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与文献述评

2019年底暴发了新冠肺炎疫情，目前我国的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但全球疫情防控仍存在很大不确定性。为防控疫情扩散，世界各国都曾不同程度地采取停工停产、交通管控等措施，人流物流明显受限，部分产品供应一度中断，产业链下游受到严重冲击。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复杂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风险性，产业安全问题引起各国广泛重视。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投资贸易形势和我国未来吸引外资走势有何影响？后疫情时代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将如何演化？这些问题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有学者认为，疫情过后，许多国家出于国家经济安全和产业安全，将推动海外制造业回流本土，加大国内投资并完善国内产业链，一些国际贸易将由国内生产和供给替代，这会抑制跨国直接投资，或者刺激跨国公司进行生产分散化布局，从而避免单一生产环节在区域上过于集中，中国在吸引外资上将面临更大压力。但也有学者认为，疫情使跨国公司利润受损，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受损更加严重，产业外迁或回流本土缺乏充裕的资金支持，而且，中国在疫情防控上的有力举措和显著成效恰恰展现了中国的产业实力和综合竞争力，中国在吸引外资上仍有明显的优势和强大的吸引力。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逐步扩大开放，形成了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外资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3年以来，我国一直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近些年来，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投资和贸易增长低迷，但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保持稳定增长，连续多年稳居吸引跨境直接投资东道国的前3位，2018年仅次于美国，位居全球第二。2019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9415.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8%，再创历史新高，继续稳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和全球第二位。许多学者分析了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优势。文洁曾分析跨国公司对我国投资的多种原因，包括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广阔的市场，投资硬环境和软环境的改善，成本低廉的劳动力，先期进入的跨国公司的示范效应，以及跨国公司母国的政策激励[1]。原瑞辰分析认为，虽然疫情对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但我国在吸引外资上有独特优势，包括更完整的工业体系和齐全的配套供应，熟练的劳工队伍，庞大的国内市场，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2]。郑伟和钊阳认为，除了这些因素，我国吸引外资的优势还包括基础设施水平不断提升，开放水平越来越高，技术创新和研发能力不断提升。他们还指出，中国在吸引外资上也面临一些挑战和瓶颈，比如，受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前后夹击”。这是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重新重视实体经济发展，投资政策上呈现“吸引回流”“限制外流”趋势，巴西、越南、印度、印尼等发展中国家实行更积极的吸引外资政策，我国在吸引和留住劳动密集型外资方面面临更激烈的竞争；再者，中美贸易关系不稳定性加剧，也削弱了我国吸引外资的竞争力[3]。

综上所述，针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吸引外资的良好表现，学者们分析了背后的各种原因。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是在积极参与国际分工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积极融入全球化，同时也是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因此，分析判断后疫情时代中国吸引外资的形势，不应局限于分析新冠肺炎疫情事件的影响，而是要结合近年来全球投资和贸易形势、全球价值链变动态势，分析我国吸引外资的优势和劣势。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价值链明显表现出不同于以往的变动趋势，不是在扩张而是在收缩，但中国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仍然保持了对外资的强劲吸引力，如何认识和解释这一“悖论”，是预判后疫情时代我国吸引外资形势不能回避的问题。另一方面，跨国公司是全球化演进的微观主体，跨国公司在全球投资和生产的布局是全球价值链宏观上变化的内生动力，因此，无论是解释中国吸引外商投资逆势增长“悖论”，还是预判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趋势，都应该从跨国公司这一微观主体出发，深入探究跨国公司全球投资的动机和各国的区位条件。

二、全球价值链收缩与中国吸引外资的逆势增长“悖论”

