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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北美西部史从边疆假说到环境正义多重面相

  2020-05-02    844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作为美国西部史诞生的标志,特纳的边疆假说所倡导的文明对野蛮的斗争这一宏大叙事模式,由于其发展进步观念与现代化理论和进步史观所倡导的类似,导致其所包含的线性史观、种族主义偏见等缺陷被忽略。本文通过对美国西部边疆史进行总结分析,通过考察在诸如跨国史、种族史、环境史等多视角下所观察到的北美西部史的多重面相,拓宽西部史的研究视野。以西部史研究为突破口,促进环境史与现代化研究之间沟通。

  • 关键词:
  • 文明
  • 环境正义
  • 衰败论
  • 西部
  • 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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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893年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发表《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创立边疆学派以来,边疆假说长时期内主导着美国西部史的研究,虽然特纳的边疆假说饱受争议,但至今仍然不失为解释美国西部历史变迁的“一家之言”。其实,除了边疆学派外,北美西部史还可以从多重角度进行探讨,如现代化的视角、跨国史的视角、土著史的视角、环境史的视角等。根据研究视角的不同,所观察到的西部历史进程以及结论也大不相同。本文即尝试从上述不同视角对北美西部开发问题进行探讨,以揭示西部史的丰富内涵和多重面相,推动北美西部史研究在我国的健康发展。


一、边疆史:在质疑中不断修正


1893年,年轻的历史学者弗雷德雷克·J·特纳在美国历史学会的芝加哥年会上宣读那篇著名的论文《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标志着美国西部史的正式诞生。西部史从产生到现在,在出版了海量的学术著作、成就了一大批顶级的学者的同时,也确立了对美国西部史进解释的基本模式。

特纳在1893年那篇论文里面,提出了著名的“边疆假说”。边疆假说虽然有多重含义,但最基本的意思一般认为有三点:第一,一部美国史就是一部向西部的拓殖史。特纳在其文章中开头就指出:“直到现在,一部美国史大部分可说是对于大西部的拓殖史。一个自由土地区域的存在及其不断的收缩,以及美国居民向西的拓殖,就可以说明美国的发展。”[1](p1)在这里,特纳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概念,即“移动的边疆”的概念。特纳指出:“边疆是向西方移民浪潮的前沿,即野蛮和文明的会合处。”[1](p3)而随着移民浪潮的不断西进,这一条文明与野蛮的分界线也不断向西后退。因此,“瀑布线是17世纪的边疆,阿勒根尼山脉是18世纪的边疆,密西西比河是19世纪最初四分之一时代的边疆,密苏里河是19世纪中叶的边疆,而落基山脉和干旱地带则是现在的边疆”。[1](p9)第二,美国的民主来源于美国的森林。特纳指出:“美国的民主不是来自理论家的梦想,既不是乘坐着‘萨拉-康斯滕德’号来到弗吉尼亚,也不是被‘五月花’号运送到普利茅斯的,它来自美国的森林,并且在每一次接触新的边疆之时获得新生力量。”[1](p293)第三,边疆塑造了美国人的民族性格,促进了混合民族性的形成,减少了美国对英国的依赖,并且培养了美国人的个人主义精神。[1](pp22-23)特纳边疆假说的产生不仅标志着边疆学派的诞生,也是美国史学摒弃传统的“生源论”,走向独立的标志。特纳所开辟的边疆史研究“奠定了美国西部史学的基础,而且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在其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一直统治着美国史坛”。[2]

特纳本人在1893年以后又发表了多部著作,对边疆假说予以深化,但毫无疑问,他最重要的贡献还是其边疆假说。然而,边疆假说在创造了一种神话的同时,也具有非常明显的缺点和不足。大致来说,特纳的边疆假说存在如下问题:第一,边疆概念过于模糊和笼统,有时候它指一种地理概念,如文明与野蛮的分界线,或者位于分界线文明一侧的一片区域。有时候边疆又指一种经济开发模式,如农业边疆、矿业边疆等;特纳在文章中就曾指出:“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农业边疆和落基山区的矿业边疆就有许多不同的情况。”[1](p10)而在后世,边疆甚至被引申为一个文化概念,如文化的边疆、科学边疆、自然的边疆等。第二,特纳将西部史限定在19世纪末以前,并把它当作一个过程,而非一个地区。1920年特纳写道:“我所研究的西部,是一个进程而不是一个固定的地理区域。”[3](p22)那么,走出边疆后的成为文明世界的各个地区的历史如何去认识,在边疆结束以后美国发展的方向又在何方?显然单纯用上述边疆拓殖进程是无法圆满解决的。第三,美国民主来源于美国森林的森林哲学和所谓的安全阀理论是错误的。众所周知,美国民主的根源是欧洲的文化传统,只是被西部的环境所改变而已。1930年,哈佛大学教授莱特在《美国的民主和边疆》一文中公开指出:特纳关于“美国的民主来自森林的”论断是错误的,“它的基本原则是装在苏珊·康斯坦号船上运到弗吉尼亚的,是装在五月花号上运到普利茅斯的,是由成千的接踵而来的船只运来的”。1而所谓的安全阀假说也被证明是不成立的。特纳曾称:“当东部社会条件恶化,当资本将要压迫劳工或政治束缚阻碍了大众自由的时候,通过这道门可以逃到边疆的自由环境中去。”[1](p259)然而,事实证明,欧洲来到的移民主要集中在东部的城市中,而城市工人到西部建立家庭农场失败的比例非常高。“除了那些由土地可出售的铁路公司和其他机构送去西部的欧洲移民外,农业边疆的居民中几乎没有直接来自东部工业中心的。”[4](p212)第四,忽视土著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在西部开发中的贡献。特纳的边疆民主是来自西北欧的白人拓殖者的民主,它是以土著部落的牺牲为代价的,同时,也没有充分考虑黑人、华人、其他被压迫的有色人种在边疆开发中所遭受的压迫和苦难,也没有考虑妇女在边疆中的作用,更没有涉及西部开发对环境的巨大破坏作用。

然而,不管特纳的断言有多少缺点,但他的确开创了美国史研究的新天地。著名史学家霍夫斯塔特曾说:“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特纳论文中的模糊、印象性和夸张给予了它们弹性而被广泛接受。”[5](p270)特纳所开创的研习班制度培养了大批的西部史专家,他们把西部史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宽。如赫伯特·博尔顿对西南边疆的研究,埃弗雷·克雷文对南部史的研究等都受到学界的好评。而弗雷德雷克·默克和弗雷德雷克·帕克森则是特纳以后边疆史的最著名的代表,他们的著作《西部扩张史》和《美国边疆史》堪称西部史的经典。[6]

