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也强调要“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乡村产业发展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只有产业兴旺才能带来农村的繁荣与农民的增收，最终才能促进农业强国的建设。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文件的推动下，乡村产业实践探索在全国各地展开，并走出了一些独特的发展路径，如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1]，依托“互联网+”发展农村电子商务产业[2]，引入农业龙头企业构建农业产业体系等[3]。但是，大部分乡村产业尚处于初级阶段，仍缺乏相对成熟或普适性的经验可供借鉴，导致实践中还存在不少困境，如产业结构失衡，产业链效益低、产品竞争力不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质量参差不齐[4]，集体资产管理不善、股权设置不合理、利益分配制度不完善[5]，农户的参与度、支持度、满意度不高[6]，等等。

如何推进乡村产业发展？已有研究强调了农业技术[7]、数字技术[8]、互联网与科技人才的重要性[9]，也强调了农业产业链组织发展的必要性[10]。然而在实践中，乡村产业发展面临乡村的经济基础、资源禀赋、自然条件等方面的约束，加之农业是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相交织的过程，导致乡村产业发展存在明显的区域性，受到农业季节性、周期性与农产品特性等影响。乡村之间存在资源基础、要素禀赋、文化习俗等可观测或不可观测的差异性，已有研究较少基于乡村的特殊性去分析乡村产业发展，并且对于不同乡村的产业发展过程及其内在机理缺乏细致的讨论。基于此，本文拟基于重庆、四川的乡村产业发展案例，引入社会学习理论，从社会学习过程去分析乡村产业发展在探索阶段与发展阶段的主要实践举措，以期深化关于乡村产业发展的认识与理解，并为其他区域的乡村产业发展提供实践指导。

二、理论分析框架

乡村产业发展是以专业市场组织农民，形成有竞争力的地方产业的过程[11]，包括乡村产业市场化、运作企业化、形态一体化和发展规模化[12]。实践中，乡村产业发展大多是根据区域差异因地制宜，并没有形成一致的发展规律。特别地，在2019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指引下，农户与其他经营主体的契约式、分红式、股份式新型合作的试验示范在一些地方逐步展开，诠释了我国乡村改革发展的重要机制，即示范创建。示范介于理论与实践之间，是“摸着石头过河”来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具体操作可以分为三个步骤：1）寻找一个试点，据此识别制度运行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和内在机理；2）以试点提升打造示范机制，通过示范推广引领带动社会发展；3）评估示范的社会效益及其限度，优化示范机制，提升其影响力[13]。典型示范自古有之，但主要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一种自觉的、广为接受和遵循的工作方法和政治治理方式，主要原因在于它能提升国家对社会的动员与控制能力、社会整合能力[14]。

乡村产业发展中，示范效应得以发挥的重要一环便是社会学习，它是获取间接经验的重要途径。1952年，美国心理学家艾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基于行为主义和认知主义的前期研究结果，提出了社会学习理论。社会学习理论强调人类最重要和有效的学习方式是社会学习，即通过体会、理解和反映社会环境中的行为线索，来提升相关行为能力的过程[15]。在社会学习理论中，人类行为的学习除了自身的亲身体验外，很大一部分源于对他人行为的观察，而观察学习主要包括注意、保持、再现和动机四个具体过程[16]。具体而言，注意过程是指观察者注意并知觉所要学习的示范者（榜样）情景的过程；保持过程是指观察者记住从榜样情景了解的行为，通过表象、符号媒介、言语等方式对学习到的内容进行表征、编码以及存储，实际上就是对榜样示范行为进行记忆；再现过程是指观察者将有关榜样情景的记忆转化为外显的行为，也就是观察者在实践中再现自己之前所注意到的示范者的行为的过程；动机过程主要是指观察者因表现所观察到的行为而受到奖励，模仿行为得到正向反馈，观察者被鼓励强化所学的行为，增强了模仿行为的可持续性[17]。

于乡村产业发展而言，社会学习在其中发挥的具体作用如下：1）“注意过程”表现为观察者注意到所要学习的对象——乡村产业发展“试点”的过程，也是寻找试点的过程。这里的“试点”不仅包括政府部门所确立的农村改革试验区、乡村振兴示范区、乡村振兴“百千万”示范工程、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亿元村等典型，还包括更具体的现代农业产业园、特色农产品优势区等建设案例。这些典型示范区的创建在各类媒体的宣传报道、政府工作人员的实地考察活动，甚至乡邻之间的交流中都可能引起不同地区的观察者的注意。2）“保持过程”表现为观察者可能会通过观察试点，通过文本、照片、视频等进行记录，形成不同地区的乡村产业发展情景的记忆，包括当地的资源禀赋怎么影响产业选择，工商资本的进入与否，利益联结机制的构建等。3）“再现过程”表现为观察者根据自身对其他地区乡村产业发展经验的记忆，综合评估自己村内产业发展相关的区位条件、要素资源等，在相似的情境下学习模仿其他地区的乡村产业发展行动，显化为相似的产业发展实践。4）“动机过程”即观察者对试点地区的模仿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推动了当地乡村产业发展，形成模仿行为的正向反馈，激励观察者强化观察学习，再现行为。

