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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1949年中美南京商谈
摘要：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的态势在解放战争后期渐趋明朗。美国担忧中国变成苏联的附庸,在美苏对抗的冷战格局下,开始调整对华政策，同意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尝试在南京与中共领导人接触进行和解。由于美国不可能放弃在华既得利益也无法跨越意识形态的鸿沟，中国为保障新中国的诞生和顺利建设，急需找到可靠联盟，基于双方根本利益冲突，导致南京商谈无果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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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至7月,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和中共代表黄华在南京进行了四次商谈,就中美是否能够实现和解等问题交换了意见。这次商谈是冷战背景下中共和美国进行的互相试探和摸底的考察,有些学者将其视为一次“失去的机会”。考察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分析中美之间的利益重合和利益冲突,能够对解放战争后期的中美关系有进一步的了解。
一、南京商谈的缘起
二战结束后,美国试图称霸全球,这与苏联维护自身安全的国家战略产生冲突。国家利益的相悖加上意识形态的巨大差异促使美国和苏联无法维持雅尔塔体系的固有局面,但鉴于二战给全人类带来的巨大创痛,双方都不愿再次陷入战争的泥潭,于是采取了冷战的特殊格局,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发展因而深受影响。中国国内形势也在发生着巨大改变,三大战役的胜利导致国民政府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倒台已成必然。
面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美两国都在灵活的调整外交政策,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利益。1948年9月8日,一份名为《重新审查和制订美国对华政策》文件的出台,意味着美国对华政策开始转变。这份文件指出:鉴于目前国民党的不利局势,“我们需要有随风转向、甚至抛锚停船的自由,直到确定航向为止”。[1](P8)美国应该采取的对策是:“一继续承认现在的国民政府,二等到国民党崩溃后根据当时情况决定承认中国新政权的问题,三尽最大可能阻止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1](P12-13)1949年1月,美国宣布结束参加训练国民党军队的工作,次日撤销美国联合军事顾问团,这些举措表明美国意欲从中国内战中脱身。但除此之外,其他方面美国的举动又与脱身政策相悖离。同年2月初,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向国会建议暂停对华一切军火援助,但杜鲁门总统对此提议并未理睬。《1948年援华法》本应到1949年4月自然终止,美国应立即停止向国民政府拨款,但国务卿艾奇逊却又提出要延长拨款的使用年限,并要求只能用在非共产党统治的地域。这些相互矛盾的举措显示美国并未下定决心。与此同时,对即将赢得政权的中国共产党,美国国内也始终捉摸不定,美国国内关于中苏关系大致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民族独立意识强烈,而苏联存在大国沙文主义倾向,两种矛盾无法调和,中共并不会成为苏联的“附庸”。另外,中国想要恢复和发展经济,仅依靠苏联的援助是不够的,而且如果一味依靠苏联也会招致斯大林的反感,所以中国与美国搞好关系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解放战争从属于以苏联为首的世界革命,而且中共与苏联意识形态相近,美国应抓住机会,全力阻挠新中国建立,以免中苏结盟后苏联力量愈加壮大。鉴于中苏关系的不明朗局面,美国既不完全从内战脱身,也不放弃与中共接触。
中共出于多方面利益考量,与美国实现和解也被纳入思考范畴。首先,从安全角度来说,此时中共领导人仍然不能确定美国是否会派兵援助国民政府,所以为了取得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需要通过接触了解美国下一步的军事计划。黄华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要了解美国是否有军事干涉的意图”。[2](P254)其次,从经济角度考虑,当时中国国内民生凋敝,经济濒临崩溃,如果能获得美国的经济援助,便能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1949年4月,毛泽东同苏联特使在交谈中也表示:“为了经济需要不得不同资本主义国家保持一些事实上的关系。”[3]此外,从长远来看,一个国家不可能孤立的独立于国际舞台,如果美国能够率先承认新中国,中共将打破外交孤立,提升自己在国际上的地位。鉴于此,当司徒雷登留在南京并发出谈判信号时,中共领导人也向前迈出一步,试着与之接触,南京商谈即是中美在利益驱动下进行的互相试探和摸底。
