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积极发起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在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进程中,多次主办国际性论坛、会议,使我国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快速提升。这一系列举措不仅为我国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也为促进全球的和平发展贡献了巨大力量。习近平总书记的外交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理念在新时代的创新性运用,也是对中华传统“和合”思想的创造性发展。

一、中国传统的“和”“合”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时指出,要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具体要求是:“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1]其中特别提到了“尚和合”思想。“和合”思想作为中华传统优秀思想文化的重要内容,很早就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注。在主政浙江期间,他曾指出:“我们的祖先曾创造了无与伦比的文化,而‘和合’文化正是这其中的精髓之一。‘和’指的是和谐、和平、中和等,‘合’指的是汇合、融合、联合等。”[2](P.150)可见,习总书记所讲的“和合”,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和”,二是“合”。这与一些学者讲的“和合学”有很大不同。

“和”的思想在中国传统中由来已久。在《周易》中就有“太和”的观念。儒家创始人孔子曾讲过“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礼之用,和为贵”。《中庸》中还有“中和”的观点。重“和”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一大特点。“和”的含义是什么呢?从孔子所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话语可知,“和”的对立面是“同”。它的意思是,君子能够和别人搞好团结,但不是随声附和,盲目认同;小人则相反,只是会随声附和、盲目认同别人,而不是和别人真正搞好团结。可见,“和”与“同”讲的都是同一性,只是“和”讲的是有差别的同一性,而“同”讲的是没有差别的同一性。孔子的这种“尚和去同”的思想,是对先秦时期“和同之辨”的总结。

从思想史角度追溯,最早从哲学理论的高度探讨“和”“同”问题的,是西周末期的史伯。他曾经提出一个非常光辉的命题,那就是:“和实生物,同则不继。”[3](P.119)在他看来,“和”是推动事物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力,而“同”则是有碍事物向前发展的阻力。史伯之所以得出这一结论,是因为“和”的含义是“以他平他”,也就是不同事物或事物不同方面的和谐与平衡,体现的是多样化的统一,因此“能丰长而物归之”。“同”的含义则是“以同裨同”,是单纯的追求量的累积和重复,是根本无法造就新生事物的,世界也将会因此变得极其单调,“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尽乃弃矣”。[3](P.119)他因此提出,对“和”“同”问题有深刻理解的先王“以金木水火土杂,已成百物”。[3](P.119)在史伯之后,对“和”“同”思想作进一步发展的是春秋时期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晏婴。他曾用煮汤以及演奏音乐的生动事例说明了“尚和去同”的道理。

史伯和晏婴对于“和”“同”问题进行的哲学探讨实际上是为解决政治问题。史伯认为,周王朝之所以走向衰败,主要是周幽王采取了“去和而取同”的错误态度,疏远那些敢于直抒己见的贤臣,却亲近那些谗言献媚、阿谀奉承的小人。晏婴辨“和”“同”主要针对齐景公将梁丘据只会紧跟、附和,从不发表意见的“同”的做法视为“和”的观点而来的。晏婴认为,臣子应当明辨是非、直言进谏,当君主萌生错误想法之时,臣子应及时指正,辅助君王作出正确抉择。“所谓和者,君甘则臣酸,君淡则臣咸。”[4](P.369-371)这才是臣对君的“和”。齐景公称许的梁丘据则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4](P.369-371)这不是“和”而是“同”了。

中国古人“和而不同”理念,指的是包含了不同、差异、矛盾在内的多样性的统一,颇富有辩证法精神。中国人正是以此为哲学依据发展形成了以和为贵、以和为善、以和为美的和谐文化。这种文化体现在人际关系上,表现为家庭“和睦”、邻里“和顺”,上升到国家和民族层面就是“协和万邦”“和平相处”。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中,“和而不同”原则比“文明冲突论”有着明显的优越性。有学者认为,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当今时代,“和而不同”是消解文明冲突的良方,是一剂对症药,“应该成为处理不同文明、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5](P.79)

