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英国在中东“分而治之”政策的缘起

“分而治之”作为一种统治政策十分古老。历史上,罗马帝国、埃及、波斯帝国以及拿破仑时期的法国都曾经实行过这种政策。1英国是典型的海权强国,其基本地缘特征就是领土面积有限且远离大陆,经济和商业主要靠海洋通道将其不连贯的领土连接在一起。这使英国具有将欧亚大陆国家分裂为较小单位的固有倾向——因为国家越小,就越要依赖强国,国家越小也越容易被掌控。

英国统治者明确提出“分而治之”政策是在1857～1859年印度发生民族大起义后。莫拉达巴德地方驻军司令官琼·柯克中校在一份文件里写道:“我们的态度是尽力维护现存的宗教和种族分裂,而不是使之融合,分而治之应该是印度政府的原则。”孟买总督爱尔芬斯顿非常赞赏这种观点。他在一份备忘录中写道:“分而治之是古罗马的座右铭,也应当是我们的座右铭。”2因此,英国“在每一个殖民地里进行分化,利用这一部分去反对另一部分。”3这就是英国在其殖民地统治中惯用的“分而治之”政策,而这种统治方式也被推广到其他的英国殖民地。值得注意的是,二战后,英帝国从其殖民地精心撤退之后出现的印巴分治问题、南非种族问题、新马问题、中东领土纠纷及族群冲突等问题,某种程度上与英国的殖民统治遗痕不无关系。

这其中,中东地区就是英国“分而治之”政策的重要试验田和牺牲品。国内学者围绕相关话题已有一些探讨,4但是专门研究这一议题的著述仍不多见。鉴此,笔者不揣学浅,尝试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对该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二、英国在中东“分而治之”政策的实施

19世纪至20世纪前期,英国成为塑造中东地缘格局的最重要外部力量。中东地处欧、亚、非三大洲接榫地带,地理位置重要,石油资源丰富,人口数量众多。该地区如果将地理优势与人口优势有机结合而形成统一的国家,则会成为世界性强国,这种前景显然是英国所竭力避免的。英国殖民者非常清楚:“一个处在中东中心的巨大的军事强国,可以随意打入欧洲、亚洲或非洲;它也能够阻止这三大洲彼此合作。”5要彻底消除伊斯兰世界复兴对欧洲的威胁,釜底抽薪的办法就是“分而治之”,尽可能蚕食、分裂、肢解伊斯兰世界的地缘版图。

而伊斯兰世界的地缘特征使之很容易被英国利用。我们知道,伊斯兰世界(主要以奥斯曼帝国为代表)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既统一又分裂”,或者说是“有差异性的统一”。萨米尔·阿明曾指出,伊斯兰世界“商业立国”的传统,使各地区之间既是统一的,又是割裂的:商业文明使不同地方的居民相互来往,日渐形成统一的经济体系和语言,就此而言,伊斯兰世界是统一的;但商业文明存在的基础,是对立商业城市之间的竞争,就此而言,伊斯兰世界又是割裂的。6伊斯兰世界的这一地缘政治弱点,很自然被英国充分利用和放大,乘机在中东地区推行“分而治之”政策。具体地说,这主要体现在依次递进的以下三方面。

(一)蚕食、分裂并最终瓦解奥斯曼帝国

英国在中东进行“分而治之”的第一步,就是想方设法地分裂乃至瓦解奥斯曼帝国。

奥斯曼帝国始建于13世纪末,极盛时势力达亚欧非三大洲,领有东南欧、巴尔干半岛之大部分领土,北及匈牙利和斯洛文尼亚,掌握东西方陆上交通线近6个世纪之久。“在没有发现通往印度的直接通路以前,君士坦丁堡是广泛贸易的中心。”7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奥斯曼帝国一直是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国家”,中东作为奥斯曼帝国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之下,总体处于和平稳定的状态。

然而,从17世纪开始,奥斯曼帝国由盛转衰,到18世纪已成为欧洲列强任人欺凌的“西亚病夫”。当时,欧洲外交界谈论颇多的所谓“东方问题”,实际上就是“对奥斯曼帝国怎么办”的问题。“法兰西、英吉利、奥地利甚至俄罗斯,已经开始要求‘势力范围’,而且它们用贪婪的眼光注视着‘欧洲病夫’的财产。”8英国和其他欧洲强国认识到,谁能征服奥斯曼帝国及其埃及属地,谁就能控制通往东方的重要通道,谁就能成为地中海、黑海、红海的主人;谁能让“东方问题”的解决有利于自己,谁就能巩固自己在欧洲的地位。9

