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国际关系中的修正主义国家?对这个问题的一个粗略回答是:修正主义国家是对现状感到不满、想要改变现状的国家。但这样一个粗略的回答显然不是学理研究,我们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对它进一步发问:一个国家对什么现状不满,会导致它成为修正主义国家?如何衡量一个国家的修正主义倾向?一个国家的“不满”表现在口头上,但是没有采取实际行动,也算是修正主义国家吗?如果不满的国家通过说服、利诱其他国家来改变现状,而没有选择武力的方式,那么这样的国家也算是修正主义国家吗?对于这些问题,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或多或少作出了一些回应,但是并不明确和全面。本文通过对有关修正主义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进行总结和评述,以期对修正主义国家的定义和特征作出一个较为明确和准确的界定。

一、对什么现状不满会成为修正主义国家

修正主义国家是不满意现状的国家,但一个国家对什么现状不满会导致它成为修正主义国家?现实世界中不可能存在完全满意的国家,因此各国或多或少会有怨言,希望改变某种具体的现状。“一国可能出于各种原因而对主导国(或霸权国)不满,而这种不满可能与实力分配或国际秩序(现状)都毫无关系。”[1]如果所有这些不满和修正都会导致国家成为修正主义国家的话,那么现实中所有的国家必然都是修正主义国家。例如,作为一个发达经济体,欧盟总体上是现存国际秩序中的受益者和维持现状者,但欧盟显然对2015年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峰会感到不满,因为这次峰会明确了自下而上的减排行为,即依靠国家的自愿行动而不是强制方式来减排,而碳排放量的限制,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欧盟成员国的经济发展。虽有不满,但欧盟成员国并不是修正主义国家。因此,具体议题上的修正主义行为并不意味着某个国家可以被定性为“修正主义国家”。

美国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汉斯·摩根索(HansJ.Morgenthau)认为,维持现状政策的核心是维持现有的实力分配,但“这并不意味着不能发生任何变化。它并不反对发生变化,只是反对改变两国或者多国之间的实力关系,例如把一流强国A国削弱为二流国家,把B国提升到A国曾经拥有的突出位置。但是,对实力分配的微小调整不会改变相关国家的相对实力位置,这与维持现状政策是完全相容的”[2]。摩根索举例说,1867年美国购买阿拉斯加领土,就没有影响美国和俄国之间的“现状”,因为从当时的交通和作战技术来看,美国得到这块人迹罕至的领土,不会明显地改变美国和俄国的实力对比。因此,在摩根索看来,某个议题上的现状改变算不上修正主义行为,而实施这种改变的国家也不是修正主义国家,只有对大国间的实力对比造成了实质性变动的行为才能算是修正主义行为。

问题是,既使一个国家有修正主义行为,也未必意味着它就是修正主义国家。主导国也可能实施修正主义行为,将自己的对手从一流强国变为二流国家。这样做表面上改变了现有的实力对比,实质上却是巩固了主导国的现有优势。而且,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国家间实力对比的变化更多是依靠国内的制度革命和技术创新,而不是通过领土和人口的重新分配来完成。对摩根索观点最重要的一个批评可能是,实力关系的改变未必意味着对现有国际秩序的“不满”——美国在1894年就已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强国,但它并没有被当时的世界经济霸主英国视为修正主义国家,原因在于美国是英国主导下的自由贸易秩序的受益者,也无意挑战当时的殖民秩序。因此,一些学者采用了不同的标准来判断修正主义国家不满的根源,例如,有些国家对国家的尊严和荣誉十分敏感,因此可能会在本国的尊严和荣誉受到伤害时剧烈地改变本国的对外政策,而成为修正主义国家1。

实力转变理论(PowerTransitionTheory)2认为,如果某个新兴大国想要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那么它就是修正主义国家。新兴大国通过工业化快速增强了自己的实力,导致它与霸权国之间的实力差距缩小,那么它必然对现存的国际秩序产生不满。这种不满可能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希望获得更高的国际地位和决策权。实力转变理论认为,国际体系是一种等级制结构,主导国、大国、中等国家、小国分享着从大到小的决策权,一国在权力等级制中的地位越低,就越不满意3。这一标准关注的是国际秩序中的权力分配,但显然存在争议。如果按照这一标准,那么小国应该是国际关系中最为不满的国家,大国不太可能成为修正主义国家。事实上,很多小国关注的并不是本国所能得到的权力,而是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搭便车”是它们常见的战略选择。另一方面是对国际资源分配规则的不满。随着新兴大国实力的增长,它可能对现存国际秩序的资源分配感到不公正,就如一战前德国崛起后宣称“我们也需要阳光下的地盘”。相比本国所具有的国际事务决策权,各国更在意的是国际规则的变化,因为国际规则的变化会影响到各国的国际收益,并最终影响到国家之间的实力对比。按照美国学者奥甘斯基(A.F.K.Organski)和库格勒(JacekKugler)的说法,主导国通过建立国际秩序规则来指导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的互动。主导国之所以建立这些秩序,是因为这样做是有利可图的,可以获得财富、安全和收益。但是,当新兴国家对收益分配方式不满时,它们也会为此战斗4;当主导国发现现有的国际规则更有利于新兴强国时,它们也可能会转变成修正主义国家。也就是说,并不是只有新兴强国才会成为修正主义国家。