从全球经济、投资和贸易的增长情况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是一个明显的分水岭。首先，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是比较大的，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中、美、德、日、欧盟的经济增速均在2008和2009年出现明显下滑，与危机前的2007年相比，2009年上述各个国家或地区GDP增速分别下降了4.8%、4.4%、8.7%、7.1%和7.5%，除中国外，美国、德国、日本和欧盟经济均为负增长。其次，全球投资和贸易增速在危机前后表现出明显的分化。根据江小涓的研究，对比1998—2007年和2008—2017年两个时间段，全球贸易增速和外国直接投资增速呈现出明显的下滑特征。具体而言，前后两个时段全球贸易增速分别是6.70%和3.09%，下降了3.61个百分点，外国直接投资增速分别是28.49%和16.27%，下降了12.22百分点。中国在国际金融危机前后两个十年也呈现出同样的变动态势，贸易增速分别是23.57%和5.37%，下降了18.2百分点；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速分别是5.65%和3.95%，下降了1.70百分点[4]。将我国贸易增速与全球贸易增速下滑幅度作比较，我国贸易增速下滑更明显。

更关键的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也是全球化演变的重要分界点。全球化有多重表现，其中之一是国际分工的细化和深化，进而表现为全球价值链的兴起与扩张。全球价值链变动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全球价值链内贸易占全球贸易的比重。根据世界银行2019年发布的《2020年世界发展报告：在全球价值链时代以贸易促发展》，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化步入快速增长阶段，这主要受益于船舶大型化、集装箱的广泛应用，以及飞机加入现代交通方式中来。20世纪90年代以后，全球化迅猛发展，这背后的原因是多重的，比如，1990年前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的政治格局解体，东欧各国融入全球经济。始于1986年的乌拉圭回合谈判于1994年签署最终协议，取得了重要成果。在货物贸易方面，关税有大幅度减让，一系列贸易规则制定出来，各国签署了《服务总协定》（GATS），另外还签署了知识产权协定。中国于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开放程度不断提升，尤其是2001年正式加入WTO后，中国充分利用成本优势，积极承接产业转移，成为全球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2008年以后，全球价值链扩张停滞，甚至表现出一定的收缩态势。这背后同样有多个原因，其中包括，最近几年保护主义抬头，一些国家挑起贸易争端，通过加征关税、限制出口等手段进行贸易保护，并引发贸易反制。这直接增加了跨国公司全球贸易的关税成本，而且政策具有不确定性，这也增加了跨境投资的间接成本。美国、日本等国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致力于推动制造业回归，与此同时大力推动工业互联网、工业4.0和智能制造的发展，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发展制造业的人力资源约束，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与全球价值链收缩相对应的，是生产的区域化和本地化趋势得以强化。

但在全球价值链收缩的背景下，中国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表现优异。在表1中，笔者整理了1998—2017年20年间中国、美国、德国、日本和欧盟历年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占当年世界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总额的比重。以2008年为分界点，1998—2007年，中、美、德、日和欧盟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占比的均值分别是5.60%、17.93%、5.61%、0.72%和39.17%;2008—2017年，中、美、德、日和欧盟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所占比重的均值分别是10.30%、14.28%、3.15%、0.64%和28.42%。对比发现，美国、德国、日本和欧盟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占比均值均发生不同程度的下降，尤其是欧盟地区，下降幅度明显。而中国在金融危机前后两个阶段，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占比的均值发生了明显的上升，从5.60%提高到了10.30%，也就是说，中国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中占有的比重几乎增长了一倍。

表11998—2017年中国、日本、美国、德国、欧盟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占世界总量的比重

三、外商直接投资动机的细分与中国吸引外资的逆势增长“悖论”

（一）外商直接投资动机的异质性

外国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所考量的因素，与外国直接投资的动机或目的紧密相关。比如，投资动机不同，东道国的政治风险、制度质量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就可能不同。李笑和华桂宏利用2008-201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技术寻求型和市场寻求型OFDI存在高政治风险偏好，但技术寻求型OFDI大多集中于发达国家，自然资源寻求型OFDI则偏向低政治风险[5]。