相对“和”字来说,“合”字在中国古籍中出现的次数较少,而且含义也较为复杂。其中,有的体现的是消极负面的意义,比如“合同异”“合异以为同”等命题带有忽视差异、矛盾的意味,特别是惠施的“合同异”理论,体现了明显的相对主义倾向,从它还引伸出“万物毕同毕异”这样抹煞事物质的差别的论辩。当然,“合”字的积极意义还是主要的,大致来说主要有两点:其一是“融合”“结合”“会合”“聚合”等,《说文解字》中说:“合,合口也。”是说上唇与下唇、上齿与下齿的合拢,表达了不同要素的融合或结合,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天地交合产生万物的观念,比如荀子讲“天地合而万物生”,[6](P.93)《吕氏春秋》中讲“天地合和,生之大经也”,[7](P.102)王充也曾指出:“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合气,子自生矣。”[8](P.277)其二是“符合”“一致”,比如《易传·文言》中所讲:“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9](P.15)

二、习近平在外交中对“和”思想的运用

重“和”的思想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之一。中国古人常讲“和为贵”“和而不同”等。这种思想用一个字表示是“和”,若用两个字表示就是“和谐”。它的意思并不是无原则地一团和气,而是有差别的统一。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史伯、晏婴对“和同思想”的深入阐述,可以说反映了中国人的辩证智慧。对于中国古人这种重“和”的思想,习总书记在外交思想的实践中作了诸多发挥。

(一)“和”之“和为贵”义

对于中国传统的重“和”思想,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用“以和为贵”的思想丰富和平发展思想。中国选择和平的发展道路,是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结论,是思想自信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10]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容对此作了诸多新的阐述,具体表现为:

首先,和平发展思想是对中华民族重“和”精神的传承。习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历来爱好和平,‘和’的民族基因从未变异,‘和’的文化源远流长。早在2400多年前,中国古人就提出‘礼之用,和为贵’。和平的愿望扎根于中国人心中,融化在中华民族的血液里。”[11]而且,具有同样意味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外交场合都曾反复论述。对于中国传统爱和平的理念和箴言,他还引述过“国虽大,好战必亡”“协和万邦”“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以和为贵”“天下大同”等传统理念。在他看来,“和”的思想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是深深融入中国人民血脉之中的,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是对历史的传承和发扬。

其次,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人民从近代以来的苦难遭遇中得出的必然结论。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曾陷入无尽的黑暗,面对侵略者的屡番欺凌,中华儿女奋勇抗争,最终捍卫尊严,涅槃重生。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悲痛终将随时间流逝而渐趋模糊,但留在人们心底的烙印却久久难以忘怀,经历过战争的中国人民更懂得和平的来之不易。习近平总书记自幼成长于红色革命家庭,他对中国人民所思所盼感同身受。

再次,和平发展理念是符合中国及全球安全需要的战略抉择。纵观当前的中国,和谐稳定的发展环境是人民所期望的,任何社会动荡、国家战乱都将违背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平发展道路将为实现中国梦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面对国际社会泛起的“国强必霸”的论调和猜疑,习近平总书记用事实向世界证明,中国的发展逻辑不同于一些西方大国,中华民族的血脉中没有称王称霸、侵略他人的基因,中国人民坚守和平发展的信念,“中国威胁论”可休矣。

(二)“和”有“和而不同”之义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这一古老的哲学思想源远流长。“和而不同”表现的正是这个世界最初的面貌和状态,是我们处理好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正确方式,更是处理好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和而不同”这一思想,内涵了文化自身发展的动力及规律,同时也为世界各国加强对话沟通、缓和矛盾冲突提供了新思路。

《中庸》有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12](P.127)可以说“和而不同”的思想是“和合”文化的精髓,中国历届领导人的外交理念也深受这种传统思想的影响。对此,习近平总书记结合时代发展作出了新的阐发:“各国和各国人民应该共同享受尊严,要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反对干涉别国内政。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13]习近平总书记用最朴实的话语生动的阐释了“鞋子合脚论”。自古以来,世界各民族就生活在同一个家园,共享同一片蓝天,本就是一家人。中华民族也历来讲求“天下一家”“协和万邦”的大同理念。为此,“和而不同”正是国际大家庭中解决矛盾纠纷的最佳选择。