英、法殖民者由此逐渐将伊斯兰世界作为蚕食和扩张的重点对象。从地理位置看,地中海南岸的北非地区因更接近欧洲,远离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和心脏,10因而成为奥斯曼帝国最早丧失的领土。标志性事件就是拿破仑于1798年率军横跨地中海入侵埃及。在法国人看来,控制埃及会让法国恢复欧洲与印度之间的苏伊士商路,对抗日益增长的大西洋贸易的优势。占据埃及还会弥补法国在美洲殖民地的损失,抑制俄国向奥斯曼帝国的推进,威胁英国占领下的印度,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外交和军事地位也会急剧削弱。11此后,法国继续在北非扩张。1830年,法国军队在阿尔及利亚登陆,18年后法国宣布该国及其沿海一带为法国领土一部分,成为第一个被分割出来的阿拉伯地区。1881年,法国又占领了突尼斯,将其纳入法国的属国。1901年,法国又征服了摩洛哥。

英国在伊斯兰世界的扩张,同样从征服地中海南岸的埃及开始,并且以此为跳板,一步步向伊斯兰世界纵深扩张。在殖民大国英国眼中,埃及的战略重要性不言而喻。“对大英帝国来说,埃及的价值在于它保护着英国至印度这颗帝国皇冠上的宝石的交通生命线。”121869年开凿苏伊士运河后,埃及成为沟通欧洲与印度洋之间的海上捷径、东西方贸易商路的中枢,以及世界上最重要的地缘战略据点。13英国政府很快买下苏伊士运河的多数股份。此后,英国以保卫苏伊士运河为核心,逐步向伊斯兰世界纵深扩张:1878年,英国将塞浦路斯作为海军基地,用来保卫土耳其海峡和苏伊士运河;1883年,英国军队为镇压阿拉伯起义,又占领了尼罗河谷;同样为控制苏伊士运河,英国还夺取了阿拉伯半岛西南顶端的亚丁,并在位于非洲东海岸上的英属索马里兰建立了殖民地。英国还与波斯湾国家的众多国王签署条约,并制造障碍阻止其他欧洲国家进入该地区。14英国首相艾德礼曾公开说过:“欧洲在全球战略的优先次序中是第一,从我们的观点看,中东就是第二。”15

英国还在远离奥斯曼帝国权力中心的海湾地区加大渗透力度。英国在海湾地区的核心政策,就是确保从欧洲途经海湾到印度的航道安全。16为防止当地出现威胁英国航道安全的地区大国,英国在当地扶植起众多小国,并与这些小国签署各种条约,相继将其纳为大英帝国的“保护国”。171820～1945年期间,英国通过签署一系列条约,在海湾地区扶植了7个“停战国家”(TrucialStates)。英国禁止这些酋长国与其他国家签署条约,不允许其发展海军,还阻挠这7个酋长国团结联合。18这种“小国林立”的格局,后来随着海湾国家独立被延续和固定下来。

总体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在奥斯曼帝国的渗透和扩张是渐进而有限的。这是因为,当时英国拥有海上霸权,在奥斯曼帝国拥有商业优势,因此不允许俄国等欧洲列强瓜分奥斯曼帝国,由此才使奥斯曼帝国得以苟延残喘,其寿终正寝的时间推迟了将近一个世纪。19马克思当年就指出:“英国想维持土耳其帝国,并非根据任何同东方问题有关的考虑,而是‘由于它相信,任何一个重大的东方问题被提出来热烈讨论,都会成为西方纠纷的源泉’。”20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成为英国对奥斯曼帝国政策转变的转折点。一战爆发后,奥斯曼帝国误判形势,站在同盟国德、意、奥一边参战,由此促使英国决意彻底瓦解奥斯曼帝国,并重塑战后中东秩序。“当奥斯曼帝国在1914年10月开始敌对协约国时,英国开始重新评估它的传统政策,即由保全奥斯曼帝国转向推动该帝国瓦解”。211914年11月5日,英国正式吞并了塞浦路斯,并于同年12月18日在埃及建立保护国。军事上,英国开始加紧装备埃及,炮轰达达尼尔港口,一支在波斯湾整装待发的远征军在美索布达米亚南部登陆。22

为彻底削弱奥斯曼帝国,英国处心积虑地策动阿拉伯人发动起义,在奥斯曼帝国的后院点起大火。从1915年7月到1916年1月,英国驻埃及、苏丹高级专员麦克马洪与阿拉伯世界领导人谢里夫·侯赛因共交换了8封信件,史称“麦克马洪-侯赛因通信”。英国承诺在战争胜利后建立一个北到亚历山大勒塔,东到伊朗边境,南到波斯湾,西接红海、地中海的“阿拉伯帝国”。阿拉伯人信以为真,随后便在1916年6月5日发动大起义,配合英军向奥斯曼帝国发起挑战,由此加速了奥斯曼帝国的失败命运。