二、南京商谈的内容
1949年3月10日,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致电美国国务院,表示想要留在南京寻找恰当时机对中共领导人进行游说,目的是打消双方对彼此的疑虑,同时让美国的“民主”影响渗入一个共产党统治的中国,使其更加宽容。[4](P228)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对此表示赞成,但要求严格保密。艾奇逊在致司徒雷登的电文中阐明了美国承认新政府的三项条件,让司徒雷登据此掌握谈判的底线。这三项条件是:“一是它在事实上控制着国家的领土和行政机关,二是它既有能力又有愿望承担其国际义务,三是它的执政得到其国内人民的普遍认可。”[1](P74)并指出,目前美国政府无意在事实或法律上草率地承认共产党。针对司徒雷登抛出的“橄榄枝”,中共领导人及时做出了回应。1949年4月中旬,周恩来派遣燕京大学校友黄华到南京外务局工作,同老校长司徒雷登进行非正式接触。同年5月10日,毛泽东对此次与司徒雷登的会面提出几点意见:(1)黄华同司徒雷登的会面要以侦查美国政府之意向为目的。(2)见面时多听司徒雷登讲话,少说自己的意见,在说自己意见时应根据“李涛声明”。(3)如果美国政府显露出想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意愿,黄华应表示让其停止一切援助国民党的行为,并断绝和国民党反动残余力量的联系。(4)与司徒雷登谈话应申明是非正式的,因为双方尚未建立外交关系。[5](P87-88)黄华与司徒雷登在1949年5月13日至7月25日,共进行四次私人会面商谈,时间分别是:5月13日、6月6日、6月28日、7月25日。
1949年5月13日,黄华与司徒雷登进行了非正式的第一次谈话。司徒雷登表达了自己强烈的和平意愿和对战争难以描述的厌恶,谈到最近的危险局势和人民愿望之间的相悖,表示目前的形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误解、猜疑所造成的,可以通过坦诚相见消除掉。黄华则批评了美国援助国民党打内战所犯的错误。当黄华谈及对新中国政权的承认问题时,司徒雷登含糊其辞的解释说:“国家的政府问题是一国的内政,现在共产党还没有建立自己的政府。”“按照国际惯例,任何得到本国人民支持的、能够并且愿意履行国际义务的政府都会得到承认。因此,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只有静观中国局势发展。”[1](P98)同时,司徒雷登表示美国并不想陷入中国内战之中,他已提议在上海解放后,将美国经济署的棉花、面粉和其他物资移交给中共来帮助上海恢复生产,而这些东西原本是打算援助蒋介石政府的。对此黄华指出美国既然已经表明不干预中国内政,就应该撤出在青岛的军舰和海军,防止冲突的发生。至于粮食和棉花等物资,黄华表示拒绝。在中国新政府的构成问题上,司徒雷登提出希望中国政府广泛吸纳民主人士参与政治。对此黄华表示中国人民会自己决定如何组建政府,不需要外国干涉。
1949年6月6日,黄华同司徒雷登进行了第二次接触。司徒雷登在谈到台湾问题时表示由于对日条约尚未签订,所以台湾地位目前未定。对此黄华加以驳斥,强调台湾自始至终都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绝不允许政府利用和平条约的缺失来制造新的分裂”。[6](P118)在中美关系问题上,黄华表示中美若要建立新关系,美国首先应停止援助并断绝同国民党逃亡政府的一切联系。司徒雷登却仍旧坚称目前美国处在被动状态,只能静观局势发展。同时司徒雷登还提醒黄华,“事情有两方面:一方面,美国完全承认中国人民有权拥有他们所希望的任何形式的政府;另一方面,如果这个中国政府推行有损双方互利的或致力于推翻别国政府的政策,那显然就不仅仅是中国自身的问题了。”[1](P100)司徒雷登询问黄华中国首先是共产化还是工业化,联合政府是否有可能包括国民党自由派人士和其他民主人士等问题,黄华表示这些问题都要完全由中国人民自己做主。
1949年6月初,司徒雷登的助手傅泾波向黄华提出司徒雷登想在返美前到北平与中共领导人会面,以了解他们的意见便于回国后作出努力。经黄华请示,中共领导人认为同司徒雷登接触借助非官方渠道比较好,于是让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致信邀请司徒雷登前往燕京大学进行访问,并暗示司徒雷登如果北上北平,将有机会与毛泽东和周恩来会面。司徒雷登接到信后不确定其中含义,让黄华请示北平做出确认。收到北平的指示后,黄华于6月28日第三次与司徒雷登会面,告知司徒雷登中共领导人批准他的燕京之行。司徒雷登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但又疑虑重重,因此向艾奇逊请示。7月1日,艾奇逊批示“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访问北平”,[1](P104)由此宣告了南京商谈的破产。
