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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旧思潮斗争在晚清外交事业起步初期的表现
摘要：在两次鸦片战争接连受挫之后，一些思想开明人士在清政府内部涌现。面对当时中西方差异，开始重新考量与西方国家关系，传统的“天朝上国”的心态受到冲击，并且在对外政策上开始积极推进中西交往，近代外交机制的雏形逐渐形成。面对顽固派的阻挠与反对，一些开明人士做出了充分的斗争和努力，伴随着洋务运动的进行，新的外交思潮不断涌现，对近代历史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文章以第一批驻外公使派驻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建立两件重大事件为核心，探究在晚清外交事业起步初期，新旧外交思潮的相互斗争及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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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次鸦片战争的打击后，清政府内部开始涌现出一批思想开明人士。基于当时中西力量的对比，他们重新审视了中西关系。其中，部分官员认为战争的失败原因在于西方拥有坚船利炮而中国“技不如人”，因此只需向西方学习养兵造船之术即可，无需深入学习与交往；而另一部分较为激进的知识精英则认为，需要在国家间交往的层面重新审视中外关系，其思想已初具近代外交机制的雏形。思想开明人士面对顽固保守派的阻挠与反对，做出了极大的努力。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不断有新的外交观念产生，并给予近代历史以重大影响。本文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建立、第一批驻外公使派驻两件近代外交事业起步初期的重大事件为中心，探究其中新旧外交思潮的激烈斗争及其深远影响。
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艰难建立
鸦片战争前，中国没有设立负责外交事务的专门机构，更不具有与他国平等交往的外交观念，朝野上下被“天朝上国”的传统思想所笼罩，视他国为藩属和外夷。直至两次鸦片战争后被迫打开国门，少许知识精英和开明满清贵族才意识到中国外交体系的空白，加之西方国家给予的压力，终于在1860年12月，以奕䜣、文祥、良桂为代表的开明人士开始上书，主张把充斥着封建衙门气息的理藩院和礼部改设为近代化的外交机构，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光绪帝于1861年1月20日批准设立[1]。
结合当时情况来看，奕䜣及其同僚当务之急是要建立一个专门的、正式的机构，来取得与西方国家的正常沟通联系，其目的是与列强进行平等通商。但由于认识有限，他们虽然理解到侵略者志在通商，但对中外贸易不报长远希望，甚至提出：“虽有夷酋驻京，无事可办，久必废然思返。”①由此来看，总理衙门的设置带有暂时御敌的性质。基于这种单纯和不成熟的外交思想，清政府把总理衙门的建立视为权宜之计，为解燃眉之急，“候军务肃清，外国事物较简，即行裁撤，仍归军机处办理，以符旧制。”②可见，清政府仍然以被动的态度来应对外交事务。而在这个过程中，奕䜣对外交事务有了许多新看法，他提出：“（列强）其意必欲中国以邻邦相待，不愿以属国自居……如果待以优礼，似觉渐形驯服。”③可见，奕䜣已渐渐接受了近代外交的原则，不再是以“抚局”的落后态度来处理外务。朝廷中也有部分顽固的保守派，他们反对打开外交的大门，认为打开国家的大门无异于引狼入室，会加深中国被侵略的程度，但因为总理衙门初建时的定位为临时性的处理夷务与商务的机构，因此这种声音在当时较为微弱。[2]
总理衙门本应当是对西方加深认识的产物，然而其建立初期这种认识是有限的，仅仅局限于一种被动消极的外交状态：机构只在中国本土设立，主要目的为处理夷务，与军机处等机构的关系复杂，与其他部门矛盾重重，人员大多数为晚清贵族官僚兼任，缺少专业外交人才……多种因素决定了总理衙门所具有的时代局限性。除了局限性，总理衙门还具有一定的过渡性，它为闭关锁国的传统外交政策打开了一个缺口，透过这个小缺口，中国人开始更深入地了解西方大国。如果说洋务运动是中国人从真正觉醒到开始付诸实践的丰碑，那么总理事务衙门便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追求平等的国际地位和近代化外交的开端。其设立的意义非同凡响：第一，作为一种精神鼓励，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研究中外关系，对于当时内忧外患的的中国是一剂猛药；第二，它的出现与洋务运动相辅相成，洋务运动的口号“师夷长技以制夷”也是在总理衙门设立的背景下提出。[3]
1901年，根据《辛丑条约》第十二条所规定，总理衙门改为外交部，居于六部之上，1911年后，外交部仍继续保留至今。总理衙门作为中国近代第一个正式的外交机构，见证了苟延残喘的清政府与列强周旋、签订屈辱条约的全过程，也是后来一批批开眼看世界的先进知识精英所聚集的部门，为中国的解放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4]