但英国不可能帮助阿拉伯人实现这些承诺,因为侯赛因的要求一旦梦想成真,中东地区将出现自阿拔斯王朝以来最大的帝国。因此,麦克马洪在回复侯赛因时,故意含糊其辞,让双方对这份设计好的回复各有自己的解读。英国与侯赛因谈判的同时,英国的印度总督却推行截然不同的政策,支持侯赛因的敌人沙特人。23更关键的是,英国还与其他列强暗中约定,图谋在战后将阿拉伯世界肢解。一战期间,英、法、俄、意之间先后签订了4个秘密协定:1915年3～4月的《君士坦丁堡条约》、1915年4月26日的《伦敦条约》、1916年4月的《赛克斯-皮科特协定》,以及1917年4月的《圣让·德莫里埃纳条约》。这些条约不仅要瓜分阿拉伯诸行省,还要瓜分安纳托利亚的大部分地区。24

在这些密约中,对中东地缘格局影响最大的就是1916年由英、法、俄(后因十月革命退出)秘密签署的《赛克斯-皮科特协定》,它明确了英国、法国和俄国的全部要求:俄国得到已许给它的君士坦丁堡(即伊斯坦布尔)和土耳其海峡,以及亚美尼亚、库尔德斯坦部分领土和安纳托利亚北部地区;英国将获得美索不达米亚和地中海港口海法和阿卡;法国的势力范围将包括提尔以北的叙利亚领土、阿达纳省和安纳托利亚西南部的西里西亚地区。25曾担任殖民事务部大臣的丘吉尔曾自我吹嘘说,他“在一个周日的下午用笔轻轻一划,就创造出约旦”,约旦与沙特之间巨大的“Z”字形边境线,被称为“温斯顿的打嗝”或“丘吉尔的喷嚏”。26有评论认为,“即使以当年的标准衡量,这种做法也堪称无耻。”27

《赛克斯-皮科特协定》等4个秘密协定,与英国同侯赛因达成的建立统一阿拉伯国家的协议显然相互矛盾。英、法用赛克斯在沙漠中划出的那条线——从地中海沿岸的阿卡至波斯边界的基尔库克,直接把英国高级专员承诺给侯赛因的领土一分为二,甚至连英国军方情报机构负责人也心怀歉疚地抱怨说:“我们面对的状况就类似猎人在杀死黑熊前已经瓜分了熊皮。”28换个角度看,这些协议看似相互矛盾,实则体现出西方列强控制中东伊斯兰世界的一贯方略,那就是“一直分裂”:先让阿拉伯世界从奥斯曼帝国中分裂出来,再将阿拉伯世界进一步分裂。唯有如此,才能便利于英、法等殖民者驾驭和控制中东伊斯兰世界这个庞然大物。

1917～1925年是决定中东历史发展道路的关键时期。291917年12月,英军攻陷耶路撒冷。在法国的配合下,英军沿地中海东海岸北进,夺取了提尔、西顿、贝鲁特和的黎波里。在约旦河东岸,费萨尔领导的阿拉伯军队同艾伦比率领的英军配合作战。1918年10月,阿拉伯军队和英国军队同时进入大马士革。根据《摩德洛斯协定》条款,奥斯曼土耳其在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伊拉克、汉志、阿西尔、也门的行政当局被废止,从而结束了奥斯曼帝国对阿拉伯人400多年的统治。30

一战结束后,以英、法为首的战胜国在1919～1922年期间确立起新的国际权力体系,即“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由于美国在战后重回孤立主义,俄国国内发生革命,英、法实际成了凡尔赛体系的主要操控者。列强数量减少使英、法对中东地区的干预和控制力度比过去明显增大。以英国和法国为主宰的国际联盟决定在中东地区建立委任统治制度。所有委任统治地被划分为A、B、C三类。前奥斯曼帝国属地伊拉克、巴勒斯坦(包括外约旦在内)、叙利亚和黎巴嫩被划分为A类委任统治地区。根据国联盟约规定,A类委任统治地可以暂为独立国,但在行政管理方面须由受委任国予以指导和援助。31费萨尔作为其父侯赛因国王及阿拉伯人的代表参加了巴黎和会,令人失望的是,阿拉伯独立问题未被纳入此次会议的讨论内容。侯赛因宣布自己为阿拉伯国王,但英国只承认他为汉志国王。