笔者认为,相比对权力分配的不满,一个国家对国际规则的不满更可能使它成为修正主义国家,因此,最好把“不满意现状”中的“现状”理解为“现有的国际规则体系”,而不是泛泛而谈的所有现状。“强国试图同弱国建立一套被称为‘秩序’的关系体系,因为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稳定的。最终,各方开始能够预期其他国家的行为方式,习惯和模式被建立起来,各方逐步接受了处理彼此关系的特定规则”“特定的国家被公认为领导者”“外交关系也遵循公认的模式,人们预期特定的国家将会支持其他一些国家”“这些就是外交的规则,甚至还有战争的规则”[3]。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的基本规则同样重要。“在现代世界,国际分工成为国家财富、安全和威望的重要决定因素。组织和管理世界经济成为国家的重要目标。经济权力的分配和调整国际经济体制的规则,业已成为国际政治变革进程中关键的一面。”[4]24一般来说,虽然大多数国家都肯定能从世界性市场经济的运作中获益,然而效率较高和技术较先进的国家却能比其他国家获益更多,它们享受着更高的利润率和更有利的贸易条件。结果是,“市场经济趋向于,直至某一点为止,把财富集中到更先进的经济中。由于这一原因,现代占统治地位的经济(以及军事)强国(19世纪的大不列颠和20世纪的美国)承担了组织和捍卫世界性市场经济的责任。它们倡导自由贸易,提供投资资本,提供国际货币。实际上,它们提供了发挥世界市场效率所必需的公共利益,因为它们这样做是有利可图的。”[4]139

考虑到国际秩序是一个包含了可能存在潜在冲突的许多规则的体系,因此在确定某个国家是否是修正主义国家时,应该具体到它所不满的国际规则的性质和范围。如果某个国家试图挑战国际秩序的基本规则,那么它就是比较典型的修正主义国家;如果它挑战的只是某个具体领域的基本规则,那么一般来说不足以将其界定为修正主义国家;如果某个领域的规则还处于形成的过程中,并不存在明确的基本规则,那么就谈不上谁是修正主义者。例如在气候变化领域,中国、印度、美国和欧盟都持有不同的国际规则主张,并没有形成基本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规则,因此它们都不是所谓的修正主义者。

二、如何衡量修正主义国家的修正倾向

在有关修正主义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如何衡量修正主义国家的修正倾向或者说修正程度是第二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作为一个好的学术概念,我们显然不能仅仅从一个国家的语言角度来界定它的修正主义倾向。语言当然可以反映国家对于现状的不满,但是修正主义国家未必会把自己的不满挂在嘴上;而且,很多的不满语言可能只是发发牢骚,并不会付诸具体的国家行动,这样的语言也就没有实际的意义。如果一个国家仅仅是发发牢骚,那么说明它要么没有能力去修正现有的国际体系,要么说明它并不是真的那么不满意。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从定义上来说,修正主义者和维持现状者并不是对应着修正主义或者维持现状的政策。”[5]14如果具有修正主义倾向的国家不采取实际行动,对于其他国家和国际体系来说,它们就与维持现状国家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因此,在界定修正主义国家的不满程度时,行动是比语言更直接的标准。美国现实主义者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L.Schweller)指出,“对于将保持既得利益作为首要目标的满意国家而言,阻止实力和威望的相对损失是正确的建议。而对于修正主义国家来说,它们的首要目标不是待在原地,它们想要增加而非保持自身的核心价值,想要提高自身的体系地位。这一目标的实现,不能仅仅是防止本国相对份额的损失,而且需要获得其他国家的相对份额。”[6]按照施韦勒的观点,修正主义国家想要进攻性地得到更多的价值份额,所以其想要得到的份额越多,修正倾向也就越强。但是,现实中我们无法知道一个国家的野心到底有多大,而且对于“核心价值”“体系地位”的看法,每个国家可能都不一样,因此施韦勒的观点仍然是一个模糊的判断。例如,英国学者马丁·怀特(MartinWight)认为:“大国必须获得殖民地,方可以世界大国自居。”[7]其他的国际关系学者和政治家则会强烈质疑殖民地是否是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因此,虽然获得其他国家的相对份额的确是一种进攻性的、修正主义的行为,但是这样的国家未必是修正主义国家。