在司徒雷登办理离华手续时,他同黄华又进行了一次会谈,这次会面的时间是7月25日。司徒雷登问黄华希望看到怎样的美国对华政策,黄华申明美国必须真诚对待中国人民,彻底放弃错误政策。司徒雷登认为美国政府在短期内不会有什么举措,应该从长远角度看事情的发展,并再次解释美国不愿意看到中国内战。对于毛泽东6月15日在政协预备会议上的讲话和6月30日发表的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司徒雷登说前者可以接受,后者则带有偏见。此外,司徒雷登还比较关心居住在上海的美国人的安全问题,对此黄华回答说会平等的对待所有外国侨民,保护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从这四次的交谈中可以看出,中共领导人最为关切的问题是美国是否能彻底断绝与国民党的联系,承认新中国政权。但在此核心问题上,司徒雷登却从未给予明确答复。司徒雷登留在南京,正如美国一位历史学家所言:“此举并不意味着(美国)政府准备与国民党政权断绝一切关系,也不意味着美国政府急切地朝着和中共建立友好关系的方向发展。”[7]事实的确如此。
三、南京商谈破裂的原因探析
美国国务院之所以不赞同司徒雷登北上北平,主要存在以下三种担忧:(1)北上北平会引起美国民众的批评,使国务院处于尴尬境地。很多美国民众对共产主义有偏见,认为共产主义者的最终目的是要掀起世界革命、破坏和平,所以对此怀有强烈的畏惧心理。杜鲁门政府一直坚持反共立场赢取民心,北上北平会使其失掉不少选票。(2)北上北平会使其他国家的在华外交使团发生误解。美国早先游说西方各国不要草率承认新中国,提出建立联合阵线对华采取一致态度,这时若允许司徒雷登北上北平将失信于各国。(3)北上北平会影响国务院对西欧的援助计划。1949年美国政府的外交重点是在西欧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并向其提供军事援助,这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外援计划,需要国会给予极大地支持,而院外援华集团和共和党一直反对放弃国民党政权,若这时杜鲁门政府对中共让步,会给院外援华集团和共和党留下话柄,从而危及政府对西欧的援助计划。由此可见,北上北平关系着杜鲁门政府执政地位,影响着美国与苏联争霸的全球战略,艾奇逊否决北平之行便不难理解了。
站在中共领导人的角度进行分析,此次南京商谈也不具备条件。首先,美国以“既有能力也有愿望承担国际义务”为承认新中国政权的条件之一,实际上暗示着美国想要继续维持原有的在华利益,这与新中国“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原则相悖。其次,尽管中国急需与国外进行商贸往来以恢复发展国民经济,但美国高估了经济问题在中国领导人心中的地位。毛泽东曾表示:“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之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应急于去解决,只要美国不改变其态度就不给其在中国的合法地位。”[5](P80-81)在毛泽东心中,政治安全始终是高于经济利益的,故美国想以经济为诱饵迫使中共妥协的计划没有可行性。再次,与长期实行扶蒋反共政策的帝国主义美国相比,意识形态相似的苏联无疑更值得依靠。在美苏对立的冷战格局下,毛泽东要想赢得斯大林的信赖,必须同美国保持一定的距离,南京商谈的整个过程几乎是在斯大林的密切关注下进行的。对于中共与司徒雷登的接触,斯大林表现出一种较为矛盾的心态,为了不给美国干涉提供借口主张,中共谨慎地“拉拢”美国,同时又担心“过多接触会超出苏联的控制,进而导致中共与美方的接近”。[8]为避免斯大林的猜忌,毛泽东经常向斯大林传递双方会面的最新消息,听取斯大林的意见。在刘少奇访问苏联期间,周恩来还专门发电报叮嘱黄华:“司徒雷登北上燕京及与中共当局会面两事,均为司徒所提出,绝非我方邀请,此点必须说明,不能丝毫含糊,给以宣传借口……我们对美帝亦绝无改变其政策的幻想。”[9](P20)为彻底打消斯大林的疑虑,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公开宣布“一边倒”,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政策的出台,在获取苏联信赖的同时,也无形中关上了中美协商的大门。
四、结语
在史学界有关中美关系的研究中,一直存在所谓“失去机会”的讨论。有些学者认为,1949年随着美国调整对华政策,中共与美国之间存在和解的机会,而南京商谈就被看作这样的一次和解机会。通过考察南京商谈前后的事态发展,却发现和谈的破裂是必然的。中美双方的利益分歧多于利益重合,对共产主义怀有极大恐惧的美国并不想给予新中国无论事实上还是法律上的承认,并试图通过经济利益迫使中共屈从以维持原有的在华利益,离间中苏关系。而中共始终将政治独立和国家安全视为最核心的国家利益,在美苏对立的冷战格局下,只有倒向意识形态相近的苏联才能最大限度的维护国家利益。南京商谈的出现是中美双方战略灵活性的体现,而北平之行的否决和“一边倒”政策的出台是双方作出的现实性选择。中美和解实际上并无可能,但此次南京商谈仍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启示我们构建政治互信的重要性,对以后的国际交流合作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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