乡村产业发展过程中，由于观察者的有限理性，模仿往往成为简单而有效的方法，也是相对安全的策略。因此，乡村产业的发展最开始是寻找“试点”，观察“试点”以推进“学中干”模仿性地落地，尤其是模仿资源禀赋、自然环境相似的地区的产业政策制定、组织培育与产业规划等内容。尽管乡村产业发展的成效会形成激励，强化观察者的效仿行为，但是由于一方面观察者形成了多个地区乡村产业发展的情景记忆，可能通过不同乡村发展的经验比较，结合当地特色资源与比较优势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等来实现路径创新，或者在当地的乡村产业发展过程中，评估示范区“本土化”实践带来的社会效益及其限度，并总结实践经验来不断优化当地产业发展行为，实现示范机制优化。这一过程即“干中学”的过程。机制优化可能源于借鉴不同地区农业发展经验的模仿性创新，也可能是观察者的自主性创新。

综上所述，在目前示范实践广泛运用于农村改革的背景下，乡村产业发展可以主要视为一个“寻找试点—示范机制—优化机制”的过程，其关键之处是对试点示范（榜样）的社会学习，通过“学中干”或者“干中学”，乡村产业发展得以在模仿与创新中不断推进。所示。

图1社会学习视角下的乡村产业发展逻辑  

三、样本选择与资料采集

考虑到乡村产业发展面对的社会环境与现实情境比较复杂，而且存在区域性差异，本研究采用具体案例进行分析。因为案例研究具有探索性、描述性与解释性功能，适用于复杂问题与多元情景下的研究[18]。而且，为深入阐释乡村产业发展，本文选取多案例进行比较分析，以观察不同乡村产业发展过程中的行为差异，进而辨析其影响因素[19]。最终，本文选择了重庆市潼南区太安镇罐坝村和蛇形村、塘坝镇天印村，以及四川省遂宁市大英县卓筒井镇为干屏村、隆盛镇土门垭村5个样本村。

一手资料是2020年7月通过实地考察、座谈会、访谈获得，具体包括：1）对种植基地、养殖基地、产业园、电商中心、田园综合体等现场考察；2）课题组与样本村庄所属行政区划的区县政府相关工作人员、乡镇政府工作人员以及村委会负责人开展座谈，深入访谈等。此外，课题组还收集了其他二手资料，包括：1）政府官网与新闻媒体报道；2）村委会提供的材料。

(1）太安镇罐坝村。罐坝村位于太安镇西南，面积7.3平方公里，辖11个村民小组，总人口4352人，全村耕地面积6107.8亩。罐坝村地处琼江环绕的冲积平原，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村民经济收入以蔬菜种植、水产养殖、观光旅游为主。2016年罐坝村入选“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荣获“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区”荣誉，2021年被认定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美丽巴蜀宜居乡村示范村。近年来，依托独特的资源禀赋优势先后引进各类农业企业30余家，形成蔬菜、生猪、苗木三大主导产业，流转土地4000多亩，年产蔬菜2.5万吨，年人均收入增加3000余元。

(2）太安镇蛇形村。蛇形村位于太安镇东北，面积7.1平方公里，辖7个村民小组。总人口2816人，全村耕地面积5904亩。早些年，蛇形村耕地细碎化程度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低、生态质量差，2018年入选国家首批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区域，进行全域规划、全域设计和全域整治。2020年入选重庆市第二批“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双提升。近年来，蛇形村等打造的“香水百荷”田园综合体景区，将“农事体验、创意农业、科普教育”等元素融合在一起，已吸引游客15万多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近1000万元。引进潼南区农业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进行产业化的果园投资，栽种沃柑、桃和李等果树。村民以地入股，参与管理经营，按股分红。此外，有多家农业企业入驻，规模化发展优质稻、小龙虾等产业。村集体有着稳定收益，年人均净收入从2018年的900元增加至2021年的3600元。