实力转变理论的代表性学者倾向于使用军备建设的指标来界定国家的修正主义倾向。他们认为,维持现状国家是满意国家,而修正主义国家意图通过突出的(extraordinary)军备建设来缩小与主导国家的实力差距,从而能够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崛起国与霸权国是否陷入竞争性的军备竞赛,是衡量崛起国对现状满意度的重要指标5。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甚至认为:“取得霸权没有外交捷径,惟有诉诸战争。”[8]因此,一个国家如果积极发展军事力量,尤其是进攻性的军事力量,那么就表明它的修正主义倾向非常强。问题在于,这一判断标准必须建立在该国已经是修正主义国家的基础之上。单有这一个指标是不够的,有的国家发展军事力量是为了扩张,但有的国家发展军备可能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安全,还有一些国家可能是为了确保现有的优势地位和防止潜在的风险。例如,巴基斯坦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包括爆炸核武器)是为了制衡印度的威胁,而不是推翻印度所主导的南亚秩序。而且,就如下一节所要说明的,修正主义国家未必一定要通过武力才能推翻现有的国际规则,当今时代更多是通过获得足够多的国家的支持、以投票的方式来实现规则的变革。除了军备建设的指标外,还可以从领土争端、军备、对国际规则的态度、意识形态以及贸易等五个方面来判断一国是否具有修正主义倾向[9]。如前所述,具体议题上的修正主义行为并不足以用来界定修正主义国家,诸如领土争端、意识形态和贸易往来等可能是一个国家对现存国际秩序不满的原因,但未必能直接用于界定其修正主义倾向,因为这些不满可能是局部的、意义有限的。

对待国际规则体系的态度,的确是衡量国家修正主义倾向的一个直接指标。国际秩序的核心是一套规则体系,而且必须承认,强国在秩序的建立和运转过程中发挥着主要作用,“满足现状的国家接受体系内最强国所创建、领导并捍卫的规则,因为这些现状国可以分享由此带来的繁荣与和平。另外一些国家则挑战或拒绝现行的国际规则和规范,它们游离于这一领导联盟之外”[9]。笔者在第一节的最后,建议依据国家对国际资源分配基本规则的态度来界定其是否是修正主义国家,在这一方面,哈佛大学教授江忆恩(AlastairIainJohnston)提出了一个分析国家修正主义倾向的综合性分析框架,这一框架就是基于国家对待国际规则的态度和行为,其中包括五个方面的指标:国家对国际制度的参与率很低;虽然参与国际制度但是不接受共同体规范;虽然参与并遵守规范,但有机会时可能以破坏性的方式改变现有的规则和规范;该国国内明确希望国际社会的实力分配发生剧烈变动;该国希望改变国际体系的实力分配,而军事力量是一个关键的工具6。可以看出,江忆恩的框架同时包含了国家对国际规则的态度和军备建设的指标。笔者认为,这一框架是基本合理的,因为对规则体系的态度表明了这个国家是否是修正主义国家,而它的军备建设情况可能表明了它对现存国际秩序的不满程度。在当今时代,通过武力来修正国际秩序的情况的确越来越少,但它始终是一种最后的手段。当一个修正主义国家热衷于用强制的方式来改变现状时,其修正倾向自然是异常明显的。

三、修正主义国家是否一定诉诸武力

虽然军备建设的指标能体现出国家对于现状的不满程度,但是修正主义国家是否一定要诉诸武力?一方面,使用武力来改变现状的国家未必是修正主义国家,也可能只是修正主义行为。例如,美国和俄罗斯介入叙利亚的内战,当然改变了该国的现状,但并不能因此界定美国或者俄罗斯是修正主义国家。另一方面,如前所述,修正主义国家的本质是希望改变现存的国际秩序或者说基本规则体系。修正主义国家当然希望改变现状,但是改变现状的方式有很多种。尽管一些学者认为“拥有足够军事力量的国家可以无需讨价还价”[10],但在现实中,受到地理距离、势力均衡、核保护等因素的制约,强国不可能时刻通过使用武力或者威胁使用武力来达到自己的目标。在不同的议题领域,不同的国家可能具有不同的优势,即便是霸权国家也不可能在所有议题上都居于主导地位,因此修正主义国家也可能通过说服、利诱等方式来改变现状。

