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摩洛哥犹太人阿利亚运动的背景

犹太人长期生活在摩洛哥,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和善于经商的头脑,历来受到统治者的青睐,对其实施友好、宽容的政策。以色列建国后,在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和以色列政府的策划下,摩洛哥犹太人开始前往以色列定居。

(一)犹太人在摩洛哥的悠久历史

摩洛哥作为亚非欧之间交流的桥梁,形成了复杂的民族、部落和宗教关系。公元前813年迦太基城建立后,犹太人曾跟随腓尼基船队在北非海岸线航行。公元前587年所罗门神庙摧毁后,犹太人首次大规模向摩洛哥迁徙,在阿加迪尔的小阿特拉斯山建立现存最古老的犹太社区。[1]罗马帝国、汪达尔王国和拜占庭帝国时期,一些当地柏柏尔部落在同犹太人互动过程中改信了犹太教。公元7世纪末,摩洛哥进入伊斯兰教王朝时期,犹太人作为迪米受到保护,鼓励犹太人在摩洛哥经商,收取数量可观的吉兹亚。摩洛哥马林王朝时期,基督徒重新占领了伊比利亚半岛,犹太人向摩洛哥瓦塔斯王国迁徙,多数在首都非斯定居。15世纪末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导致犹太人被驱逐出伊比利亚半岛,大量犹太人向摩洛哥集聚,形成第二次迁徙高峰。摩洛哥本土犹太人遵守当地习俗和塔木德教义相结合的法律,重婚甚至一妻多夫现象存在;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犹太人遵守卡斯蒂亚利亚法和塔木德教义相结合的法律,伊比利亚拉比禁止重婚。最终,两个犹太群体的新旧传统相互交融,形成独特的摩洛哥犹太文化。大航海时期,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摩洛哥犹太人跟摩洛哥沿海的葡萄牙殖民者取得联系,从事伊斯兰教禁止穆斯林涉足的金融业。凭借着巨大的财富,摩洛哥犹太人对阿拉维王朝的兴起和发展作出显著的贡献。19世纪,摩洛哥国内政治不稳定,沿海摩洛哥犹太人经济富裕且日常与西方国家有经济往来,犹太人成为统治者打击的对象和与西方殖民国家交战失利的替罪羊,犹太教堂被捣毁,犹太人受到不公平对待,大约1000多个摩洛哥犹太家庭在亚马逊橡胶热潮时期逃往巴西。维希法国统治时期,政府颁布反犹太主义法令,将犹太人排除在摩洛哥公职之外。二战结束后,犹太人摆脱了维希政权的歧视,国内共有约25万至35万名犹太人在摩洛哥生活,[2]成为北非最大的犹太人社群。1956年摩洛哥独立,犹太精英在一些重要的政治职位崭露头角,包括邮电部长和三名摩洛哥议会议员。