特纳的边疆理论在经历了20世纪20-30年代昙花一现的繁荣以后不久,就遭到了批判和指责。而边疆史学也在不断的批评和质疑中进行着自我完善和修正。1931年,著名史学家沃尔特·P·韦布出版了《大平原》(TheGreatPlains),打破特纳边疆史研究的缺陷,开展地区史研究,专注于对西经98度以西干旱的大平原这一特殊地区白人到来后所发生的各种历史变迁。韦布直到50年代都坚持:“我所研究的西部,是一个进程而不是一个固定的地理区域。”[7]韦布的研究标志着西部史学从西进史学向着西部地区史的方向转变,从而使特纳所倡导的边疆史走出了边疆结束后再无西部史的困境。从这一点是讲,这是对特纳边疆学说的巨大发展。50年代,亨利·纳什·史密斯的《处女地:作为象征和神话的美国西部》(VirginLand:TheAmericanWestasSymbolandMyth)则突破了原来西部史只注重经济史和政治史的狭窄范围,“他成功地把我们引回了对文化含义的研究”。[5](p265)自从白人殖民者登上北美大陆以来,支持他们向西部扩张的一个信念是“只有依靠开发、发展和定居西部的土地才能履行天命”。[4](pIV)纳什从文化史的角度对长期弥漫在西部的所谓处女地神话,即表现为帝国神话和花园神话两种变体的这一流行观念进行剖析,揭示它在美国文化中的含义。因此,纳什被看作西部史的第一个修正派,是新西部史的先行者。1955年,著名史学家厄尔·波默罗伊(EarlS.Pomerroy)发表了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西部史的重新定向:连续性与环境》,认为东部文化与西部的环境对西部的发展同样重要,倡导对西部史的研究进行重新定向。[8]1965年,波默罗伊又出版了《太平洋斜坡:加利福尼亚、俄勒冈、华盛顿、爱达荷、犹他和内华达诸州的历史》一书,“对美国西部史做出了开辟新途径的解释”。[9]总之,从《大平原》到《太平洋斜坡》标志着美国西部史学完成了从特纳边疆史学到新西部史学的转变,所谓“新”之处,就是随着美国社会的转变,学者们用新的视角,新的观念去突破特纳的理论限制,重新定位和研究西部历史。

面对新史学的挑战,传统的边疆史学也在寻求自我完善。针对传统的边疆史学忽视有色人种、印第安人、黑人乃至妇女作用的缺陷,以比林顿为代表的再传弟子们在其著作中有意识地加入了相关内容,这突出表现在比林顿的代表作《向西部扩张——美国边疆史》一书中。加拿大史学家卡尔莱斯和美国西部史学家艾伯特则强调城市边疆在西部开发中的作用。

从特纳的边疆假说开始,西部史建立了一个基本的解释模式,那就是文明对野蛮斗争的宏大叙事。在这种叙事模式中,美国西部开发的历史就是以欧洲裔白人殖民者为代表的文明一方与以美国森林、荒野和印第安人为代表的野蛮一方进行殊死斗争并最终取得胜利的历程。而支撑文明对野蛮斗争的理论武器则是当时流行的进化论。特纳自己写道:“当我们一行一行阅读这个大陆上从东到西的每一页历史的时候,我们都能看到社会进化的记载。”[1](p11)而所谓的西部开发史,不仅仅是通常人们所理解的内战以后对大草原的开发,其实是北美殖民者从大西洋岸边开始拓殖,将美国的边界一直推进到太平洋的历史。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指出:“西部不啻于整个美国,或者说我们所征服的一切。”[3](p20)这正是特纳所谓的“一部美国史就是一部对大西部的拓殖史的”真正含义。对于特纳及其同代人来说,“唯一鲜明的主题就是以桀骜不驯的自然为一方和以个人主义的边疆人为另一方之间的虚幻的斗争”。[3](p249)伊格尔森在《我们的第一个世纪》里面对白人殖民者赞扬道:“他们征服了荒野,他们征服了森林,并把土地变成丰产的战利品。”[10](p27)甚至直到20世纪60年代,“我们所讲述的西部史是一部为了实现伟大的理想而同自然斗争的故事。”而在美国人征服自然的这部故事中,西部成为美国人的“技术戏剧般地征服自然的中心舞台”。[3](p242)无论西部史如何修正,在进步史观的指导下,这种文明战胜野蛮的宏大叙事模式依然占据主导地位。

其实,特纳的边疆史所确立的宏大叙事模式与传统意义上现代化的叙事模式是相通的。狭义的现代化仅是一种落后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对策性研究,而广义的现代化理论则“主要是指自工业革命以来现代生产力导致农业社会生产方式的大变革引起世界经济加速发展和社会适应性变化的大趋势,具体地说,就是以现代工业、科学和技术革命为推动力,实现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并引发社会组织与社会行为深刻变革的过程”。[11](p5)美国从殖民地到超级大国的演变历程是世界历史上现代化取得成功的典范。理查德·布朗指出:“如果要理解西方文化中现代化的历史,那么,就必须要解释美国的发展。”[12](p20)西部开发无疑又是美国现代化中最为辉煌和最为灿烂的篇章。随着边疆的不断向西部推进,印第安人被赶进了保留地,原本茂密的森林和广阔的草原逐渐为丰产的小麦边疆、玉米边疆、畜牧边疆等所代替,同时随着交通的改善、产业的升级和移民的源源涌入,一个个孤零零的定居点逐渐演化为高楼林立的城市网,而美国也从殖民开拓初期大西洋沿岸的几个零星的殖民地变成了一个横贯大陆的工业化强国,一举从欧洲的经济边缘跃升为世界的经济中心。纵然美国的现代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世人更乐道的还是它的辉煌成就。


二、土著史视角:从文明征服论到苦难叙事


边疆史和现代化研究所建构的宏大叙事模式并不是西部历史发展的唯一解释模式,如果从北美土著人的角度来看,美国西部开发的历程首先是一部北美土著部落在两种文化碰撞下逐渐败退的历史,欧洲殖民者的胜利是以土著民族的失败和苦难为代价的。不过,从土著史的角度来看,印第安人在白人的武装征服和文化同化面前,也并非完全被动,虽然他们最终无法避免失败的命运,但并没有如许多人早期预言的那样,完全灭绝,而是走上了文化自新的道路。在土著史研究中长期存在着两种非此即彼的解释模式:要么是极端历史主义的态度,认为苦难是进步的代价,对北美土著民族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漠视不顾;另外一种倾向则是以道德评价绑架学术研究,单纯指责殖民主义的罪恶,甚至有的土著学者断言只有土著学者才有资格研究土著史。因此,从土著史的视角来看,北美西部史所呈现出的是另外一种风采。