(3）塘坝镇天印村。天印村位于潼南区塘坝镇东北部，面积8.6平方公里，总人口4326人，全村耕地面积4700亩。天印村依山傍水、土地肥沃，先后获评全国首批“绿色村庄”、重庆市“十大特色乡村”、重庆市“三变”改革试点村、重庆新诗学会创作基地，是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重要组团、市级现代农业产业园核心区、重庆市民主法治示范村。2018年，天印村引进古传、印天湖2家现代农业公司，集中流转土地3000余亩，发展以中药材种植、水产养殖为主导的农业产业。近年来，又成立3个专业合作社，引进6家规模农业企业，并且形成了西南最大标准化枳壳产业园、重庆市小龙虾综合种养示范基地，还建有潼南区特色农产品初加工园、电商中心，成立了19个村级电商服务站。农民年人均收入将近2万元。

(4）卓筒井镇为干屏村。为干屏村位于卓筒井镇西南部，面积4.42平方公里，总人口3527人，全村耕地面积2644亩。为干屏村依托千年井盐文化、万亩桃林、千亩荷塘等基础优势，以桃产业为支撑，积极推进农商文旅融合发展，大力发展“农业+”“旅游+”“康养+”等乡村旅游产业。先后获得“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国家森林乡村”“四川省乡村旅游重点村”“文化和旅游部第二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等称号。为干屏村从2006年开始发展油桃产业，位于卓筒井镇万亩桃园核心区。2017年1月成立“翠口香桃”农旅产联式合作社，聚焦桃园乡村旅游，吸引全村260余户种植户加入。2019年，为干屏村桃果种植年产值达640余万元，吸引各方游客近45万人次，实现旅游经济总收入1200余万元，全面激活乡村旅游发展，年人均增收2000余元。2022年，为干屏村完成200余亩老旧桃树迭代升级，桃果总产值达960余万元，果农人均增收3000余元。

(5）隆盛镇土门垭村。土门垭村面积4.2平方公里，辖6个村民小组，总人口2963人，全村耕地面积2799亩。土门垭村区位优越、交通便捷，具有独特的中药材种植产业基础优势。2021年被认定为四川省遂宁市“乡村振兴示范村”。土门垭村以枳壳、刺梨等中药材为主导产业，发展药旅、药膳、药疗等多种农旅融合业态，打造“康养+旅游”特色产业。大英县于2017年招商引资，引进遂宁德创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在土门垭村建成1250亩刺梨标准化核心示范基地，带动全县8个镇19个脱贫村发展刺梨4070亩。2020年，大英县以土门垭村为核心区域建设中药材现代农业园区，重点发展枳壳和刺梨为主导的中药材特色产业。2022年，枳壳每亩年收益约4000～7000元，刺梨园内产量达2000余吨，产值达到8000余万元，带动户均增收3000元以上。

四、案例分析

基于社会学习视角，本文将主要从乡村产业的“学中干”起步模仿到“干中学”的创新发展对样本村庄进行分析，以归纳出样本乡村产业发展的特征。乡村产业发展示范区或者典型所呈现出的榜样行为，更多表现为协同社会多元力量参与，促进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进而实现产业兴旺目标。

（一）学中干：乡村产业起步的模仿实践

样本村庄的产业发展在起步阶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的自然环境与资源禀赋，主要是发展传统种养业，而且产业结构比较相似。原因在于重庆市地貌以丘陵、山地为主，其中山地占76%，而四川省遂宁市大英县的浅丘和深丘也占了较高的比例，两地均属于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境内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雨热同季。可见，样本村处于相似的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均适宜发展山地农业、水果种植，以水果种植为基础的景观旅游成为不少村庄产业发展的选择。在果树品种的选择上，多为常见的水果，例如桃、柠檬、柑橘等。