(二)摩洛哥国王保护犹太人

穆斯林和犹太人在摩洛哥长期和平共存,摩洛哥是伊斯兰世界最亲犹的国家。拥有良好教育背景的犹太精英受到摩洛哥国王的青睐,将他们委以重任。马林王朝国王阿卜杜勒·哈克二世曾任命犹太人为首相。摩洛哥国王容许国内犹太人生活在半自治的梅拉斯(Mellahs),通常位于国王或地方行政长官官邸附近,由马拉喀什向拉巴特和塞拉等地发展,保护他们免遭当地穆斯林的骚扰。维希法国统治时期,纳粹宣传部控制了摩洛哥所有公共宣传渠道:报纸、杂志、书籍、电影和广播,德国特工在市场上宣传反犹思想。但是,当时摩洛哥90%穆斯林是文盲,收音机普及率极低,只能听懂柏柏尔语和阿拉伯语,而且穆斯林和犹太人长期生活在一起,西方国家的入侵加深了摩洛哥国民的凝聚力,国家认同高于宗教和民族认同,维希政权的反犹宣传收效甚微。[3]维希政权要求摩洛哥犹太人佩戴象征屈辱的黄色星章,遭到国王穆罕默德五世的拒绝。同时,穆罕默德五世也一直拒绝将摩洛哥犹太人送往集中营。摩洛哥独立后,犹太公民享有平等的权利,穆罕默德五世将政府重要的职位留给犹太人。以色列建国导致阿拉伯和犹太人之间发生冲突,摩洛哥也出现了族群关系紧张现象,在穆罕默德五世和哈桑二世的保护下,国内的犹太社区基本安全。哈桑二世被认为是中东的温和派,与其他伊斯兰国家不同,摩洛哥是美国的传统盟友,一直同以色列有接触。1961年埃格兹(Egoz)移民船沉没后,以色列政府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在哈桑二世的秘密授权下,在穆罕默德·奥夫基尔将军的监督下,大量摩洛哥犹太人涌入卡萨布兰卡港,通过雅金行动前往以色列。同时,哈桑二世也重视国内的犹太文化,邀请犹太精英做国王顾问,保护摩洛哥犹太人教堂和坟墓,保持同海外摩洛哥犹太人联系。

(三)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参与

摩洛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开始于1900年,当地拉比同犹太复国主义创始人赫茨尔取得联系,在1921年召开第五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宣布在摩洛哥成立犹太复国主义分支,乔纳森·提尔茨被派往摩洛哥并成立宣传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未来光辉报》。但是,出于政治安全、经济环境和社会地位的考虑,二战以前很少有摩洛哥犹太人向巴勒斯坦地区移民。1912年以后摩洛哥大部分领土变为法国和西班牙的属地,殖民政府对摩洛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镇压,英国严格限制犹太人向巴勒斯坦地区移民,也造成摩洛哥犹太人出走的人口较少。[4]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结束统治以来,犹太人从非斯、梅克内斯、巴拉特和马拉喀什等大城市逃往周边村镇,由于居住环境过度拥挤,二战后这些人希望在巴勒斯坦地区提高生活水平。以色列建国引起摩洛哥犹太青年的移民倾向,同时,法国殖民当局拒绝将法国国籍授予受过高等教育的摩洛哥犹太精英,他们对政府表示不满,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在知识分子群体中深受欢迎。以色列建国后,在法国殖民当局的批准下,很多摩洛哥犹太家庭在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协助下,利用慈善机构前进党组织摩洛哥犹太人前往以色列。1947—1948年,阿利亚B摩萨德秘密将百名摩洛哥犹太人送往阿尔及利亚沿海港口,登上开往巴勒斯坦地区的轮船。但是,前两艘客船被巴勒斯坦地区的英国殖民当局中转至塞浦路斯,直到以色列独立才离开塞浦路斯,第三艘搭载44名摩洛哥犹太人的轮船成功抵达巴勒斯坦地区。1949年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在卡萨布兰卡、非斯和马拉喀什成立前进党办事处,在距离马扎甘26公里的地方搭建过境营,协助摩洛哥犹太人途径法国马赛前往以色列。早期的阿利亚运动中,主要由以色列政府主导的阿利亚B摩萨德、国际犹太人联盟、世界犹太人大会、美国犹太人分配委员会、希伯来移民协助委员会(HIAS)和摩洛哥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负责,从1951年起每年有2.5万名摩洛哥犹太人向以色列移民。