在传统的边疆叙事中,美国的西部开发就是一场文明对野蛮的征服斗争,作为野蛮代表的印第安人被征服和改造是历史进步的表现。文明和野蛮的对立是自启蒙运动以来逐渐确立的一种观念,他以白人基督教的传统使命观为基础,以历史进步论为理论工具,宣扬以文明进步来取代野蛮落后乃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这一理论为18世纪以来白人在全球的殖民扩张提供了正当性借口。琼斯(W.R.Jones)的研究指出:“把文明与野蛮相对立这一矛盾是一个极其有用的命题,它同样可以很好地用来当作自我陶醉的手段和进行征服的理论。”同时,它也是“文明人用以表达其自我具有强烈的文化和道德优越性的发明”。[13]而在北美西部开发中,白人社会所信奉的也正是这种文明征服野蛮、将美洲的处女地改造成为伊甸园的理念。根据这一理念,野蛮的印第安人及其文化就是阻挡在白人社会进步道路上障碍,只有清除他们,文明的光芒才能照耀到北美大陆。因而,对印第安人及其文化进行污名化为白人殖民者抢占印第安人的土地、摧毁他们的文化提供了道德上的合理性。亨利·史密斯指出:“文明论在19世纪就被用来为一些不光彩的行径——包括欧洲对世界各地土著人民的掠夺——作辩解。”[4](p264)此言非虚!

面对印第安人即将消亡的哀叹,人类学家率先行动起来,对印第安文化进行抢救。其实早在19世纪中期,著名画家卡特林面对美国人向西部拓殖的洪流,不仅为印第安人利益奔走呼号,还深入各个部落之中,用画笔记录下各个部落的情形,并提出了建立国家公园保护印第安文化的想法:“在未来岁月里,对美国来说,她所保护和呈现给她的文明化了的市民和世界的是多么美丽和激动人心的标本啊!在一个国家公园里,人和野兽都保留着他们自然的野性和美丽。”[18](p263)自19世纪末期以来,从事北美印第安人问题研究的许多人类学家如霍雷肖·黑尔(HoratioHale)、亚历山大·张伯伦(AlexanderChamberlain)、艾尔弗雷德·克罗伯(AlfredKroeber)和罗伯特·洛威(RobertLowie)等都为抢救土著文化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他们力图在土著文化消失或被遗忘之前将其记录下来。3他们中的许多人接受了摩尔根的部分观点,认为印第安人是白人社会早期经历的再现,从东海岸到西部内陆印第安人的社会现状分层次地展现了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的进化顺序。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洛威在其导师FranzBoas的影响下,摒弃传统的进化人类学,认为各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是源于历史而非生物性的原因,倡导文化相对主义,对印第安文化进行研究,从而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受1954年创办的《历史人类学》杂志的影响,历史人类学成为20世纪50年代的一个新领域。历史人类学家力图运用历史学和人类学的资料、方法和模式对传统文化的特征进行重塑,并追溯文化的变迁与传承。从此以后,对北美土著文化与历史的学术研究,才真正摆脱种族主义偏见,走上了正常的轨道。

面对白人社会武装征服与文化同化印第安人的双重迫害,美国社会的一些正义人士仗义执言。如美国著名的社会改革家海伦·杰克逊在1881年发表了《一个世纪的耻辱》一书,对美国政府的印第安政策进行声讨:“我们背弃了国家法准则中的最基本的正义原则,让我们以残忍和背信弃义之名而遭到审判,也使我们因上述罪行而受到任何可能的惩罚。”[21](p29)1887年,美国联邦政府颁布的《道斯法案》原本是为了推动印第安人尽早融入主流社会,实际上该法沦为了瓜分印第安人最后土地的盛宴。在此法推行之初,印第安人拥有1.38亿英亩土地,到1933年印第安人新政之时,印第安人拥有的土地仅剩下4700万英亩,他们又丧失了2/3的土地。[22](p299)针对这一结果,积极推动印第安人新政的政治家科利尔批评道:这种个人主义化的政策使印第安人丧失大片土地,更严重的是它还“破坏了印第安人的部落体制和族裔传统,瓦解了印第安人保留地,导致印第安人作为一个独特族裔正在从美国社会中迅速消失”。[23](pp443-445)也正是看到了份地制的危害,从1933年开始,在科利尔的领导下,美国政府放弃了原来的同化政策,推行印第安人新政,倡导保护印第安人文化,这标志着自新大陆发现以来白人社会所信奉的文明战胜野蛮的种族主义政策的终结。虽然文明征服论和同化论论调尚未完全消失,但这毕竟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以此为契机,印第安人权利运动逐渐兴起,文化多元主义代替同化论成为各种文化共存的基本指导方针。

随着白人社会对过去印第安人政策的反思和印第安人权利运动的兴起,与过去的文明截然对立的一种西部史叙事模式应运而生,它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声讨白人的罪恶、神化印第安人文化,甚至将学术问题政治化。其实,关于印第安人的苦难叙事最早可以追溯到拉格斯在1552年出版的《西属美洲毁灭记》,拉卡斯自称出版该书的目的是让世人记住西班牙殖民者的罪恶,知道有朝一日上帝惩罚他们的原因。拉卡斯的著作奠定了后来关于印第安人苦难叙事的基本风格。当代关于印第安人苦难叙事的著名代表性学者有弗朗西斯·詹宁斯(FrancisJennings)和詹姆斯·埃克斯泰尔(JamesAxtell)。詹宁斯的代表作《美洲的入侵:印第安人、殖民主义与征服论》一改此前白人学者惯用的文明战胜野蛮的历史进步论调,揭露殖民主义对印第安人所带来的苦难,堪称苦难叙事的代表作。而另一位著名的印第安问题专家埃克斯泰尔在研究历史人物时,既注重他们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角色,也关注他们所扮演的道德角色,他在其著作《内部入侵:北美殖民地时期的文化冲突》一书中就大量使用入侵、殖民等这些被认为含有道德评判色彩的词汇。