“和而不同”的思想不仅是处理国与国之间外交关系的基本原则,更是处理世界各民族文明多样性的重要法则。在对待世界不同文明的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多样、平等、包容的理念,在外交中对“和而不同”的运用,已成为促进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化解文明冲突的重要指导原则,这一中国传统智慧正在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被国际社会更为广泛的接受。

三、习近平在外交中对“合”思想的发展

从语义来看,“合”与“和”有一定的相通性,但又有其特有之处。一般来说,从中国传统关于“合”的论述看,有两方面含义:一是综合、汇合、聚合、合并;二是一致。就此来说,要做到“合”需要建立在“和而不同”之“和”的基础上。对于“合”思想的深刻含义,习近平总书记进行了诸多创造性转换,在外交领域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合”为“一致”

习近平总书记在出访时,曾多次引用古语“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这其中的“合”字,就是“一致”的意思。近年来,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指引的“一带一路”蓬勃发展,从理念到行动,串联起世界人民追求稳定繁荣的梦想,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出访的系列演讲中作了颇多发挥。他指出:“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共同发展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符合各国人民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14](P.4)为此,“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15](P.24)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正逐步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认同。其中对“合”思想创造性转化,让世界各国因现实利益与长远目标团结一致,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发展,是治理国际秩序的新思维。

“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正是汲取了“合”思想的精华,契合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步伐,内化了新时代的要求,成为赢得国际社会共识的新的价值观。而“一带一路”正是中国邀请世界各国通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道路。中国古代圣贤孟子曾言,“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16](P.99)“一带一路”并非中国利益独享的地带,而是全球各国利益共享的平台。习总书记多次强调:“‘一带一路’建设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17]“交得其道,千里同好,固于胶漆,坚于金石”。[18]“一带一路”正是对古丝绸之路的一种“创新型传承与发展”,它不仅是一条“亲善之路”“繁荣之路”与“交流之路”,它还是一条“和合之路”。

(二)“合”为“合作”(或“协作”)

“合则强,孤则弱”。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外交场合引用这句古语,其中内涵了“合”的第二层含义,即“合作”“协作”。这种“协作”与“合作”的思想观念,广泛地体现在习总书记对外交问题的处理上。“合”的理念符合全球化发展的需要,合作共赢已经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政策取向,适应于经济、政治、安全、文化等各个领域。

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加强与各国之间的合作是中国推进全球共同发展的重要原则,“回顾历史,开放合作是增强国际经贸活力的重要动力。立足当今,开放合作是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复苏的现实要求。放眼未来,开放合作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时代要求”。[19]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弱肉强食、赢者通吃的法则已成历史。一个国家要实现自身的发展,必须具有成人达己的精神,要谋求自身过得好,必须也让别人过得好。在国际社会中,中国积极倡导新型国际关系,平等地对待每一位国际社会成员。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坚持包容性的开放合作,兼顾国家彼此间的利益,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的国家竭尽所能,携手与之共同发展。

在如何推进合作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在吸取中国传统义利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正确“义利观”。他在韩国国立首尔大学的演讲中谈到,“‘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在国际合作中,我们要注重利,更要注重义。中华民族历来主张‘君子义以为质’,强调‘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20]当前的国际合作中,各国利益紧密交织,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近代以来,西方国家主导下的“利益至上”“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朋友”等西方理念正愈发失去人心,“先做朋友,再做生意”的中国模式为国际社会的交往注入了新的活力。“义利相兼,义重于利”的正确义利观,将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一面旗帜,这种带有“和合”理念的外交观将为推进国际间的合作发展提供坚实的思想基础。

在波澜壮阔的外交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把中国传统文化中“和合”思想运用到国际关系的实践领域。他精深独到的见解赋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以时代气息。他以全球视野和发展的眼光向世界传递了中国传统智慧和中国方案,为创新国际关系、改善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习近平外交思想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组成部分,必将产生愈发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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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习近平.共建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N].人民日报,2018-11-06.

[20]习近平.共创中韩合作未来同襄亚洲振兴繁荣——在韩国国立首尔大学的演讲[N].人民日报,2014-07-05.

马鸣锴,王建华.习近平对中华“和合”思想的运用与发展——基于外交工作的考察视角[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20,41(05):190-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