从根本上讲，跨国公司全球投资和生产布局的决策是为了追求收益最大化，但实现收益最大化可以通过不同的渠道实现，比如降低生产成本，或者扩大销售市场，而东道国的区位条件各有优劣势，这就导致不同国家或地区对不同投资动机的外国直接投资有不同的吸引力。投资动机具有异质性，跨国公司在不同区域的投资偏向不同的投资动机，而一个国家在不同阶段、不同地区也有不同的投资动机。李国平和田边裕就指出，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从资源型、成本型转换到目前的综合型（市场+生产+信息）。而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剧烈变动，各区域区位条件和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日本对北美和欧洲等发达区域、亚洲、中国的投资动机具有区域性差异，比如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处于从成本型向生产主导的复合型（生产+市场）的过渡之中[6]。

Dunning把FDI投资动机分为四种类型，分别是效率寻求型、市场寻求型、资源寻求型和战略资产寻求型[7]。效率寻求型是指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利用规模经济优势；市场寻求型主要是通过内部化贸易来规避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壁垒，或为了便于在东道国就地销售，因此，市场寻求型投资通常发生在市场规模较大的国家或地区；资源寻求型主要是为了获得本国短缺的原材料和能源；战略资产寻求型主要基于战略考虑，通常是为了获取技术知识和本地化属性的隐性知识，以及品牌、声誉、先进的管理经验、分销网络、技术装备等战略性资产。Markusen[8]和Helpman等[9]依据东道国子公司在跨国公司产业链上的分工层次，把FDI区分为横向扩张的水平型FDI和纵向扩张的垂直型FDI。Chen等[10]、Neureiter和Nunnenkamp[11]把FDI区分为以成本为导向的FDI和以市场为导向的FDI。虽然划分方法各异，但成本导向型和市场导向型是跨国公司全球投资的两类主要投资动机。横向扩张的水平型FDI基本上是为了抢占东道国或邻近地区的市场，而纵向扩张的垂直型FDI主要是为了寻求低成本。而在Dunning划分的四种类型中，追求效率本质上也是为了降低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实现资源全球配置的成本最小化，主要的途径是利用后发国家或地区价格低廉的劳动力要素、土地要素以及较低的环境成本等。追求资源、战略资产从本质上讲也是出于降低成本或提高效率的考虑，因此，Dunning所区分的四类投资动机可以进一步归纳为成本导向型和市场导向型。

基于既有研究，笔者依据实现利润最大化的两种最主要的途径———降低生产成本和扩大销售市场，把投资动机区分为两类，即成本导向型和市场导向型，并据此分析中国作为投资东道国对成本导向型和市场导向型FDI的吸引力。进行这种区分，有助于厘清中国作为东道国的吸引外资优势和劣势，评估中国吸引外资的竞争力，据以提出对策建议。