随着红种人权利运动的兴起,印第安学者和社会活动家接过了苦难叙事的接力棒,他们除了致力于土著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外,再就是对土著权利的维护和抗争。面对当前全球性的生态困难,土著学者和社会活动家把控诉历史上白人社会对印第安人的不公、刻意打造一种与白人社会不同的环境理念已经成为他们实现上述目的的工具。20世纪上半期的苏族领袖立熊(StandingBear)在1928年出版的《我的苏族同胞》一书中还在谈论为了实现个人的成功,需要主动融入主流社会,接受白人的文化和教育。[24](p282)而此后不久,立熊就转而倡导印第安人的传统文化,宣传印第安人与白人之间不同的环境观,这种转变明显地体现在他1933年出版的另外一本著作《斑点鹰的土地》中。他早在那个时代就说道:“我们不认为广阔的大平原、美丽起伏的山峦、和可以触及的生物的流动溪水是荒凉的。只有对白人来说,自然才是荒凉的。”[25](p38)著名的土著社会活动家德洛利亚(VineDeloriaJr.)可以说是当前倡导印第安苦难叙事的典型。他1969年出版的第一部著作《卡斯特因你的罪恶而死》就奠定对白人社会进行批判的基调。在继后的著作中,他一方面批判白人社会对于印第安文化的歪曲,另一方面又对印第安人的环境伦理进行神化,刻意塑造生态的印第安人形象。他的许多言论早已经为世人所熟知:如他在《我们讲,你们听》一书中就现代化所导致的环境破坏而怒斥道:“没有空气可以呼吸,谈论进步、文化文明以及技术是荒唐的!”[26](p189,p139)他甚至对学界的一些科学常识也予以批驳,如否认白令海峡大陆桥的存在。针对学术界关于史前印第安人是大型动物灭绝的原因的假说,德洛利亚批判道:“鼓吹灭绝理论是支持持续破坏环境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它寓意着在任何时期人类都没有珍惜过他所生存的大地!”[27](pp112-113)因此,德洛利亚教授的许多观点并不是学术性,任何不符合印第安人利益的观点都会遭到他的抨击。

总之,对印第安人遭遇的苦难叙事塑造了一种与边疆学派传统的文明论模式截然不同的叙事模式,对于揭露殖民主义的罪恶,批判北美历史上的种族主义偏见,推动北美社会土著权利运动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如果像德洛里亚教授那样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对于任何不符合土著利益的言行都予以反驳,也是不足取的。当前土著研究除了利用新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如口述采访、图像摄录等来弘扬土著文化的多样性以外,更重要的还是要防止学术问题政治化的趋势,如1999年著名人类学者克雷克的著作《生态的印第安人》因为结构了“生态的印第安人”形象而遭到诸多土著社会活动家的攻击就是一例。在当前这个文化多元共存的时代,学者们既不能无视历史上白人殖民者对土著所造成的苦难,同时要防止学术研究被道德绑架,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土著任何的任何诉求都是合理的。无论哪一个族裔的学者,只有首先正视历史问题,心平气和地进行学术探讨,才能推动土著研究的健康发展。


三、跨国史视角:一部北美共有的历史


特纳所开创的边疆史研究所关注的主要是美国西部,而且关注的重点也主要是农业的西部。然而从跨国史的角度看,西部开发中的许多问题都是美加两国所共有的,可以从整体上加以考虑,原来那种只考察美国白人农场主拓殖情况的边疆研究模式有着极大的片面性。除农业边疆外,其他形式的边疆开发同样各具特色,而且除美国外,加拿大的边疆开发同样值得研究。加拿大在现代化过程中借鉴美国的现成经验,并把许多技术和实践直接拿来应用于自身的西部开发和中部的工业化之中。从一定意义上说,加拿大的工业化也可以说是美国大湖区工业带的向北延伸。加拿大学者钱伯斯(Chambers)通过研究1873-1896年加拿大的经济变化周期发现:“加拿大经济作为一种边缘,更与美国而不是与西欧相贴近。”[28](p181)

首先,西部开发是一场席卷北美的整体运动。从整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和约定俗成的习惯来看,密西西比河被认为是美国东西部的分界线。然而,西部在美国历史上一直是一个变动和不确切的概念。唐纳德·沃斯特指出:“西部指一个罗盘的方向,一个总体的运动趋势,一片梦幻的土地,而不是任何有着特定历史的特定地点。”[29](p4)从本质上讲,整个北美的发展都是欧洲的西部和边缘的延伸。殖民地时期的西部仅仅指沿海冲积平原以西的高原区,独立战争期间的西部大体上指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地区。独立后美国的第一个西部是指老西部,或者说是西北地区,即密西西比河以东、俄亥俄河以北、阿巴拉契亚山以西的地区。针对该地区的管理和土地分配而制定的1785年《西部土地出售法》和1787年《美国俄亥俄西北领地组织法》(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西北法令》)奠定了整个北美西部政策的基础。到19世纪20-30年代,随着美国边疆向前推进,西部变成了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地区。而随着美国的扩张,等落基山以西的部分被纳入美国的版图后,它习惯上被称为远西部或大西部。因此,历史时代不同,美国西部的含义也各不相同。

虽然习惯上人们把美国的发展说成是从东海岸向太平洋岸边的边疆扩张。但从西部开发的实际情况来看,它是跳跃式或者如特纳所说的那种波浪式前进,而美国和加拿大则分别是这一运动中两个互相联系的不同分支。虽然主要方向是向西,但其间也伴随着向其他各个方向的移动。如美国刚刚独立的时候,由于西北地区的政策不利于垦殖的农民置业,有些人就冒充王党分子被吸引到了上加拿大,免费领取那里的土地。而1830年代当美国人开发的先锋越过密西西比河到达草原地区后,面对盘根错节的高草,束手无策。而就在这时,太平洋岸边的俄勒冈地区茂密的森林、肥沃的土地和宜人的气候吸引着移民们避开被称为“美洲大沙漠”的中部草原,到那里去开发定居。后来的矿业边疆的开发更进一步刺激了西部山区的发展。而只有到内战以后,美国人才回过头来从东西两边向大草原内部渗透,这里才出现了盛极一时的畜牧边疆和小麦边疆。

其次,如果把西部开发看作是一个席卷北美的整体性的运动的话,西部边疆史的下线应向后延长到20世纪30年代。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上把1890年代初俄克拉荷马被移民占据看作是美国边疆消失的标志,边疆学派的研究也一直以此为终点。可是,整个北美的西部开发却并没有就此结束,北边的加拿大的西部拓殖才刚刚开始,并在1896-1914年间以“最后的、最好的边疆”而吸引大批移民前去移居。在1896年以后的一代人的时间里,加拿大草原三省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从1901年到1921年,加拿大草原三省的人口从41.9万人增加到195.6万人。[30](p455)海外移民成为加拿大西部开发的主力,草原三省成为外来移民比例最高的地区,其中42%的人口是从海外移入的。到1930年,草原三省仅仅来自东欧裔的海外移民就达到36万人。[31](p208)即便是在美国,在1890年代以后,在旱作农业技术的激励下,这种以单一产品开发、不计资源代价的粗犷经济模式不仅没有结束,相反,还在20世纪初期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了繁荣。第一次世界大战促进了西部小麦种植面积的扩张,堪萨斯、科罗拉多、内布拉斯加、得克萨斯和俄克拉荷马五州在大战期间共增加小麦面积1350万英亩,其中有1100万英亩是毁掉草皮新种上的。仅在堪萨斯的芬尼县,小麦的面积就从1914年的7.6万英亩增加到1919年的12.2万英亩。[29](pp98-99)沃斯特指出:“边疆居住区与生俱来的一种特征就是认为大自然是一种被占有和开发的东西,它可以为了人类的便利而随意被塑造。”[29](p103)