(四)以色列政府的支持

以色列建国初期的人数远少于周边伊斯兰国家,以色列政府大力推动阿利亚运动,才在中东生存下来。20世纪30年代,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担心大量贫穷的犹太人涌入巴勒斯坦地区导致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降低、经济的崩溃和犹太模范社会愿望的流产,积极推行务实的、限制性的阿利亚运动。二战时期的大屠杀使犹太复国主义领导层改变了想法,犹太复国主义执行委员会主席本·古里安由刚开始的选择性的阿利亚运动,转变为大规模的阿利亚运动,政府极力宣传犹太复国主义和弥赛亚思想,呼吁将100万境外犹太人带至巴勒斯坦。[5]1948年6月7日,摩洛哥乌季达和杰拉达爆发反犹骚乱,43名犹太人和1名法国人被杀害,[6]这促使以色列政府重视摩洛哥犹太人阿利亚运动,保护同胞免遭迫害。老人、病人和贫困新移民消耗了以色列的公共资源,大规模的阿利亚运动导致1951年经济危机,随后本·古里安减缓了摩洛哥犹太人阿利亚运动。1954年8月,摩洛哥珀蒂让出现反犹暴动,[7]7名犹太人被杀害,以色列提高引进摩洛哥犹太人的比例。身体健康的和年轻的摩洛哥犹太人优先前往以色列,保障获得新的住房和食物,大部分被送往以色列北部和南部的农业定居点,形成全国范围内的开发镇。[8]法国全权代表弗朗西斯·拉科斯特认为摩洛哥犹太人加入以色列哈加拿,加剧了阿以冲突,随后阿利亚运动遭到法国殖民当局的严格控制。1956年摩洛哥独立,对新政府的不信任导致超过10万犹太人希望前往以色列,但以色列每月仅能接受3000名摩洛哥犹太人。新政府禁止犹太人移民并取消了他们的护照,驱逐在摩洛哥的以色列阿利亚工作机构,摩洛哥合法的阿利亚运动完全停止,本·古里安对此表示失望。此后,以色列政府主导的摩洛哥阿利亚运动转入地下。

二、摩洛哥犹太人阿利亚运动的过程

摩洛哥独立后,法国殖民当局的撤离和阿以战争的影响导致国内族裔关系紧张,在摩洛哥政府的默许下,以色列政府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组织了早期阿利亚、雅金行动和壁画行动,数量庞大的摩洛哥犹太人抵达以色列。

(一)摩洛哥独立后早期的阿利亚运动

1956年摩洛哥独立,穆罕默德五世承诺国内犹太公民享有平等权利,愿意将犹太人安排到政府重要的部门。同时,穆罕默德五世迫于埃及总统纳赛尔的压力,关闭通往法国马赛的过境营,但仍有9000名犹太人抵达杰迪代。经过摩以多轮谈判,摩洛哥政府允许马扎甘过境营的摩洛哥犹太人离开,于1956年10月29日关闭该过境营。此后,以色列政府秘密从事阿利亚运动,摩萨德和希伯来移民援助协会(HIAS)合作,在摩洛哥以米塞雷的名义建立地下阿利亚运动网络,由什洛莫·哈维洛负责。首批来自阿特拉斯山脉的犹太人乘车前往丹吉尔,使用西班牙的通行证中转直布罗陀或阿尔赫西拉斯,然后再前往以色列。1957年7月,摩洛哥政府关闭犹太人离境的口岸,西班牙和以色列政府秘密通过休达和梅利利亚中转摩洛哥犹太人,这两个城市是同摩洛哥接壤的西班牙海外自治领地。1958年摩洛哥和西班牙关系恶化,什洛莫·哈维洛利用私人船只运送犹太人。1959年穆罕默德五世认为犹太人是摩洛哥不可缺少的族裔,宣布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为非法组织,中断同以色列的邮政关系,禁止移民到以色列,这一举措迫使摩洛哥犹太人秘密通过海路逃往西班牙或法国。艾塞尔·哈尔(AyselHal)在卡萨布兰卡秘密制作假护照,方便摩洛哥犹太人离境。1961年埃格兹(Egoz)轮船在地中海沉没,船上搭载44名准备从西班牙或法国中转至以色列的摩洛哥犹太人。“埃格兹沉船事件”引起摩洛哥安全部门的高度警惕,他们摧毁了摩萨德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移民网络,被抓的组织人员遭到摩洛哥政府的惩罚。