修正主义国家采取何种修正方式意义重大,因为它直接关乎修正主义国家的形象问题。在现有的许多关于修正主义的文献中,“修正”之所以天然带有一种贬义,是因为它意味着不合作与战争。“维持现状国家是合作者,积极参与、遵守和内化国际秩序的规范;反之,修正主义国家寻求破坏现有的秩序,以便增加它在体系中的实力和威望。”[11]“心怀不满的国家呼唤‘新秩序’,并因此热衷于扩大修正主义的力量。”[6]有些学者认为,修正主义国家是不满意国际政治现状、试图用军事手段改变现状的国家。比如,法国大革命战争、拿破仑战争、二战、朝鲜战争和海湾战争等,都是由修正主义国家挑起的[5]12-14。如果不通过武力的方式来改变现状,那么修正主义国家就不能被简单视为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

认为修正主义国家必定使用武力来改变现状的观点,还会面临三个方面的质疑。质疑之一是,按照这一判断标准,实际上在修正主义国家真正使用武力之前,我们无法确定谁是修正主义国家,那么这个概念还有什么实际的使用价值呢?质疑之二是,有些时候主导国可能满足于现有的国际秩序,但是新兴大国的某个发展势头(例如核爆炸的成功)意味着它开始有能力挑战现有秩序,那么主导国有可能发动一场预防性的战争,清除对手手中的核武器。这个时候,主导国是否算是一个修正主义国家呢?主导国可以宣称这么做是为了维护现有的秩序,但实际上却是用武力改变了核武器领域的国际秩序。那么,究竟是新兴大国还是主导大国应该被界定为修正主义国家?第三个质疑是,这种对于修正主义国家的界定,可能意味着大国关系中已经不太可能有修正主义国家了。虽然在某些区域性的国际关系中还可能出现符合这种标准的修正主义国家,但是,由于核武器的出现、战争成本的上升、民族主义和占领收益的下降,通过战争来达到修正某种国际政治现状的可能性已经大为下降了。例如,在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拥有了核武器以后,很难想象两国为了改变南亚地区秩序而发生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同样,中美两国都是核大国,但两国之间的战略竞争也不太可能通过战争的方式来决出胜负。

19世纪的国际关系中,土地的分配仍然是国际秩序竞争的核心之一,而殖民地的分配秩序是封闭性的,所以实力上升的新兴强国的确可能要求改变殖民地的分配方式或者分配规则。战争、扩张带来的财富之所以能促成近代国际关系史上一些大国的形成,根本原因在于国内政治改革和工业革命的推进。例如,沙皇俄国的崛起,的确与其领土扩张和人口增加有一定的关系,但最重要的动力还是基于彼得一世改革和亚历山大二世改革,这样的两次改革而不是土地扩张使得俄罗斯最终成为一个工业强国。以新兴强国与自由国际经济秩序的关系为例,一般来说,新兴强国的崛起,最主要是基于国内的善治和技术进步,而不是通过对外战争获得更多的农业剩余和人口,扩张的胜利是国家实力崛起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尤其是近代工业社会以后,随着世界性市场的形成,技术领先的大国通过在世界市场上的优势可以获得更多的财富,而其他新兴的强国也可以通过市场竞争获得一席之地,甚至超过原有的霸权国。“现代国际关系的特征不是国家趋向于无限制地扩张它们的权力,而是努力以一种更有利的方式完善它们的领土,并使其更加巩固。”[4]128

因此,从逻辑上来说,国际体系的修正未必一定要通过战争的方式。不管是通过提出一套更好的理念规则得到大多数国家的接受,还是依据自己的实力来威逼利诱,修正主义国家都可能以更小的代价来达到变革国际体系的目标。因此,是否诉诸武力并不是定义修正主义国家的必要标准,更不应该基于这样一种偏见就赋予“修正主义国家”这个术语以贬义。归根结底,尽管我们承认和平所具有的巨大价值,而且和平一般是由主导国及其维持现状盟友相对于修正主义阵营具有巨大力量优势所造成的,但和平也不一定就是正义的。