由于各种边疆的疯狂开发,诱发了西部历史上最大的生态灾难——20世纪30年代的沙尘暴,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整个沙暴肆虐的地区,平均每英亩有408吨表土被吹走,总共被吹走的表土达到8.5亿吨。[32](p29)30年代的大危机和西部沙尘暴最终为浪漫的处女地神话和花园神话,同时也为这种传统的不计环境代价的边疆开发模式划上句号。美国联邦政府所建立的关于沙尘暴问题的专门机构大平原委员会所提交的调查报告得出结论认为:“除非对大平原的农业发展模式进行永久性的变革,否则当雨水稀少时,救济将总是不可避免的。”[33]罗斯福政府在推行经济新政的同时,在借鉴前期美国政府的资源保护政策的基础上,积极推进环境新政,采取一系列水土保持措施,美国西部也从此才真正走上了资源保护之路。因此,北美西部开发的下限不应是1890年代,而是20世纪30年代。

第三,与现代化所代表的以民族国家为基本解释对象的研究范式相比,北美历史上的许多边疆开发模式,如毛皮贸易,印第安人问题、环境变迁、交通变革都不仅仅是局限于美国或加拿大一国之内的内容,而是跨越政治边界的共有历史话题,而且相互之间紧密相连,可以从跨国史的角度,甚至是比较历史的角度进行探讨,从而更有助于认识北美西部历史发展的全貌。

传统上西部史最主要的研究方向是农业边疆的推进,而且主要是指白人农场主阶层的蜕变,其实,农业边疆本身仍然有许多问题值得继续研究,如不同族裔的农场主西部拓荒经历的差异,走出边疆后农场主阶层的分化问题,农业的工业化问题、西部的城市化问题等。除了西部农业边疆之外,学术界还需要拓宽研究视野,开展其他各种边疆开发模式的研究,如森林边疆、渔业边疆、矿业边疆、旅游业发展、科学考察和对西部的地理认知、西部观念的变迁等。虽然不同的学者都已经涉及,但仍然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尤其是换一个视角,如社会史的视角、文化观念史视角、环境史视角等,所得出的成果都会大大更新对西部的传统认知。

针对上述西部领域开展美加西部发展的比较研究,不仅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课题,并能拓宽边疆史的视野,引导学者们从整个北美而不是简单从美国一国思考上述问题。从事美国问题的专家基本上不关注加拿大,但研究加拿大问题的学者却无时无刻不关注着美国。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就是加拿大发展的一个参照物,当然加拿大在发展过程中也表现出了自己的特点。美加两国在向西部拓殖的现代化发展中面临着大致相同的问题,也经历了大致相同的发展历程和特征。但是,从美加两国具体来看,双方又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与美国相比,加拿大在发展历程中受外来势力的影响更强,经济上具有更多的发展中国家的特征,如对大宗产品经济的依赖性更强。“在美国,内地的开放刺激了巨大的内部市场的发展,从而减少了对外贸易的作用;而在加拿大,内地的开放却刺激了生产更多的产品供应出口”。[34](p60)新法兰西时期是毛皮贸易占据主导,后来对小麦经济的依赖性比美国也更强。加拿大在现代化的发展中大概落后美国一代人的时间,这为美国在北美大陆上建立其核心地位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加拿大效仿美国提供了条件。此外,加拿大联邦政府在西部开发中的作用比美国也更大。加拿大首任联邦总理约翰·麦克唐纳为了实现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梦想,为了吸引移民和修建横贯大陆铁路,将西部置于联邦的密切控制之下,以至于西部“发展的蓝图完全是在渥太华制定的”。[35](p463)而且联邦政府“明显的假设就是:西北地区是由自治领花钱买来的,应该为东加拿大的利益服务”。[36](p14)由此也导致了加拿大在西部对联邦政府的不满,催生了西部对联邦中央的反抗,致使西部地方主义长期绵延不绝。

如果说传统的农业史研究主要局限在美国或加拿大一国范围之内的话,那毛皮贸易史则是一个典型的跨国史研究课题。法国的商人和政治家们首先从毛皮贸易中看到了发财的机会,雄才大略的法国国王亨利四世从北美洲毛皮贸易中看到了建立一个庞大的殖民帝国的辉煌前景。法国人最终建立了以魁北克为中心的新法兰西殖民地。英国和荷兰的商人们也发现了毛皮贸易所蕴含的商机。背负巨额债务的清教徒们到达普利茅斯后,就着手同当地的印第安人交易毛皮。从一定意义上说,普利茅斯殖民地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毛皮贸易站。借助于不断扩张的毛皮贸易,普利茅斯殖民地用21年的时间还清了欧洲债务。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最终是良好经营的毛皮贸易,拯救普利茅斯殖民地免于灭绝”。[37](p20)而荷兰人的主要目的也是毛皮贸易。即便在新尼德兰易手以后,在1700-1755年间英国所输入毛皮中,来自纽约的毛皮占到25%的比例,纽约商人每年为此从英国进口价值3000-8000英镑的货物。[38](pp101-102)除了北部殖民地以海狸皮为主要产品的毛皮贸易外,南部殖民地的鹿皮贸易也是整个北美皮革交易的重要组成部分。1764年,殖民地贸易官员斯图尔特估计:南部每年输出80万磅鹿皮,按照2磅/张计算,约合40万只鹿。

英国人占领新法兰西仅仅是北美毛皮贸易史上一个阶段的结束,由新英格兰的商人加入而重组的蒙特利尔毛皮集团与原来的哈德逊湾公司之间展开了新一轮的争夺。蒙特利尔集团经过重组后建立西北公司,它接手了法国人在北美的毛皮事业,利用法裔雇员的吃苦耐劳精神、良好的印第安人关系和独木舟不断把毛皮帝国推向西北地区。而自1670年建立的哈得逊湾公司则依靠其地处海湾内陆的地理优势试图截断西北公司通向太平洋的道路。两公司激烈竞争的结果是1821年,西北公司被哈得逊湾公司吞并,从此开始了海湾公司在加拿大毛皮贸易中的垄断统治。美国毛皮商人阿斯特则一改过去毛皮贸易中靠印第安人猎取毛皮、到贸易站进行交易的模式,在美国落基山区创建了著名的“约会制度”(rendezvoussystem),直接组织大批白人猎手进山去直接猎取毛皮。结果,海湾公司的毛皮商人同阿斯特为代表的美国毛皮商人之间在落基山区又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在疯狂的猎捕下,海狸这种珍贵的毛皮兽数量锐减,到1840年代以后,落基山区的毛皮资源逐渐枯竭,毛皮贸易作为一种边疆开发模式逐渐式微。