从后来中东历史的发展看,该地区地缘版图正是根据英、法的预谋发展的:先是将战败的奥斯曼帝国彻底解体,然后根据英、法密谋达成的《赛克斯-皮科特协定》,将原本可能成为世界性强国的阿拉伯世界分裂成若干“委任统治国”。巴勒斯坦、外约旦、伊拉克、南也门(亚丁保护国)、埃及和苏丹等是英国控制的地盘,黎巴嫩和叙利亚属法国的势力范围,利比亚则由意大利控制。32现代中东就是在一战废墟和自相矛盾的战后安排基础上诞生的。33丘吉尔曾警告说,奥斯曼帝国的解体,将会使潜在于阿拉伯世界的种族、民族、宗教等矛盾喷薄而出,把世界搅成一团糨糊。这一结局被不幸言中。

(二)在中东国家间制造纠纷和矛盾

英国对中东地区的“分而治之”政策,并未因奥斯曼帝国解体而宣告终结。相反,为了使新独立的阿拉伯国家臣服于西方强权之下,英国刻意在中东国家之间设法制造分裂,播下冲突和不睦的祸种,由此使英国可以从容实现“离岸平衡”。

最典型的例证就是挑动海湾国家与伊朗、伊拉克等地区大国内斗,由此为当前伊朗与海湾其他国家关系恶化埋下隐患。为挑唆海湾其他国家与伊朗关系,英国煽动海湾部落首领侵占位于海湾的伊朗各港口和岛屿,并于1902年宣布贾希姆部落对大通布、小通布和阿布穆萨岛拥有主权,将其并入沙加和哈伊马角两部落所控制的领土,由此使阿联酋与伊朗围绕三岛主权的纷争一直延续至今。2011年中东剧变后,沙特等海湾国家与伊朗矛盾持续升温,这与当年英国埋下的祸端不无关联。

英国还刻意在伊拉克与科威特之间制造领土纠纷,最终为后来伊拉克的悲剧性命运埋下祸根。1913年,英国与奥斯曼帝国签署协议,将伊拉克在波斯湾的两个岛屿——沃巴岛(Warba)与布比延岛(Bubiyan)划归科威特,由此使伊拉克唯一港口乌姆盖斯尔(UmmQasr)失去直通波斯湾的航道,并受到科威特与伊朗两国的钳制。34伊拉克领导人抱怨说,科威特的分离使伊拉克几乎没有海湾的出海口,35伊拉克几乎成为一个内陆国。361938年,科威特立法委员会一致通过科威特重新和伊拉克合并的要求,结果,第二年英国镇压了一次以此为目标的武装起义。371961年科威特宣布独立不久,伊拉克卡塞姆政府企图入侵科威特,科威特求助英国出兵,迫使伊拉克知难而退。1990年,伊拉克强人萨达姆再次以这段历史为借口,武力吞并科威特。这场战争本质上是英国殖民主义政策种下的祸根。38正是这场战争,使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进入海湾地区,将原本属于地区强国的伊拉克彻底打回原形。

事情并未到此为止。即使在阿拉伯国家内部,英国继续推行“分而治之”政策。以伊拉克为例。1917年英国占领巴格达后,根据殖民统治需要和经济利益考虑,重构该国政治版图,将什叶派占主导的巴士拉、库尔德人占主导的摩苏尔,以及逊尼派占主导的巴格达,硬性组合在一起。由此导致伊拉克教派矛盾、政治暴力蔓延,与邻国边界争端延续至今。39

为达到有利于己的目标,英国曾威胁要使整个巴士拉省脱离伊拉克,除非伊拉克政府赞成确保英国对伊拉克有效控制的条约。英国还威胁要使库尔德人居住地区和摩苏尔从伊拉克分离出去,除非费萨尔国王把那里的石油控制权交给英国。40伊拉克政治结构先天不稳,要么是“少数宗派统治多数宗派”的萨达姆式强权,要么是体现教派多数意志的“弱势民主”,始终没有找到适合本国的政治发展道路。

英国在中东“分而治之”的政策特点是如此鲜明,以至中东地区流行一种说法:“如果两条鱼在相斗,背后一定有英国人在捣鬼。”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是英国对中东国家“分而治之”的主要帮凶。法国在1920年击溃费萨尔的阿拉伯军队后,控制了根据《圣雷莫协定》划归法国进行“委任统治”的全部地区。为满足自身统治需要,法国还不遗余力地阻挠当地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并着手肢解叙利亚。尽管多数分割条款未能行得通,但有两项延续下来:一是在1938年将亚历山大瑞塔周边地区分割开来,并使其在第二年被土耳其正式吞并;二是创造出黎巴嫩这一独立国家。41在黎巴嫩地区,法国采取“分而治之”做法,将穆斯林逊尼派、什叶派和希腊东正教、德鲁兹教派都纳入“大黎巴嫩”,但主要扶植基督教马龙派掌权,由此造成该国族群矛盾重重,法国则从中坐享渔翁之利。42