（二）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区位因素分析

首先来看对成本导向型投资的吸引力。近年来，中国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李建强和赵西亮利用2002—2011年的制造业数据核算比较了我国与主要竞争国家的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发现我国单位劳动力成本已经高于印尼、泰国和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12]。在中国，资源、环境已经无法承受粗放增长模式，资源、环境成本也在提高。再加上土地成本的上升，我国生产成本上的优势不断弱化。但是，对外商直接投资来讲，除了直接的生产成本，还要考虑间接成本、隐性成本和生产效率。首先，我国劳动力绝对数量虽然近几年连续下降，但劳动力数量依然庞大，2019年接近9亿，随着现代交通的发展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推进，劳动力在区域间便捷流动，为产业发展提供了一支稳定的产业大军。并且在我国劳动力中，有1.7亿受过高等教育和高技能的人才，为产业的转型升级和吸引高科技产业投资提供了人力资本支撑。其次，我国制造业规模全球最大，工业体系完备，有强大的生产能力，产业配套齐全高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初期的简单加工组装逐步向价值链两端延伸，垂直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能够为产业配套提供强有力的支撑，降低了企业投资的产业配套成本。再次，我国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尤其是东部和中部地区，高铁网络加速完善，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重点城市群区域同城化效应开始显现，区域内要素、商品高效快速流动。还有，中国作为投资东道国的吸引力还与整个亚洲地区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息息相关。目前，世界形成了北美、欧洲和亚洲三大生产基地，美国、德国和中国分别是三大生产基地的中心。当前，中日韩、东南亚各国等均是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参与国，在产业上彼此间既有竞争又有紧密的合作。以苹果手机在中国的组装为例，主要零部件供应商除了欧洲和美国，还包括中国、日本、韩国等。近些年来，亚洲各国间通过中日韩自贸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区域贸易协定深化合作，经济联系加强，所以中国吸引外资的竞争力也来源于亚洲在全球分工和贸易中的重要地位。最后，我国的营商环境不断优化，投资软环境明显改善。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持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实行外商投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负面清单不断压减，开放领域不断扩大；实施了“证照分离”“照后减证”，以及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等改革，商事登记制度不断优化，政府行政审批权不断精简和下放，行政效率明显提升，政府监管重心从事前审批转向事中事后监管，不断优化监管方式，加强监管部门信息沟通和联合执法，市场监管水平不断提升。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2020》显示，中国营商环境排名继2018年从78位跃升至46位，再度跃升至31位，连续两年入列全球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十大经济体。总之，虽然劳动力成本等显性成本在提高，但中国在吸引成本导向型FDI上依然有综合竞争力。

其次来看对市场导向型投资的吸引力。这需要先特别说明两点。其一，一些投资或许同时兼有成本导向动机和市场导向动机，如Feinberg&Keane利用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分支机构与母公司的贸易数据进行的研究发现，只有12%的跨国公司进行单纯的水平型FDI（市场寻求型FDI），有19%从事单纯的垂直型FDI（成本驱动型FDI），其余69%同时包含两种动机[13]。但依据产品特点、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东道国与母国区位要素差异化特征、产品销售地占比等加以分析，许多投资仍然是有所侧重的。并且，混合投资动机并不影响基于细分投资动机对区位条件进行分析，混合投资动机恰恰证明区位条件同时具有成本优势和市场优势。其二，寻求市场并不是简单地寻求当地销售，节约运输成本，而是包含了多重内涵。在人们的传统认知中，当产品运输难度大、运输成本高，但产品价值低时，企业更倾向于进行市场导向型投资。但市场竞争、科技进步等正在使这一传统认知发生变化。当今世界，消费品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尤其是电子类消费产品，一些曾经市场占有率较高的品牌也较快销声匿迹，技术和产品更新换代非常快，贴近消费市场可以更好地了解消费者需求，获取市场信息，进而进行产品的个性化、本土化设计，有针对性地开展营销宣传，而且便于进行售后服务。近些年来，很多跨国公司开始注重在投资东道国设立研发中心，一方面是为了获取东道国的先进技术，或者是利用其优质的人力资本和科研资源，另一方面通常也是考虑到面向当地消费者进行本土化的产品研发和设计。

截至2019年底，中国有超过14亿人口，经济总量接近100万亿元，人均GDP突破了1万美元。对照世界银行标准，无论是按平均汇率还是按购买力平价汇率进行测算，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超过4亿人，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消费能力巨大。例如，在特斯拉2020年第一季度全球销量中，中国大陆总销量达18586台，占全球总销量的21%。我国目前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消费市场。据统计，2019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11649亿元，比上年名义增长8.0%。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2019年中美汇率数据，2019年人民币兑美元平均汇率约为6.8985∶1，据此测算，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折合59672.25亿美元。据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的数据，2019年美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2375.57亿美元，同比上涨3.6%。对比发现，2019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美国少2703.32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95.67%。从纵向比较看，近几年来，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美国的差距逐步缩小，从2017年的3400亿美元缩小到2018年的2800亿美元，又进一步缩小到2019年的2703.32亿美元。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GI)2019年发布的报告《变革中的变化：贸易与价值链的未来图景》指出，2013年以来，区域内贸易占全球商品贸易总量的比例增长了2.7%，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兴市场的消费增长，其中亚洲和欧盟的增长势头尤为迅猛。2007-2017年，由于中国的自产自销，全球中间品贸易下降了5.1%。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升，人们消费呈现个性化、品质化、高端化趋势，文体娱乐、旅游、教育、餐饮、家政服务、医疗美容、养老等消费将保持强劲增长势头，我国未来的消费市场规模增长空间巨大。而且，农村地区基础设施正在不断完善，尤其是交通基础设施和物流配送体系不断健全，拼多多等电商公司实施下沉市场战略，小城镇和广大农村地区的消费潜力得到激发。总之，我国超大市场规模的优势正在加快释放，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正在形成。