绵延达三个多世纪之久的毛皮贸易在南到墨西哥湾、北至哈得逊湾沿岸、东起大西洋、西抵太平洋岸边的广阔范围内,塑造了一种独特的边疆开发模式,它对于欧洲列强在北美的大国争霸、印白关系、美加之间的边界走向、西部探险和对西部的各种观念假说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上述这些话题,单纯从传统的民族国家历史的角度去进行考察,都难以得出全面认识,只有引入跨国史的研究视角,才有可能得到全面宏观的认识。

此外,与农业边疆相比,毛皮贸易还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首先,毛皮边疆同农业边疆处于对立地位。毛皮贸易反对向毛皮产地进行农业移民,也反对砍伐森林。因为毛皮贸易这个行业所生存的基础除了欧洲市场上的需求以外,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保护美洲的毛皮产地不被破坏。因为“居留地不断扩大把毛皮兽赶得更远,这肯定是不利的”。[39](p28)同当时农业边疆对大量劳动力的需求相比,毛皮贸易不需要太多的人手,如在新法兰西处于全盛时期的1754年,驻守西部的士兵只有261人。直接与印第安人从事毛皮交换的商人早年大约只有200人,到18世纪中期也不过600人左右,这就意味着不到1,000人控制着当时从大湖到落基山脚下的大半个北美地区。哈得逊湾公司即便在其毛皮贸易的顶峰时期,全部雇员最多也只有3,000人。1811年,在它同西北公司争夺加拿大西部的白热化斗争时期,在它的76个毛皮贸易站里,只有320名雇员。[40](p17)其次,与农业边疆尖锐的印白冲突相比,毛皮贸易的独特性还在于它是唯一一种依靠印第安人合作的开发模式。农业移民所垂涎的只是印第安人的土地,因此,在农业边疆中,印第安人都是被作为文明进化的阻力而被排斥的。毛皮贸易则是“作为商人的白人和作为狩猎者的黄种人之间所进行的一项合作”。[41](p88)毛皮贸易在它存在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都离不开土著人的合作。土著人不仅充当毛皮贸易的狩猎者和中间交易商,印第安妇女还在毛皮贸易中发挥着特别的作用,她们充当毛皮交易中的翻译与中间人,是毛皮站里面免费的劳动力,而且毛皮贸易所必不可少的食品干肉饼(pemmican)的制作也是妇女们的行当。第三,与农业边疆相比,毛皮贸易具有更强的扩张性。毛皮贸易生存的基础就是扩张。这是因为:毛皮贸易的主要动物海狸是一种定居的啮齿动物在涸泽而渔的捕猎方法下,很快在东部先后灭绝,为了寻找新的毛皮产地,就需要不断地向新地区扩张。而列强以及不同毛皮公司之间的竞争,也使得扩张成为应对竞争的最有效手段。西北公司同哈得逊湾公司的竞争中,不断派人去西部探查。1793年7月22日,受雇于西北公司的亚历山大·麦肯齐终于从陆上横穿北美大陆成功。经过数代人的不懈努力,毛皮贸易的领地终于扩张到了太平洋岸边,形成了北美历史上第一个横贯大陆的经济体系。第四,毛皮贸易又比农业边疆更为脆弱。这种经济形式无论从生产,还是从销售和运输等各个环节来看,都建立在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基础之上。北美大陆的毛皮兽的持续存在是毛皮贸易能够维系下去的前提,可是,在疯狂的捕杀下,毛皮兽资源很快就枯竭了。而欧洲市场上的海狸皮帽热是这种贸易得以生存的基础。海狸皮帽在当时的欧洲是一种时髦的高级奢侈品,需求弹性不大。欧洲市场上这种消费时尚的一举一动和价格的稍微变化都会引起整个链条的变动。在北美西部,“海狸皮的价格上升一次,就意味着向更西发展”。[42](p111)然而,越往西部伸展,毛皮贸易所需要的内陆运输线路就越长,运营成本就越高,所需要的印第安人猎手和中间商就越多,再加上激烈的竞争,维持这条线路就越困难。最终1846年,哈德逊湾公司虽然赢得了所有的与美国毛皮商人的斗争,但在美国移民的洪流面前,不得不撤出北纬49度以南的俄勒冈地区,并进一步在1869年以30万英镑的价格把广大的鲁伯特地区卖给加拿大联邦政府。

总之,从跨国史的角度看,北美西部开发的许多问题可以突破原来仅仅从美国西部着眼的束缚,从整个北美西部史,乃至世界近代殖民史的角度去观察,才能得出更为准确和全面的认识。从一定意义上说,整个北美西部开发乃是整个近代欧洲海外扩张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北美西部毛皮贸易则是欧洲近代重商主义经济体系的一个遥远延伸。


四、环境史:从衰败论到生态现代化


在新西部史的诸多派别中,环境史学派算是出现比较晚的一个派别。根据美国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詹姆斯·奥康纳的观点,环境史是继政治史、经济史和社会文化史等三种模式之后所涌现的第四种历史写作模式。[43](pp93-111)虽然近些年来各类环境史著作大量涌现,可到底什么是环境史,迄今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这一点倒与现代化理论很是相似。理查德·布朗曾指出:“有多少社会科学工作者,就有多少种关于现代化的定义。”[12](p6)不过大致来说,从事环境史研究的学者们都基本上同意:环境史是研究人类及其社会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及其关系的一门学问。著名环境史学家卡洛琳·默茜特则指出:环境史是要“通过地球的眼睛来观察过去,它要探求在历史的不同时期,人类和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各种方式”。[44](p1)根据美国著名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的观点,环境史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发现和探索历史上自然的环境的发展和变迁;第二,研究人类的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是如何改变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的;第三,考察人类对待自然的价值、观念和态度的演变。[45]

美国西部在历史上由于西部开发时期所引起的剧烈环境变迁以及其在现代所具有的独特的地理特征而成为环境史研究的极好素材。韦斯特声称:“环境史是以西部史为基础的,在某种程度上,环境史就是西部史。环境史在20世纪70年代发展成为一个学科的过程中,西部史学家也发挥了领头羊的作用。”[46]此言虽然有些夸大,但毫无疑问,西部环境史在美国的环境史研究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许多著名的环境史学家的研究都不同程度地会涉及西部环境史问题。