(三)扶植以色列在中东建国

为了确保殖民利益,防止阿拉伯民族发展壮大,英国还刻意在巴勒斯坦地区扶植犹太人建国。巴勒斯坦位于欧亚非三大洲交界处的地中海东岸,北邻黎巴嫩,东接叙利亚、约旦,南与埃及的西奈半岛接壤,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对英国来说,巴勒斯坦既是英国连接埃及和印度的“大陆桥”,也是连接英国的非洲和亚洲殖民地的链条,是从地中海往波斯湾运兵的通道。43英国若能控制该地区,就能在运河的北翼建立起一道坚固的保护屏障,大大加强自己在运河地区的垄断地位,还能同马耳他、塞浦路斯、直布罗陀等英国领地遥相呼应,控制地中海,并将英国在两河流域直至波斯湾的势力范围同埃及联为一体。夺取巴勒斯坦,英国就能更有效地维护它在整个中东的战略利益。44

一战为英国夺取巴勒斯坦提供了难得良机。1914年8月,奥斯曼帝国刚刚向英国宣战,英国驻埃及总督就迫不及待地立即下令,命令英军越过巴、埃边界,对巴勒斯坦的奥斯曼驻军进行袭击。为掩盖夺取巴勒斯坦军事行动的真实目的,英国打出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旗号。45英国认为,如果在巴勒斯坦有一个大规模的犹太居留地,对英国重大利益正处于危机中的那个地区将起到稳定作用,并将有助于整个中东的新生。46“只要公开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理想,把巴勒斯坦打造成犹太国家,就可以既确保苏伊士运河东翼的利益,又避开外界指责英国攫取领土。”47

《赛克斯-皮科特协定》签署后,英国首相格雷马上指示英国驻巴黎大使试探,如果英国发表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声明,法国会作何反应。法国起初对此嗤之以鼻,但英国人清楚讨好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诸多好处。尤其是1916年7月协约国在索姆河攻势受挫后,英国认为必须依靠美国才能击败德国。美国有200万犹太人,只要赢得他们(犹太人)的支持,就能把美国拖入战场。1916年12月,劳合·乔治取代格雷担任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一心想占领巴勒斯坦,又担心引发批判帝国主义的浪潮,于是决定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这既可挫败法国在中东的野心,也能让主张当地实现民族自决的美国总统威尔逊闭嘴。48

毕生致力于犹太复国的魏茨曼,敏感地抓住英国意欲控制巴勒斯坦的图谋,向英国政府一再陈述帮助犹太人建国“从而赢得犹太人支持的好处”。他宣称,在英国保护下的“一个与埃及的一翼接壤的强大的犹太社团的存在,将对可能来自北方的任何危险形成有效的防御”。49

1917年11月2日,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宣称,英国政府同意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之家。”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贝尔福宣言》。表面看,《贝尔福宣言》包含了两个承诺:一个对犹太复国主义者,一个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实际上,这两个承诺相互抵触。早在贝尔福宣言发表前3年,英国便向阿拉伯人许诺,可以有成立国家和获得自由的政治权利。因此贝尔福对阿拉伯人的许诺,不过是装装样子罢了。贝尔福在1919年写给内阁的备忘录中指出:“在巴勒斯坦,我们没有打算,甚至在形式上也不去征询这个国家现有居民的愿望……而犹太复国主义是扎根于悠久的传统、当前的需要和未来的希望之中的,因而其意义远较目前居住在这块古老土地上的70万阿拉伯人的愿望和偏见要深刻得多。”50《贝尔福宣言》给欧洲犹太复国主义者注入一剂强心针,促使大批犹太人向巴勒斯坦地区迁徙,由此为后来以色列在阿拉伯领土建国铺平了道路。

英国抛出《贝尔福宣言》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从近期看,俄国对协约国的战争支持正在动摇,英国需要得到俄国犹太人的支持,迫使俄国继续参战。从远期看,则是借助犹太人增强苏伊士运河防卫力量。一战时期,土耳其曾经从巴勒斯坦向整个西奈半岛上的协约国军队发动进攻,这一事件使英国政府意识到,巴勒斯坦对于防卫有战略意义的苏伊士运河的重要性。51