四、结论与启示

针对全球价值链收缩与中国吸引外资逆势增长“悖论”，本文区分了外商投资的两种主要动机，即成本导向型动机和市场导向型动机。针对成本导向型动机，随着我国包括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环境成本等在内的综合成本的上升，部分低端制造业外迁到成本更低的国家或地区。综合成本上升对吸引成本导向型投资有负向影响。但是，效率的决定因素是多样的、复杂的，中国在劳动力与人力资本、工业体系和产业配套、物流服务体系、硬件基础设施、营商环境等方面具有综合优势，并且很多优势不断强化，对冲了综合成本上升的部分影响，所以，即便是对于成本导向型投资，仍保有较强的吸引力。中国有超大规模、目前在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消费市场，并且随着中国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居民收入将持续增长，未来市场空间和潜力巨大，对市场导向型投资的吸引力越来越强。

2008年后全球价值链的收缩趋势值得引起高度重视，新冠肺炎疫情将与全球价值链重构背后的多重因素叠加，发挥加速重构效应。这是指，无论国家还是企业，都将重新思考如何在安全与效率、区域与全球、竞争与合作上寻求再平衡。总体上看，相对于疫情之前，对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性的重视将强化，可能适度牺牲效率，以换取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可控性，更注重生产的本地化和区域化，国际分工环节可能收缩，国家之间、区域之间的竞争可能更加激烈。这对中国来讲，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一方面，要综合施策，降低企业投资的显性和隐性成本，提高对成本导向型投资的吸引力。包括进一步减税降费，规范涉企收费；加强对农民工等群体的培训，提升人力资本，为吸引高科技产业提供人力资本支撑；目前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重点城市群区域，物流配送体系已经很发达，但物流成本仍有下降空间，因此要进一步优化物流服务体系，降低物流成本，提高物流效率；注重在重点城市群区域发展产业链集群，充分发挥产业集群的溢出效应和规模经济优势，有针对性地弥补产业链上的短板和薄弱环节，提高供应链效率和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度，降低产业配套成本；在营商环境优化方面，尤其要注重营商环境市场化、国际化和法治化的提升，进一步扩大开放，尤其是金融、保险、教育、医疗等服务领域的开放，加大“证照分离”“照后减证”的实施力度，清理不合理的隐性限制。

另一方面，中国有超大市场规模的优势，但由于行政区域间仍有一定程度的地方保护，存在一定的行政壁垒，妨碍了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市场体系的完善和对市场导向型FDI吸引力的充分释放。因此，要进一步优化政绩考评制度，破除GDP至上情结，引导地方更加注重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处理好政府与市场间的关系；加大反垄断执法与惩处力度，扩大反垄断处罚的警示效应，破除行政垄断，加快石油、天然气、铁路等自然垄断行业竞争环节向市场开放；加强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修订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实施细则，强化行政机关和负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责的单位出台政策措施前的公平竞争审查，对于存量政策措施，逐步清查，废除与公平竞争审查规定不符的政策措施。加快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形成生产要素从低质低效领域向优质高效领域流动的机制，改变要素配置扭曲局面，提高要素配置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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