当今最著名的西部环境史学家当属唐纳德·沃斯特,他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学者,在美国西部史、环境史、科学和自然思想史等诸多领域都有建树。他1979年出版的《沙暴》(DustBowl),获得了史学界最高荣誉班克罗夫特奖。沃斯特的其他作品《帝国的河流:水、干旱和美国西部的成长》和《在西部天空下:美国西部的自然和历史》分别研究了水利的西部和牧场的西部,对西部发展所导致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进行批判。另一位著名的环境史学家是威廉·克朗农的研究也关注西部问题。他在《自然的城市:芝加哥和大西部》中探讨了芝加哥与西部的关系,以及这个地区经济与生态上的变迁。他的另一部专著《土地的变迁:印第安人、殖民者和新英格兰的生态学》则考察了新英格兰时期土著人和白人与环境之间的不同关系。卡罗琳·默茜特同样是近几年十分活跃的一位环境史学家,她以独特的女性主义的视角考察人类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的关系,其主要作品有《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生态革命:新英格兰的自然、性别和科学》等。另外,她还主编了《哥伦比亚美国环境史指南》、《翠绿对金黄:加州环境史》并参与编写《美国环境史百科全书》等重要的工具书。另一位老一代的环境史学家是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他的主要著作《哥伦布的交换:1492年的生物与文化后果》、《生态帝国主义》等虽然是从环境史角度研究欧洲向世界扩张的优秀著作,但一定程度上也与西部史脱不开关系。同样著名的还有华盛顿大学的理查德·怀特教授,他的著作《这是你的不幸,而与我无干:美国西部的新历史》,一反过去西部史的体例,不仅突破1890年代的限制,并重点探讨了西部的过去与现在的环境变化。另外,对于美国西部史上的许多典型问题,近年来也出现了不少环境史方面的力作,如安德鲁·伊森伯格的《野牛的绝灭》研究了北美野牛在西部开发的环境变迁中的命运;亚当·罗姆的《乡村里的推土机:郊区住宅开发与美国环保主义的兴起》则考察了美国房地产开发对郊区环境的危害,等等。毫无疑问,西部环境史仍然是美国环境史研究中的一个活跃领域,每年仍然有大量的各类论著问世,难以一一列举。

从环境史的角度来看,北美西部开发的历史首先是一部人与自然尖锐对抗从而导致环境严重破坏的历史。首批到达美洲的殖民者在把欧洲的精神和物质方面的遗产移植到新大陆的同时,“也带来了这样一种信念,即:人类必须通过斗争来征服自然,并将自己的权威凌驾于它”。[49](p4)正是在征服自然的价值观念指导下,北美的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历史。在文明战胜野蛮的幌子下,欧洲殖民者在北美大陆的扩张在给本地的印第安人带来巨大生态灾难的同时,也极大地改变了北美的生态环境。无论是北美东部一望无际的森林、中部的草原,以及生活期间的海狸、白尾鹿、野牛、旅鸽等野生动植物品种,都遭受到灭顶之灾。到1920年,美国的原生林只剩下1.38亿英亩,而东北部和中西部也已经失去了96%的原始森林。[50]而一度数量曾经达到50亿只的旅鸽在1914年在地球上灭绝。欧洲殖民者在消灭北美原有动植物品种的同时,把旧世界的动植物品种引入北美洲,从而逐渐构造出一个他们所熟悉的生态环境,并发展起资本主义的单一化大型农场。然而这一切却是以破坏旧世界的物种多样性为基础的。环境史学家克罗斯比不无遗憾地指出:“哥伦布的变迁留给我们的不是一个更为丰富的,而是一个更为贫乏的基因库。”[51](p219)

环境史学家基于其现实关怀和对生态多样性的理想化诉求,通常首先对北美西部开发这一生态退化进程着手研究,从而出现了环境史研究中所谓的衰败论叙事。所谓衰败论叙事,就是先验地假定白人到来以前的美洲是未经人类破坏的处女地,西部开发导致环境的严重退化,从而出现人为的各种生态灾难和各种各样的环境问题。沃斯特的《尘暴》、艾森伯格的《野牛的灭绝》、克朗农的《土地的变迁》、杜安·史密斯的《美国采矿业与环境》(MiningAmerica:TheIndustryandtheEnvironment1800-1980)等经典作品无疑都具有上述导向。环境史产生于60-70年代环境主义运动的高潮期间,因而具有与生俱来的现实批判主义精神。衰败论叙事塑造了一种与现代化和边疆叙事完全不同的研究风格,为世人勾画了乐观的技术进步和现代化所伴随的环境破坏和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这一灰暗前景,对于惊醒世人正确认识现代化的环境代价、妥善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改变人们的环境观念具有重要的意义。

但衰败论叙事也并未无可厚非,许多西部环境史学家和环境主义者在批判近300年来西方占主流的以征服自然为特征的白人自然观念的同时,倾向于理想化白人到达以前的美洲自然环境和土著人的生活方式及自然观念。90年代以前,许多著作把白人以前的美洲描述是荒野,一方面认为印第安人没有改变美洲的原貌,另一方面又认为他们过着一种与自然和谐的生活。诚然,白人到达以前美洲的自然环境和资源状况比现代社会维持了更多的自然的原貌,但并不是如一些人所想象的那样,是一片荒野,印第安人以他们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尤其是通过用火,已经深刻地改变了美洲的原始风貌,否定印第安人对美洲的改变,等于否认印第安人的历史作用,同样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

美国社会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实现了现代化,工业产值跃居世界第一,城市人口比例超过乡村,变成了一个城市化的国家。与此同时,面对西部开发和东部工业化、城市化所带来的环境问题,在民间保护力量和联邦政府的联合作用下,美国出现了轰轰烈烈的资源保护运动。它“始于19世纪后期,在进步主义时期开花结果,在新政时期走向成熟。”[52](pVII)虽然运动领导者吉福德·平肖、西奥多·罗斯福等人所崇尚的资源保护理念充满人类主义的功利色彩,仍然有许多缺陷,但它却标志着美国政府抛弃建国以来所推行的不计环境代价的经济发展政策,为了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长远的利益”,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进行合理的规划,逐渐走上了发展与保护并重的道路。20世纪30年代,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和日益恶化的环境状况,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推行环境新政,把进步主义时期资源保护运动的诸多措施加以发扬光大,从而在美国掀起了环境保护运动的第二轮高潮。1962年,现代环境运动的先驱雷切尔·卡逊女士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引发了席卷全球的环境主义运动,它促使人们从各个方面重新审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全球环境主义运动的大背景下,较为悲观的生存主义的“发展极限”理念在70年代风靡一时。1972年,罗马俱乐部的学者米多斯发表了名为《增长的极限》的研究报告,标志着生存主义学派“极限”理论的诞生。面对“极限论”的挑战,生态现代化理论在80年代应运而生,它试图弥合发展与保护之间的差距,超越传统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非此即彼的困境,乐观地认为两者之间可以实现共赢。