四、小结与思考

对现有研究的简要总结为本文分析什么是修正主义国家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基础,可以看出,大多数学者在讨论修正主义国家时,不是简单地从改变现状的行为来界定,而是力图进一步说明什么性质的行为、对国际体系现状什么程度的改变,可能意味着修正主义国家的出现。摩根索认为企图改变大国间实力对比的国家是修正主义国家;实力转变理论强调的是对国际秩序的不满,包括对于权力分配和国际规则的不满;还有一些学者强调修正主义国家的好战倾向,认为军备建设是衡量国家修正主义倾向的一个重要指标。笔者认为,应该从国家对待现有国际规则体系的态度和国家的军备建设情况来界定某个国家是否是修正主义国家及其修正的倾向。但是,修正主义国家未必一定要使用武力来改变国际秩序的基本规则,相反,当代国际秩序的变革更多是通过谈判、协商的方式实现的。美国著名国际政治经济学专家迈尔斯·卡勒(MilesKahler)曾经指出,到了20世纪70年代,即使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要政策问题上,美国也需要获得其他国家的支持7。另外一位国际关系学者也指出,“大国力量作为国际体系的权力源泉,是体系的权力主宰,但要避免强权统治下的反抗,平息对现行权力分配的不满与敌对,它们必须将自己的国际行为和所建立的制度与某些理性、道义原则一致起来,相对地照顾体系内弱小国家的一些正义要求,以便于国际制度的运行,维持其既得利益。”[12]

修正主义国家可能是主导国也可能是崛起国。一些新兴强国已经在国际秩序中获得了满意的位置,那么它们就不会成为修正主义国家。比如,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融入了世界市场,充分发挥出自身的比较优势,同时中国又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当之无愧的政治大国,因此中国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满意国家”。江忆恩曾说:“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国支持许多本质上维护全球经济和政治秩序现状的制度(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安理会等)。事实上,中国领导人在实践中反对任何可能削弱五个核大国权力的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方案。中国极力阻止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科索沃进行‘人道主义干预’这种在联合国之外使用武力的方式。从更大意义上说,中国可能是几个世纪以来组织国际关系的威斯特伐利亚主权体系的最有力的维护者。”[13]

新兴强国可能是维持现状国家,霸权国可能是修正主义国家。当霸权国认为现有的国际秩序对于后来者更加有利的时候,它就可能采取包括战争在内的各种措施打压新兴强国,要求改变现有的国际规则体系,尽管这些规则体系是它主导建立的,当前对它来说仍然是有利的。正如美国著名学者罗伯特·杰维斯(RobertJervis)所指出的,守成大国对现状越满意,它就越担心未来潜在的损失8。例如,二战结束后,世界建立了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等成为国际政治秩序的基本规则体系。但是,随着苏联的解体,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越来越倾向于建立一种人权高于主权的国际政治新秩序。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N.Waltz)指出的,“民主国家在20世纪赢得热战和冷战的胜利,现在正处于蒸蒸日上的势头,干涉主义情绪因此也越来越高涨。如果有一个民主国家成为主导的国家,就像现在的美国一样,这种情况会进一步加剧。”[14]在国际经济领域,面对着中国的竞争,美国政府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提出以“公平贸易”取代“自由贸易”,给国际贸易设置更多的环境、人权和知识产权等标准,从而削弱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令人困惑的是,学者们却依据实力转变理论将霸权国,尤其是把美国概括为维持现状国家。”[15]

一国对某种国际秩序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既与国际秩序的制度规则以及该国自身的实际情况相关,也与领导人的认知有关。霸权国不一定是维持现状国家,而崛起国也不一定就是修正主义国家。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从三百六十多年前《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的平等和主权原则,到一百五十多年前日内瓦公约确立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从七十多年前联合国宪章明确的四大宗旨和七项原则,到六十多年前万隆会议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际关系演变积累了一系列公认的原则。这些原则应该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遵循。”[16]因此,与西方学术界所通常认为的恰恰相反,当前的国际关系中,中国应该被界定为维持现状国家,而美国则更像是一个修正主义国家。

参考文献：

[4]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M].武军,杜建平,松宁,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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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江忆恩,肖欢容.美国学者关于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研究概述[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8):48-53.

[14]肯尼思·沃尔兹.冷战后的结构现实主义[M]//约翰·伊肯伯里.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韩召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6.

[16]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416.

注释:

2.将“PowerTransitionTheory”翻译为“权力转移理论”是一个误解,因为“PowerTransition”讲的是两方面的实力转变,即新兴工业国家实力发展和转变(由弱变强)的过程和新兴国家与守成大国之间实力差距的转变(由大变小),以及这种转变可能产生的后果｡由于新兴大国可能对现有的国际资源分配规则不满意,就可能和守成大国之间发生冲突和战争,但战争的结果未必会出现“权力的转移”｡参见OrganskiAFK:WorldPolitics(AlfredA.Knopf,1958);宋伟:《实力转变理论述评》(《现代国际关系》,2016年第10期)｡

宋伟.国际关系中的修正主义国家:理论研究述评[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3(01):33-38.

基金:中宣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2019年重大项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子课题(编号:2018MZD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