二、第一批驻外公使派驻
1858年中英签订《天津条约》，明确规定中英两国可以任意交派秉权大员互到对方京城，但清政府直到1875年马嘉里事件发生后，才被迫为此条款付诸实际行动。派遣使节的工作搁浅下来，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保守派的强烈反对，在时人心目中，驻外公使这一职务更是与“流刑”没有差别。士大夫们在朝堂上一傅众咻，他们的理由很充分：“中国赴外国，并无应办事件，无须遣使。中国出使外国……若不得人而往，转恐遗羞域外，误我事机。”④这里的“事机”应指清廷企图自强求富、巩固统治的计划，他们认为若此时调遣官员出使国外，即使不会产生大的风波，也会耽误国内正如火如荼的洋务运动，可见他们看待派遣使节一事持“无济于事”的评价，若真的派遣甚至会“徒损国体”。“我之使彼，形同寄生，情类质子，供其驱策，随其颦笑，徒辱国而已。”⑤保守派的强硬态度在当时看来多少有不屈的骨气，初心也是在维护国家的尊严。此外，他们在面对诸多洋务纷争时经常表现出为民着想的姿态，赢得了全国上下的赞扬，派遣公使的工作因此被耽搁。[5]
然而派驻外公使是近代中国外交中十分重要的一环，也是深入接触学习西方国家的机会，代表守旧势力的保守派遭到了进步人士的针锋相对。郭嵩焘提出：“英国无多事可办，专在考求一切。”⑥这也是他下定决心成为中国第一位外派公使的根本原因。郭嵩焘强调审时度势，面对激变的世界局势，他摒弃了“天朝上国”的落后观念，曾说：“天下，势而已矣。势，轻重也。极重不可反，识其重而亟反之，反之，力也。”“洋人之强，远过于前代……中国与之相处，其情事亦绝异于前代。”⑦郭的话意义明确：世界大局已变，西方国家占有明显优势，只有积极学习才可以达到洋务运动自强求富的目的，而且不仅仅局限于形而下的内容。他还强调：“知天下之势者，可与审几矣，知天下之几者，乃以销天下之险阻，而势之轻重，斟酌焉而得其平。”⑧盲目地搞洋务运动是闭门造车，出使西方也绝非羞耻，站在国际互通的高度才是扭转中国外交被动局面的办法。这种思想在当时社会过于超前，使郭嵩焘背负上了“叛国”“二臣”等罪名。面对种种压力，郭嵩焘转入分析从1840年到十九世纪中后期中国对西方的认识进展不大的原因，区别于保守派所谓的“因爱国而排外”，他得出上至皇帝权臣、下至平民百姓的“夷狄兽心，不可理论”的“惧洋”心理仍是阻碍外交事业发展的原因。针对此心理，他安抚道：“能知洋情，而后知所以控制之法。”⑨想要克服恐惧心理，还需真正了解西方。[6]
马嘉里事件发生后，迫于英方压力，清政府对出使一事开始动摇。郭嵩焘于1875年被委任为出使英国大臣正使，次年八月与副使刘锡鸿一起出使英国，婉言是前往英国就马嘉里事件道歉，实际上成为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诏令一出，郭嵩焘成了保守派的谴责对象，朝廷震惊，京城哗然，全国上下高呼郭为卖国贼，当时有同乡的湖南人写了“天主教大教士郭寓”的条幅。就连好友李慈铭也批评道：“郭、刘衔命至英吉利，实以马嘉里之死，往彼谢罪，尤志士所不忍言也。”⑩同乡的王闿运痛呼：“筠仙晚出，负此谤名，湖南人至耻与伍。”⑪可见当时的中国社会普遍不认可公使派驻的做法。[7]
清政府对郭嵩焘是不信任的，从派遣刘锡鸿一同前往就可以看出来。刘锡鸿的作用既是监督郭嵩焘，也是清廷想真正客观了解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刘锡鸿身为保守势力的中坚力量，对郭嵩焘的言行和理论十分反感，处处针锋相对。但刘锡鸿的反近代化思想不能等同于保守派所谓的“因爱国而排外”，他对西方社会也有完整准确的认识，这一点在他出使后表现得很明显。刘锡鸿的眼见与驻英后的言行更体现了此人并非是个外交庸才，他惊叹于西方的民主与开明，并能在其社会制度中找到儒家所倡导的“仁”的影子，感叹道：“此间政教风俗，气象日新”。可以看出，刘锡鸿对西方的民主政治是十分羡慕的，他也曾思考过清政府逐渐衰败的原因，与郭嵩焘所想的一样，即纲纪紊乱、吏治不修。但两人的解决之道却选择了截然不同的道路：郭嵩焘选择通过外交手段深入西方国家学习先进的物质与精神文明，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出了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的主张；刘锡鸿则高抬封建理论，呼吁一切回到清朝初封邦建国的状态，彻底断绝与西方的来往，基于这种偏激的观念，刘锡鸿成为顽固派的代表人物。[8]
就当时现实情况来看，郭嵩焘的想法过于天真和超前，违背了清廷的原则。刘锡鸿针对郭嵩焘着重强调向学习西方的“学”字，展开批驳。他批判道，政体和吏治衰落的原因是近些年来西方的渗透，把原先固若金汤的清廷秩序变成了不中不西、夹在两个文明之间的尴尬之物。如果此时的中国大办外交，后果一定无法设想，全国四万多士大夫都依赖着固有的秩序生存，根本经受不住西化后的政治社会；其次，学习西方不是学生去学习老师的长处，实质便是“东施效颦”。虽然谈不上羞耻，但依旧是别人的东西，搞不好还会危及清政府的封建统治。与其从零开始学习，不如发挥封建社会体制的优势来与西方抗争到底。[9]
刘锡鸿谈的都是祖宗列法的老一套，但他对当时西方的侵略势力有十分有趣的见解，达到了与洋务派和拍的效果。他不认为洋人的侵略有灭亡中国的野心，西方国家不过“志在通商”，如奕䜣所言：“虽有夷酋驻京，无事可办，久必废然思返”。因此，刘锡鸿对积极外交不抱希望，更甚者，他想象着等洋人达到通商目的后，中国又可以恢复到以前历朝历代的平静中。刘锡鸿对近代中国外交局势的错误判断，遭到了郭嵩焘的反对，显然这位“中国洋务第一人”已经明白了中外平等交往已成为历史潮流大势，中国不可能再次闭关锁国，这也更加坚定了他同西方保持长期外交关系的决心。1878年，郭嵩焘兼任出使法国大臣一职。就长久外交的问的题上，刘、郭二人的矛盾再次加深。[10]