传统的现代化研究主要关注近代以来各国工业化、城市化问题,对于19世纪末以来欧美各国环境治理方面的进步关照不够。其实20世纪以来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环境治理方面的举措也是现代化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如果说以征服自然为指导思想的工业化及其所带动的从传统社会向工业和城市社会的转变算作广义现代化的第一阶段的话,那么欧美国家在此后现代化的第二阶段则是为了保证经济的长远发展而进行功利性资源保护,这可以算作是对前一阶段所破坏环境的修复,也是对不计环境代价发展经济行为的重新定位。我们完全可以在环境史与现代化之间搭建一座桥梁,除了用衰败论叙事批判各国现代化第一阶段所造成的环境破坏外,继续探究它们在现代化第二阶段在环境治理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目前生态现代化理论主要还是一种对策性研究,还很不完善。如果这一理论也能够像当年的现代化理论一样,从一种对策性研究策略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分析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在现代化发展与环境变迁问题的宏观研究模式,那就既能容纳现代化视角和环境史视角这两种分析工具的优点,同时又能避免这两种视角所各自具有的缺陷。从生态现代化角度所考察的近代以来的社会变迁就既不是现代化的宏大叙事,也不是环境史的衰败论,而是走向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可持续发展。毫无疑问,从生态现代化视野下所观察到的西部环境史也不再仅仅是衰败论叙事,还有西部逐渐走上环境治理的道路,寻求人与自然和谐的变化历程。其实罗德里克·纳什的经典著作《荒野与美国精神》就不仅追述了美国人对荒野的贬抑和恐惧,也探讨了美国社会转向热爱和保护荒野的历程。再如:阿尔弗雷德·伦特的《美国国家公园史》、舒勒·科恩的《美国植树造林的历史》、谢德·蒙特雷的《阿巴拉契亚反对露天采矿的历史》等都是研究美国社会环境修复的优秀作品。

除了走出衰败论叙事,探寻环境保护的历史外,当今西部环境史、甚至整个环境史研究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趋势就是社会文化史转向。所谓社会文化史转向,就是指从原来“注重物质层面的分析转向注重社会层面的分析;从强调生态环境变迁及自然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转向强调不同社会群体与自然交往的种种经历和感受;从以生态和经济变迁为中心转向着重于社会和文化分析;从重视自然科学知识转向运用种族、性别和阶级等分析工具”。[53]环境史研究的社会文化史转向使得学者们研究的重点由过去从整体上讨论环境变迁转向不同社会阶层、不同肤色的族群在上述环境变迁中的作用和境遇的转变。而对北美历史上的弱势群体来说,这场社会文化史转型所带来的就是对环境正义运动的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往往较多地承受了环境破坏所带来的危害,而同时却较少地享受到环境保护所带来的收益,而环境正义运动作为一种草根型基层环境运动,其斗争的核心就是反对环境种族主义,追求环境正义。而这一点在北美西部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北美印第安人所遭受的环境不公平了。印第安人不仅在西部开发所导致的环境退化中利益遭到严重损害,而且在以资源保护为名的环境保护运动中继续遭受压迫,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在美国的黄石国家公园和加拿大的班夫国家公园中以保护环境名义而迫使他们从公园迁出,丧失最后一块栖息地。自20世纪30年代印第安权力运动兴起以来,各个印第安部落追求环境正义、争取资源管理权利的斗争虽然取得了部分胜利,但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总之,环境史研究的兴起不仅通过衰败论叙事颠覆了边疆假说和现代化研究中关于征服自然的传统认知,还将自进步主义时期的资源保护运动纳入现代化研究的范畴之中,从而在环境史与现代化研究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而当前环境史研究的社会文化史转向和环境正义运动的兴起在推动西部环境史研究转型的同时,如果也能够推动现代化研究在关注社会公平正义的同时加入环境正义的内容,必将丰富世人对社会公正的传统认知。


五、结论



西部史是理解北美历史发展的一把钥匙。变动的西部在地理范围上从大西洋一直延伸到太平洋,在时间上自殖民者初登北美大陆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而在美加两国走出边疆以后,西部作为一个区域囊括了五大湖以西的大平原以及更远的地区。边疆史可以用来解释前半段美国历史的发展,而西部区域史则记录了自沙尘暴以来这片广阔地区的历史变迁。北美西部史由此可以分成两大板块:即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西部边疆史和此后的西部区域史。前半部分记录了白人殖民者来到新大陆以后从东海岸到西海岸的扩张拓殖过程以及由此所引起的历史变迁,而后半部分则集中反映了五大湖以西地区走出边疆以后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发展新动向。自特纳的边疆假说提出以来,边疆史已经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变迁,虽然屡遭质疑,但又屡被提起,并被注入新的活力。从最初的农场主边疆到如今的自然的边疆,边疆史解释的每一个进步都反映、并在某种程度上引导着美国史研究的新趋势。而作为边疆史继承人的西部区域史的重要性却一度下降了,期望随着阳光地带的崛起,西部区域史能够随着新西部史的勃兴而焕发新的生机。

特纳的边疆史仅仅是解释西部发展史的众多视角中的一种,而不是全部内容。它所提供的文明战胜野蛮的叙事模式明显具有那个时代的局限性,需要进行修正。在不同的视角下,西部史呈现出不同的面相。从印第安人的角度来看,白人的成功史却是印第安人的苦难史,是他们武装反抗失败的历史,也是对抗白人文化同化,在两种文化的碰撞中寻找重新定位的历史。而在现代化模式下所看到的北美西部史首先是一部成功的历史,这一点与边疆史叙事具有极大的相似性。但北美西部现代化却付出了沉重的环境和社会代价。从环境史的角度来看,北美西部的历史变迁是从不计环境代价进行资源开发、导致环境破坏逐渐走向环境保护的历史。

以西部史为媒介可以在环境史与现代化之间搭起一座沟通的桥梁。环境史的出现对传统的现代化史观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机遇。从环境史的角度看,欧美各国在工业化初期不计环境代价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带来了环境的退化和资源的浪费。传统的环境史研究对此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批判,北美环境史研究中的衰败论叙事就是一例。但正如衰败论不仅仅是西部环境史研究的全部一样,欧美各国走向环境保护的历程也构成环境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而自19世纪末以来欧美各国所推行的这种生态修复工作和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努力同时也应该成为现代化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期望生态现代化理论能够从当前的对策性研究升华为一个连接环境史和现代化的分析工具,从发展和保护两个维度来考察包括北美西部在内的世界各地区所发生的社会变化,以一种融合了生态思考的新型发展观来衡量社会的进步。而在这种新型的发展理念下,不仅要考察发展与保护的关系,还要关注包括环境正义在内的社会公正问题,实现效率与公正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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