(二)关注摩洛哥犹太儿童的壁画行动

埃格兹轮船的沉没震惊了国际社会,船内一半乘客是犹太儿童,摩萨德希望将愿意前往以色列的摩洛哥犹太儿童带往以色列。国王哈桑二世在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下,私下允许摩洛哥犹太人使用护照前往以色列,造成摩洛哥犹太人向以色列移民的浪潮。以色列政府任命历克斯·加特蒙为卡萨布兰卡犹太事务的主管,犹太儿童保护机构主任雅克·布洛赫负责这次行动,代号“壁画”的28岁年轻人大卫·利特曼负责具体实施。为保证壁画行动的顺利进行,整个过程需要严格保密,利特曼在摩萨德的监督下落实该计划。1961年利特曼到达摩洛哥卡萨布兰卡,以妻子吉赛尔和5个月大的女儿戴安娜为掩护,入住卡萨布兰卡最高端的安法酒店,对外声称国际儿童福利组织(OSSEAN)大使。利特曼同摩洛哥政府取得联系,其中一名是安全部门的高级官员,介绍自己是关注儿童福利的英国籍基督教徒,负责管理国际儿童组织在卡萨布兰卡的办事处。随后,利特曼同摩萨德特工贾德·哈沙尔和宾哈斯·卡锡尔劝说卡萨布兰卡的犹太父母,希望他们的孩子前往以色列定居。然后,利特曼游说摩洛哥政府,证明这次行动是一场摩洛哥儿童在瑞士的公益活动,成功获取政府颁发的儿童集体护照。1961年6月26日至7月27日,5个车队搭载530名犹太儿童抵达瑞士,然后从瑞士中转至以色列,几年后他们与父母在以色列团聚,壁画行动取得成功。

(三)大规模的雅金行动

哈桑二世继位后,希望将摩洛哥建设成为现代化国家,因当时以色列建国已成既定事实,他想利用犹太人、以色列同美国的关系发展经济,于是改变了对摩洛哥阿利亚运动的态度。杰拉达过境营聚集着大量犹太人,有限的食物供应和恶劣的生活环境导致生病率和死亡率的上升,给摩洛哥政府带来巨大的压力。两次中东战争也导致国内反犹情绪上升,加剧了宗教冲突的可能性。在哈桑二世的授权下,摩洛哥和以色列恢复了谈判,摩萨德米塞雷部门、希伯来移民援助协会同穆莱·阿里(MoulayAli)王子和劳工部长阿卜杜·卡迪尔·本杰隆开始秘密协商。在哈桑二世和本·古里安的同意下,摩洛哥和以色列达成一项经济协议,允许国内犹太人通过集体护照的形式离开摩洛哥。为弥补犹太人向以色列移民给摩洛哥带来的损失,先赔偿摩洛哥50万美元的经济损失。另外,前5万名离境的摩洛哥犹太人,每人赔偿摩洛哥100美元的经济损失,其余的人支付250美元。[9]行动所需的费用由美国的希伯来移民援助协会资助了约5000万美元。摩洛哥安全部门高官穆罕默德·乌夫基尔处理具体事务,确立了集体护照原则。1961年11月7日,摩洛哥政府给犹太人签署了集体护照。第二天,摩萨德组织摩洛哥犹太人移民,全程在夜间进行,卡萨布兰卡和丹吉尔的机场和港口由摩萨德控制,中转法国和意大利,首批摩洛哥犹太人抵达以色列。1961年到1965年,超过10万名摩洛哥犹太人离境,大部分前往以色列,其余的迁徙到法国、加拿大和美国等国家,雅金行动圆满结束。[10]

三、摩洛哥犹太人阿利亚运动的影响

摩洛哥犹太人移民到以色列,活跃在以色列社会的各个领域,为以色列的建设和发展注入活力。摩裔犹太人对摩洛哥的认同感,促使以色列和摩洛哥关系温和,有利于中东地区和平与稳定。