样本村在产业发展的“学中干”起步模仿阶段的主要路径表现为：农村基层组织会以村庄“代表人”身份观察乡村产业发展示范村与典型区域的行为（注意过程），然后形成关于试点示范区的情景记忆（保持过程）。此处的情景记忆反映了农村基层组织对于乡村产业发展中的产业规划、产业选择、产业政策制定、产业落地等具体内容的学习与理解。由此，农村基层组织能够将所观察到的情景与本村发展产业的自然环境、地理区位、资源禀赋等条件联系起来，在相似的情境下形成“动作再现”。具体如：1）罐坝村曾是潼南区最贫困的村之一。从2007年开始，罐坝村改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而后利用城乡资源和资本的融合，发展现代农业。截至2012年，罐坝村共引进7家城市资本，流转土地3300多亩，投资5亿多元建成年出栏10万头的生猪养殖场，并结合蔬菜种植，构建循环农业。2）蛇形村2018年才摘掉“贫困村”的帽子，长期以来该村人口外流、田地撂荒等问题严重。2018年，蛇形村被纳入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首批国土综合整治的试点，大力实施国土综合整治。2019年，蛇形村引入潼南区农业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进行果园投资，村民以地入股，种植沃柑、桃和李等经济果林，实行产业化经营。3)2015年开始，天印村逐渐重视环境综合治理，并大面积栽种树木，增补花草；2018年，引进2家现代农业公司，发展枳壳5000余亩，同时引入丰之源生态农业公司，年加工柠檬6000吨，产值超2500万元。4）为干屏村的桃果种植历史悠久，依托万亩甜桃产业园规模化种植桃果，并据此建立合作社。5）土门垭村原来交通落后、产业单一，为此在2016年启动“四好农村路”工程。2017年确定“以产兴村，以药富民”的发展方向，到2020年建成了以枳壳（1756亩）、刺梨（679亩）为主导的中药材产业基地。

综上，在乡村产业发展的起步模仿阶段，大部分村庄会以传统种养业为基础，推动种养业的规模化、组织化、集约化发展，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同时，不少农村实施了“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三变”改革以盘活村集体资产，与社会资本一同发力；整合农村土地资源，进行土地的综合整治与集中流转，改善基础设施，为种养业的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奠定物质基础。在农业生产成本降低，农业收益提高，农民增收等正向反馈与激励下，样本村庄的乡村产业发展行为得以强化，更有动力去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

（二）干中学：乡村产业的创新实践

乡村产业发展“学中干”的过程中可能会面临诸多问题，比如试点的榜样行为未必能够很好地在当地再现，或者行为再现并未取得很好的效果，这就会引起地方思考如何因地制宜进行调整，这属于立足实践行动的“干中学”的过程，也是可能产生创新的过程。

具体来看，在起步阶段，样本村大都基于相似的资源禀赋与环境条件发展种养业，导致乡村产业结构趋同。向市场供应同类农产品容易导致供大于求，引发农产品价格下跌、产品销售难等问题。在意识到市场风险的情景下，优化产业结构，引入新的生产要素，实现乡村产业的提档升级、融合发展，延长产业价值链，是不少村庄去探索与创新的主要路径。由于不同的村庄在“学中干”过程中，行为再现的程度与成效不同，形成了差异化的产业发展基础，因而不同村庄的创新实践能力、方向与强度也不同。样本村庄的乡村产业创新实践特点可以归纳为以下方面：

(1）乡村产业的趋同性倒逼乡村产业提档升级或结构优化。降低趋同性需要实施差异化战略，包括产品质量、品牌、服务等多个层面的差异化。差异化战略的实施依赖于独特的要素投入、技术研发和严格的生产作业、营销管理等。如罐坝村引入西南大学科研团队提供技术指导，为干屏村获得了县政府所聘请的石河子大学教授和大英县本地专家的技术支持，推进产品品质的差异化。

(2）社会资本的投入是创新的有利条件。社会资本的投入有利于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更好地将人才、技术、管理等现代生产要素注入农业农村，促进现代农业生产体系、产业体系和经营体系的建设。样本村所引进的社会资本，一方面推进了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生态化的现代种养业的发展。如2020年，天印村依托古传、印天湖2家现代农业公司，建成了西南地区最大的标准化枳壳产业园，成功获批“枳海桑田”市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另一方面参与了乡村服务业发展，综合开发利用农村生态、文化等资源，推动农商文旅融合发展。如2015年，蛇形村等引入社会资本打造的“香水百荷”景区推出赏景、游园等十多个游玩项目，农户将自住房改建成不同档次的农家乐，为游客提供农家民宿。2018年，为干屏村依托“万亩桃花”和民俗文化资源，引入社会资本打造“宋井桃蹊”旅游景区，塑造乡村品牌。