郭嵩焘对西方社会的认可已经上升到了政治体制层面，折射出维新思想的影子，所倡导的学习目的超越了器物的层面。他并不打算在洋务运动大功告成后就将中国外交事业搁置下来，甚至想给清政府的官僚政治来一次大换血。郭嵩焘的理念已经超越了洋务运动的时代局限，违背了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的原则，使李鸿章对他大为失望。郭嵩焘在一定意义上已经不再是一名标准的士大夫，他对西方政治经济文化所表现出来的热衷成为刘锡鸿再次以德报怨的把柄。可悲的是，两人同为中国富强而做出极大努力，却因方法道路、性格缺陷等原因而矛盾重重。1879年，刘锡鸿以郭嵩焘的“十罪状”上书朝廷，郭嵩焘即被召回。[11]
派驻公使并不只是派驻出国本身，实际上它涉及到对各种外交思潮的认识与斗争，例如如何认识西方的强大，中国向西方到底该学习什么层面的东西，中西是否能保持长期的外交交往，是否是在国家间的平等交往等等一系列相关问题。这些问题在中国第一次派驻公使的过程及第一批驻外公使间的激烈思想斗争中被激烈探讨，引发了一场又一场的思想斗争，也正是在斗争过程中，外交事业及人们的外交思想不断前进。[12]
三、结论
近代中国外交事业在激进派与保守派的激烈斗争中艰难起步，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缓慢前进。从第一个正式外交机构的诞生，到第一批驻外公使的出使，它伴随着洋务运动一起逐步推进，即使洋务运动失败，中国的外交事业也一直坚持了下去，并不断进步。郭嵩焘、刘锡鸿虽然在政见上不和，但他们在外交过程中表现出的爱国精神为后世外交家所承袭，深深地影响了近现代外交事业的发展。在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我们不难找到近代外交思想的影子。中国人一向崇尚“和”与“仁”，积极稳定的外交能为国家提供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睦的经济关系，我们探讨早期外交事业的艰难进展，对新时期的对外交往事业仍具有深远的意义。
注释：
①齐思和等.第二次鸦片战争[M].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
②贾桢等纂.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1[Z].
③齐思和等.第二次鸦片战争[M].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
④宝鋆等纂.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6[Z].
⑤李慈铭.越缦堂日记[M].扬州：广陵书社，2004.
⑥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三卷）[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⑦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一卷）[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⑧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一卷）[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⑨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三卷）[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⑩李慈铭.越缦堂日记[M].扬州：广陵书社，2004.
⑪王维江.郭嵩焘与刘锡鸿[J].学术月刊，1995（4）.
参考文献：
[1]宝鋆等纂.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6[Z].
[2]贾桢等纂.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1[Z].
[3]郭嵩焘.郭嵩焘日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4]李慈铭.越缦堂日记[M].扬州：广陵书社，2004.
[5]齐思和等.第二次鸦片战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周绘林.晚清外交事业起步初期的新旧思潮斗争[J].科学咨询,2020(1)8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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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刊时间：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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