(一)提升了以色列综合国力

以色列独立前,迁徙到巴勒斯坦地区的摩洛哥犹太人以年轻人为主,加入准军事组织哈加纳,防止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袭击和对英国殖民当局进行恐怖活动。以色列独立后,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分工的完善、政治框架的形成和精英政府的有效运作,使得国家有能力接纳大量犹太移民。摩洛哥犹太人的大量涌入,短时间内人口数量直线上涨,摩洛哥新移民的高出生率导致未来几年人口的持续增长,摩裔犹太人成为以色列第二大族群。摩裔犹太青年加入以色列国防军,保护以色列领土不受侵害。1951年,以色列政府颁布新的移民政策,优先选择健康的、年轻的摩洛哥犹太移民,体质较弱的犹太人留在摩洛哥。所以,与大屠杀幸存者不同,大多数摩洛哥犹太人是潜力的年轻群体,成为以色列的人口红利,为经济建设作出巨大的贡献。摩洛哥犹太人被安排到全国范围内的开发镇，配备医院、学校、杂货店、就业办公室和犹太教堂,开发镇逐渐发展成城镇。在前往以色列之前,摩洛哥女性犹太人主要照顾家庭,很少参加普通教育或现代职业培训。以色列作为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政府希望摩洛哥新移民能够融入工业社会,摩洛哥女性犹太人通过广泛的普通教育或现代职业培训,在各个领域实现自身的价值。犹太移民为以色列工业化提供了劳动力和日益增长的国内市场,促进了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在工业化和外来移民的双重驱动下,以色列城市化也出现了加速发展的趋势。[11]在以色列政府部门活跃着众多摩裔犹太人,包括雅金行动期间到达以色列、曾任内塔尼亚胡内阁宗教事务部长的拉科弗·玛吉。法国、加拿大、西班牙、美国和南美洲等国也分布着大量摩裔犹太人,跟以色列境内的摩裔犹太人关系亲密,这些都有利于以色列同这些国家进行官方往来。

(二)形成了摩以特殊关系

犹太人在摩洛哥拥有悠久的历史,是北非最大的犹太族裔,他们既是摩洛哥人,又认同宗教圣城耶路撒冷。穆斯林和犹太人在摩洛哥历史上长期和平共存,他们共同庆祝传统的莫米纳节(Mimouna),很多犹太人是国王的资深顾问和政府的重要官员,其中包括穆罕默德六世的高级顾问安德烈·阿祖莱,摩洛哥成为伊斯兰世界最亲犹的国家。近年来,犹太人老龄化严重,摩洛哥希望犹太族裔消失前,能够传承犹太文化。民间组织向穆斯林青年科普犹太历史和修复犹太建筑,2011年成功举办了“大屠杀”主题的学术会议。现任国王穆罕默德六世是伊斯兰世界首位承认“大屠杀”的国家领导人,珍视摩洛哥犹太文化,2011年宪法体现了希伯来语和犹太人对摩洛哥多元社会的贡献。从2011年起,政府大规模修复国内的犹太教堂和墓地,恢复了110个犹太教堂和阿拉伯世界唯一的犹太博物馆。以色列拥有110万摩裔犹太人,直接影响以色列大选,在国内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摩裔犹太人也热衷前往摩洛哥寻根,每年约有45000名以色列游客访问摩洛哥,发掘祖辈生活的痕迹,发现犹太人和柏柏尔人共存的街市文化、犹太人生活过的梅拉斯、功能齐全的犹太教堂和保存完好的犹太墓地,加深了对摩洛哥的好感。摩洛哥是美国传统的盟友,因伊朗支持西撒哈拉人民解放阵线导致摩伊两国关系紧张,摩洛哥和以色列关系温和。1994年,双方在拉巴特和特拉维夫开设联络处。2006年2月,以色列工党领袖佩雷茨访问摩洛哥,穆罕默德六世友好接见。在经济方面,摩洛哥向以色列提供沙丁鱼和橄榄等农业产品,以色列给摩洛哥提供农业灌溉技术和设备,摩洛哥的免税政策吸引以色列农场主种植杏仁、枣和橄榄等农产品。摩洛哥和以色列经常进行文化交流,仅2018年6月就有三个摩洛哥民间社团访问以色列,以色列代表团也参加在摩洛哥举办的国际气候大会、柔道大赛和地中海会议。