更重要的是,以色列在中东建国可用来抑制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发展壮大。英国人很清楚,阿拉伯民族主义一旦获得成功,阿拉伯新政府将不允许外部大国统治中东,大国不可能像过去那样肆意掠夺阿拉伯石油和战略财富了。而犹太定居者人数远比阿拉伯穆斯林少得多,其不得不依靠英国,因而更愿意帮助英国维护苏伊士运河安全。52英国首相劳合·乔治认为:“相比阿拉伯人,犹太人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多帮助。”53殖民大臣丘吉尔认为,巴勒斯坦的犹太国能够充当英帝国在中东的一个堡垒和盟国,54犹太复国主义还是“布尔什维克主义邪恶行为”的“解毒剂”。55

英国鼓励犹太人建国,并将犹太人作为中东代言人,目的就是在阿拉伯世界制造混乱与分裂,确保英国长期控制中东这一战略攸关地区。英国政府预测,在阿拉伯人地区建立一个犹太人家园,意味着两个民族声称拥有同一块土地,由此使定居者与巴勒斯坦人的冲突不可避免。56这种冲突“将非常有利于英国对于犹太复主义者和当地阿拉伯分而治之的策略,从而保证其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57恩道尔也指出:“在相互割据、争吵不休的阿拉伯国家的包围之中,由犹太人主导巴勒斯坦,只有求助于英国的庇护才能勉强存在下去。”58

英国进行委任统治初期,在巴勒斯坦的统治地位并不稳固。为改变这一状况,英国奉行“扶犹排阿”政策,在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刻意播下仇恨的种子。英国当局积极鼓励犹太人移入巴勒斯坦,并规定希伯来语是同阿拉伯语、英语一样的官方语言。在英国殖民当局的支持和鼓励下,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的规模迅速扩大。据统计,1918年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为5.6万人,占居民总数的7%,1922年增为8.3万,占11.1%,到1931年达到18%。1932年全球经济危机后,由于德国大规模迫害犹太人,同时美国移民数量缩减,大量欧洲犹太人涌向巴勒斯坦。“从1933年起,迁入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数目从涓涓细流变转为汩汩波涛。”59犹太移民从1932年的9553人猛增到1933年的30327人、1934年的42359人和1935年的61854人。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总人数从1919年的6.5万人上升到1939年的45万人。60英国委任统治当局还偏袒、庇护犹太移民掠夺阿拉伯土地投资建厂,英国甚至纵容犹太人建立“哈加纳”“伊尔贡”“斯特恩集团”等地下武装组织,还向其提供武器弹药。犹太社团俨然成为巴勒斯坦的国中之国。61

以色列移民的大量涌入激起了当地巴勒斯坦人的恐慌和强烈不满。1919年参加叙利亚代表大会的巴勒斯坦代表团宣称:“犹太复国主义比法国人(对叙利亚)的占领更为危险,因为他们(法国人)还知道自己是外国人,而犹太复国主义者竟认为他们到巴勒斯坦来是回家。”62因此,阿拉伯人对犹太人的攻击愈来愈频繁和猛烈,包括1929年的哭墙骚乱、1936年阿拉伯人“民族政治总罢工”和1938年的阿拉伯人大起义。但这些起义终因内部分裂和英国人镇压归于失败。巴勒斯坦由此丧失了阻止犹太人继续移民的反抗能力。到1948年,犹太人已经占到当地总人口的1/3。犹太移民武装也迅速发展,奠定了后来以色列军队的雏形。63

二战前夕,英国眼见与德国交战的可能性愈来愈大,所以必须尽快解决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起义的问题,并避免阿拉伯人倒向“轴心国”。为此,英国政府于1939年5月17日发表了由英国殖民部拟订的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白皮书》,即政府文件第6019号。白皮书主要有三点内容:一是澄清“民族之家”不是“把巴勒斯坦改变为一个犹太国”;二是限制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三是英国将禁止犹太人在巴勒斯坦购买土地。64这意味着英国从“扶犹抑阿”转向“抑犹扶阿”。犹太人由此将矛头对准英国人,频频针对英军目标发动袭击。

英国对犹太人建国问题态度转变,已无法改变以色列建国的大趋势。1947年11月,在联合国关于巴以分治决议的投票中,美国和苏联均投下赞成票。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布成立后,美国16分钟后就予以承认,其速度之快使联大陷入一片“惊奇和犹豫的混乱之中”65。5月17日,苏联宣布承认以色列,也属于最先一批在外交上完全承认犹太国的国家。苏联在承认以色列独立时,斯大林曾说了一句话:“这个地方不会再有和平。”66