(3）三产融合、“三链”重构是创新的主要方向。在升级改造传统农业的基础上，通过培育农产品加工行业，发展电子商务等打通供应链，拉动乡村旅游发展，不少村庄探索出三次产业融合的有效路径。例如，土门垭村以枳壳、刺梨等中药材种植、加工为主导，发展药旅、药膳、药疗等多种农旅融合业态，打造“康养+旅游”特色产业。天印村探索现代农业产业园综合开发，打造集休闲垂钓、观光旅游、采摘避暑为一体的现代综合农业园区，并建成潼南首个乡情馆，集中展示农耕乡土文化，丰富旅游元素。为干屏村每年3月举办桃花美食节，实现二、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罐坝村2013年开始探索“田园经济模式”，建立现代农业农村景点，并成功承办了“潼南蔬菜博览会”“太安鱼美食节”等乡村旅游项目，发展了集吃、住、玩为一体的农家小院20余家，形成“蔬菜宴”“农家饭”美食标志，打造“潼南农家”特色品牌。在产业融合发展过程中，产业链的延伸推动了价值链、利益链重构，形成组织模式创新，如罐坝村“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产业经营模式，为干屏村“产联式合作社”的运作模式，天印村“村集体+农户+基地”的经济联合社模式等。

从样本村庄的实践可以发现，乡村产业发展中风险预期以及与示范区的差距，成为乡村产业创新发展的压力，也是乡村基层组织在实践中进行产业调整，适度改变的驱动力。在具备足够的创新条件支持的情境下，如上级政府的项目支持、社会资本投入、现代化要素的引入等，乡村产业的创新实践将得以推进。乡村产业的创新发展主要基于规模化、组织化的产业基础，通过社会资本的投入与集体经济的支持，集聚市场化要素，推动农业“接二连三”，进而延伸产业链、价值链，深化产业融合。乡村产业的升级创新本质上也是农业功能不断拓展的过程，从以产品功能为主，逐渐转变为重视生态、文化等功能的开发，这与乡村振兴战略高度一致。即以产业振兴为基础，推进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进而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综上，基于社会学习理论，可以将乡村产业发展的主要路径归纳为“学中干”和“干中学”两个阶段（图2）。

图2乡村产业发展的“学中干”与“干中学”路径  

五、主要结论及其启示

上述研究表明：由于自然环境与资源禀赋的相似性，乡村产业发展主要是以传统农业为基础，逐渐推进种养业的规模化、组织化、集约化，使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可视为“学中干”的模仿阶段。为了促进农业现代化，村庄会努力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条件，进行环境（土地）整治，并且盘活农村集体资产。乡村产业的趋同性与市场风险迫使乡村产业寻求创新发展，而社会资本参与将成为有利条件。产业创新发展主要通过引入新的生产要素、推进产业融合发展、延伸产业链、拓展价值链来实现，可谓“干中学”过程。乡村产业创新发展会优化利益联结机制，表现为具有地域特色的组织模式。

相对于已有研究，本文强调了在目前我国农村改革推进工作的示范创建背景下，乡村产业发展中的社会学习作为示范效应形成的关键一环，在乡村产业发展推进乡村振兴的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运用社会学习理论，从乡村产业发展的“学中干”和“干中学”过程，剖析乡村产业发展的内在逻辑，能够更好地揭示乡村产业发展随着社会环境、市场环境的变化所呈现出的观察学习和进行模仿的过程，以及主动探索性学习，推进“三链”（产业链、价值链、利益链）创新的过程。

以上研究结论对于推进我国乡村产业发展具有如下启示：

一是应慎重选择榜样（试点），增强示范的正向激励。榜样选择是学习与模仿对象的社会学习能否成功的重要基础。乡村产业发展要避免仅关注榜样成功这一结果，而忽略了乡村产业发展所需的要素条件与营商环境。这意味着学习者要立足于本村的资源禀赋情况，避免选择差距过大的示范村，而应当选择与本村条件相似的一些示范村作为学习对象，强化示范的正向激励。

二是要做好产业规划，实现有效的“学中干”模仿。乡村产业发展强烈依赖于地方性的自然生态资源，因而行业选择与产业规划要求遵循因地制宜原则。换言之，基层政府与村集体经济组织要充分考虑农业生产的自然特性和农产品的生物特性，避免盲从“试点”或者生搬硬套，明确能够从中模仿的产业发展内容和能够在当地再现的“试点村”的内容。

三是从模仿到“干中学”的创新转变，不仅依赖于前期“学中干”的经验积累、产业基础等，还需要借助政府的力量，有效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到乡村产业链的延伸拓展中，从而实现乡村产业发展的质量提升与“三链”优化。同时，在社会资本的介入下，政府需要关注乡村产业发展的出发点，即促进农民增收，更好地实现共同富裕；需要重视小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利益联结、利益分配等制度机制的设计，平衡好小农户与其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间的利益诉求，构建起乡村产业发展的长效机制，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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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邹宝玲,陈宇丹.从“学中干”到“干中学”:乡村产业发展的社会学习路径[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4(04):8-15.

基金资助: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1ZDA062)､重点项目(21AZD032);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2022N DYB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