(三)有利于中东和平进程

摩洛哥的国教是伊斯兰教,是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成员和伊斯兰世界重要的组成部分。摩洛哥是美国的传统盟友,是阿拉伯世界最不反犹的国家,可以同以色列正常交往。20世纪50年代后期,摩洛哥和以色列之间频繁接触,双方协商阿利亚运动的具体内容。哈桑二世继位后,放弃了同埃及纳赛尔政权结盟的政策,倒向了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亲西方阿拉伯国家阵营,改善同以色列关系。在雅金行动中,摩萨德特工贾德·哈沙尔和宾哈斯·卡锡尔与摩洛哥安全部门进行合作。随后,摩洛哥高级军事官员穆罕默德·乌弗基尔访问以色列,摩萨德领导回访摩洛哥并讨论中东地区局势,前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认为哈桑二世比其他伊斯兰国家领导人更重视以色列。1979年,哈桑二世邀请以色列总理拉宾,商讨以色列和埃及关系正常化的途径。一年后,摩洛哥促成了以色列和埃及外交部长之间秘密的会晤,为萨达特访问以色列铺平了道路。1981年11月,摩洛哥举办第十二次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通过了沙特提出的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八项原则。20世纪70年代,摩洛哥在以色列和埃及之间进行调解,推动中东和平进程的发展。1989年,摩洛哥举办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第四次特别会议,首次承认以色列作为主权国家的存在。20世纪90年代,摩洛哥积极推动巴以和谈,最终奥斯陆协议生效。1993年9月,拉宾和阿拉法特在华盛顿签署了原则宣言,中途访问了摩洛哥,感谢摩洛哥在中东和平进程中的建设性作用。2016年9月,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派他的犹太裔顾问安德列·阿苏莱出席前以色列总理佩雷斯的葬礼。2018年1月31日,摩洛哥外交和国际合作服务部长纳赛尔·布里塔在布鲁塞尔参加巴勒斯坦人民协调特设部长级会议,重申了现任国王穆罕默德六世致力于促成中东永久和平的承诺。

四、结语

摩洛哥犹太人是北非最大的犹太人群体,人数曾高达25万,犹太人和柏柏尔人共同创造了摩洛哥多元的文化。以色列独立后,摩洛哥犹太人经历了持续时间久、涉及范围广和人数众多的阿利亚运动,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策划、以色列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摩洛哥政府的默许是阿利亚运动成功的主要原因。摩裔在以色列成为仅次于俄裔犹太人的族裔,提升了国家的综合实力,人口红利也促使以色列经济快速发展。庞大的群体影响着以色列的经济发展和政治走向,很多摩裔犹太人在以色列政坛大放光芒,包括前工党主席和国防部长阿米尔·佩雷茨。摩洛哥犹太人持续向以色列移民,形成摩洛哥和以色列特殊关系,双方政府都将犹太文化视为本国宝贵的文化财产。摩洛哥保存完好的犹太文化,造成摩裔犹太人对摩洛哥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两国民间在旅游、探亲和经贸方面互动频繁,成为中东地区穆斯林和犹太人和平相处的典范。摩洛哥是阿拉伯国家联盟的一员,摩以双方关系温和,摩洛哥王室多次促进阿以和解,在阿以和谈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有利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参考文献：

[8]林广.以色列城市化进程中的政治因素——以新城镇为例[J].世界历史,2006,(5).

[11]徐继承.以色列城市化进程中的移民因素[J].安徽史学,2011,(30).

任晓宇.1948—1965年摩洛哥犹太人阿利亚运动研究[J].哈尔滨学院学报,2020,41(04):112-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