美国和苏联在全球各地对抗,但在扶植以色列问题上则立场一致。此举看似费解,实则一目了然:美、苏为了实现争霸目标,都不希望中东实现和平稳定。因为只有中东动荡不定,相互嫌隙,矛盾重重,外部大国才可能坐收渔翁之利。美、苏既可以利用中东紧张和混乱的机会,使中东国家牢牢地依附于它们,从而巩固和扩大它们在中东的势力范围,又可以互相勾结,在必要时拿中东国家的利益做交易,避免因其直接对抗。67

三、余论

英国在中东地区实施“分而治之”政策的动因及后果表明,西方大国在伊斯兰世界频频分疆裂土,归根到底是霸权逻辑的必然产物。一个软弱、分裂的阿拉伯世界,显然有利于西方大国对中东的霸权统治。只要霸权主义存在一天,中东地缘版图分裂就可能持续下去。事实也是如此。二战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并基本继承了英国的地缘传统。美国作为孤悬于欧亚大陆之外的海权国家,其在欧亚大陆的主要目标就是防止出现潜在挑战者,阻止欧亚大陆内部整合。为此,美国总是想方设法在欧亚大陆制造纠纷、动荡、冲突,以便使美国从容扮演“离岸平衡手”角色。

冷战时期,美国主要针对欧亚大陆“巨无霸”苏联采取遏制政策,并最终通过鼓动民族分离的方式,促成苏联轰然解体。冷战结束后,布热津斯基等战略家又希望“欧亚大陆巴尔干化”,使从北非到中东到高加索到中亚再到印度的欧亚大陆,变成相互征战的黑洞。79

在这种情况下,伊斯兰世界成为美国新的遏制和分裂对象。尤其2001年“九一一”事件发生后,美国更是将该地区锁定为“改造”对象。“分而治之”就是惯用伎俩之一。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后,美国高层曾多次萌生肢解伊拉克的念头。2006年,美国国会的一个独立委员会建议,伊拉克应实行由3个自治区组成的联邦制度;2007年1月,美国前常驻联合国代表博尔顿公开声称,美国已不再需要伊拉克的领土完整,计划将其一分为三,最终完全攫取其石油资源;2007年6月,美国高层秘密流传一份“计划B”,核心就是把伊拉克分为什叶派国和库尔德国两个国家,人口占少数的逊尼派要么归于什叶派国,要么归于库尔德国;2007年7月,两名美国学者提出将分区计划,将伊拉克分为3个主要地区;2007年9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一项不具约束力的决议案,建议将伊拉克分为库尔德族、什叶派与逊尼派3个实体分治。据传美国高层还秘密流传过一份瓜分沙特的中东新地图。2011年1月,在西方支持下,苏丹南部通过公投宣布“独立”,苏丹这一非洲领土面积最大的阿拉伯国家,由此一分为二。2011年中东剧变后,各国教派和部族矛盾凸显,西方武力干涉又使利比亚和叙利亚陷入乱局,中东再度面临地缘版图碎片化趋势。

需要指出的是,中东地缘版图的破碎化,固然使西方大国进入中东的门槛和阻力变小,但与此同时,由于中东矛盾错综复杂,各种政治力量林立,使外部大国很难找到可以依赖、长久稳固的战略支撑点。艾森豪威尔曾感叹说:“由于民族主义精神的觉醒和高涨,这个地区出现了一些独立的,然而是不稳定的政权,它们彼此猜疑,并且都是朝不保夕地建立在反复无常、日趋贫困的民众基础之上的……这样一口充满了政治动乱和频繁的‘边境’战争的沸腾的大锅,结果必然使美国很难把这个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来开展和坚持一项稳定而广泛的政策。即使是美国与各个个别国家的双边关系也要考虑到各种急骤的变化,因为邻邦之间的对立往往如此强烈,以致对某一国的友谊竟自动地造成另一国的敌意。”80在某种程度上,中东政治就像流沙一样,成为诱惑大国称霸,进而又埋葬大国霸权的坟墓。

注释：

1.郭家宏:《英帝国对印度“分而治之”政策研究》,载《历史教学问题》2016年第2期,第49页｡

2.[印度]潘尼迦:《印度简史》,简宁译,三联书店,2014版,第273页｡转引自刘莉:《英国的“分而治之”政策与印巴分治》,载《南亚研究季刊》2003年第3期,第59页｡

3[英国]帕姆·杜德:《英国和英帝国危机》,苏仲彦､桂成芳､希明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4年版,第111页｡

5.[英国]约翰·巴戈特·格拉布:《英国和阿拉伯人:五十年情况研究(1908~1958)》,何新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版,第16页｡

