金华市)虽为人文荟萃之地，但也长期没有贡院。孝宗淳熙间，“乡老、士子咸以为请，而七邑之大夫又请为助，于是取于帑廪之余，合以属县之力”35,建起了贡院。曾任知州的乡居士大夫杨某，宁宗嘉定初出资倡议兴建资州贡院，“为士者翕翕以应”,并得到知州吕涧的支持。在全州士人共同努力下，集资一千四百四十万余，新筑院舍五百四十楹，建成贡院。36

民间力量呼吁发起并出资兴建学校、贡院等，多要申请地方官员的支持。地方官员或表态支持或参与共建，这成为南宋以后文化发达的江南与四川等地区官学、贡院建设的常见模式。

四、民间力量与地方行政性公共工程建设

宋代应由政府统一规划并建设的行政性公共设施，如城防设施、官衙公署等，一些地区因财力、人力有限，地方长官无暇顾及，民间力量也主动发起修复或进行创建。

(一)民众力量积极推动地方城防工程建设

地方城防设施关系到一城一地的安危与稳定，沿边地带，军事防御性质的城池堡寨，主要是政府组织建造，内地州县的城池，一般也由官府统一发起并组织建设。不过，南宋时期有一些城池的营建，离不开民间力量的发起和推动。

南宋时期，宋金以淮河划界，真州(治今江苏仪征市区)与建康府(治今南京)、扬州等成为长江下游距离宋金边界最近的重要城市，军事防御地位大增。高宗与孝宗时期，为抵御金人南下，沿江的其他城池皆加增筑，唯独真州城池毁坏以后未曾修缮。宋宁宗嘉定年间增筑了真州东西翼城，以“从民志”37。

兴化军(治今福建莆田市)城墙草创于北宋宣和间，到南宋中期，本就低矮的城墙早已“颓圮尽矣”。每当盗发邻境，当地百姓“老幼扶携，逃窜山谷”。后来有“士民陈状于漕司乞城筑，高厚各一丈五尺，环以池濠”。工程进行一半，因故被迫停工。赋闲家居的名宦陈宓反复申请复工，最终经多方筹资，对城池进行了加固。38刘克庄撰《兴化军新城》记其本末，特意强调兴化军城池的发起修建，“陈公最尽力，且率大夫国人各相斤斫”39,由此可见民间力量在推动地方行政性公共工程建设中的作用。

(二)民间力量在官署驿馆等建筑工程中的作用

宋代对于地方官衙建筑，政府一方面要求地方官要及时维护修缮，同时又禁止地方官员随意花费资金进行兴建扩建。真宗时还特意下诏：“自今不得擅有科率，劳役百姓。如须至修葺，奏裁。”40因此地方官员或因经费不足、或因担心被弹劾劳民伤财而惹上是非，多不主动要求对官衙进行修缮。正因如此，当地方官衙过于破败时，一些民间力量会主动请求发起对官衙的修葺。

如宋仁宗明道年间，宁海县重建县厅衙楼，就是在当地士绅耆老的倡议推动下完成的：“邑人陈继安暨乡党耆艾等，列状献诚，愿谋新作。既舆情之允洽，岂人欲之可违……因农之隙，庀徒以时。大则输梁栋之材，小则致榱桷之用。官无醵敛，民皆义从。”41

南宋初年，很多地方县城或本就没有城池，或原有城池遭战火损毁。在民间力量的呼吁下，这些县城不断得到创建或修复。江西路萍乡县治就因此得以重建。42韶州曲江县地处湖南和两广交界地，治安事件频发，“绍兴间，乡民胡世贤、邓寿保等，数以其当设县治事，请于守臣”,韶州知州上报朝廷得到允准，“父老闻之，欣然趋事”。曲江县一分为二，新增乳源乡为乳源县，并创建了县治。43发起官署建设的初衷，可能并非完全出于民意，更多情况下也与地方官的意图有关。如前文所述，朝廷对于官衙公署等土木工程多加限制，地方官员为避免违反朝廷禁令，标榜“爱惜民力”“重于兴作”,但他们可以通过民众之口发起建设倡议，这大概便是民间人士主动发起与自身没有直接关系的官衙公署建设的主要原因。

官方接待所需的驿馆是地方公共建设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由民间力量发起兴建的馆驿工程事例很多。如温州地处南北要道，而临海县境内(治今浙江临海市)的泰安驿馆在北宋末年被焚毁，途经的客人“无从托宿，率皆寄迹民舍，徒御惊扰，里社不宁”。高宗绍兴六年(1136),知台州孙逸“访民所欲，以废驿请，颇欲缮治”,远近民众“万口同辞，人不知役，日未至且毕矣”。之所以能提前工期把毁坏了近二十年的驿馆建好，主要得益于“从人之所欲，无妨农费财之事”。①44这反映出民众创修馆驿的意愿十分强烈。当地民众对创修官方驿馆如此热心，原因未必完全在于民众的自觉，也可能是居民为从摊派接待往来官员的负担中解脱出来而促成。

五、余论

宋代地方公益性或者公共性工程建设多数是官方主动发起，调动各方面力量完成。但是，与民生关系最大的农田水利、桥梁道路、学校贡院，以及特殊情况下地方州县的城防、官衙、旅馆等的改扩建，宋代民间力量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倡议发起、组织和资助作用。民间力量除了自发组织、出资兴建外，多数情况下，也会请求地方官员或者通过地方官员向中央政府提出申请，获准以后再组织各种力量合作完成。尤其南宋，无论是经济发展环境较好的东南地区，还是长期处于战时状态的四川地区，水利工程、桥梁道路、学校贡院、官衙、驿馆，等等，都不断得到创建或者重修，其中，民间力量在筹集资金、组织人力、倡导和推动地方官员兴工建设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进一步揭示出民间力量在地方公共工程建设中发挥的作用。探讨地方力量参与地方建设的动因，可以促进对宋代地方官民关系、地方治理等相关问题的研究，这仍然是有待深入讨论的领域。

文章来源：陈广胜.民间力量与宋代地方公共工程建设述论[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61(05):72-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