6.[埃及]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高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28页｡

7.恩格斯:《土耳其问题的真正症结》,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版,第16页｡

8.[美国]希提:《阿拉伯通史》,马坚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858页｡

9.王三义:《英国在中东的委任统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版,第22页｡

10.[美国]希提:前引书,第858页｡

11.[英国]约翰·达尔文:《后帖木儿时代:全球帝国的兴与衰》,陆伟芳､高芳英译,大象出版社,2011年版,第153页｡

12.[美国]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武军等译,邓正来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3页｡

15.《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一编,第四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67页｡

16.钟志成:《中东国家通史·海湾五国卷》,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10页｡

19.[英国]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的系谱》,刘北成､龚晓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11页｡

20.马克思:《秘密的外交函件的往来》,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版,第169~177页｡

23.[英国]西蒙·蒙蒂菲奥里:《耶路撒冷三千年》,张倩红､马丹静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5年版,第501页｡

24.[美国]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下),迟越､王红生等译,黄席群､罗荣渠校,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577页｡

25.[美国]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621页｡

27.[英国]詹姆斯·巴尔:《瓜分沙洲:英国､法国与塑造中东的斗争》,徐臻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36页｡

28.同上书,第35~36页｡

30.王三义:《英国的中东外交及其结果剖析(1914-1923)》,载《山西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第84页｡

31.同上文,第86页｡

32.[美国]索尔·科恩:《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地理学》,严春松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370页｡

34.曾靖韬:《石油､伊斯兰与战争:波斯湾风云内幕》,天地图书有限公司(香港),2005年版,第19页｡

35.[美国]小阿瑟·戈尔德施密特､劳伦斯·戴维森:《中东史》,哈全安､刘志华译,中国出版集团,2010年版,第422页｡

36.[美国]塔比特·A.J.阿卜杜拉:《伊拉克史》,张旭鹏译,中国出版集团,2013年版,第110页｡

37.[美国]彼得·高恩:《华盛顿的全球赌博》,顾薇､金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50页｡

38.杜波等:《全方位心理战: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透析》,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88页｡

40.[美国]彼得·高恩:前引书,第250页｡

41.[美国]小阿瑟·戈尔德施密特､劳伦斯·戴维森:前引书,第311页｡

43.王三义:前引文,第85页｡

44.香港文汇出版社:《英国如何撤出殖民地》,香港文汇出版社有限公司,1993年,第83页｡

45.同上书,第83~84页｡

46.《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编委会:《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一编,第四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67页｡

47.[英国]詹姆斯·巴尔:前引书,第2页｡

48.[英国]詹姆斯·巴尔:前引书,第38~39页｡

49.于江欣:《中东逐鹿:中东的战与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20页｡

50.同上书,第22页｡

51.同上书,第20页｡

53.[英国]西蒙·蒙蒂菲奥里:前引书,2015年版,第512页｡

54.[英国]罗伯特·斯蒂文思:《纳赛尔传》,王威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第35页｡

55.[英国]西蒙·蒙蒂菲奥里:前引书,第600页｡

57.[法国]弗朗索瓦·马苏里耶:《中东危机》,李阳译,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25页｡

58.[美国]威廉·恩道尔著:《石油战争》,赵刚､旷野等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年版,第52页｡

59.[美国]小阿瑟·戈尔德施密特､劳伦斯·戴维森,前引书,第294页｡

60.[美国]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631页｡

61.香港文汇出版社:前引书,1993年版,第87页｡

62.[法国]弗朗索瓦·马苏里耶:前引书,第49页｡

64.陆保生:前引文,第110页｡

65.转引自彭树智:《二十世纪中东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79页｡

66.[俄罗斯]奥列格·格里涅夫斯基:《苏联外交秘闻》,李京洲等译,东方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67.于江欣:前引书,第284页｡

68.北京大陆桥文化传媒:《中东战火》,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129页｡

69.[英国]约翰·巴戈特·格拉布:《英国和阿拉伯人:五十年情况研究(1908-1958)》,何新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版,第285~286页｡

70.[美国]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下),迟越､王红生等译,黄席群､罗荣渠校,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602页｡

73.王三义:《英国在中东的委任统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版,第4~5页｡

74.这一概念是相对于“蒙昧时代”而言｡在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创立前,阿拉伯半岛精神信仰混乱,政治势力四分五裂,彼此相互征战,这一时期被后世穆斯林称为“蒙昧时代”｡

80.[美国]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回忆录》(三),樊迪､静海等译,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203页｡

田文林.英国在中东的“分而治之”政策及其后果[J].西亚非洲,2020(03):46-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